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 重走茶马古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 重走茶马古道”相关知识！
李锡东介绍长卷
21日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全国多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新朋旧友一相逢，话题不断，高潮迭起。
蒋秀英：再次来雅安重走茶马古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是雅安的老朋友了。为写作《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她曾经来雅考察。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走出国门，有了英文版本。不少喜欢茶马古道的人专程去甘孜州找她，询问茶马古道怎么走。
蒋秀英这次到雅安，除了和茶马古道专家们聚首，还将为即将再版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增补一些材料。
蒋秀英回忆，当初考察时，位于名山县新店镇的茶马司比较破旧，现在已经有所修整。所以，她拍摄了现在的茶马司照片，准备补充在再版的书当中。
在22日的实地考察中，蒋秀英和众多专家们参观了雅安博物馆、雨城区某藏茶茶厂、荥经县的姜家大院、开善寺、茶马古道新文段和新添古镇。
李锡东：13米长卷再现古道艰险研讨会上，当一条长13米、宽35厘米的画卷被两边的工作人员缓缓展开时，台下的嘉宾们发出了阵阵惊叹。
汉源县党研室的李锡东介绍，画卷记录了茶马古道汉源段从大相岭开始，途经飞越岭，一直到泸定约100公里的崇山峻岭，除了再现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镇等历史遗存外，还刻画了形态各异的背夫，背负茶包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情形。
这幅画卷是由汉源县文体局文化股股长陆仁泽的女儿陆小路所画。李锡东回忆，半年之前，他就开始为画作整理创作素材。陆小路先根据素材，用碳素笔画出65张单幅图画，然后拼接成的一幅图画。呈现在专家学者面前的图片是经过拍照影印后的效果。
李锡东说，希望通过长卷让众嘉宾直观地看到茶马古道汉源段的情况。以后，画卷或将在汉源县做成文化墙，让来往的客人直观了解茶马古道汉源段。
任新建：厘清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新建在研讨会上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研讨会集中了专家、学者和领导，对深入研究文化内涵、保护和开发茶马古道，进一步研究开启思考都有建设性意义。
任新建表示，自己以前走过茶马古道，也做过一些调研。他觉得茶马古道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人类为交换而开辟的通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局面。
任新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遗产受损，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路线较为清晰，研究起来现实价值较大。所以，近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热逐渐兴起。
目前，研究茶马古道的目的是纠正不合史料的部分，厘清茶马古道的历史功能和现在功能。
cy316.com延伸阅读
参加完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22日，专家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市区某藏茶茶厂实地考察，后又奔赴茶马古道重镇荥经县，参观开善寺、姜家大院、新添古镇和茶马古道新文段。
专家里有“藏茶行家”一大早，专家一行来到位于多营镇的某藏茶茶厂参观。一进大门，工作人员给每人奉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藏茶。专家们一边品茶，一边听工作人员解说藏茶的故事和企业的理念。
“味道不错，汤色也不错。”已经80高龄的原大州博物馆馆长、云南省研究会副会长张楠神采奕奕。他说，藏茶的滋味、汤色和云南普洱茶很相似。随后，他饶有兴趣地给记者讲述了普洱茶的特点，以及他和普洱茶的渊源。
站在解说员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参观着玻璃陈列柜里的古老物件。“我本来就喜欢这些古老的东西。”在参观通道的另一边，竹篾包装的藏茶条整齐地摆放着，冯明珠说，她以前就见到过背夫的物品，比如汗刮子、背夹子等，但是她觉得把这些物件陈放在橱窗里，显得很系统。
“藏区地处高原、氧气不足，而藏茶经过发酵，在体内消化时不会再消耗过多的氧气。”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勤晋对藏茶也有一定研究，考察过程中，他不断向身边的同伴介绍藏茶的相关知识。
藏茶技艺传习所里的古老物件和各式藏茶，引发了专家们的兴致，闪光灯闪个不停。最后，一行人在厂区内的茶马古道第一站的碑前拍照留念。
