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事起源“古老的茶文物””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事起源“古老的茶文物””相关知识！
茶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关系到茶的文物十分繁杂，诸如茶人、茶具、茶画、山泉，以及有关的茶文化遗址等等，无一不是茶文物的组成部分。
与茶的发现和利用紧密相关的神农氏，在中原大地留有许多与他有关的遗迹。地处湖北、接近川、陕交界处的神农架，是一个原始森林区，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3100多米。据初步估计，这里盛产包括茶叶在内的药材共130余种，这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
唐代陆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湖北竟陵（今天门县）人。他所著的《茶经》，茶学者经常提到的还有33种版本存世。在他的家乡，保存有文学泉、陆子井、陆子泉、陆羽亭和陆公祠，收藏了为纪念茶坛宗师陆羽的“古雁桥”和《古雁桥碑》刻等。
陆羽故居西塔寺及寺内的陆子井遗址已开始修复。当年，陆羽考察茶情，传授茶风，探寻泉水所到之处，仍留有不少古迹。现存的江苏无锡的惠山泉，传为陆羽品题，号称天下第二泉。苏州虎丘的陆羽井，井口一丈见方，四壁镶石，俗称观音泉，元人顾瑛称其是“雪雯春泉碧”，也是陆羽当年烧水煮茶品茗之处。据资料记载，陆羽与诗僧皎然同居于浙江吴兴杼山妙喜寺，如今杼山还在，苕溪犹存，这一带人民饮茶仍保持陆羽遗风。
饮茶风尚和茶种最早传到朝鲜和日本。6世纪下半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佛教界僧侣的相互往来，茶文化也带到朝鲜半岛。日本开始饮茶最晚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天皇于天平元年四月八日，召集僧侣百名在宫廷讲经，次日，又召见赐茶（又称行茶）。至于从中国带回茶籽在日本种植，则是唐代中叶的事了。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县境内）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从天台国清寺师满回国时带去茶种，种植于日本近江（即贺滋县），这是中国茶种向外传播的最早记载。如今天台国清寺依然存在，经整修后，更是面目一新。中日两国佛教界人士，为纪念这位文化艺术的交流者，在天台国清寺树碑立传，以效后世。
浙江省余杭县境内的径山寺，是唐宋时代的著名寺院。南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孝宗皇帝亲自御笔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寺拜虚堂和尚为师学佛。他回国后，把径山茶宴、斗茶等饮茶习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以茶论道的茶道。如今，径山寺虽只存断墙残壁，但御碑“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以及池、潭、井、泉和峰、岩、谷、石依然存在，径山古刹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是世界最早对茶进行研究并撰写为书的国家。最早见到茶名“荼”字字形的第一部字书《尔雅》，以及最早记述中国种茶、饮茶的公元前1100多年的《华阳国志》，尚存于世。最早出现“茶”字字形的汉代玺印，还可在《汉印分韵合编》中找到影踪。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先后有33个以上版本问世，在北京图书馆还收藏着明代弘治十四年前（公元1501年）华珵刻递修本。m.Cy316.com
此外，在新疆土鲁番地区的唐代墓代墓葬中，曾出土过一幅《对弈图》，上面画着一个侍女，手捧茶托端着茶。在出土的唐宋其他古墓葬壁画中，也每每可以见到有品茗的图像。唐代官居右相的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卷》，至今尚存于世，内中也有品茗场面。
中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时，出土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这些物品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墓中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汉代皇帝贵族烹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关于茶的简文和木牌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茶叶随葬品。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唐代秘藏的出土，为研究中国茶具历史和饮茶习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批稀世珍宝已在地宫中封存了1100多年。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
金银器茶具，极少有传世品，至于唐代的金银器茶具，此次发现尚属首次，堪为国之瑰宝。这次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茶具，多为唐僖宗（公元873-888年）供奉。有供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有供碾茶后作筛分用的鎏金仙人驾鹤壶门座茶罗子；有供烘团茶用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有供贮存茶叶用的鎏金银龟盒；有供放盐和其他调料用的摩羯纹蕾钮三足盐台和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有供调茶用的鎏金伎乐纹调达子；有供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有供煮茶时夹炭用的系链银火箸，有供取茶用的鎏金飞鸿纹银匙等。它表明中国在唐代时宫廷达官显贵饮茶风气已十分盛行。尽管在这以前，中国已有饮茶的茶具和风俗的记载，但并无实物为证。这次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一整套茶具正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力物证。
地宫中收藏的素面圈足淡黄色玻璃茶托和茶盏，是地道的中国产品，虽然造型较为原始简朴，装饰也未见笔墨，质料微显湿浊模糊，但它证明：中国的玻璃茶具的制作，在唐代已经起步。
