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江浙闽人的“施茶”的风俗”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江浙闽人的“施茶”的风俗”相关知识！
在江苏、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份，流行一种“施茶”的风俗。所谓“施茶”就是布施茶汤的意思。在繁华大街上的店铺或富家的大门前，放上一个茶桌，茶桌上备有茶壶、茶碗，或者在门前放上一口大缸，里面备有冲泡好的茶汤，供行人随意饮用，不必付茶费。这就是施茶。
施茶是在立夏到秋分之间，为了帮助行人解暑，在茶汤里往往要加入一些姜片、薄荷等作料，喝起来虽带有一点药味，但对喝茶的行人则能帮助降温祛暑。
这种施茶，始自浙江新昌县的“大佛茶”。据传说，浙江奉化县在五代时期有个叫契此的和尚，他五短身材，肥胖异常，笑口常开，经常是敞开着衣衫，露出大肚皮，自称是弥勒佛。平日背着一个空布袋，到处游游逛逛。他说话诙谐幽默，富于哲理，还能预示未来吉凶。M.CY316.com
有一次，“弥勒佛”所居的大佛寺邻近的一个农民，在下田途中因天气炎热而中暑，恰巧倒在大佛寺的后门前。这时“弥勒佛”正好出门，他从身背的布袋里取出几颗嫩芽，塞在农民嘴里，不一会儿农民转危为安，立时跪拜感谢。“弥勒佛”告诉这个农民，大佛寺后茶树林的茶芽，可以解暑祛瘟，在炎热天不妨用这种茶芽泡茶喝。这样当地的农民们学会了喝茶，并将“弥勒佛”指点的茶叫大佛茶。
第二年夏天，这位被“弥勒佛”救治的农民，为了报答胖和尚的救命之恩，就在大佛寺门前设立了一个茶亭，专门为行人免费提供茶水。不久，新昌各乡也学会了喝茶，也仿照这个茶亭在街上或大路的十字路口边设立茶亭，布施茶汤来施恩惠给行路人。这就是施茶最初的开端。
施茶，也叫送茶，属于一种自愿的善举。特别是福建的客家人离开中原后的迁徙途中，备尝艰辛，在沿途也得到很多善良人的帮助，他们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感触极深，因此他们对行茶善举的积极性很高。
为了使得施茶的善举进行得有条不紊，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叫“茶会”的民间组织。这种施茶会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具有固定资产的茶会。它的固定资产是主动参与者捐资购买的田产，以每年的租佃收入作为茶的经费。二是利用庙会活动，由大家公推的某人牵头，收集平摊的茶经费。此外还有个人独自设立施茶大缸或茶会来施茶的。施茶的地点一般固定，如十字路口、桥边、熙熙攘攘的大街和寺院门前等行人较多的地方。
茶文化精选阅读
在茶馆进行的讲茶中，并非单纯的争执和辩论，从内容来说，讲茶的当事者为原告和被告，茶客为傍听者，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在中国，本来就有盗窃事件等无须经过官宪之手，而由村庄、街道的有权势者为中心的民众审判的法庭进行处理的强烈倾向（注：今崛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版，第115页。）。在茶馆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区，茶馆作为这种审判的法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书，第206页，介绍了无锡荣巷镇的事例。）。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盗的渡船船夫，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并未将之诉于官宪，而是在求得同业支持之后，将犯人带到茶馆，经过讲茶了结此事。在这种时候，茶馆显然成了民众审判的法庭。这种讲茶，被害者为原告，犯人被置于被告席，傍听的茶客，则以公众调解的形式进行促使原告与被告之间和解的调停工作。其内容简单说来包括：(1)被告将盗窃的竹篙返还给原告；(2)被告负担全部参加这一讲茶者的茶水钱。由此，茶馆也就可以确保得到许多茶水费，从而实现营业上的目的（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九日，《窃篙送还》。）。
这样，在清末江浙地区，每一家茶馆，出于招徕茶客的目的，都欢迎作为调解争执和辩论的场所，从而被利用为民众审判的法庭。其结果，众多的茶馆就成为无需麻烦的手续、而能期待比较公平处理纷争的场所为民众所利用（尽管这是在有权有势者、或曰乡绅阶层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从而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茶客，越发变得热闹起来。讲茶之风，据说原为苏杭之陋习（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由此想来，当初不过只是在苏州、杭州一带流行，到清末，上海、常州、南通、温州等处也都变得盛行起来。凡有茶馆之所，就有讲茶之事。官宪尽管经常加以禁止，但民间无视禁令，呈现出随禁随犯，肆无忌惮（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的状况。讲茶作为简单的仲裁、裁判的好处受到民众的喜爱，官宪屡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个无人闻问的结果。