赞叹遗存保留完好一行人乘车到达荥经县，来到了开善寺。
据了解，开善寺原是朝拜瓦屋山佛教圣地辟支佛道场的第一殿，即由此起香进山。开善寺正殿落成于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整座建筑庄重气派，阑额饰(古典柱式结构的三大构件之一，位于柱顶，支撑壁缘和檐口)深浮雕，是抬梁结构过渡到穿逗结构难得的实例，对研究早期的建筑风格和佛教的演变具有较高价值。
随后，专家一行又来到姜家大院(公兴茶号)。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的姜家大院，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其建筑布局是典型的“七星抱月式”布局。
《姜家大院：“边茶”巨子的兴衰沉浮》一文中曾经这样叙述：年纪稍大的藏族人都会记得“仁真杜吉”这个砖茶品牌，由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生产的这个品牌在很长时期内曾是西藏高僧贵族乃至达赖、班禅的主要饮品。
专家们走进姜家大院，和居住在此的姜家后人姜琳聊天拍照。姜琳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刘勤晋回忆，自己七年前探访姜家大院时，姜琳75岁。
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专家江玉祥看着保存完好的姜家大院，颇有感触地说，自己小时候也住过这样的老房子，像姜家大院这样保存下来的古老建筑已经很少了。他觉得，姜家大院无论对于荥经县，还是对于茶马古道，都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存。
茶马古道是一个整体参观完姜家大院，车行驶在一条依山傍水的路上，到茶马古道新文段时，车停了。
解说员介绍，这条道路是茶马古道的一段，目前残存了1200米。专家们看着坚硬的石块上分布着深深浅浅的拐子窝，想象当年背夫们一级一级攀登阶梯的艰辛。专家们不顾雨后道路滑溜，纷纷登上了石头砌成的台阶。
刘勤晋见一个拐子窝里填满了泥沙，细心地用手把泥沙掏干净，和身边的同伴说，背夫们累了，就把拐子架在这里歇息，这么深的窝子得有多少背夫停歇才能形成。
接着，一行人又来到新添古镇，参观这里保存完整的供背夫休息的幺店子——兴福店和中和店。云南大学教授、茶马古道专家木霁弘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仔细地观摩。
周重林说，幺店子保存得很完好。云南的马店也是茶马古道特有的遗存，不过马店较大，有服务马匹的空间，而且一般为两层，人住上层，马匹拴在下层。而雅安的幺店子相对较小，看到的只有一层。
木霁弘认为，认识茶马古道，不能分解来看，它是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区域性限制的，所以，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整体。
接着，专家们又拜访了新添古镇仅存的背夫——78岁的彭举文。专家们的到来，让平静的新添古镇热闹起来。一位大娘还热情地搬出家里的古旧牌匾，展示给大家看。
宋代的茶马交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和宋代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但茶马交易并不是从宋代才有的。唐代时期，茶传入西藏并逐渐得到普及，茶马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茶叶传入西藏是上层统治者才能享用的稀罕之物。以后，随着吐蕃社会的几次大的变迁，饮茶之风大约在九世纪初，才在吐蕃开始逐渐流行开来。至于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的茶风，是在以后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明清时期，茶马交易多承袭宋代。清乾隆时期，停止了茶马交易，但对茶叶仍然严加管制，改茶引制为引岸制。所谓引岸，就是不仅要有特别通行证，而且还要定点生产和销售。乾隆时期将四川生产的茶叶定为三个口岸。其一，是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加上邛崃，五县所产茶叶，专销康藏地区，称为南路边茶；其二，是把灌县、崇州、大邑等地所产的茶叶，通过灌县输入松潘、理县等地，称为西路边茶。其三，是将其余所产者行销于内地，称为腹引。雅安所产南路边茶主要以贸易的形式，通过打箭炉，源源不断的输入藏区。
打箭炉是现在的康定的原名。打箭炉在明代以前是一片不毛之地。元明时期，也不过是一个小山村。那时的打箭炉还只有跑马溜溜的山。康熙时平定了那里的土司之乱，派官治理，雍正时设打箭炉厅，隶属雅州。之后，边茶输入才渐渐将这里变成了康定溜溜的城，商业日益繁盛。
据有关资料显示，清初时打箭炉只有四家锅庄。所谓锅庄，就是当地供客商往来，既可堆货又可住宿的客栈。到清代中叶，那里的锅庄已经发展到四十八家，边茶的贸易进入极盛时期，南路边茶的运销量超过十万引，对促进藏区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川当代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在西藏采风时，发现了当地传唱了三百多年，用藏族古乐谱成的歌曲《汉之茶》。歌词唱到：乌黑的汉茶，乌黑的茶垛，高过江边绿色的山坡。雅安姑娘深深的情意，赛过蓝色的江河