秘色瓷茶具，以往只见文献记载，却不见实物。这次法门寺出土，由唐懿宗（公元859-872年）供奉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表明中国青代的瓷茶具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往认为秘色茶具制作可能出现的最早时期在五代，这次的发现把它提早到唐代。这不但揭开了秘色茶具之谜，而且改写了秘色茶具的历史。
上述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文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对研究茶的起源，以及茶树栽培史、茶叶加工史、饮茶史、茶文化史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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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凤冈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富含锌硒，生产的锌硒有机绿茶独具特色。林中有茶，茶中有树的特色茶园，使这里所生产的锌硒绿茶名扬四方。
凤冈的茶史茶道，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代。盛唐时期，文化繁荣，与海外交流广泛，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影响，使得唐文化更加绚丽斑斓。这一时期，茶文化亦掀起了第一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花，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陆羽《茶经》就在此时问世了。
《茶经》“黔中生……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考其夷州，其治所设在今凤冈县北绥阳镇。凤冈土地也全是夷州的辖区。
凤冈出好茶，凤冈县委、县政府提出“以茶富民、以茶兴县”，倾力打造“中国西部茶海”。值此“中国茶海之心·遵义凤冈首届生态文学论坛”之际，本文将凤冈的几件与茶相关的文物（暂称茶文物）推出，以飨读者。
茶罐陶质茶罐。有小儿谜语：“怪象怪象，象鼻长在背上。我说是茶罐，你说是哪样？”很形象的道出了烧茶专用的茶罐。这种茶罐有把，食指扣住“象鼻”,倒进清水,放于火盆的木炭火边,或者火塘、灶孔的柴火边，把水烧沸，放入茶叶，即可取饮。这是烧茶之用的陶制茶罐。
茶壶茶壶两件，金属制品，盛茶汤的锡壶，形体不同，样式各异，在县南山洞出土。凤冈先民，洞穴住居，山洞避乱，留下遗物，盛茶汤、烧茶水的遗物。
茶诗天隐和尚，明末高僧，他是“西南临济禅宗之师祖”破山和尚的再传弟子。临济宗33世禅僧。他与贵阳黔灵山开山和尚赤松，是师兄师弟。在天隐禅师的著作中，有《天隐语录》、《南游集》和《天隐诗集》。天隐茶诗，刻在凤冈县王寨乡中华山石壁，痕迹犹在，刻文毁损，茶诗消失。笔者在民间搜集茶诗三句，凤冈中学教师杜运开（杜运开〈1914-1991〉，刘海粟大师的学生，著作有《杜运开诗词集》）补全，并书，完善了全诗。诗云：
湘竹架厨通泉径，烹茶煮茗三足锜。
万古徽猷高过石，梅花千树岁寒时。
石雕《饮茶图》太极洞有一石雕《饮茶图》。图中一座茶亭，两侧有花卉美化环境。二人对坐饮茶。桌上的茶壶、茶碗（碗下似乎有托，碗上似乎有盖，俗称的“盖碗茶”），二人端坐饮茶，又似边饮边谈,谈些什么？自己解读。漂亮的圆凳上，放置装茶叶的圆形器物，有盖盖着。再往上看，大茶盘中，漂亮的茶壶，装泡茶的开水,或是煮茗烹茶的茶汤。亭外一人，右肢高举，是扶花？是整发？自去理解。左肢曲肘，端着甚么东西，是瓜子？是果品？自去理解。
图顶阴刻：“永画春花有院一”。这倒像是卖茶的茶馆，在《饮茶图》中，茶馆的茶具和人物造型，十分生动。茶亭桌凳，立体感强。这件石雕《饮茶图》，再现古代凤冈人的茶艺茶道，凤冈古驿道上茶亭里的饮茶文化。
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饮品，已经不分地域、没有民族差别地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人与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当时，人们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口齿间许久仍感到清香、甘甜。于是，含嚼茶叶便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后来生嚼茶叶的习惯也逐渐转变为煎服，即将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但滋味浓郁，风味独特。再后来，人们自然养成煮、煎茶叶的习惯。这些可以说是茶作为药用的开端。慢慢地，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的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二是作为食物解毒。《尔雅》中，“苦茶”一词注释为“叶可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皮、姜片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橘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的饮品。
马鞍、马驮、马铃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500余件茶马古道相关文物，于昨日在普洱市文化中心博物馆展出。这些精美珍贵的藏品还是首次展示，展期将长达两年，云南省文物局亦计划在今年全面展开茶马古道遗迹资源调查、保护规划编制和保护利用等工作。
记者看到，500余件茶马古道文物藏品，足足用了两个大展厅进行展示，马鞍、马驮、马铃、修蹄刀、铜锣、编钟等种类丰富。从时间上看，民国、清代、明代上至唐代的器物都有。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木霁弘介绍，目前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共收集到800多件藏品，这些藏品涉及四五个国家，收集了20多年。
普洱市副市长童书玮介绍，茶马古道是西南地区以茶叶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沿途自然环境复杂多变，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文化遗存形态多样，具有极高的保护利用价值。2006年6月，普洱市政府承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通过《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从国家层面正式启动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行动。
