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比较久远的一种传统饮料。茶叶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了，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茶文化。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茶文化发展过程。
清代的传统茶文化日渐衰落，而现代饮茶方式逐渐兴起。但是醉心于茶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茶饮精神。另一方面，饮茶在宫廷中的发展走向了奢华，背离了明朝的节俭精神。
茶宴起源于唐代，但论规模及奢华程度，当属清代的宫廷茶宴为最，代表就是乾隆帝创设的“三清茶宴”。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亲自创设了“三清茶宴”，并定于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择日在重华宫举行。其目的是为了表示皇室恩惠和联络感情，内容以宫廷时事吟诗作词，参加者多为大学士，九卿，内廷翰林等高官。宴会所用之“三清茶”是乾隆采用梅花，佛手，松实亲自调配，并以雪水烹制而成。
除以专门的茶宴之外，茶在宫廷宴饮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是饭前饭后必饮之物。另据茶叶知识学习网考证，康熙，乾隆两朝，宫廷中共举办过四次规模较大的“千叟宴”，参加宴会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达3000之多，其规模罕见。均是职位较高的王公大臣。这里，茶象征的是荣耀。
清代，在文人与宫廷饮茶之外，饮茶作为一种习俗在民间得以普及，成为民间礼俗的一个组成部份。饮茶在民间普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现代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各阶层包括普通百姓进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一个个茶馆就是一个个舞台，形形色色的人在上面展示不同的人生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此时，大多数的民间茶馆是遵循茶之节俭之风的，茶馆的盛行，也标志着茶文化向全民化和日常化的趋势发展。清代，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CY3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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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茶文化的形成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唐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烏龍茶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部《茶经》，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烏龍茶。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与探索，直至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方大行其道。《茶经》的问世，不但使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亦因此名扬天下，并为朝廷所知而召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仕途，竟不就职。晚年他由浙江而至江西上饶隐居.《茶经》是一部论茶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由陆羽开始的茶的这种划时代的变化，正是当时茶风盛行，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体现。宋代茶业的发展 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明清茶文化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张大复则在次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泰国地处热带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东南亚国家。受历史、地理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泰国人也十分喜欢喝茶，可以说茶是泰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但是，泰国人在喝的茶种类以及喝茶方式上和我们有太大的不同。那么，泰国人都喝哪些茶叶？泰国的茶文化是如何发展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泰国的茶文化吧。
泰国
一、泰国人喝哪些茶：
1、泰国地处南亚，纬度较低，气候炎热，因此冰茶成为他们饮茶文化中重要内容。
2、泰国人喜爱在茶水里加冰，让茶冷却甚至冰冻，品尝起来沁人心脾。
3、烈日之下，喝一杯冰茶，既能去热散湿，也能颐养心神。
4、泰国的冰茶可谓多种多样，在杯中放入薄荷或是加上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汁，都可以调出一杯特别的冰茶。
5、泰国人也吃腌茶。
泰国茶
二、泰国的茶文化与历史发展：
1、泰国北部地区与中国云南接壤，这里的人们有吃腌茶的风俗，其法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制作腌茶一样。
2、腌茶一般在雨季制作，所用的茶叶是不经加工的鲜叶。制作时，姑娘们首先将从茶树上采回的鲜叶，用清水洗净，沥去鲜叶表面附着的水后待用。
3、腌茶时，先用竹匾将鲜叶摊晾，使其失去少许水分，而后稍加搓揉，再加上辣椒、食盐适量拌匀，放入罐或竹筒内，层层用木棒舂紧，将罐(筒)口盖紧，或用竹叶塞紧。
4、静置两、三个月，至茶叶色泽开始转黄，就算将茶腌好。
5、腌好的茶从罐内取出晾干，然后装入瓦罐，随食随取。
6、讲究一点的，食用时还可拌些香油，也有加蒜泥或其他佐料的。
7、腌茶，其实是一道菜，吃时将它和香料拌和后，放进嘴里细嚼。
8、又因这里气候炎热，空气潮湿，此时吃腌茶，又香又凉，所以，腌茶成了当地世代相传的一道家常菜。
9、由于泰国的燥热天气，泰国人有了一个不同于别国的习惯，就是爱喝冰茶。对于常年气候炎热的泰国而言，在热茶中加上一些冰块，实属是别样的饮茶享乐。泰国的冰茶可谓多种多样，在杯中放入薄荷或是加上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汁，都可以调出一杯特别的冰茶。
泰国冰茶
