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而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槚、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2度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槚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
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芥茶系》汉王栖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等记载。不过,这些都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笥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其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称炰鳖烹荼,后称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足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集》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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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6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建都,史家称为“六朝”。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加工、饮用茶的国家,茶文化源远流长。文献记载,在西汉时,我国已开始饮茶了。东汉时期,饮茶已传到长江下游。而至六朝,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茶之“解酒消食、除烦去腻、助兴爽神”等功用的普遍认知,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江南饮茶之风广为盛行。六朝时期,士大夫崇尚清谈,茶是当时统治阶级宴席和聚会时“倍清谈”、“助诗兴”的必备饮料。《三国志·吴书》记载吴郡韦曜饮酒不过二升,为不失礼仪,吴主孙皓有时“密赐茶以当酒”。这就是成语“以茶当酒”的来历。饮茶在南方虽是常事,但对东晋早年初渡江南的北方士族来说则未必精于此道。来自琅琊的丞相王导,虽位极人臣,但由于先前在北方饮茶机会并不很多,因此在一次宴席上既分不出茶的优劣,亦不知应该热饮或冷饮,闹了不少的笑话。在新的环境影响下,侨居江南的北方士族也很快迷恋饮茶了。
《世说新语》载东晋司徒长史晋阳人王不仅自己好茶,而且每有客人造访总强令别人饮茶,以致客人每欲往访都会心惊胆战,“必云今日有水厄”。嗜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六朝时期,人们已能辨别茶的优劣,把茶分为“茶”、“”、“茗”诸品。饮茶时还流行用茶点佐茶。史载东晋大司马桓温性俭而好茶,每次酬宾的宴会,只有几盘佐茶的茶果。当时的茶点,可能是一种经过加工的蜜饯。嗜茶之士生前好饮,死后则以茶随葬。据《南齐书》载,齐武帝萧赜临终遗令的祭品中就有“茶饮”一项。所谓“茶饮”就是茶食,当然包括茶具和放置茶点的器皿在内。茶对当时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的风行必然会推动茶具的大量生产和不断改善。南京是六朝古都,解放后发掘出数以千计的六朝墓葬。其中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鸡首壶,多为青釉,只有极少数黑釉,比较珍贵。鸡首壶壶嘴均塑作鸡首状,并与腹部相通,在鸡首相对的另一侧有把手自肩部连于盘口,造型颇为生动。从器形演变看,鸡首壶是从东吴、西晋时期一种特型罐发展而来。这种特型罐在肩部塑有鸡首或虎首等,但在对称的另一侧仅贴塑短尾,称为鸡头罐或虎头罐。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这种特型罐、鸡首壶就是作为储注茶汁的茶具而随葬墓中的,与盘口壶、耳杯作为酒具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信息爱茶经网提供:从东吴矮胖的虎头罐到东晋、南朝端庄挺拔的鸡首壶,从肩部贴塑短尾到肩口之间设置更加方便使用的把手,茶具演变的历程折射出六朝饮茶风尚的审美观和成熟化。透过那出土的件件精美茶具,我们仿佛看到了1500多年前那一场场飘逸着儒雅风流的茶宴,闻到那席间弥漫的清醇甘美的茶香了。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重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
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
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
茶是因作为饮料而驰名的,茶文化实质上是饮茶文化,是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用之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1)茶与宗教结缘
汉魏六朝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2)茶文学初兴
晋宋时期的《搜神记》、《神异记》、《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便有一些关于茶的故事。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南北朝时鲍令晖撰有《香茗赋》,惜散佚不存。
(3)茶艺萌芽
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程式和技艺。
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有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
两晋南北朝,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中华茶艺亦于西晋时萌芽。这一切说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汉魏六朝时期的饮茶方式,是将茶煮成羹汤而饮。煮茶,或加冷水,或加热水,煮至沸腾,乃至百沸。
从两汉到三国,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物,饮茶仅限于王公朝士。晋以后,饮茶进人中下层社会。
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此时期,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中及文人士大夫、宗教徒,可谓社会各个阶层普遍饮茶。饮茶成一时风尚。
文人士大夫饮茶风气很盛。张载、左思、杜育、陆纳、谢安、桓温、刘琨、王濛、褚裒、王肃、刘镐等文人士大夫均喜饮茶。茶,作为风流雅尚而被士人广泛接受。
晋惠帝蒙难初返洛阳时,侍从以“瓦盂盛茶”供惠帝饮用,可知惠帝日常生活中应当饮茶。南朝宋人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莽。”在温山建御茶园,茶叶专供皇室。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提神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道家清静淡泊、自然无为的思想,与茶的清和淡静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中国的饮茶始于古巴蜀,而巴蜀也是道教的诞生地。道教徒很早就接触到茶,并在实践中视茶为成道的“仙药”。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在茶从食用、药用向饮用的转变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徒崇尚饮茶,其对饮茶功效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促进了饮茶的广泛传播和饮茶习俗的形成。
同期的佛教徒也以茶资修行,以茶待客,同时,平民阶层的饮茶也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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