三百多年以前，雅安的茶叶在藏区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族同胞对雅安已是一往情深。
茶马古道是从茶马交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它的内涵更多的是指边茶贸易之道。一般所谓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有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的原产地，即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西行经大理、丽江等地进入西藏，再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就是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等地进入西藏。在由两条古道构成的川、滇、藏大三角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马帮、牦牛、背夫，一千多年以来编织了西南地区与外界沟通的神秘古道。直至解放以前乃至解放初期，从雅安出发的茶包子（也包括一些其它生活物质），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一挪，踯躅在通往藏区的蜿蜒小道中。背夫们沉重的脚步，丈量着横断山区千百年的艰苦卓绝。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是所有的茶马古道中最为著名的一条，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条。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雅安的边茶品质好，在藏区很有名气，深受欢迎。之所以艰辛，是因为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高，主要靠人力背运。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路是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过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草鞋坪垭口，翻越海拔2900米的大相岭到清溪。清溪古属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垭口进入泸定，经磨西到打箭炉。因为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质的官道，所以称为大路。
另一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海拔2987米、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道路险峻，气候恶劣，主要是背运货物的背夫们来往的羊肠小道，被称之为小路。大路沿途有脚店、客店，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客店用来歇背子，就是背夫。小路因为骡马难行，所以一般只有客店而少有脚店。
背夫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人们都把他们称作背子。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中等力气者背十包到十二包，力气大的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还有生活极为艰难的妇女和儿童，也加入到这些背运队伍中。她们背得少，挣得也少，景况更为悲惨。
背夫们出发时，随身携带一点玉米面或者馍馍，带一点盐巴。走到幺店子，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合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背夫们的床铺，疲惫的背夫们横七竖八躺一屋子，待天麻麻亮，又踏上漫漫长途。
背夫们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子，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歇下背子。还要弄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用来刮汗。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有时，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其艰难困苦，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