四为了确保收入，茶馆会时时卷入种种非法的营利活动之中。比如暗中推销淫书、淫画（注：《民立报》庚戌十一月廿一日，《茶馆里面之春宫》；《民立报》辛亥一月三日，《茶馆内漏泄春光》。），附设烟窟吸食鸦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书。），并且连官宪所严厉禁止的妇女入馆之事也加以默认（注：严禁妇女出入茶馆的布告，在苏州由巡抚裕谦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江苏禁陋习各条示》）。其后，同治七年五月，巡抚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光绪三年布政使谭钧培（《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廿三日，《苏垣近事》），光绪十七年布政使登华熙（《江苏省例四编》，藩例《示禁妇女入馆吃茶》）等等，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馆默认妇女入馆之事，参见《申报》光绪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违禁》。）。
也有些茶馆在馆内开设赌场，引诱茶客入内赌博，从中抽取头钱。
茶馆提供赌博用具，将之贷与茶客，抽取头钱的情况，在江苏省苏州府属下各县最为盛行。苏州府下的元和、吴、长洲三县，如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巡抚的布告所说：有茶馆酒肆，设置台桌，无论掷骰、抹牌，诱人入局，藉以抽头图利（注：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七，江苏《禁开场聚赌示》。）。鸦片战争以前，在城厢市镇中，已经是茶馆抽头普遍盛行了，其后，从事赌博的茶馆，在苏州府下各县与鸦片窟一起不断增多，到同治末年，更发展到由市镇沿及各乡村（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每逢一村，必有烟灯、茶馆聚赌（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日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
茶馆兼设赌场的情况，浙江省也很多见。在宁波，近来，不特仅在郡庙内逐日摆摊，即各茶馆亦无不如是（注：《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廿一日，《认真拿贴》。）。在湖丝的主产地南浔镇，茶坊彻夜局人丛聚，争赌竞博（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可见清末茶馆内赌博之盛。
茶馆为确保收入而展开的赌博等业务，几乎都是为清朝官宪所禁止的。因此，茶馆的经营，自然带有与非法社会相结合的倾向。茶馆购入鸦片、赌博用具、淫书、淫画、招徕演唱淫戏的剧团等等，这些都必须秘密地借助于无赖、流氓、游民之手。此外，由于茶馆所兼营的种种不合法业务时常遭受官宪的弹压，为在事前察知而加以逃避，与无赖、流氓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其结果，造成了清末无赖、流氓、游民、游棍、游闲无业之人频繁出入茶馆，流氓、游手好闲之徒，多以茶馆为藏身之地（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诈良懦》。）的状况。
茶馆之中，为确保至关重要的茶水费收入，也不得不依靠无赖、流氓。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布的江苏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这样说道：
又，有一等茶馆专藉流氓为生财之计。凡欲敲诈，必将其人圈至茶馆，名为吃讲茶，实则勾串吓逼，恣意勒索，必致满其欲壑而后己。开茶馆者，又故昂其值，浮其数，甚有吃一讲茶，至数十余金者。盖揣其人之肥瘠为增减。然后，各流氓按成瓜分。虽曰茶馆，实为陷阱，败坏风俗，莫此为甚。此风不独常郡一处为然。查此等棍徒，横行乡里，见人懦弱可欺，即遇事作风，圈入茶馆，以吃讲茶为名，鱼肉乡愚，勾串折捎吓诈。甚有一等无赖生监，日坐茶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最为扰累良民之举。至到处皆有，而常郡通海一带尤甚。（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吓良懦》。）这一告示，揭示了茶馆经营中与流氓、棍徒完全结托，此辈故意寻找借口，以到某茶馆去有话说为由，强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馆，以讲茶的形式恶意恐吓，进行敲诈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对于流氓、棍徒、游手好闲者来说，在茶馆内实行的讲茶习惯，只不过是借助威势恐吓良民的手段；而对于结托流氓、棍徒等的茶馆老板来说，讲茶则只不过是招徕茶客，特意获取非法茶水费的机会罢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告示还指出了无赖生监每日聚于茶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的情况。可以说，出入茶馆的生员、监生、本来是被期待作为讲茶之际的公平仲裁者而行事的地方上有权势者和领导阶层，但这一告示表现了他们当中亦有与流氓、棍徒交相结托，把不利的仲裁强加于良民头上的情况。尽管尚未象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那样以直接的暴力或凭藉威势来维持经营，但以官宪再三再四发布禁令的赌博、淫戏、讲茶等手法来作为诱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馆是极多的，因此，茶馆的经营，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无赖、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由于清末茶馆的经营，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无赖性与投机性，由于茶馆的经营者出身于无赖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乡镇杂话》，大连日日新闻社1943年版，第30页。），于是可以说，茶馆的经营，是以无赖、流氓、游民、棍徒等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是通过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才得以维持的。
