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滇茶简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滇茶简史”相关知识！
商周时期濮人种茶
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上述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巴蜀之茶已作贡品。据吴觉农《茶经述评》称：当时所指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及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故贡品中有云南茶。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部族国。其中髳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髳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古刈、哈瓦、德昂、崩龙等。流传至今，云南茶区还有布朗、哈瓦、德昂等少数民族。据许慎《说文解宇》说，这些称呼都是由“濮”“蛮”二字的音源而来，只是译音取字不同而已。又据史料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清·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清时期规定云南顺宁府的蒲蛮以矮犬为贡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定甫中后将永昌郡濮民数千部落移至云南郡和建宁郡囤田。由上可知濮人祖居云南的历史长久，分布面也广，当地有适宜种茶条件，故有濮人为云南种茶始祖之说。这与上述商周时期云南以茶为贡品是吻合的。
两汉时期茶产益州
三国时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上述记载中的“荼”即古茶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于汉，武帝赐以金质“滇王之印”，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汉献帝建安19年(公元214年)设庲降都尉于今之曲靖，统辖益州、朱提(今昭通一带)、兴古(今文山，红河州部分地区)、永昌(今保山和临沧地区)、云南(今大理和楚雄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越(今四川西昌和云南丽江及楚雄部分地区)七个郡。可见两汉时滇治均属益州管辖。故吴普《本草、菜部》所称益州主要是指现今云南所属之地。
三国时期南中茶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平夷县距当时南中的中心味县(今曲靖)140里。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子当时已有盛名。
唐宋时期茶出银生城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今景东县)界诸山，即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之地。蒙舍蛮系唐代洱海附近居民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住在今巍山、南涧县境。
清·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中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西番指今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云南产茶集中在滇南，采制粗放，饮用方法都是加上香辣等配料煮饮。并且可知当时云南茶已销往西藏等地。
明代名茶问世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16世纪下)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明末(1639年)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滇游日记》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太华茶招待。
上述记载表明，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云南已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
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
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刘健《闻夜录》称：顺治18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
张泓《滇南新语》(1755年)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
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记述：“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载：“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岁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王昶《滇行日录》(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1782年)记有：“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茶山极广，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它茶为独胜。”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1799年)称：“普洱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师范《滇系·山川》(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220里曰莽芝；260里曰革登；340里曰蛮砖；365里曰倚邦；520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