至五十年代修通川藏公路，茶马古道上的背子才逐渐从川藏间的沟谷坡岭间淡出。但他们用拐子拄出的一个个石窝，却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永远铭刻在茶马古道的崇山峻岭间。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蒙山，自古便与青城、峨眉并称为蜀中三大名山，以茶而闻名于天下。蒙山茶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入贡皇室，直至清末，贡茶历史达1169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佳句。
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境内的蒙顶山脉年降雨量2200毫米，全年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为雅安成为世界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传说2000多年前，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种下七株茶树，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雅州出产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南边陲运往西藏，形成初具规模的南路边茶。当时的政府曾用茶来换取西藏的战马，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由于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实行高度垄断，在茶马古道上有朝廷设立的茶马司、买马场、验茶关等机构，目前雅安境内遗留的古茶马司遗址就有六个。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官榷茶叶不仅为了买到更多的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随着互市规模不断扩大，朝廷换得马匹增多，雅安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达到近200万斤，明代增至400万斤以上。
由于历朝历代的茶马互市，就产生了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藏茶马古道；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至拉萨。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必经之路，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海螺，那些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藏茶自有记录以来，就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茶等。千百年来，藏茶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同胞一直有着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销往藏区的边茶生产。2008年，南路边茶（雅安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雅安藏茶企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雅安市还建立了南路边茶(雅安藏茶)技艺传习所，成立雅安藏茶研究中心，不断挖掘和弘扬藏茶文化。雅安市现在共有茶园65万亩，其中藏茶年产量近3万吨，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藏茶之乡。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茶马古道的涵义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泥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茶马古道的起源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康藏属于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骡马，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种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皮毛、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在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
茶马古道是今天人们为这条绵延千年的古代商路所起的名字，它不是一条路，它只是一个名称，甚至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茶马古道是目前世界上己知的地势最高最险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是一条完全用人和马的脚力踩出的，用有血有肉的生命之驱国铺就的古道，马帮们沿着这条坎坷崎岖的古老驿道，源源不断的为藏区驮去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从藏区换回马匹、牛羊和皮毛。悠远的马铃声，串起了山谷、平坝和村寨，也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交流。