结语在民众暴动、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接连不断，世情动荡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茶馆发挥了如置邮送电（注：中野孤山：《游蜀杂俎》，1913年版，第171页。）一般迅速传播与革命相关的种种消息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入茶馆的人们的话题，往往集中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清朝官宪对比甚为警戒，命令无论哪家茶馆都要在馆内贴出写着勿谈国事的招贴，强制茶客保持沉默。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馆的人们，有时低声议论，有时则公然大谈国事（注：在郁达夫前揭书（304页）中可以看到，每日聚于茶馆之人，头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热心地谈论国事的情况。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559页）中可以看到在茶馆内公然谈论革命的情况。老舍创作的戏剧《茶馆》（《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启时，有茶馆内张贴莫谈国事招贴的场景。）。
茶馆中亦有成为哥老会、青帮、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盟会的地下指挥部的。在光复上海时甚为活跃的张承槱，在与红帮势力共同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的过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内的万安茶楼作为连络集会的场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辑，《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在光复上海中大显身手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帮，在上海的茶馆中拥有众多党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106页。四川省的情况，可参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与民众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与哥老会》，《讲座中国近现代史》卷3，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哥老会员以混堂子的隐语称呼茶馆（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结社》，复刻版1980年版，第63页。），以之与烟馆、赌场、小押（小型当铺）一起作为其重要据点，茶馆老板身为哥老会员的例子随处可见（注：陈锦：《勤余文牍》卷一，《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关于四川的事例，陶奈恰可夫所着《邓惜华》一书（一条重美译，生活社1942年版）实乃有力的证据。）。
秘密会社与茶馆的这种结合，是茶馆经营由无赖、流氓、游手好闲等的存在而得以维持的情况所必然产生的。哥老会、青红帮等，时常捏造谣言以攻击地方当局，此时，秘密会社势力藉以散布谣言，使之口耳传播的场所，就是茶馆。
《宝洪传香》摆在书案，空闲时读上几章节，总能引发无限感慨。云南宝洪禅寺、昆明、浙江皎然、福建开元寺……仿佛是一副长卷，引人入胜。全书章节蕴含着浓郁浑厚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宝洪传香》是作者多年来对云南宝洪禅寺历史特性研究的总结。经过深入研究，解读了福建禅茶一脉的传播。
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也出现得很早，唐朝以前的文献记述不多，而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则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等等，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达30余首，可见茶在当时受人重视之一斑。