雪渔《鸿泥杂志·卷二》(1826年)有：“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
[page_break]
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1867年)载：“朱继用又言：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光绪末年(1908)顺宁府太守琦磷号叔敏与当地知名人士陈晓峰倡导种茶，引种双江勐库茶子，初种于城后凤山，蔚然成园。此后即推广普及全县。
上述清代茶事记载表明：云南普洱茶产、制、运销的盛况，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滇西南双江、凤庆等地的茶区在发展；普洱茶及其茶膏具有多功能的药理作用，故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不但士庶所用皆普茶，京师尤重之。所谓普洱茶，即记载中的饼茶、团茶，女儿茶等皆属之。今天的沱茶、紧茶、方茶、砖茶以及各级滇青皆属普洱茶。但与现在广东、湖南、四川等省将茶叶经过陈化处理而成的“普洱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关于云南六大茶山，经考证，应是攸乐、葬芝、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六山，位于澜沧江东岸，除攸乐山在今景洪市境，其余五大茶山均系今勐腊县境内。
民国时期茶事先兴后衰
民国年间，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校长为景谷县乡绅纪襄廷题词“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硚（音）之后，在公一人”。当地人立石树碑于县内以表其功德。(按纪为清咸十年间人，对发展景谷茶叶生产卓有成效，群众深受其益，故立碑纪念。今景谷青毛茶是全省收购标准的标准样，属于国家商业部主管标准样之一。)民国三年(1914)9月30日征集参加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茶一封，那次云南陈列品总值银元2000元，其中茶叶类值30元。
民国五年(1916)云南沱茶首次定型加工为现在的碗形沱茶，这是经历了多年的储、运、销售工作实践，几经演变而形成的造型，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碗形窝部有通风透气，防止霉变的作用，成为畅销国内外品种之一。当时下关永昌祥沱茶负有盛名，因其配料有特点，取勐库茶香味浓厚，凤山茶兼具外形美观之优点，故产品盛销多年不衰，为其它牌号沱茶所不及。
民国九年(1920)在昆明设立云南茶务讲习所。
民国十二年(1923)在佛海县南糯山设立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
民国十四年(1925)柴萼《梵天庐丛录》记有，“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22日征集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土特产陈列品中有宜良宝洪茶。博览会展期是1933年6月1日至11月1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产茶19．6万担，是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出口9224公担，价值国币31．63万元。
民国二十七年(1938)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即“省茶司”前身)。于12月16日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
“省茶司”与东陆大学订立茶树栽培实验合同，对云南茶树品种与国内及印度锡兰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同时对变种进行分离试验。
云南茶界人土郑鹤春、汤惠荪、蔡无忌、沈士华等筹建中国茶叶学会云南分会，从事学术考查研究。
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省茶司”派员赴顺宁县城郊筹建顺宁实验茶厂(风庆茶厂前身)，采取边建边投产的办法，当年试制成功工夫红茶348担，定名云红，开云南机制红茶之先河，运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转销伦敦，以其品质优异，获伦敦市场茶师的高度评价，云南红茶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省茶司”租用宜良县老洪山、团山等地的土地2000亩作推广示范茶园，与省合作事业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组成茶叶合作社，分工负责：合委会管行政，富行管贷款，公司提供技术设备和种苗。划出500亩为公司示范茶园，设临时制茶所加工产品。
“省茶司”与省建设厅共同举办茶叶技术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学生40人，学制两年，讲课地点在昆明大麻咀，实习地点在宜良临时制茶所。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组成佛海茶叶服务社，资金总额国币25万元，富滇新银行和“省茶司”各出资6万元，省经委承担13万元。缪云台为理事长，梁宇皋为常务理事，范和钧任经理，彭克麟任副经理。
4月9日，“省茶司”采纳富华公司建议，将云南红茶“云红”之名改称“滇红”。从此“滇红”之名沿用至今。
9月，正式成立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除加工红茶外，还收购和加工紧茶、圆茶等。
民国三十年(1941)春，“省茶司”与蒙藏委员会代表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国币15万元，在下关建立康藏茶厂。
