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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岁月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
茶在近代史上串演的角色与中俄草原茶路存在的同期，茶的贸易还串演着别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对华贸易滋养了西伯利亚的繁荣和俄国纺织业的兴盛一样，当整个英国的工人普遍每天下午饮茶来恢复体力时，对华茶贸易就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
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作为茶叶原产国和传统输出大国的中国，其茶叶贸易完全崩溃。
邓九刚研究中俄草原茶路的著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00年，邓的《茶叶之路》出版。与此前后，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开拍。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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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俄罗斯商团拜谒康熙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驼道》、《驼殇》、《驼村》、《驼路歌》及《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康熙年间的一支俄罗斯商队被邓九刚看作茶路故事的缘起。
1689年，康熙为切断蒙古草原上的枭雄噶尔丹部的后路，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眼中，那主要仍是中俄之间第一个明确划定国界的条约。而俄罗斯人则看重条约的另一部分内容通商。近代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称该条约为第一个俄中和好通商条约。
时隔不久，1693年，一支175人的俄罗斯商队从莫斯科到达北京。商队因持有彼得大帝签署的国书，兼有使团性质。大清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事先向使团交代，要按中国惯例对皇上行跪拜礼。康熙大帝在故宫接受跪拜后，率众臣、宗室、贵族凡300人大宴使团。对所有来人厚加赏赐，远远超过来人赠送的礼品。使团在京逗留期间，每日受到肥羊鹅鸡马奶酒款待。清廷完全是按贡赐关系行事。
自秦汉以来，四夷崇敬，八方来朝。邻邦纳贡，朝廷重赐，已成惯例。宋人石介着《中国论》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央王朝和四夷的关系，常常是君臣的等级关系。这就是中国君王心目中的国际秩序，并形象地体现在贡赐关系上。
17世纪的中国朝廷仍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概念，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绝贸易。明末清初那些谈不上测绘价值的舆图上，中国的十来个省在一片海洋中央，以外是若干小岛。1693年俄罗斯使团到京时，《大清历朝实录》中谈到俄罗斯，只含糊地说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里。谈到使团来京，也将其称为外藩朝贡。
俄罗斯使团在提出关于边界纠纷和在华建立东正教堂的诉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请派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举应无庸议。从上面的答复中将俄罗斯列入四夷、出面答复机构为理藩院便可看出，清廷是将外国事务等同于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来办理的。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与藩夷通商。若派遣使团或商队到外国，无异于朝贡称臣，绝无此理。
而俄罗斯则是一个重商的国家。莫斯科城邦早期的兴起和繁荣，完全得益于商品的集散。俄罗斯在没有轻工业生产的时代就急于打通第聂伯河、伏尔加河水系的商路。纤夫们拉动的商船运点儿皮毛和蜂蜜到君士坦丁堡，换回葡萄酒、黄金、丝绸和香料。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皈依东正教，同莫斯科到君士坦丁堡商路的开通有着直接的关联。历代沙皇直接参与贸易、控制商业，通过葛斯奇（大商人）代理，垄断皮货等贵重商品的买卖。彼得大帝登基时，君士坦丁堡已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水路被切断。为了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彼得一边忙着在波罗的海建造港口和造船基地，一边向亚洲东部谋求出海的不冻港。这时，彼得看到，直接从陆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将为沙皇俄国带来滚滚财源。何况，从新兴的彼得堡到西伯利亚，所有家庭的茶炊沸腾着，俄罗斯已经离不开茶。