《宝洪传香》围绕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的历史，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新的风尚，茶会即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中“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刚刚兴起，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表明当时社会对茶会或许未形成一致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茶会或许是由寺庙闽僧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品，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素业”。这也给《宝洪传香》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
福建的禅茶博大精深，历史久远。据可考的文字记载，率先与佛教结缘的茶叶来自福建。福建佛教寺院培植的名茶，最早见于南安县莲花峰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莲花峰位于丰州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早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莲花荼襟”意思是说，在莲花峰上向四周俯视，只见茶园如襟如带，层层叠叠，尽是绿油油的茶园。摩崖石刻没有署名，只有落款“太元丙子”4字。莲花峰上“莲花荼襟”的摩崖石刻，比问世于唐建中元年(780年)陆羽撰的《茶经》还早404年，可算是福建最早的一处有关茶文化的摩崖石刻。莲花自古是佛教的象征，莲花峰上莲花岩寺的“莲花茶襟”摩崖石刻，记载了福建茶叶与佛教自古不分家的历史事实。《宝洪传香》在文中予以阐述，为点睛之笔。
福建禅茶文化对云南禅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中国乃至整个西南文化圈数百年，促进了闽滇两地的人文进程。千百年来，与《宝洪传香》描写的闽籍僧人玄尘一样，人们在茶叶种植、制作、品饮的开发中，引茶入佛，以茶参禅，创造了烛照千古、影响世界的禅茶文化，为禅茶文化作出了贡献。
该书作者林建、吴世界，得之于福建灵性山水的孕育，得之于闽越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得之于知书达理的家族风范。因此，更能把握时代的契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广阔的时空交错中，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于民族和时代的交汇点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精神礼花，在绚烂的历史添加了厚重的一笔。
《宝洪传香》是一部关于闽滇禅茶交流的长篇传奇故事。作者有感于闽滇两地禅茶渊源，搜集资料，巧借虚构的手法，演绎出闽人陈闽生悟禅品茶、开辟茶路、发扬禅茶文化的传奇故事。作品中厚重时代背景、丰富的禅茶文化，增加了作品的底蕴。主人翁遁入佛门并非避世，而是为了修身与弘法，值得敬仰。他身体力行，促进闽滇两地文化交流，令人钦佩。
所谓茶馆，为以茶供客的店铺，也被称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铺、茶棚、茶社、茶居等，在中国特别发达。茶馆、茶肆在中国的出现，是饮茶日渐普及的唐、宋时代以后之事。这种茶馆，与酒肆、酒坊同样深受中国民众的喜爱。在清末，主要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茶馆作为休息和社交的场所、集会的场所、交易的场所等得到了广泛的利用。（注：竹内实：《茶馆》，大修馆书店1974年版，第4～7页。）关于茶馆的风俗及其所起的作用，仅就其系中国特有之物这一点，很久以来就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关心。对于上海、苏州、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里的茶馆，以前有井上红梅氏（注：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中），日本堂书店1920年版，第248～257页。）和后藤朝太郎氏（注：后藤朝太郎：《支那风土记》，章华社1935年版，第74～78页。），最近有竹内实氏（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页。），都作了这样那样趣味盎然的介绍。此外，对于江浙地区和四川农村地带的镇、市、场中的茶馆，天野元之助氏（注：天野元之助：《支那农村杂记》，生活社1942年版，第204～208页。）、福武直氏（注：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福武直着作集》第九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11～212页。）和施坚雅氏（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构造》，今井清一等译，法律文化社1979年版，第50～69页。）等，也从农业经济及农村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作过极有意思的介绍。这些先行的研究，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是颇具指导意义的。本稿，就是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引导下，对清末江浙两省的茶馆作若干考察。具体来说，本稿的中心课题在于说明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是如何经营的，又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势力的中介而得以维持的。在研究清末茶馆时以江浙地区作为对象，这是因为考虑到该地的茶馆数量最多，故而茶馆所起的作用也极大。