5月19日顺宁地震，厂房震裂，略有损失。
佛海实验茶厂的绿茶销印度78箱，销缅甸56箱，七子饼茶销泰国462担，通过仰光销香港红茶183箱。
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茶叶出口路阻，外销无望。内销运输也感困难。11月，“省茶司”股东会议决定压缩经营规模，规定顺宁厂转产内销茶为主，全年仅安排加工红茶50—100担，绿茶90担，沱茶106驮；佛海厂邻近缅甸的景栋已有战事，故决定停产疏散，11月，范和钧率领员工20余人，撤离佛海返回昆明。
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宜良实验茶厂停产裁员疏散。
8月25日，中国茶业公司退出全部股金70万元，终止股东关系，仍与“省茶司”维持业务往来关系。
民国三十三年(1944)云南富滇保险公司投资到“省茶司”董事会改组，缪云台继任董事长，改公司名称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重新申请注册登记，领得经济部新字第787号执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佛海茶厂要求复业，“省茶司”通知，原则上不制红茶，如就地能自销则可，有条件可制白茶调昆明。
康藏茶厂股东蒙藏委员会退股，茶厂由“省茶司”独资经营。
民国三十五年（1946）货币贬值，农村凋敝，百业萧条，茶叶滞销，茶价猛跌。“省茶司”资金缺乏，无力经营，遂并入云南人民企业公司，靠茶叶抵押贷款勉强维持业务。职工纷纷离散，最少时只剩职工10余人。
民国三十六年(1947)“省茶司”经理郑鹤春辞职，董事会聘任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专员刘云阁为经理。
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康藏茶厂改名为新康藏茶厂。
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省茶司”业务清淡、经营所得仅能维持职工生计。
茶文化精选阅读
茶歌，和茶与诗词的情况一样，是由茶叶生产、饮用这一主体文化派生出来的一种茶叶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不只是在我国歌、舞发展的较迟阶段上，也是我国茶叶生产和饮用形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常内容以后才见的事情。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说，茶叶成为歌咏的内容，最早见于西晋的孙楚《出歌》，其称“姜桂茶荈出巴蜀”，这里所说的“茶荈”，就都是指茶。至于专门咏歌茶叶的茶歌，此后从何而始？已无法查考。
从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的记述中，得知的最早茶歌，是陆羽茶歌。但可惜，这首茶歌也早已散佚。不过，有关唐代中期的茶歌，在《全唐诗》中还能找到如皎然《茶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等几首。尤其是卢仝的茶歌，常见引用。在我国古时，如《尔雅》所说：“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称：“有章曲曰歌”，认为诗词只要配以章曲，声之如琴瑟，则其诗也亦歌了。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唐代是否作歌？不清楚；但至宋代，如王观国《学林》、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等著作中，就都称“卢仝茶歌”或“卢仝谢孟谏议茶歌”了，这表明至少在宋代时，这首诗就配以章曲、器乐而唱了。宋时由茶叶诗词而传为茶歌的这种情况较多，如熊蕃在十首《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称：“先朝漕司封修睦，自号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传在人口。……蕃谨抚故事，亦赋十首献漕使。”这里所谓“传在人口”，就是歌唱在人民中间。
当代，茶歌创作活跃，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好歌，如《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等。
公元454年，山谦之在《吴兴记》里写到，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这可能是史料里出现最早的茶宴一词。茶至唐代，日渐风行，加之有提神、消食、明目、祛邪等医疗保健功效，茶成了最为珍贵的饮料，所以，用茶宴请亲朋好友也就成了社会风尚之一种。当然，这只是上层权贵阶层的事。唐代天宝进士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里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唐代侍御史李嘉祐的《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里的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唐代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里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的诗句，细细品读，皆为一场场或大或小或盛或简的茶宴。而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要算对茶宴的一次华丽铺陈了。
其词曰：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如此幽雅的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是茶宴的组成部分。难怪大诗人白居易有一次因为身体微恙没能参加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分界处境会亭茶宴而十分遗憾，还专门写诗道出了他的无限惆怅。在那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里，他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我猜想，当时坠马伤腰卧病在床的白居易，一定因为这场缺席的茶宴而使病期延长了数日吧。