泰国人喝茶喜欢喝冰的，而我们国家喝的茶，如果是品的，真的要热茶才能真正品出茶的味道，不过不同茶不同的品法，不同地区制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大家觉得能够适合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品茶要的是喜欢。泰国人的饮茶真的与我们的很不同，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泰国去看一看他们的品茶习惯，坐在里面也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以上就是关于东南亚国家泰国的饮茶习俗的介绍。从上面我们知道，泰国人喜欢喝茶，但是由于气候比较炎热，因此他们多喜欢饮用冰茶。另外，除了冰茶外，泰国人也喜欢一种名为“腌茶”的茶类品种，这种茶主要是作为凉菜来食用的，通过将茶腌制变成一道家常可口的开胃凉菜。
中国是茶的故乡，经过漫长的历史跋涉，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扎下了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作为茶的发源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今天与大家分享中国茶简史，作为爱喝茶的中国人，知道了这些才敢说真的懂中国茶。
一、茶文化从古至今的发展
对中国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多的是一种清静、静心的精神象征。历经千年，茶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1、神农时代：5000年以前，神农时代利用生叶煮着喝，把茶叶拿来当药用。
2、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
3、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
4、汉代：
（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我国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
（东汉）1500年左右，开始制作茶饼，以便运输。
5、唐代：1200年以前，受唐代经济、文化的影响，陆羽《茶经》的倡导，唐代饮茶文化盛行。
6、宋代：1000年以前，泡茶技艺的改进，水质的讲究，斗茶成了一种风潮。
7、元代：700年以前，开始出现散茶。民间则以散茶为主，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开始出现泡茶方式，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为明代散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8、明代：600年以前，朱元璋废团改散，黄茶、黑茶和花茶的工艺相继形成。
9、清代：300年以前，中国茶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只有中国，工艺以烘青和炒青为主，制作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绿茶、白茶。
10、近代：
1846-1886年是中国茶叶的兴盛时期，茶园面积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递，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1886-1947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政治、经济方面、国际茶叶市场竞争失败。
1950-1988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茶叶经济走向稳定发展之路。使得茶叶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二、利用茶的三个阶段
中国人的祖先饮茶经历了四个过程：生吃药用、熟吃当菜、烹煮饮用、冲泡品饮。古人最早利用茶的方式是口嚼生食，后来便以为火生煮羹饮，就象人们今天煮菜场一样，那时的人们只把茶作为羹汤来饮用，或以茶作菜来食用。
1、药用：发现和利用茶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我国第一步药物专著《神农本草》中就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做药用，生嚼内服，清热，外敷消炎解毒。
2、食用：从生嚼到煮食，茶叶可以和粮食一起煮“茶粥”，“羹印”，或者灼煮，捞起，加调料。今云南基诺族仍有“凉拌茶菜”。
3、饮用：饮用源于食用，从食用到饮用，是出于对茶之本味的追求。现代仍然有食用茶的风俗，牧区将茶掺入牛奶共饮，少数民族地区有擂茶和打油茶。
三、饮茶方式的转变
1、唐代煮茶法
煮茶前，先把茶叶碾碎，烧开水后将调料放入，再将茶粉撒入锅内。饮用时，趁热将茶渣和茶汤一起一起喝下去，谓之“吃茶”。
唐人煮茶一度喜欢往茶汤里添加调味料，如盐、葱、姜或橘皮等等，中唐时陆羽极力反对这一煮茶的方式，煮茶的时候最多加一点盐调味。此后唐人饮茶开始提倡茶汤的原味，为茶道之兴奠定基础。
2、宋代点茶法
宋代的饮茶方式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到达了极致。他们在茶饼上装饰了很多龙凤的花纹，十分精致，叫做“龙凤团茶”。
先将饼茶碾成细细的粉末，用沸水冲点茶。为了使茶末与水融为一体，用茶筅快速击打，茶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沫。日本的抹茶道就是起源于此。
3、明代泡茶法
到了明代，制茶法和饮茶法一再简化。朱元璋大力推广散茶导致了茶类的异化，以前只有绿茶，后来慢慢又出现了别的茶类。
明朝人认为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茶叶冲泡的方法也延续到了今天，泡茶不加任何调味料，喝的是茶的原味、真味，同时泡茶所用的茶具和方法也简化了很多，更利于茶文化的传播。
海南地处中国最南端，是我国几个为数不多的热带地区。受气候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海南的茶产业发展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并不是那么的成功。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海南的茶产业，壮大海南茶文化。海南省当地政府提出重振海南茶叶的发展新方向，力图改变现有状况，促进茶叶的进一步发展。
“我省虽不是重要产茶省，但也是主要产茶省，还可成为高品质红茶产地，我们甚至可提出‘海红’的概念；要重振海南茶叶产业，让绿水青山变成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政协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省政协委员容丽萍通过向大会递交提案、联席会议、大会发言的方式，提出了“关于重振海南茶叶产业”的建议。