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朝野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此后双方的和平边贸持续了近300年。
这就是后草地那条茶路的由来。
草原深处的商业狂飙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着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18世纪初，一条通过欧亚草原的商路被俄罗斯方面重新勘测开辟，从莫斯科到北京因此缩短了1000多公里路程。在这条路通过中俄边境平坦地带上一个小村落，俄罗斯在此规划设计并出资兴建了一个贸易圈恰克图，取代了尼布楚的功能。摊位、仓库、酒店、旅社、围墙和四角的塔楼，迅速由士兵和工人建成。时隔不久，边境中国一侧，中国商人自己掏钱买地，由民间盖起了与其规模相当的贸易区买卖城。两国的市场毗邻，设木栅栏为界。中俄第一批边境口岸出现了。
于是，中国一侧的蒙古草原上，驼铃不绝于耳，驼帮辗转连绵，接通内地各省；俄国一侧的西伯利亚，雪爬犁来回穿梭，翻越乌拉尔山，直达莫斯科，彼得堡。大宗的茶叶、大黄、烟草、丝绸从内地由此出境，同时西伯利亚的皮毛也输入中国。
清学者何秋涛所着《朔方备乘》记载：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着。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
草原腹地恰克图腾起的商业风暴波及欧亚，对此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曾有描述：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决定双方所供给的商品交换比例因为货物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方面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方面是棉毛织品。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不稳定，俄国对华贸易却因草原茶叶之路有了保障，其数额远远超过英国、法国、荷兰、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华贸易。与此同时，俄罗斯定期不定期派出使团兼商队到北京交易，所获金银全部运回莫斯科；而中国方面却严禁商人出国经商。
随着商业形势的飞速发展，1727年8月中俄两国签署《恰克图条约》，以法律形式再行确定新口岸的建立。1777年一年，俄方征收进口货税超过48万卢布。短短几年，对华贸易成为俄罗斯国库最大宗的进项。
俄罗斯对热情好客有个比喻恰克图式的接待。获取商业利润的共同目的，促成双方的友善和相互尊重。和气生财本是中国商人的信条，在恰克图转而成了中俄两国商人共有的商业态度。
俄历史学家瓦西里帕尔申这样记录当年双方往来问候之殷勤：在俄罗斯的节日，中国买卖城的官员率众过境做客，皆华服齐整，彬彬有礼。俄方哥萨克摆队迎接。
买卖城这个中国城镇筑有高大的木桩联结成的围墙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关帝庙）巍然耸立。许多屋顶上是张着大口的奇形怪状的巨龙。春节三天，（俄方）人们成群结队地赶到买卖城，观看中国人的彩灯和焰火。阴历年的庆祝活动在无炮架的小炮的轰鸣中开始。然后扎尔固齐（中方官员名）通过翻译接受我方边防长官和税务总督的正式新年祝贺不论您走进哪一座门，都会看到欧亚合璧的陈设。这时（阴历年）中国人不再拘束，颇有西方风度。他们非常殷勤地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地请客人吃各种甜食及喝马德拉酒和香槟酒。（俄方）妇女们往往带着孩子和慈祥的双亲成群地涌入店铺，毫不客气地大嚼糖果，痛饮给他们这些不拘礼节的客人端来的绍兴醇酒和中国草浸酒。（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在这段友好互利的年月里，两国商人你来我往，交易繁忙，却几乎没有专业翻译人员从中沟通。于是，一种汉语、俄语、蒙语杂糅含混的交际语言出现了。它简陋而实用，上万银两的买卖倚仗它而成交。它流通有限，仅在恰克图和买卖城通行。中国商人把它叫做买卖语。买卖语如果出现在任何语言课堂上，绝对让人笑掉大牙。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沙皇在恰克图修建了一所相当规模的商业学院，准备专门培养对华贸易人才。商业学院的楼房如今还在，仍作学校使用，专业已改为工科。
茶叶之路万年沉寂的外贝加尔地区荒原上，恰克图迎来了兴盛繁荣。邓九刚进行了系统对比之后发现，这是一条全新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新型商路。经由恰克图的中俄草原茶路，赋有明确的国际贸易目的，规制成熟，长期稳定。两国派驻官员，管理税务，定期会晤往来；双方互通有无，交易平等，已经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元素。邓九刚认为，为便于学术研究，相对于丝绸之路，称中俄草原茶路为茶叶之路为好。