相比之下，诗人黄庭坚要幸运得多。
他的行书《茶宴》写于元祐四年(1089)正月初九记录的正是自己参加一次茶宴的光鲜经历。文曰：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臣殿中。
寥寥数字，对茶宴的敬仰之情流露无遗。
毕竟，这是在华丽堂皇的绩臣殿里举行的一场茶宴，与平时文人雅集的茶宴性质不同，所以规格也就不同，虽然少了些闲散逍遥，却多了尊贵，不可小视。大抵而言，像是今天的基层官员被上司召见一般。所以，黄庭坚写得沉重庄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这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猜想，不一定准确。也许，这与我这几年见多了当代书法家们附炎趋势、仰人鼻息的行状所带来的思维惯性有关吧。况且，茶宴发展到宋代，随着茶区的进一步扩大和茶艺的日渐精深，茶宴之风更加盛大以及大宋王朝的上行下效，无论官场还是民间，不管文人骚客还是寺院僧侣，茶宴之风风生水起。
官居北宋户部尚书的蔡京，在他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里屡次提到了皇室茶宴的盛况，特别是在《延福宫曲宴记》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二月癸已，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如此气派的茶宴雅集，黄庭坚怎能不去，怎能不规规矩矩谦卑有加地记录在案呢。
据说，黄庭坚的《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我无心考证这个，还是留给大学里讲授书法史的教授们去论证吧。
在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简单朴素。韩非子《十遇》及《五蠹》等篇，说到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饮食器是土缶，以后才发明使用黑陶等。可见茶叶最初的利用阶段，不可能有专用的茶具，大都是和其他食品共用的，一器多用．以木制或陶制的碗，兼作为饮茶的器具。茶具的发展与陶瓷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而陶瓷的产生和发展是先陶后瓷，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夹炭黑陶，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了，是新石器时代很早的陶器之一。
茶的烹用方法，也随着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茶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早发现野生茶树时，是采集鲜叶，在锅中烹煮成羹汤而食，这时候的烹饮方法和器皿很简单。春秋时代，茶叶作为蔬菜，与煮饭莱相同，没有什么特别的烹饮方法和器皿。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的出现，形成有闲阶级，饮酒喝茶有了发展，对器具也有了新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专用于茶的贮茶、煮茶和饮茶的器具。茶具的产生，始于奴隶社会，当是主要茶具为煮茶的锅、饮茶用的碗和贮茶用的罐等。随着时代的演变，茶叶消费日广，因消费的茶类不同，习俗不同，消费对象不同．不论茶具的形式、茶具的配套或茶具的用料等，都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时期，由于以压制饼茶为主，这时除上述所举煮、饮和贮藏用的茶具外，又添了炙、研末和浇汤用的器具。
秦汉时期，泡饮方法是将饼茶捣成碎末放入瓷壶并注入沸水，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饮茶已有简单的专用器皿。从秦汉到唐代，随着饮茶区域和习俗传播的扩大，人们对茶叶功用认识的提高，促使陶器业飞跃发展，瓷器也已出现，茶具越来越考究，越来越精巧。
茶具又称茶器，最初都称为茶具，如王褒《僮约》的烹茶尽具、指烹茶前要将各种茶具洗净备用。到晋代以后则称为茶器了。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把采制所用的工具称为茶具，把烧茶泡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以区别它们的用途。宋代又合二而一，把茶具、茶器合称为茶具。现在也大都统称为茶具。
唐朝中叶，北方消费茶增多，引起了各地瓷窑的兴起，尤以烧制茶具为中心。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产瓷茶器的主要地点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洪州等，其中以浙江越瓷最为著名。此外，四川、福建等处均有若名的瓷窑，如四川大邑生产的茶碗，杜甫有诗称赞：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陆羽说：煮茶与烹茶同，但用锅较大，又说：每炉烧水升，酌五碗，至少三碗，至多五碗。若人数多，要十碗，就分两炉。说明茶具应与饮茶人数相适应。据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可见唐朝时茶具的发展已很可观。现分述如下：
(1)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灰承：接受灰烬的用具，由有三只脚的铁盘构成。
(3)炭挝：六棱的铁棒，一头尖，稍下较粗，长1足。细的一头系上一小展（原字左有金旁）。作为装饰。
(4)火夹：别名筋，就是火钳。铁或熟铜制，长1.3尺。
(5)竹夹：小青竹制成，长1.2尺，一头的1寸处有节，其余部分剖开，用其夹茶在火上烤时，白竹出汗，利用它的香气以增加茶的香味。
(6)纸囊：即纸袋。用质地白厚的上等剡藤纸，做成双层纸袋。贮放烤好的茶，使不致失去香气。
(7)碾：由碾轮和碾槽构成。最好用桔木，其次是梨、桑、梧桐、柘木。碾槽形状内圆外方，内圆以便运转，外方防止倾倒。内可放进碾轮，圆盘状，直径3小，中心部厚1寸，边缘厚0.5寸。盘中心有轴，中方外圆，长9寸，宽1.7寸。
