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漫谈川藏茶马古道”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马古道”是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互动的传统线路和历史文化载体，从古代以来，见载于史册的有“蜀身毒道”“金牛道”“五尺道”“褒斜道”“广州通海夷道”等多种称谓。昨日，成都故事邀请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王川老师，在故事大厅漫谈川藏茶马古道，讲述其传奇故事。
川滇等中国西南地区是茶的原产地。茶不仅在四川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饮茶风气的流行和饮茶交流的增加，茶文化也在四处散播。王川老师说，根据史料分析，茶叶传入高原牧区的方式，虽然有不少说法，如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茶叶，如上层社会的交往等等，但最让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民间的自由物质交换，将茶叶传入了高原牧区。正是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才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
在古代中国边境就一直有“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和盐一样，是官方严控的专卖品。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到了明代，茶马政策成为治边的重要手段，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才终止。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就是一条由茶叶生产集散地到销区集散地的道路。王川老师介绍说，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起源于雅安，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此外，还有一条支线，是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而上，进入甘南地区，到达青海。无论是从茶叶的生产，还是地理位置，四川在其中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北宋熙宁以后，就在四川专门设置了茶马司，将四川年产的3000万斤茶叶中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由于茶马古道，沟通了茶叶生产、茶叶消费的渠道，茶叶在四川的制造也进入到高度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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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前天在此间宣布：云南剑川县“茶马古道”集市沙溪镇寺登街入列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老贸易通道，由于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并以马帮运输而得名。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它延伸入南亚的集市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
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难解之谜
60余枚寸许见方的小印，轰动了考古学界！无人认识的神秘符号，难以揣测的用途，使得这些被称做"巴蜀印章"的文物，成为了川藏茶马古道上最为难解的一道谜。
在荥经县文物展览馆，记者见到了这些令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印。它们均寸许大小，以铜质制成，多数为圆形，少数是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月牙形或山形。整个印仅几克重，印背有用于穿线的钮，其小巧的形状非常容易携带。而印面有别于其他的印章，没有文字，仅以阳文手法刻着神秘图案和符号，至今无人能够辨识，专家学者们称之为"巴蜀图语"，有人推测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以解读。
四川东部一些地方均出土过这种神秘的"巴蜀印章"，三星堆里也曾发现过。但以数量而言，荥经县出土多达60余枚之多，其印面无一雷同，殊为罕见。在古代，荥经曾是西南边陲重镇，南方丝绸之路曾从这里经过，贸易异常发达。有专家推测，这种神秘印章可能是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者通关证明，或者私人证明，但亦无法证实。
据荥经县宣传部门介绍，"巴蜀印章"引起了国内外许多考古学者的兴趣，许多人慕名而来一睹古印风采，但其谜底至今无人破解。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五条茶马古道路线是：
北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北京，称为“官茶大道”。
北西道——由普洱经大理、丽江、中甸进入西藏，由拉萨中转尼泊尔、印度等国。
南道——由普洱、思茅分为三线，即：东出越南，南出老挝，西南出缅、泰。
20世纪70年代开创了“新茶路”，入缅后经曼德勒或景栋转运到仰光，海运到加尔各答，再陆运到西里古里——葛伦保，最后由马帮驮运到拉萨。
思茅、普洱的古茶园，古道，马帮，茶庄，茶厂锁链构成一幅大气磅礴以普洱茶为核心的文化长廊，留下了辉煌的画卷，也给后人研究普洱茶文化提供了史料。