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公元前4~3世纪，中国人驯化茶树成功，开启了人工栽培茶的历史。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俄通商后，中国对俄国的茶叶输出成倍增长。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由恰克图输往俄罗斯的茶叶价值500万~600万卢布。1839年达到800万卢布。俄国商人将茶叶转手到下诺夫哥罗德，即卖得1800万卢布。草原茶路上的第二宗商品大黄，在18世纪30年代进入恰克图的价格是1普特12~15卢布，转手到欧洲售价110卢布。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垄断大黄生意，每年大黄的商业利润维持在15万卢布上下。
1749年恰克图贸易总额304万卢布，1850年即达到1380万卢布。1840年~1860年,对华贸易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60％。中方每年贸易顺差在100万~200万卢布上下徘徊。许多时候，俄商不得不以白银临时铸成粗糙的工艺品同华商交易。表面上仍维持马克思所知道的物物交易，实际上是变相的白银支付。华商交易后就把工艺品化成千斤一块的大银砣运回内地。大银砣不易被盗，所以盗贼管它叫没奈何，见了也偷不成。
即便如此，从这条中俄草原茶路上看来，俄方除千方百计开辟货源之外，从未想到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平衡贸易。这在中国人眼中，不能不算表现了高度的商业道德。
一串城市因茶路兴起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恰克图西北200多公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俄罗斯重镇伊尔库斯克。往西经托博尔斯克至秋明、叶卡捷琳堡，过喀山不远就是莫斯科。
恰克图南边150多公里是当时中国喀尔喀草原中心的最大城市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库伦是喀尔喀草原的政治、宗教中心，清廷在此驻有二品办事大臣。库伦往南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归化向南通至太原、汉口，沟通江南各省；向东连接张家口、北京、天津，延伸至华北地区。很容易看出，这条茶路为后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的选线工作提供了基础，而再往后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大致就坐落在中俄草原茶路上。
恰克图是茶叶之路交易口岸。伊尔库斯克和归化是两国各自汇集商品、组织货源的桥头堡。邓九刚广泛查阅北方各省县志进而发现，茶路的出现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当时中国这边，多伦、阿拉善、包头、集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长而扩大了规模。其中隆盛庄和河口镇等地后来又因茶路消失而消失。
以归化为例。归化早先有别名召城，召就是庙，在当地属藏传佛教。民谣说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闪耀着宗教圣灵光辉的召城在茶路兴盛的前后300年间，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城，上百家专事俄蒙贸易的通司商号在此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因地处中俄通衢，这里是八方驼道的枢纽，养驼业因茶路达到高峰，盛时达16万峰。如今呼和浩特旧地名中桥多，也得益于其当年全国最大的牲畜交易和屠宰中心的地位。因当年牛贩集中在为康熙征讨噶尔丹凯旋修建的庆凯桥，牛市遂被称为牛桥。桥因此在呼市含蓄了市的词义之后，旧城北门出现了羊桥，新城西门出现了马桥。年交易量数十万计的牛羊马贸易催生了桥边大片饭铺、茶馆、旅社、杂货店。当年的归化，手工业和轻工业迅速发展，茶叶加工厂、粮食加工厂、制药厂、制酒厂、酱油厂、榨油厂、制毡厂纷纷开业。金融方面的钱庄、票号生意火暴。当归化因为交易大批羊群、马群、牛群需要有场地存放时，召河出现了。距归化正北80公里的召河草原上，一条小河从普会寺流过，水草肥美。这里成为为牲畜交易服务的放牧场，等于归化囤蓄牲畜的后院。今呼和浩特附近的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则是驼夫、赶马人和跑趟子车的车夫等茶叶之路上的主角长期落脚的地方。茶路沿线村庄的庄名，多以当年商号命名。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四合义、广义泰、三义元、大盛合等。这些村落，水井打在村外，因为最早是为人和畜群饮水而凿。先有了商业存在之后，到了咸丰年间，这些村落才开垦土地，逐渐成为后来的农业居民点。
西伯利亚因茶路而繁荣在恰克图那边，因茶路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实施占领后，尽管政府竭尽全力调集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仍无法满足需求。16世纪中原政权还是明王朝时，蒙古族土默特部的商队就促成过中俄民间贸易。当时来自中国的粮食、蔬菜、丝绸、瓷器，尤其是茶，极大地缓解了开发西伯利亚的困难。