容丽萍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海南省委七届二次全会作出《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最近，省委、省政府明确我省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不作为城市组团进行发展，主要是作为生态功能区进行保护和建设，这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部署和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在经过前期的调研和查找有关资料，容丽萍了解到我省南部山区是云南普洱茶仓储发酵绝佳的“风水宝地”。容丽萍在提案中提出，我省可通过发展普洱茶仓储产业，吸引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茶商投资者，建立专业茶仓，进行科学仓储，精准营销市场，整合云南、海南两地优质资源并以此带动茶文化在海南的发展。
容丽萍指出，建议我省的茶园要提前做好茶园的基础认证工作，为将来的产品出口做好准备；做好海南红茶的特色宣传，尽快恢复“远洋牌”红碎茶的品牌和产品，借助“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让海南红碎茶重新占领国际市场；建议大力发展与茶叶相关的产业，发展与茶叶相关的论坛等活动，可开展具有我省独特优势的活动，如每年初，在天涯海角举办“天涯共此茶”活动，邀请游客品尝海南最早的、也是全国最早的早春茶，邀请全国六大茶系列来天涯海角参与活动，展示他们的产品与茶文化，邀请全国著名的茶叶界专家学者来讲授茶文化、茶研究成果等。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其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称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渊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关于三国时吴下已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 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籄E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其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其白皙。小字为其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 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称：“此为荼为茗？”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俶四十，称：汝既不能光叔父，奈何秽吾素业？”《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事》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猜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植茶也相当兴盛了。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县通出茶，最好。”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象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炰鳖烹茶”，不作茶作苦菜解，后面的具当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髟?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也已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宋朝人基本上沿用唐朝人的饮茶方法，但是饮茶程序却没有那么多，“点茶”是当时所流行的，而与唐朝人的“煮茶”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不同之处在于“点茶”是用开水冲泡茶叶，不再是用水煮茶叶，这是饮茶的一大变革。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煮点法的发展吧。
宋代饮茶
煮点法的发展
1、灸棘：茶饼放太久香味会变陈，应先放于清洁的容器中用热水浸渍，以便将表面半凝固的膏刮除，再以铃钳夹住，用微火灸干。
2、碾茶：茶饼经过烘焙灸干后，包上一张清洁无味的白纸，用银制或铁制的茶碾击碎，碾茶的时间要短，动作愈快愈好，如此才能使茶色白，若耽搁过久，茶色即呈昏暗。
宋代饮茶
3、罗茶：棘团茶虽经碾碎，然并不十分匀细，须用茶罗筛出细粉，粗茶屑则弃之不用。茶罗的纲目愈细愈好，茶末细才能与汤完全融合，若粗则易沉淀于杯底。
4、候汤：宋代点茶则用汤瓶盛水煮汤，用来点冲盏中的末茶，称为点茶。汤瓶宜小不宜大，小则候汤较易，点茶注汤时也较易控制出水量。因为汤瓶口小，煮水时不易观察判断，汤应煮至何种程度也最难分辨，所以说“候汤”难也。又因候汤难以目测，故除陆羽的三沸“形辨法”外，尚有“声辨”和“气辨”法，以辨别汤之老嫩；而如何将茶汤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老熟也不生嫩，确是需要相当的经验才可。
宋代饮茶
5、盏：用意如同今之温杯，即点茶前先用火盏使杯温热，如此茶末才能全融于汤中，若冷则茶末与汤分离。茶用以建安瓷最好，它呈深青色且有兔毫般的纹路，的身较厚，保温效果佳，不易冷却。温过的后，以铁匙或银匙量适量的茶末放入盎中，而置茶量也须适中，约一钱七分左右，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而聚。置好茶即可点茶了。
据《大观茶谕》记载有两种点茶法：一是静面点：将茶放于盎中徐徐提瓶环绕的缘注入热汤，再以筅轻轻摇动不使右茶的浮沫产生；二是一发点：此法是置茶于盎中后，提瓶将热水一口气注入，随注入，随手以“筅”用力搅拌，使茶泡漂浮。这两种点茶法都不是最好的。另有一种点法是先将盅中的茶粉调成糊状，然后将热汤环绕注入，不使汤与茶直接沾染，然后再加以搅拌而使茶汤均匀，这才是最好的点茶法。
我们都知道唐朝人饮茶会往茶叶里面添加葱、姜、橘皮等佐料，但在宋朝由于茶叶的品质不断得到提升，茶汤滋味也越来越佳，外加“点茶”的流行，就不再往茶叶里面添佐料了。以上内容由小编为您整理的煮点法的发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哈尼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其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元江和澜沧江之间，也就是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哈尼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属于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其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自己的文化传承。茶文化在哈尼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尼族茶文化的发展吧。