(8)拂末：扫茶末用，利用鸟羽。
(9)、(10)罗、合罗，大竹剖开，弯曲成圆形，纱或绢作底。筛下的末用合盖贮放。合，竹节制成，或薄杉木板弯曲成圆形，漆好。全高3个，盖1寸，底2寸，直径4寸。
(11)漉水囊：滤水工具。骨架多用生铜制成，因熟铜制的易附着青苔及污物，便于清除茶中杂物，铁则因锈而腥涩，影响水味，不宜采用。居住山村的人，有用竹、木制的，但不耐用，外出不便携带，用生铜较好。袋子用青篾丝织成，可以收卷。或用碧色的绢缝制，还加上翠钿作装饰，直径5寸，构长1.5寸。又用绿油布袋贮放全部滤水工具。
(12)釜：锅，生铁制成，以坏了的农具炼铸。炼铸时内抹土外抹砂。里面因抹土而光滑，锅内面易于磨洗，外面因砂而粗糙，易吸热。锅的耳制成方形，使平正；锅边较宽，使能伸展得开，锅脐要长，并在中心，使火力集中于锅中间，则水在锅正中沸腾，水沫易于上升，水味可醇正。洪州用瓷锅，莱州用石锅，瓷锅、石锅都雅致好看，但不坚固，不能持久。用银锅非常清洁，但又过于奢侈华丽。从耐久着眼还是快制好。
(13)交床：十字相交的木架，上板中空，支持锅。
(14)瓢：胡芦一分为二而成瓢，或用木制成，叫牺杓。晋杜毓写《茶赋》，其中有一句：酌之以瓠，瓠，就是瓢。它的形状：口阔，瓢身薄，柄短。晋永嘉中，余姚人虞洪到瀑布山采茶，遇一道士对他说，我名丹丘子，改天你的瓯牺里有多的茶，给我些。瓯是小瓦盆，牺就是木杓，常用梨木制成。
(15)木夹：以桃、柳、蒲葵、柿心木成竹制成，长1尺，两头用银包裹。(16)鹾簋：鹾即盐。盛器，瓷制，圆形，直径4寸，像盒子或瓶形，小口坛形，装盐用。
(17)揭：取盐用具。竹制，长4.1寸，阔9分。
(18)则：量器，利用贝壳，或用铜、铁、竹制的匙、箸之类。大致开水一升，用一方寸匕的匙量取茶末。但喜味淡的可减少，喜浓的可增加。
(19)碗：越州产的瓷品质最好，鼎州、婺州产的较差，又岳州的好，寿州、洪州的差。
(20)水方：用青杠、槐、楸、梓等木制，漆内方及外缝，可盛水1斗。
(21)熟盂：盛开水用，瓷或砂制，容积2升。
(22)涤方：用楸木制，形似水方，容积8升，洗涤茶具。
(23)滓方：似水方，容积5升，用以收集茶渣。
(24)畚：白蒲草编成，可放碗10个。
(25)笤：竹子编成，圆形，高1.2尺，直径7寸。或先做成笤形的木模型，用藤子编织，有六出的圆眼、盖和底如箱子的口，削光滑。
(26)具列：木或竹制成床或架，或竹木制成小柜，有的可开关，上漆，长3尺，阔2尺，高6寸。用以贮放陈列所有的器具。
(27)都篮：装所有器具的竹篮，竹篾编成。内方编方眼，三角形交错。外用双篾，宽篾作经线，细的单篾编织，交替压作经线的双篾，编成方眼，要玲珑好看。篮高1.5尺，长2.4尺，宽2尺；篮底宽1尺，高2寸。
(28)巾：类似布的粗绸，长2尺，应有两块交替使用，清洁茶具。
(29)扎：茱萸木夹棕榈纤维，捆紧，成大笔形，作刷子用。
可见到了唐朝煮茶、饮茶的用具非常繁杂，一般老百姓不大能办到。
唐时，生活讲究的家庭都备有24件精致茶具，为全套的碾茶、泡茶、饮茶器具。同时还有收藏器具的精巧小橱子，可以携带，以便与人斗茶。当时皇宫贵族家庭多用金属茶具，而民间却以用陶瓷茶碗为主。那时瓷制茶碗主要的有青釉、白釉两种。我国古代重视品茶，使用茶具也很考究，人们把茶具列为品茶必要的艺术条件，也是客来敬茶的重要工具。
唐李匡义《资暇集》：崔宁(蜀相，李豫大历末即公元775年入朝作者注)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选定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这是茶杯有底环的开始。
南宋时代多饮团饼茶，饮用时需要将团饼碾研，过筛，而后烹煮。南宋《茶具图赞》记载的十二先生。即备茶和饮茶时用的十二种茶具。它们是：韦鸿臚(烘茶炉)，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用紫砂作茶具始见于北宋欧阳做《和梅公仪尝建茶》诗：喜见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紫砂茶具中以茶壶最为名贵，宋代诗人苏轼谪居宜兴时，提梁式的紫砂茶壶，被命名为东坡壶，沿用至今。1968年南京吴经墓中发现紫砂提梁壶是明嘉靖(公元1543年)殉葬物，已是希罕古董。
宋时皇帝御前赐茶，皆不用盏，而用大汤瓷，其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瓷耳，铜色黄褐色。《东坡后集》从驾景灵宫诗曰：病贪赐茗浮铜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宋代饮用末茶，多采用盅或盏，盅托就更为普遍，而制作比唐朝精细多姿。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饮茶大多不用碗而用盏。茶具所用材料除普通陶瓷外，也有用金银的，人们当以金银为优。到了元代、明代除边疆人民饮茶用煮饮外，散、末茶的饮用增多，不用煎煮而用撮泡，即开水冲泡，茶具种类简化，而质量却有提高。
茶具以瓷器为上，黄金为次。清代以后，除边疆少数民族外，茶具慢慢形成了以瓷器和玻璃器为主的局面。茶具的演变《癸辛杂识》称：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衡器上记数之识点叫星，用金银时代，即以星为数作者注）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务，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越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
《清波杂志》曰：凡茶宜锡，窃意若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味易损宋末开始，发明蒸青散茶制法。饮用散茶时，不碾成碎末，全叶冲泡，不用盐调味，重视茶叶固有香味。蔡襄在皇佑元年至五年（公元1049~1053年）间写的《茶录》是当时的代表作，在下篇器论中，详述了茶焙、茶笼、砧椎、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的性质用法与茶汤品质的关系。
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这时江西景德镇青花瓶异峰突起，闻名于世。青花瓶不仅国内珍爱，而且远销国外，特别是日本，因茶汤之祖珠光氏特别喜爱这种茶具，后来青花茶具又定名为珠光青瓷。天目茶碗也传至日本，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佛僧到我国天目山佛寺留学，曾带回天目山的茶碗，这种茶碗施有黑釉，因此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带黑釉的陶瓷通称为天目瓷。天目茶碗有黄天目、白天目、黄践、曜变、油滴鳖盏、灰潜兔毛盏等。