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是最早中国至西伯利亚民间交易的场所之一。草原茶路开通后，不仅茶支持了人们在西伯利亚的生存，而且商品交换使一部分祖辈操弄猎枪、渔网和牧鞭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望不到边的肥沃土地被开垦种上小麦，只种不管，即可收获。上乌金斯克等地迅速变成远近闻名的农业区，产出的小麦经伊尔库斯克直接从恰克图卖给中国商人，换取茶叶。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出产的小麦上升为俄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西伯利亚的变化吸引了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乌拉尔山以西流向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一系列新兴城市像平地冒出来一样，东正教堂的钟声在广袤的泰加林原野上阵阵远播。还有不少西伯利亚人依据地理优势，就近改行当了商人，成了大财主，进而成了控制某一地区的实力派人物。有些人还被政府任命为西伯利亚重要城镇的行政首长。这个迅速崛起的群体构成了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西伯利亚新贵族。
得益于中俄贸易，俄罗斯轻工业迅速发展。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
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中国商人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中俄走向两个方向茶叶之路存活的二三百年中，中俄两国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巨大变化。
俄罗斯日渐强大，在17~19世纪巩固了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幅员最大的国家，迈开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步伐。在通讯、造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领域有了显着进步，形成20世纪超级大国的雏形。
1780年《中俄伊犁条约》后，俄罗斯在中国北方增设领事处共达11处。加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得到了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的权利。《中俄瑷珲条约》签约后，俄罗斯的阿穆尔船舶公司垄断黑龙江的航运，年盈利40万卢布以上。
1865年，电报通讯缆线从莫斯科敷设到伊尔库斯克，俄政府向清廷提出从恰克图到北京之间敷设通讯缆线，被清廷拒绝。俄罗斯转而延伸电报通讯缆线至海参崴。不久，即从水下通到上海，在黄埔滩头设局营业。中国市场的商业信息，眨眼间可从上海经海参崴传到伊尔库斯克、莫斯科。
而大清帝国却江河日下。政府无视恰克图贸易的宝贵经验，闭关自守。拒绝以现代外交方式同西方国家交往，放弃了主动开辟口岸同外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历史机遇。结果内外交困，列强紧逼，连连战败，丧权辱国，白银外流，在19世纪转向颓败。
悲情岁月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
茶在近代史上串演的角色与中俄草原茶路存在的同期，茶的贸易还串演着别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对华贸易滋养了西伯利亚的繁荣和俄国纺织业的兴盛一样，当整个英国的工人普遍每天下午饮茶来恢复体力时，对华茶贸易就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
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作为茶叶原产国和传统输出大国的中国，其茶叶贸易完全崩溃。
邓九刚研究中俄草原茶路的着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00年，邓的《茶叶之路》出版。与此前后，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开拍。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比如，把茶马古道当作只有茶和马的古道，或者用茶马古道的概念拒绝任何云南古道的概念，类似的观念和论述，这不仅容易覆盖和远离茶马古道的真相，也容易把茶马古道搞成一个封闭性的概念。
我们的态度是，茶马古道应该是云南古道的标志性代称，从狭义来说，茶马古道专指云南古代（主要是明、清两代）以骡马运输茶叶的古道，如云南滇西南至滇西，滇西至川藏的古道以及普洱贡茶入京的古道。从广义上说，茶马古道，泛指云南的一切古道，但这些古道的命名，有着更加开放和细致的空间，如“南方丝绸古道”、“盐马古道”、“盐茶古道”、“铜银古道”以及“博南古道”、“朱提古道”、“蛮耗古道”等各种命名方式。总之，茶马古道应该是开放性的概念，有其狭义和广义的内涵和外延，是云南和西南古道系统的总体代称，应该融摄而不是拒绝多种云南乃至西南古道的多种命名方式。只有这样，茶马古道的言说方式，才能接近而不是远离茶马古道的真相。