叶在西双版纳哈尼族生产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饮茶方式古朴有趣，丰富多彩，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为了使这颗明珠今后更加璨灿，在此谈三点初浅的看法，与同仁共勉：
（一）茶文化与药理知识联系起来
茶起初是当药用的，并且药效奇佳，但在茶文化的诸多方面没有让人信服的药理学知识，茶即是药用，又是饮料，如果能切实地鉴定出其内含物质的药理作用的话，真可谓享受与治病兼得。
（二）茶文化与旅游业联系起来
西双版纳有十多种少数民族，茶文化各具特色，把哈尼族茶文化与其它兄弟民族的茶文化一起原汁原味地展现给国内外宾客，并把它当做一个产业来抓，特别要注意丰富茶学、推行茶礼、提倡高层次的茶饮文化，把西双版纳独具魅力的茶饮文化推向全世界，为旅游兴州战略的实施尽力。
（三）茶文化与哈尼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哈尼族是受先进的汉文化较多的民族，他们掌握了茶叶的种植、加工、销售，由于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山高路远，茶叶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在地区扶贫方面，应该提倡大力发展茶叶，疏通茶叶的销售渠道，为普洱茶牌子的做大做强作后盾，相应地改善哈尼族地区的生存环境，为西双版纳的经济腾飞尽一点力。
以上就是关于少数民族哈尼族茶文化的知识介绍。从上面我们知道，哈尼族是一个文化发展比较系统完善的民族。由于其聚居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茶叶，因此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哈尼族创造出自身独有的茶文化，并且在现在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以上内容由小编为您整理，希望对您有帮助。
茶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当代5个时期。
汉魏六朝：中华茶文化的酝酿
茶以饮用传扬，茶文化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两晋南北朝，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
同一时期，饮茶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孙楚的《出歌》、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晋宋时期的《搜神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有关于茶的故事。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因此汉魏六朝是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煎茶道形成于8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时期，广泛流行于9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出现了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茶书的撰著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6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
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宋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嗜茶，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著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12种。其中11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
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现存明代茶书有35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其中有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徐勃《茗谭》、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1种，嘉靖时期的茶书5种，隆庆时期1种，万历22种，天启、崇祯6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了“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等。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及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过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徴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
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20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莲花香片》、王旭烽《瑞草之国》、王琼《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经常举办。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亮丽的风景。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异彩纷呈。
一、“亚洲海都” 堺市的概况
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二、“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
1465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驶往宁波的。
1469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蔗轩日录》中也有关于宁波府的记录。
1486年3月14日条:“……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所画《三笑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
1486年4月26日条:“……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ト云也。”
1486年6月2条:“……宁波府南门金湜（集曰《皇华》），以诗鸣天下。以文鸣者，洪大人也（在宁波府也）。昏招梅侍者，料理子西事。”