茶马古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大观园、民族迁徒的大走廊，在这条绵延4000余公里的古道上，有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有彝族祭坛上的火文化、有白族的本主文化、有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有藏族的雪域文化各民族文化在这条古道上交汇、融合、发展，生生不息。它又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在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
茶马古道途经的横断山区、青藏高原，是我国地理地貌最为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圣洁的梅里雪山，康巴人在高原草场引吭高歌，惊涛拍岸的怒江峡谷中，基督教堂里传诵着四部的和声，碧罗雪山、怒族人的春米声、织布声、孩童们的嬉戏声，淹没在夕阳的炊烟之中，自信，祥和，愉悦，是那里原住民族的灵魂。
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贵重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的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步伐缓慢地顺着之字形路线攀上西藏海拔4600米的扎尔加玛（音）垭口。如今的旅行者乘坐汽车越过这一曲折爬升的路段。
4月，四川省名山生态茶园，小心翼翼的手指采摘着当年茶树冒出的第一轮新芽，这是成色最好的茶叶。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种植茶叶便是在四川和云南湿润的丘陵地带。
在四川省的协庆寺，喇嘛们把茶混进糌粑（炒熟的青稞粉）里开饭。这里的茶要佐以盐巴和酥油，茶叶则来自买来的茶砖。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背深深地弯着，驮起想象中的茶包，青筋毕露的手捉住丁字形的木拐，头埋下，眼睛盯着往外斜分的脚，两位老人向我演示他们当年排成一排，步履蹒跚地顺着湿滑的卵石小道前行。照旧日的规矩，甘绍雨走了七步后停下来，把木拐往地上顿了三下。接着，两人将拐杖绕到背后，架住加了木框的驮包，用无形的竹掸子擦去额头的汗水。依他们讲，当年的背夫号子里说得很清楚，上山时七步一停，下山时八步一停，而平地走上十一步也要停，否则不可能走得长久。
运茶的背夫有男有女，一般负重70到90公斤，最壮的男人能背135公斤。背得越多，薪饷拿得也越多：回家的时候，每公斤茶值一公斤大米。背夫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的是草鞋，若遇到山顶的垭口积雪，就安上简陋的铁鞋钉。唯一的食物是一小包窝头，偶尔能吃上一碗豆花。
“我们路上当然有人死，”甘绍雨正色说道，眼皮半合起来，“遇上暴风雪，或者跌下山崖，小命就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公路，人力运茶的历史很快结束了。新政权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将背夫从繁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那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罗永福说。分到土地后，他开始自己种稻子，“那段惨痛的日子过去了”。
传说，茶叶是在公元641年，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入西藏。西藏不论贵族还是牧民都喜欢喝茶，其中大有原因。在寒冷的天气里，茶是一种热饮，若不喝茶，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牦牛奶或羊奶，要不就是青稞酒了。在寒风凛冽的高原腹地，牧民们围着牛粪火堆取暖，一碗酥油茶带着独有的咸味、些许油腻又强烈的口感，相当于一小顿饭了。
沿着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的茶叶，有着最粗糙的形式。茶叶都是亚热带常绿灌木山茶树上长出来的，只不过，绿茶是未经发酵的嫩芽和树叶制成，而专供西藏的砖茶，直到今天都是用茶树长大了的老叶子、茎和细枝制成。各种茶中以它味道最苦、最涩。经过多道蒸晒工序之后，茶里便掺入粘稠的米汤，压进模具，再次晾干。黑色的茶砖重半公斤到三公斤，至今仍行销于整个西藏地区。
到11世纪，砖茶成了藏地的通货。宋代用它从西藏购买强健的战马，以迎战北方彪悍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的先辈。砖茶成为中原与藏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物资。
用120斤的砖茶，汉人能换回一匹马。这一兑换率是四川茶马司在1074年定下的。背夫从雅安附近的茶厂茶园跋涉到康定，一路海拔升高了2500多米。之后，茶被封装进防水的牦牛皮箱子，用骡子和牦牛的商队运到拉萨，这段行程为期3个月。