一在清末中国，只要是可称为人烟稠密之所，就会开设各种大小茶馆。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宁波、武昌、汉口、长沙、成都、福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有难以计数的茶馆，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热闹。在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县城一类的地方中心城市，镇、市之类的农村商业场所，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茶馆。在大城市中，据说达到平均起来约一条街道就有茶馆一家（注：李劼人前揭书，第337页。），显示了茶馆的普及程度。
以地区来看，在清末这一时期茶馆开设得特别多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江苏和浙江。在浙江省，大都市杭州、宁波，还有湖州、嘉兴、绍兴等，都有着为数众多的茶馆。杭州西湖畔风景胜地等处，带有精致日用家具和装饰的高级茶馆鳞次栉比（注：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冈崎俊夫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卷5，平凡社1962年版，第296页。）；通商口岸的宁波，也是上下三层，装饰尽善尽美的宏大美丽的茶馆林立（注：东亚同文书院第九期《孤帆双蹄》，东亚同文书院1912年版，第258～259页。）。时值蚕熟期，热闹非凡的湖州和嘉兴等地的各县城，各个大小市镇中，也是茶馆连着茶馆。在湖丝主要产地的乌程县南浔镇，据《同治南浔镇志》记载：农人每入市，则茶寮、酒肆杂坐喧阗（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民国南志》也说：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注：《民国南浔镇志》卷三一，《风俗》。）由此可知，对于来自周围村庄的农民来说，茶馆是生丝及农产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场所。
江苏省茶馆特多的地方，是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编者）、苏州、扬州等地。在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已经出现了能够容纳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馆（注：蒋寅生：《寅生目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33页。），到上海一跃而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的19世纪末，其繁华街道的四马路、五马路等处，高达三、四层宏伟华丽的茶馆青莲阁、一壶阁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版，第68～70页。由于本书对清末上海茶馆的风俗作了详细记载，为作参考，引录如下：上海的繁华街道，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其中又以四马路为最繁华。去四马路，就会见到茶馆。这些茶馆，约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层、四层的楼房。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十二时左右，连三楼、四楼都坐满了茶客。大约一家茶馆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时候会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谈。进入茶馆，首先就会拿来茶壶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谈话交游。如想吃点心的话，其处各种茶点应有尽有，可买来吃，若不想吃的话，不买亦可。此外，茶馆中又有吃烟室，此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在这里抽烟一小时需付一定的钱，抽烟二小时付的钱亦相应增加。无论何时，入室抽烟之人或为30人，或为50人，总是一边吸烟，一边交谈。每个茶馆这样的场所约有几处。日暮之后，是茶馆营业最盛之时，馆中客满，各自一边饮茶一边喧闹交谈。其中亦有女子盛妆打扮来此，这是为的吸引茶客。茶馆中附设卧处，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边品茶，一边听艺妓弹奏琵琶，哼唱小曲，弹奏木琴，演奏音乐。这可由五人或七人轮流来作。这种艺妓如果色艺不精，花上一元钱，就可使其立刻来到茶客旁边递烟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这样，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馆，饮茶，说无聊的话，以相互消遣。通常往来四马路者，多乘坐马车、人力车，艺者则或乘轿前往）。