而什么是茶马古道最大的真相？
在会泽县城江西会馆空空荡荡的古戏台门楼下，曾经属于“滇铜名都”的万丈繁华早已烟消云散，耳际只有一阵阵过往时空中的寂静喧嚣，眼前只留下高高悬挂的一幅楹联：
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上联），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下联）
这幅楹联不是古人留下的，而是2002年会泽县政府面向全国开展会馆寺庙楹联征集活动中得到的。
但这真是一幅好联！不仅道尽了一个戏台上不断上演的无数人间繁华沧桑，用它来说云南古道上曾经上演过无数传奇大戏也颇为贴切。
无论是过往和现代的无数事例，都证明着这样一条真理：封闭性的事物是没有生命力的。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茶马古道的概念也是一样，过去，它是开放的，今天，它也应该是开放的。天地无私，茶马古道也不应该有私，这样，才能合天道，同时，也才能合人道。这是我们今天追寻茶马古道真相的最大意义，不是为了颠覆什么，而是为了接近和展示茶马古道的角色衣冠下那有可能被遮蔽的丰厚存在，为了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角度里丰富茶马古道的深厚内涵，为了倾听这条古道上隐约传来的，来自天地无私的大地母亲的那一声声亲切呼唤：“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慢下来，慢下来，吃碗热茶！”
云南古道上运过丝绸、盐、铜、银、锡、各种皮革、药材以及木材制品和其它众多货物，运输的工具，也不只是马，还有骡、驴、牛等牲畜，甚至人本身也成为运输的工具。无论以运输货物还是运输工具以及运输路线而论，云南古道的命名都有可商榷之处。但茶马古道的命名在云南古道的诸多命名（如“盐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茶盐古道”、“银铜古道”以及一些以地名命名的古道，如“博南古道”、“朱提古道”、“蛮耗古道”等）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约定俗成，广为流传的云南古道代名词，其在云南混乱的古道命名中的巨大文化整合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茶马古道的命名和研究，既是一次传统文化的整合运动，也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喊魂运动。因为茶马古道的命名和研究、传播，现代性语境中的云南古代文化整合运动有了一件亮丽的衣冠和一条主要的线索。于是，沿着这条线索和这件衣冠上的纹理丝路，云南，乃至西南古道上曾经上演的无数鲜活大戏似乎又活了过来。于是，断代百年的云南普洱茶传统开始复活；同样断代百年的云南铜银传奇开始发出新时代里的洪钟之声；还有断代多年的云南玉石翡翠文化、辉煌一时的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以及云南的其它古代文化，都在以茶马古道为线索经纬的云南传统文化整合运动中焕发出新的光辉。如果我们的记忆更加鲜活一点，我们还会发现，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化语境里，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更多是质疑和批判（如当时喧嚣一时的电视文化纪录片《河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黄河文明”的鄙夷态度，曾经得到不少人的应和），而在那种语境之下，云南的文化人却与时代的文化趣味背道而驰，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始了以西南数省区、数条古道为版图经纬的传统文化整合或曰“寻根”运动。和当时流行的批判性的“寻根”不同，云南文化界的这场寻根运动是建设性的。今日云南文化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兴旺发达的良好局面，不仅因为起步较早，也和云南传统文化的整合“寻根”运动中建设性的因子具有莫大关系。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旦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政治的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
从中方来说，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恰克图这条中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晋商集团对发展中俄茶贸之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普洱茶是交易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其实熊很多文献里面体现的资料的来说，中国人民真的是从古至今的智慧都是无限的，传统模式下的人尚有如此大的智慧，那就更别提现代的人们咯。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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