到13世纪，汉地每年要以数百万公斤茶换回25000多万匹马。可所有这些马匹都没能挽救宋朝，1279年，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灭。
不过，以茶易马的做法却贯穿整个明朝（1368～1644），并持续到清朝（1645～1912）中期。18世纪内地对马的需求开始下跌，茶又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高原兽皮，羊毛，黄金，白银，还有最重要的——只盛产于西藏的中药材。像罗、甘、李这些最后一代的运茶背夫，把砖茶包卸在康定之后，返程时便背的是这些商品。
正如中央皇权控制着四川的茶叶买卖，在神权统治的西藏，喇嘛们也会影响贸易。茶马古道连接着藏地的各大重要寺庙。数百年来，藏地和汉地各自的势力角逐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路线。主干路线有三条：一条始自云南南部的普洱茶之乡，一条来自北方，还有一条从东边切入西藏腹地。作为中线的后者路径最短，大部分茶叶都经它运输。
如今，古道的北线变成了柏油铺就的317国道。在拉萨附近，它跟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并行。南线变成了318国道，也是柏油路。这两条公路是今日的贸易干线，大卡车川流不息，装载着各色货物——从茶到课桌，从太阳能电池板到塑料盘子，从电脑到手机，凡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几乎所有货物都是单向流动的——向西，进藏，满足那里飞速膨胀的人口的物质需求。
古道中线的西段从未被修成公路。这段路蜿蜒穿过藏地僻远的念青唐古拉山，那里条件极其恶劣，所以几十年前就被废弃了，整个地区不向游客开放。
我已经看过了汉地残存的古道，要想在西藏达到同样目的，必须想办法进入这些封闭的深山。我打电话给妻子苏?伊巴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我要她8月份跟我在拉萨碰头。
我们的行程是从位于茶马古道西端的哲蚌寺开始的——要是骑马的话，这儿离拉萨不到一天的路程。哲蚌寺建于1416年，有一间巨大的煮茶房，七口直径两三米的铁锅架在烧柴火的硕大石灶台上。
彭措卓巴站在一口大锅旁，切下厚得像百科全书般一大块一大块的酥油，放进沸腾的茶里。“从前，这儿一度有7700名喇嘛，每天要喝两顿茶，”他说，“当时这间煮茶房里有一百多名喇嘛干活。”他套着件栗色无袖的藏袍，在寺里当掌茶师傅已经有14年了。“对西藏的喇嘛来说，茶就是生命。”
如今寺里只住着400名喇嘛，所以只用了两口小锅。“一口锅要下25块茶砖，70公斤的酥油，3公斤的盐巴。”彭措卓巴一边说，一边用一人高的木勺在锅里搅动着供200人饮用的茶。“最大那口锅的容量是这个的七倍。”
苏和我从寺里出发，前往离拉萨有五小时车程的那曲市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我们想看看令茶马古道得名的传奇马匹。赛马节要持续一周，原本是在开阔的平地上举行的，但十年前修起了一座混凝土体育场，好让官员们可以坐着观瞻。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藏族群众就挤满了看台：妇女的颧骨高高的，穿着高跟鞋，长辫子上沉甸甸地挂着白银和琥珀的饰品；男人们头戴毡皮高边帽，身着袖子长长的藏袍；孩子们光脚穿着便宜的运动鞋。小贩们叫卖辣土豆和听装的百威啤酒。刺耳的扩音器用汉语和藏语播报每一场赛事。这里弥漫着赛马盛事的氛围，只是看台边上每隔10米就站着警察，赛场周围有人列队巡逻，人群中还混着便衣。
一入赛场，马和骑手们似乎便打破了地球引力的规律。一名藏族骑手飞驰得如同失控，像杂技演员那样左右翻身下马，拾起地上的哈达。泥块高高溅起，迸入湛蓝的天空。骑手高高扬起哈达，掉转马头，迎接人群爆发的欢呼。
那曲赛马节弘扬的是早年藏民生活于马背上的文化遗产，这一类的庆典能延续至今的已经很少了。通过几百年的选择育种，藏人培养出一种特异的良马。这种马身高不过13.5掌（相当于1.4米左右，比大多数美国马的个头要小），四肢精悍，面孔英俊，肺部很大，适于西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缺氧环境。藏人把它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冰雪皑皑的山口不知疲倦且步伐沉稳地行进。几百年前，汉人最想要的便是藏马。
而今，那曲坐落在国道317上，从前贸易路线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只要从这里再朝东南方驱车一天——近得诱人——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是古道原先途经的地方。我被一个念头给迷住了：兴许，在深深的山谷里，还有藏族人在古道上骑着那不知疲倦的马儿呢。说不定，在西藏高原不为人知的广大腹地，古道沿途仍有贸易存在？不过，古道也有可能早就像四川境内那样没了影，被呼啸的寒风和翻卷的大雪给抹掉了。
赛马节过了一半，一个阴沉的雨天上午，苏和我钻进一辆“陆地巡洋舰”，悄悄动身去寻找藏区茶马古道而今的容颜。我们在土路上开了一整天，颠簸地翻过一个个垭口，差点滚下陡峭的山坡。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两座巨大垭口之间的嘉黎县，这里从前是茶马古道上商队的歇脚之地。我们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马匹能带我们爬上5412米高的怒岗（音）垭口，但一匹马也没找到，村民指点我们去镇子边上的一家酒吧。藏族牧民在里面喝啤酒，打台球，摇骰子打赌。听说我们要马，他们全笑了。早就没人骑马了。