到19世纪中叶为止，以工商业而闻名的苏州，作为淮盐的大集散地扬州，茶馆的数量也很多。扬州直到清末，仍是名士麇集、赋诗垂钓、嗜茶赏花，因拥有众多高级茶馆而为时人所称道（扬州北门外丰乐街的茶馆就很出名（注：《申报》光绪二年五月一日，《茶客还金》；《申报》光绪二年六月一日，《开肆逃债》。）。如同吴中通衢僻壤，茗肆分开（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所说的那样，苏州显然是江苏省的茶馆众多之处。此外，南京和新兴蚕业地带的无锡、新兴棉业城市的南通一带，也有很多茶馆（注：《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九，《复孙莲舫》，转引自名古屋商工会议所（高柳丰三郎）《清国新开场视察报告》，第77页。），连被作为清末茶馆丛生地代表的浙江省，与江苏省比较起来，也不过只落得个尚属不多（注：《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赈启后》。）的评价。清末的江苏省，无论贵贱贫富，类以论茗清谈为事，或有晨夕两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间，倦而欲返，出门又遇他友，重入茶园者（注：《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赈启后》。），出入茶馆几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
二清末江苏、浙江地区的茶馆，被都市、城镇的居民犹如俱乐部似地利用着。商人及其伙计、掮客、手工业者等，每日几次出入茶馆。他们既可利用茶馆进行主顾之间重要的商谈，在因私事而不得不与熟人、朋友、亲戚相会之时，也可带来茶馆进行磋商，这已成为风气（注：井上红梅前揭书。）。
同行业间协商本行业的重要事项之时，或举办摇会之时，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馆（注：《申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摇小会》；《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吴会琐言》。）。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各行业的商人们都在每天的一定时间会于一堂，谈笑之中达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莲阁，杂粮商人等聚于杏花楼，颜料染料商人聚于长乐茶馆，洋杂货商人和面粉商人则聚于怡珍茶馆，诸如这般，每天各行业都于一定时间，在特定的茶馆聚集（注：井上红梅前揭书。）。
各行业将一定的茶馆用作集会场所，这在工匠、船夫、车夫等都市的下等社会成员中也同样如此。上海的船夫们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楼，小车夫们把嘉兴路上的某个茶馆，用来作为这样那样的集会场所（注：井上红梅前揭书。）。苏州丝织机房的匠人们以临顿路的新园茶馆作为早晚聚会之所，每逢罢工，终日聚集此处，气势颇盛（注：《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吴中琐事》。）。南京也是同样，临时雇佣的织锦工们，每天清晨聚集于丹凤街的三元茶馆或北门桥的顺兴茶馆，在这些茶馆处接受当日工作，这已经成为习惯（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这样，连下层社会的民众也能对茶馆作日常利用，而且饮茶一次仅需费钱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对于茶馆来说，亦为民众所喜爱的酒肆，则需花费两倍于茶馆的钱财（注：郁达夫前揭书，第281～282页。）。
饮茶的便宜，茶馆的随处可见，使茶馆的营业形态表现出甚为鲜明的特色。以《申报》所载天津的情况为例：
茶馆内卖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叶的话，其价格亦仅增加一倍。所以虽然座上客常满，但仍生意式微，鲜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厢内外大小茶馆，每当春秋佳日，多有或杂剧或评书，或唱时新小曲，或说大鼓书词者。每座加价数文，或数十文不等。（注：《申报》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馆热闹》。）如上所记，可见茶馆的经营常有与杂剧团、说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艺人相结合的倾向。无论哪家茶馆，为了确保从一定数量的顾客及从茶客处获得特别高的消费，不得不讲求各种各样的经营方法，而上演杂剧、招引说唱艺人等，就是集客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茶馆与艺人的结合，在茶馆特多的江浙地区表现尤为显着。在苏州，乾隆年间开始，评书、弹词已广为人们所喜爱（注：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29～330页，《吴县为光裕社维持公所慈喜暨学校经费以及整顿营业旧规准予备案碑》。关于苏州的弹词、评书，亦请参照未延保雄《从评弹看苏州方言》（一），《神户外国语大学论丛》23-3；波多野太郎：《道情弹词木鱼书》（下），《横浜市立大学论丛》22-2.3。），当时提供给评书、弹词艺人以最好的活动场所的，就是茶馆。苏州的评书、弹词艺人究竟从何时开始出入茶馆，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在道光年间，苏州茶馆已在馆内附设曲艺场，馆内中央设置高台，招引评书、弹词艺人，由此吸引更多的茶客光顾（注：例如江苏巡抚裕谦的布告（道光二十年二月）中所示各处茶馆弹唱文词，亦毋许男女杂坐，闹至深更。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训俗条约，道光二十年二月，江苏。）