1486年7月6日条:“……话及了庵之语、唐人作之事，宁波府之大人作之云云……”
在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以后，明朝的核心贸易国由琉球国转向了台湾。在堺市SKT3遗址出土的16世纪后期的“三阶藏茶室”墙基砖上刻画着海禁解除后来堺市的两艘中国船的形状。
四、甬堺之间的贸易商品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1486年正月8日:“……，皈舟多载医昏云云，圣徒（明麟）之塔……”
1486年7月9日:“……寅上主投以唐纸、唐笔、唐墨，可喜可喜。精公投以火筋一双云。……紫色北绢一端半、四角之墨一挺、笔三管之内一挺。”
1486年7月12日:“……，东归墨一挺、鍮盏子十枚、达公墨。”
1486年7月13日:“……，是药屋五郎次郎送以北绢一端（色黄）、大茶碗皿二十个。”
被禁止从宁波运往堺市的商品之中应该是有茶叶和茶树的。当时，茶叶是贵重物品。
《蔗轩日录》1485年2月29日条有“以茶二十包为赠与”、“又送抹茶一器于仁木次郎殿”的记载。根据《大乘院寺社杂记》的记载，日本濑户内海沿岸运往宁波的主要是铜、硫磺等物资。
以长崎为贸易港的《河盛家世界地图屏风》（绘制年代为1591至1615年之间）上，明代的贸易港被标记为“南京”、“福州”、“障（漳）州”和“天川”(即澳门港——译者注)。笔者认为，地图上所标记的“南京”应为明代帝都之名，其贸易港应是宁波。屏风上有以下题字:
大明国之内，南京，此国ヨリ白丝、纶子、缩缅、纱绫、缎子，色色卷物、染付皿碗、ついしゅくり、花入、万手之□物并药种书籍出。日本ヨリ铜药鑵水风□渡也。
文中所说的“染付碗皿”指景德镇窑产青花瓷器，是作为的果盘或“怀石料理”器皿用的。堺市海商从景德镇购入瓷器时，是整窑整窑地购买的。堺市出土的景德镇窑白瓷垫饼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根据。
屏风上还记有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物资。其文曰:
障州…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之手之恶物出。
所谓“皿、茶碗手之恶物”，即漳州窑系的陶瓷。由此可见，制作用的点心所使用的砂糖和怀石料理用的器皿、闻香用的香盒、点心盘、插花器等漳州窑陶瓷曾是堺市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必须一提的是，堺市海商伊势屋在1592年就获得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贸易的许可。
五、甬堺之间的禅林组织网络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在宁波港附近，有被称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临济宗天童禅寺、舟山地区的普济禅寺和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日本的圆尔辨圆禅师于1235年至1241年7月在径山万寿禅寺师从无准禅师学禅，回国后创建了京都临济宗东福禅寺和博多承天禅寺，并把京都万寿寺改成禅宗，更名为“万寿禅寺”。
1465年由兵库起航的遗明船于1467年抵达宁泼，同船的日本僧有临济宗的桂庵玄树和同为临济宗的相国寺画僧雪舟等杨。雪舟乘同船于1469年回到了堺市港，而1473年乘民间贸易船回国的桂庵玄树却于1478年接受了承包了琉球贸易的管理权的萨摩、岛津氏的邀请。琉球的禅宗寺院圆觉禅寺，是1458年8月8日到达琉球的京都临济宗南禅寺禅僧芥隐承琥，在琉球国王尚真皈依佛门后于1492年创建的。
《蔗轩日录》还记裁了海会禅寺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情况。包括堺市港在内的东西约321米,南北约856米的范围内，土地都是海会禅寺的庙产。乘坐1476年由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前往宁波的堺市海商金子西，曾是临济宗建仁寺天润庵掌管事务的禅僧，法名宗悦。他和海会禅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坐1483年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的禅僧东归光松、东曜利寅、光精待者和堺市海商药行老板五郎次郎，都和海会禅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郎次郎的儿子出家在建仁寺福聚院当和尚。由此可见堺市海商和禅宗僧侣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
禅宗僧侣之所以能代替海商来撰写贸易文书，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册封体制下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1391年生于堺市的瑞溪周凤曾以京都临济宗相国寺禅僧的身份起草过外交文书。另外，据《蔗轩日录》1486年2月7日条，在堺市海商中，有人往来于堺市和九州平户之间，能“妙解唐里之语音”。
六、亚洲的大茶文化圈
东海海域是海商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交流中，宁波和堺市的禅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临济宗禅僧的作用尤为重要。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堺市海商，既是被称为“茶人”的文化人，又是从事海外贸易的经济人。堺市的大茶人都是有政治靠山的大商人，是他们在堺市普及了茶文化。这就是在明代被禁止的抹茶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宁波和堺市在构筑亚洲的大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近世茶汤形式，指和现代那样把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一种新的方式。中世茶汤形式继承了禅院茶礼的做法，是把天目茶碗放在天目茶碗托上饮用的。
②三阶藏茶室，本是商店用来存放商品的三层楼瓦房，后转用为一楼准备茶水，二楼饮茶，三楼吃“会席料理”的茶楼。
③风炉饰，指的是煎中用风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④炉坛饰，是煎中用地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蔗轩日录》（大日本古记录）,岩波书店,2001
2.伊藤幸司:《中世日本的外交和禅宗》, 吉川弘文馆,2002年。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
4.森村健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堺市的煎茶的出现》,（《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2006年。
5.森村健一:《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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