出了酒吧，泥地里没看见筋肉健硕的马匹，倒见到了铁马——结实的国产摩托，打扮得和它们血肉之躯的前辈一样，盖着红蓝相间的藏族羊毛坐垫，车把手上缠着流苏。给钱的话，两名牧民小伙愿意带我们到山脚下，之后的路，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背包像马鞍袋那样横捆在摩托上。牧民小伙开摩托极为娴熟，跟他们的祖先在马背上没什么两样。我们磕磕绊绊骑过了泥巴足有半米深的黑色泥潭，水花飞溅地渡过了蓝汪汪的溪流，摩托的排气管在水里汩汩喷发。
沿山谷驰去，我们经过了藏族牧民的黑色帐篷。好些帐篷前都停着硕大的国产卡车或陆地巡洋舰。牧民们哪儿来的钱买车呢？肯定不是靠传统的牦牛肉和酥油生意吧。
到怒岗垭口脚下的萨楚卡牧民营寨只有30公里，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道路颠簸得把我们的脊骨都给抖散了。牧民小伙燃起了一小堆蒿草营火，吃罢牦牛肉干配酥油茶的午餐之后，苏和我徒步走向垭口。
叫我们惊喜的是，古道非常明显，就像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石路，在牧场上蜿蜒向前，途中不时点缀着几头犄角高大的黑牦牛。我们艰难地往山上走了两个小时，穿过了两处泛着蓝色微光的冰斗湖。可一过了这两座湖泊，所有的绿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石头和蓝天。半个世纪前，运茶的骡队已不再走过这山口，可古道在此前的上千年里曾受到不断的修缮。古人把大石头搬开，修起石阶，这工程至今完好。苏和我走着之字形路线上坡，顺着石头小道直上垭口。
马鞍形的怒岗垭口显然是没人走了。尚在飘动的零零落落的经幡越见稀疏，玛尼石堆上白骨森然。四下里是一片唯有了无人迹才能带来的寂静。苏眺望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巅，它们如同天然的金字塔一般。几百年来，曾站在此地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我顺着苏的目光，看到存留下来的古道伸向了下一个山谷。
“你看见了吗？”她问。我看见了。在我的想象里，上百头骡子组成的商队步子沉重地向我们走来，蹄子周围扬起尘土，身躯两侧一左一右地驮着茶包，押运的藏民神色警觉，提防着埋伏在垭口的土匪。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垭口返回的时候，摩托骑手已经在等着了。我们坐上后座，开始返回，在冰蚀山谷里颠来簸去。
半路上，我们停在两顶黑色的牧民帐篷前，牦牛粪整整齐齐地码在它们周围。每顶帐篷都挂着阔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草场上停着一辆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两辆摩托。牧民邀请我们进帐，端上了滚热的酥油茶。
帐篷里面，一位老妇正摇着转经筒默念经文，一名青年在从帐外透射进来的光柱中做饭，还有几个中年男子坐在厚厚的藏毯上。靠着比划手势和一本袖珍字典，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那么多车。他们笑容灿烂，谈话却东拉西扯。等我们把盛得冒尖的大碗米饭就着蔬菜和牦牛肉吃个底朝天，主人拖出一只蓝色的金属箱子，开了锁，掀开盖子，示意我们过来看。里面是几百条死掉的肉虫。
“这是虫草，”主人骄傲地说。他解释说，每一条干虫子都能卖4到10美元。他上了锁的蓝色箱子里大概便装着一万美元的虫子了。虫草是一种感染了寄生真菌的幼虫，只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真菌最后会杀死虫子，以它的身体为养料。
每年春天，藏族牧民就在草场上游走，用一种小而弯的铲子寻找虫草。虫草的茎干露出地面不超过3厘米，略带紫色，呈牙签状，极难辨认——但这些虫子比藏民所有的牦牛加起来还值钱。
在亚洲各国的中药店里，虫草都是被当成万用灵药来卖的，据说能使年老者体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不在话下：消炎去肿，提神化痰，就连癌症都能治。药店把它们摆在控温玻璃柜里，品质最高的每克能卖到80美元，两倍于现在的黄金价格。主人合上了他的宝箱，把它藏进帐篷的角落里。我们离开之前，他坚持要我们再多喝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乘摩托车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忆古思今，茶马古道上新旧贸易的相似之处使我感叹不已。藏族人再不骑马了，西藏城市地区的主要饮料也不再是茶了（红牛和百威随处可见）。然而，正如茶叶仍从汉地的传统产茶区运送出来，西藏高原也仍是某种珍宝——冬虫夏草——的唯一产地。鞋子和香波，电视和烤箱，也许正顺着翻新成柏油大道的古老贸易路线源源不断地向西输入，可也有一样东西被回赠到东边。今天，为了神奇的虫草，藏区之外的国人不惜高价，正像当年他们渴求那无敌的战马一样。
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