。苏州及其近郊，道光、咸丰年间以后，被称为滩簧的杂剧日渐流行，于是近来，茶坊中又有弹唱一流。男女对白，所唱者多闺房丑事，竟与滩簧戏无异（注：余治：《得一录》卷十一，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戏议》。）。由此可见，茶馆中既可见到酷似滩簧的某种弹词的演唱，又可见到滩簧戏的上演。茶馆招引评弹艺人以吸引顾客的情况，其后在上海等大都市中不用说，连苏州府、常州府下属各县的市镇等处也畅行无忌。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评弹、杂戏、杂艺的上演，成为江浙地区茶馆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申报》光绪三年一月十五日，《争坐构衅》；《申报》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茶馆被毁》；《申报》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论地方之害》；《申报》光绪九年四月十一日，《淫戏宜禁》，转引自中村作治郎前揭书。）。
三茶馆诱引顾客的手段，还包括利用争执和辩论。在中国，当争执产生之时，本有当事者将自己的种种主张向大众诉说的习惯。清末的江浙地区，茶馆作为人们的聚集之地，对于调解争执，辩论来说可谓最适当的场所。发生争执时，由旁观者中出现仲裁者，无须进茶馆就把问题解决的情况固然也有，但较为常见的则是当事者们约定饮茶之后，言归于好，把解决问题的场所移到茶馆（时间由双方协议而定），在那里进行更为精彩纷呈的争论以解决问题。这种将争执、辩论带进茶馆，在众多茶客的注视下，当事者双方进行更为激烈争论的做法，被称之为讲茶或吃讲茶（注：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竹内实前揭各书。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说《在茶馆》，尽管是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作为舞台的作品，但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讲茶的状况，可作参考。）。
进行讲茶的茶馆，因有众多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对于茶馆的经营者来说，讲茶在确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吃讲茶之际，当事者，还有各种前来援手之人，闻风来看热闹之人，正巧路过之人等等，一齐涌入，挤满茶馆，因此对于茶馆来说，讲茶是一次得以获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错过的机会（注：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竹内实前揭各书。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说《在茶馆》，尽管是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作为舞台的作品，但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讲茶的状况，可作参考。）。
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在温州江西帮针店同行的讲茶，双方各纠合了数十人的援手，争论了两天，仅此一项，茶馆收入的茶费就达四千余文（注：《申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日，《温郡近闻》。）。
在茶馆进行的争执和辩论，既有如上举温州之例那样，双方各纠集数十人的助阵者，进行激烈对决的情况，也有仅仅一方有援手，其对方则近于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发生殊死的应战（注：《申报》光绪八年三月廿五日，《苏台杂事》所记讲茶，为其一例。）。此外，一般来说，讲茶时，与当事者双方紧挨，相互瞪视相比，更多的是面向茶客，诉说对手如何不是，申述己方如何有理，直说得口沫横飞，耸动众听。讲茶的结束方法，也不一而足。如众咸以甲为理直，乙亦自悔，愿赔礼释怨（注：《申报》光绪八年三月廿五日，《苏台杂事》所记讲茶，为其一例。）所示，既有当事者的一方不得违逆傍听茶客的意向而作罢的场合，也有混杂在茶客中的有权势者及其当事人的朋友、熟人等，作为仲裁者出现，经他们说服之后才得以解决的情况（注：后藤朝太郎前揭书等。）。
在我国五彩缤纷的民间习俗中，"茶"与丧祭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无茶不在丧"的观念，在中华祭祀礼仪中根深蒂固。
祭祀用茶早在南北朝时梁朝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就有记载：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在遗诏中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以茶为祭，可祭天、地、神、佛，也可祭鬼魂，这就与丧葬习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上到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离不开清香芬芳的茶叶。茶叶不是达官贵人才能独享，用茶叶祭扫也不是皇室的专利。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以茶祭祀祖宗神灵，用茶陪丧的古老风俗。