据介绍，2012年，茶马古道被云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年5月13日，云南茶马古道相关项目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茶马古道成为我省规模最大，线路最长，遗存最多，内涵最丰富的新型文化线路遗产。省文物局计划在今年投入经费，全面开展茶马古道遗迹资源调查、保护规划编制和保护利用等工作。
关于茶马古道
1990年夏天，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6人徒步考察了滇、藏、川接触地带，后来，6人以格马明珠为笔名，发表论著等，将云南历史上对外通道总称为茶马古道。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从2005年开始，茶马古道被视为一个交通网络，茶马古道指称的范围逐渐扩大。
在空间范围上，滇、藏、川三省区为茶马古道的主干区域，三省区的交界地带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区域，其边缘区域则还包括中国的贵州、重庆、广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区和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延伸至与它们接触的地带。
地处贵州高原北部山区、大娄山南麓、乌江北岸的湄潭县，是中国古老的产茶区之一，曾属于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所提及的产茶区--古夷州境地，已久负盛名。在这里，且不说《茶经》中如何述说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清代眉尖茶如何进贡朝廷，讨得皇帝老儿欢心;单是翻开中国近现代茶业发展的一部断代史，湄潭就已在其中拥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荣耀。
2011年春夏之交，在已被授予中国名茶之乡称号的湄潭县的各个产茶区、制茶工厂和省茶科所及相关档案室、陈列室、图书室，跃动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湄潭茶文物调查组成员。他们翻山越岭，跨沟行园，访人阅纸，穿过雾霭与叠嶂，经历崎岖与坎坷，或拍照、或测量、或访问;他们时而兴奋、时而激动，使那一处处、一件件见证了民族抗战时期中国茶业和新中国成立后湄潭乃至贵州茶业发展历史的茶文物，纷纷拂去被岁月蒙上的尘埃，并纷纷将其记录在案，铭记在心。
前后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辛勤劳作，收获成果颇丰。由此，一部鲜活的近现代茶叶科研生产历史正在被展现在眼前，一座陈列在湄潭山野乡间的茶文化博物馆的门窗也正在被一扇扇打开。往事：不仅是一抹飘散的云烟
在中国近现代茶业发展历史的20世纪30年代末与40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地理位置相对较为僻静却又山清水秀、产茶历史悠久的湄潭，迎来了来自祖国东部地区的一批批重要的客人，他们中既有中国茶叶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有经历了文军西征壮举的浙江大学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在这里扎根，在这里耕耘，在这里崛起，在这里升华在这里承担起了中华民族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1939年，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中国茶叶等传统出口产品出口受阻。民国政府意欲在西南山区创建茶叶科研生产出口基地，目的是通过西南国际通道(史迪威公路)出口长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青睐的中国茶叶，从而换回更多的枪支弹药，用来抗击日本侵略军。
是年4月初，由民国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联合派遣王淘、张天福、李联标、朱源林等茶叶专家考察组，先后考察了四川成都、自贡、宜宾，西康雅安，云南昆明、曲靖，贵州贵阳、安顺、遵义、平坝、惠水、瓮安、湄潭等传统老茶区。
是时，民国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因熟知湄潭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竹木茂密，历产眉尖贡茶，且民风淳朴，社会秩序稳定，地处筑渝公路东侧，交通较为方便，便建议将中央实验茶场建在湄潭。
考察组亦认为，湄潭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且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地势开阔，宜大面积种茶，对将来茶业之发展，未可限量。
考察完毕，张天福便执笔将专家组的考察情况写成《发展西南五省茶叶》，并将其作为会议《提案》，上报民国政府，由此受到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民国政府行政院孔祥熙、民国经济部部长翁文瀚等高层人物的高度重视，加之有湄潭县长严溥泉等开明人士心诚情挚的欢迎，便决定在湄潭创建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以下简称民国中央实验茶场)。
于是，代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的40余位国内知名的茶叶、昆虫、农业、森林、特作等专家学者抵达湄潭，开始筹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即今天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和贵州省湄潭茶场的前身，从此肩负起了为民族抗战提供经济支撑的历史重任。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后，将县城南万寿宫、水府祠作为场部办公场所，收购校场坝、老龙田、水井湾等总面积为1686余亩的土地作为实验场地;在象山开垦茶园555.5亩，作为示范园;在桐子坡开垦土地种植桂花、紫薇等植物，将三面环水的桐子坡培植成为花园式茶园，形成浙大湄江吟社九君子赋诗称谓的湄潭茶场八景，并收集全国14个省166个县的茶树品种种植于茶园之中，还建立了简易昆虫实验室;同时收集全国各地的科技书籍，建立了图书室。
据1943年国内有关茶叶机关到湄潭调查了解，当时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已拥有昆虫室1间，标本室1间，图书室1间，办公室1座，萎凋室1座，炒青室1座，发酵室、烘干室各1座的规模。