宋代以后，饮茶偏重于品，茶具有了较多的变化。许次纾《茶疏》道：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
明代时，品茶瓷色尚白，器形贵小，当时许多的瓷窑多生产小而精巧、色白的茶具。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茶洗，形状如碗和孟，底部有孔，是饮茶之前用来冲洗茶叶的。16世纪中国瓷器出现在法国市场，致使法国人惊叹不已，大加赞扬。明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用瓷壶和紫砂壶的风尚。
到了清代，广州织金彩瓷、福州脱胎漆器等茶具相继而起。
近年来，在浙江上虞出土了批东汉(公元25--220年)瓷器，出土器物中有碗、壶、杯、茶盏、托具等。经北京故宫博物馆，上海、浙江考古单位鉴定，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茶器。这对研究古代青瓷茶具有重要价值。
茶艺，萌芽于唐，发扬于宋，改革于明，极盛于清，可谓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自成一系统。茶艺出自茶道，首见于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可见唐时茶道已在王公贵族中广为流行，并形成了一定的茶道程式。而唐代贡茶的发展，又对推动宫廷茶艺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条件。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时的贡茶地区已发展到十六个郡，可见规模之大。唐代李肇《国史补》载，当时各地为了使进贡的茶能赶上宫廷清明宴，还出现了日夜兼程将茶送往京城的急程茶。
古代的中国茶艺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同时配以情绪等条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被称为美学宗教，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则是继承唐宋遗风。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茶道，比如百姓招待客人的客来敬茶、广东、福建的客家功夫茶，还有少数民族形形色色的饮茶习俗，虽然里面也蕴含着茶的道和艺，但与日常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偏重实用而非日本那种表演色彩很浓的茶道。
茶艺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一种具体表现，谈茶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茶艺。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礼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深入挖掘中国文化内涵，深入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复兴。茶艺文化既属中国文化范畴，即为以礼规范在品茶的各个细节，讲究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共同形成的一种意境之美。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看来茶膏在古时候的地位也不低啊，也是很多王室贵族的人才能享用的，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大家不妨试一试哦。
（1）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朝。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尤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著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2）茶文学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3）茶书的撰著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1）泡茶道形成与流行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2）茶书的大量撰述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3）紫砂茶具勃兴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1）茶文学艺术的新发展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二十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的《莲花香片》、王旭烽的《瑞草之国》、王琼的《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2）茶道的复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是经常举办。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二十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3）茶艺馆的兴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的靓丽的风景。
（4）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客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