“普洱茶”饱含着深深的韵味，辐射出耐人寻味的“茶马古道”精神。……叮当叮当的马铃声在古道上回响，一长串马帮走过吊桥，一驮驮易武正山的茶叶被驮到普洱府，再流传到世界各地。时间在流尚，岁月在飞逝，一段段富有神奇色彩的故事遗留在弯弯曲曲的古道上。
茶马古道，泛指中国古代因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而兴起的商贸通道，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它连接了亚洲板块最为险峻奇峭的高山峡谷，跨越了大渡河、岷江、金沙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几大水系，贯穿了川、滇、藏、甘肃、青海等省、区，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缅甸、老挝、越南等西亚、南亚邻国，维系并推动了沿途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融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弘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川藏茶马古道，具有最悠久的历史，最遥远复杂的道路，最艰苦卓绝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是联结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多民族交流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由四川通往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藏区乃至国外的重要通道。
唐（公元682年）《村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荣而归”就有了茶马交易之事。宋太祖用兵契丹,令置“提取茶马司”，“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清溪）、雅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茶法》。宋熙宁七年在雅州（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署办茶马政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
据《元史·茶法》：“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始行榷茶制于成都。明（公元1573年）《严茶议》：“茶之为物，西域吐番，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可见，茶马贸易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之要政”。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是以四川蒙顶山（又名蒙山）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缘过渡地带。古代蒙山范围较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西蒙山”、“天下大蒙山”传世。蒙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由于雨多、雾厚、日照短，茶叶品质优良，制茶工艺也独步天下。《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严道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马，为蜀之最”。
茶马互市兴于唐、盛于宋，“互市”的茶叶称“边茶”，又称“刀子茶”，“藏茶”。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成都以西灌县、崇州等地所产称“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至旄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沪定、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以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闻名于世。
《康定导游》载：“凡汉人，子女皆习背负。农闲为生，其用极简，一个背架（夹），一个背垫，一根‘丁’字拐，一双脚码子足矣。丁字拐端镶有铁锥，既可作杖，又可撑背夹换气歇息。”1899年，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方苏雅以其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川藏茶马古道数百张背夫照片。1939年，“中国纪录片之父”孙明经沿着古道进入康藏地区，摄制《雅安边茶》、《康人生活》记录下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厚重、悲壮、辉煌与沧桑。
“西路边茶”主要通道是从大邑、灌县经茂县、松州（松潘）、若尔盖，到西宁，进入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藏区。
茶马古道的过去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追忆和感叹，茶马古道的今天：自然、绿色、生态、健康，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古道探秘、锅庄文化、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正朝我们走来。向往神鹰吗？让我们一起翱翔。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最古老的茶马古道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
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