1944年至1945年期间，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扩大茶叶生产加工，扩建厂房，制造了出口红茶生产线等规模庞大的木制茶机具，大量生产红茶和绿茶，使湄潭成为当时中国出口红茶和绿茶的主要原产地，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湄潭乃至贵州茶叶科研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技术及外贸的基础。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不仅承担起发展中国茶叶、促进中国茶叶出口的重任，以此换取枪炮与物资，抵抗日寇侵略。期间，一代茶学泰斗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在此潜心研究，创造累累硕果。他们与次年到达的浙大师生一起，合力推开中国近现代茶业发展的第一扇大门，使湄潭在以后数十年的时光里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茶业科研种植与推广中心之一，奠定了湄潭在中国现代茶业和贵州当代茶业的历史性和基础性地位。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在中国现代茶叶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湄潭这样，汇集了如张天福、刘淦芝、李联标、徐国桢等这么多重量级的茶学专家;也没哪有一个地方的茶叶能够得到当时浙大湄江吟社九君子如苏步青、江问渔、王季梁、祝廉先、胡哲敷、张鸿谟、郑晓沧、刘淦芝等一代科学精英的深情的同声赞美，他们当时所作的同题诗词《试新茶》(18首)，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的绝唱。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落户湄潭期间，还留下一大批茶叶科研生产旧址及所属茶园等难以估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仍有6处之多，主要包括保存相对较为完好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场部旧址(义泉万寿宫、水府祠)、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茶叶试验站旧址、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制茶工厂旧址、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茶树品种园、民国中央实验茶场象山茶园，以及室内保存完好的各种科研制茶机具、标本、图片、手稿、书籍等。
(曹裕强)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佤族自称“阿佤”，其先民是古“百濮”的一支。清代有“嘎剌”、“哈瓦”、“卡瓦”等不同之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佤族，意为“住在山上的人”。
在沧源县境勐省、曼帕、曼坎等地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崖上，仍保留着十余处古代崖画，距今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沧源崖画分布在佤族聚居区，崖画所在之处被当地佤族视为神圣之地。
佤族竹筒茶是一种古老的茶俗，用竹筒煮茶饮茶，别有情趣。
阿佤人的日常生活少不了竹，他们住竹楼、坐竹凳、用竹碗、使竹筷、睡竹箩。有一道山歌这样唱：“竹叶青青竹筒长，砍节竹筒装砂糖，吃了砂糖竹筒在，妹不变心日子长。”
如果说，在竹筒放砂糖是青年男女甜蜜恩爱的象征，那么在竹筒里煮茶水则又包含了更多的内涵。竹筒茶还可以制成姜茶用以驱寒发散；制成糖茶，用于补气血；制成薄荷茶，用于解暑。阿佤人又习惯就着竹筒茶吃用竹筒煮成的糯米饭，喝竹筒装的阿佤水酒。青年男女对坐饮酒喝茶，别具一番情趣。
烧茶在佤族中广泛流行，佤语叫作“枉腊”，是一种近于“烧”茶的方法。首先，烧一壶开水，放在火塘边备用。然后，把茶叶均匀地铺在一块薄铁板上，放在火上烤。等到茶叶焦黄时，将茶叶倒入开水壶中煮。煮好的茶倒入茶盅里，便可饮用。这种茶苦中带甜，散发出一股焦香，味道别具一格。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通向西域的主要商贸通道，而茶马古道分滇藏和川藏两条路线。
据史料记载，滇藏茶马古道早在唐代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于军事目的。相传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与南诏王阁罗凤联合了20万兵马，分兵三路准备进攻成都，欲在成都建立东府。为此，吐蕃军队在横断山脉艰难地开辟了几条网状的栈道，用以输送军队。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成为云南最强大的封建集权统治者，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时，吐蕃与大理国的贸易不但没有间断，反而因大理国与宋朝建立大型的互市而有所扩大。当时大理国主要向内地输送马匹、牛羊、鸡和刀、毡子、甲胄、漆器等工艺品，还有一些麝香、熊胆之类的珍贵药材，从内地可获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中药材、金属工艺品等。吐蕃则从贸易中获得了用以制造农牧工具、刀具的铁以及茶叶、布匹、糖等商品。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麽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了势力，不断向吐蕃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至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麽些人取代了大理国在吐蕃的贸易地位，与吐蕃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确立了麽些人在滇西北地区商贸中转站的地位。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麽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
此后，历代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通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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