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
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从四川雅安出发，走天全、翻二郎山，经过泸定、康定，再到西藏，蜀中茶叶被输送到雪域藏区。这条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与从云南普洱出发通往西藏的滇藏茶马古道并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古文明传播之路。
重峦叠嶂的二郎山系，山恶水险，古道斗折蛇行，骡马也无用武之地，只有人双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于是造就了所有茶马古道中唯一的奇观：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的人力背茶!
天全县青石乡甘溪坡红星村，曾经的背夫歇息之地，今天新建的茶马古陈列馆中，展示出的背架子(背茶包的工具)、丁丁拐(背夫歇脚的支撑)、汗剐子(用于剐汗)、麻窝子(草鞋)、脚麻子(背夫翻山时绑在草鞋上防滑)、溜壳子(背夫度河溜索用)都述说着一个尘封已久的艰辛故事。
如今荒弃在天全甘溪坡、紫石关、两路等处残存古道，一个个密密麻麻的拐子窝(背夫歇息时支撑茶包的丁丁拐戳出来的圆坑)在石板上清晰可见，这些茶马古道特有的标记，是历史的一个烙印，是一阙无字碑，它向后人展示着历史的风雨年轮。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首筑路歌谣唱红了中外，但在茶马古道上，二郎山却是一座让人心惊胆颤的命运多舛之山。鬼招手、手把岩、望乡台山路崎岖狭窄、险关重重、稍有闪失，命赴黄泉。乱世年代，更兼兵祸匪患：碰上烂王八，从此难回家。
甘溪坡村口有一古柏树，干枯的骨架在风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古树历经千年生命，早年枝繁叶茂，参天蔽日。年轻的妻子将背夫送到这里，背夫用刀在树身做记号。一般从碉门(天全)到打箭炉(康定)往来要15到20天。久去未归，女人们则来此看望，若印记还在，则意为丈夫未归，也就难说吉凶，记号若被刀削去，说明丈夫又去雅安或始阳取茶包了，不久便会归来。积年累月，作记号的人多了，树受的刀伤也多了，久而久之，树便在女人的期盼中、在背夫的刀刃下死去。
从四川雅安出发，走天全、翻二郎山，经过泸定、康定，再到西藏，蜀中茶叶被输送到雪域藏区。这条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与从云南普洱出发通往西藏的滇藏茶马古道并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古文明传播之路。
重峦叠嶂的二郎山系，山恶水险，古道斗折蛇行，骡马也无用武之地，只有人双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于是造就了所有茶马古道中唯一的奇观：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的人力背茶！
天全县青石乡甘溪坡红星村，曾经的背夫歇息之地，今天新建的茶马古陈列馆中，展示出的背架子（背茶包的工具）、丁丁拐（背夫歇脚的支撑）、汗剐子（用于剐汗）、麻窝子（草鞋）、脚麻子（背夫翻山时绑在草鞋上防滑）、溜壳子（背夫度河溜索用）都述说着一个尘封已久的艰辛故事。
如今荒弃在天全甘溪坡、紫石关、两路等处残存古道，一个个密密麻麻的拐子窝（背夫歇息时支撑茶包的丁丁拐戳出来的圆坑）在石板上清晰可见，这些茶马古道特有的标记，是历史的一个烙印，是一阙无字碑，它向后人展示着历史的风雨年轮。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首筑路歌谣唱红了中外，但在茶马古道上，二郎山却是一座让人心惊胆颤的命运多舛之山。鬼招手、手把岩、望乡台山路崎岖狭窄、险关重重、稍有闪失，命赴黄泉。乱世年代，更兼兵祸匪患：碰上烂王八，从此难回家。
甘溪坡村口有一古柏树，干枯的骨架在风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古树历经千年生命，早年枝繁叶茂，参天蔽日。年轻的妻子将背夫送到这里，背夫用刀在树身做记号。一般从碉门（天全）到打箭炉（康定）往来要15到20天。久去未归，女人们则来此看望，若印记还在，则意为丈夫未归，也就难说吉凶，记号若被刀削去，说明丈夫又去雅安或始阳取茶包了，不久便会归来。积年累月，作记号的人多了，树受的刀伤也多了，久而久之，树便在女人的期盼中、在背夫的刀刃下死去。
茶马古道蜿蜒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古代滇藏主要路线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思茅、普洱、临沧、保山、大理、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
这条茶马古道横贯藏、川、滇高原横断山脉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蜿蜒四千余千米。后因云南经济持续发展，清代、民国时期共开拓多条内外通道：昆洛前路茶马道、滇西后路茶马道、思茅易武茶马道、思茅澜沧茶马道、思茅江城茶商道、普洱思茅通外茶马商道、佛海通外茶马商道等等。(《普洱茶文化》，黄桂枢)江内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澜沧江之东面古六大茶山地区(曼撒、蛮砖、攸乐、倚邦、莽枝、革登)，为今勐腊县中北部地区。清朝时期普洱为贡茶，当时以澜沧江为分界，称为“江内”，为上贡朝廷茶品原料主要来源。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澜沧江之西面，今勐海县、景洪市地区为“江外”。清朝时期普洱为贡茶，当时以澜沧江为分界，西部尚未开发，不被重视。涵盖目前南糯、布朗(新、老班章)、巴达、勐龙、勐宋等茶区。有江外六大茶山之称：南糯茶山、勐海茶山、景迈茶山、巴达茶山、南峤茶山和勐宋茶山，这些茶山在口感、香气明显较江内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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