用茶作祭，一般有三种方式：以茶水为祭，放干茶为祭，只将茶壶、茶盅象征茶叶为祭。
在我国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必用茶叶。据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十三两"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而在我国民间则历来流传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为丧葬中祭品的习俗。如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就有将一包茶叶与其它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祭祀先人的习俗。茶叶还作为随葬品。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发掘中已经知道，我国早在2100多年前已将茶叶作为随葬物品。因古人认为茶叶有"洁净、干燥"作用，茶叶随葬有利于墓穴吸收异味、有利于遗体保存。
历古以来，我国都有在死者手中放置一包茶叶的习俗。像安徽寿县地区，人们认为人死后必经"孟婆亭"饮"迷魂汤"，故成殓时，须用茶叶一包，并拌以土灰置于死者手中，这样死者的灵魂过孟婆亭时即可以不饮迷魂汤了。而浙江地区为让死者不饮迷魂汤（又称"孟婆汤"），则于死者临终前除日衔银锭外，要先用甘露叶作成一菱形状的附葬品（模拟"水红菱"），再在死者手中置茶叶一包。认为死者有此两物，死后如口渴，有甘露、红菱，即可不饮迷魂汤。原来在封建迷信中，人死后要被阴间鬼役驱至"孟婆亭"灌饮迷魂汤，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忘却人间旧事，甚而要将死者导人迷津备受欺凌或服苦役，而饮茶后则可以让"死者清醒"，保持理智而不受鬼役蒙骗。故茶叶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茶在我国的丧葬习俗中，还成为重要的"信物"。在我国湖南地区，旧时盛行棺木葬时，死者的枕头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称为"茶叶枕头"。茶叶枕头的枕套用白布制作，呈三角形状，内部用茶叶灌满填充（大多用粗茶叶）。死者枕茶叶枕头的寓意，一是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时，可随时"取出泡茶"；一是茶叶放置棺木内，可消除异味。在我国江苏的有些地区，则在死者人殓时，先在棺材底撒上一层茶叶、米粒。至出殡盖棺时再撒上一层茶叶、米粒，其用意主要是起干燥、除味作用，有利于遗体的保存。
丧葬时用茶叶，大多是为死者而备，但我国福建福安地区却有为活人而备茶叶，悬挂"龙籽袋"的习俗。旧时福安地区，凡家中有人亡故，都得清风水先生看风水，选择"宝地"后再挖穴埋葬。在棺木入穴前，由风水先生在地穴里铺上地毯，口中则念念有词。这时香火绕缭，鞭炮声起，风水先生就将一把把茶叶、豆子、谷子、芝麻及竹钉、钱币等撒在穴中的地毯上，再由亡者家属将撒在地毯上的东西收集起来，用布袋装好，封好口，悬挂在家中楼梁式木仓内长久保存，名为"龙籽袋"。龙籽袋据说象征死者留给家属的"财富"。其寓意是，茶叶历来是吉祥之物，能"驱妖除魔"，并保佑死者的子孙"消灾祛病"、"人丁兴旺"，豆和谷子等则象征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钱币等则示后代子孙享有"金银钱物"、"财源茂盛"、"吃穿不愁"。
在我国五彩缤纷的民间习俗中，茶与丧祭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无茶不在丧的观念，在中华祭祀礼仪中根深蒂固。
祭祀用茶早在南北朝时梁朝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就有记载：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在遗诏中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以茶为祭，可祭天、地、神、佛，也可祭鬼魂，这就与丧葬习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上到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离不开清香芬芳的茶叶。茶叶不是达官贵人才能独享，用茶叶祭扫也不是皇室的专利。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以茶祭祀祖宗神灵，用茶陪丧的古老风俗。
用茶作祭，一般有三种方式：以茶水为祭，放干茶为祭，只将茶壶、茶盅象征茶叶为祭。
在我国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必用茶叶。据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十三两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而在我国民间则历来流传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为丧葬中祭品的习俗。如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就有将一包茶叶与其它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祭祀先人的习俗。茶叶还作为随葬品。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发掘中已经知道，我国早在2100多年前已将茶叶作为随葬物品。因古人认为茶叶有洁净、干燥作用，茶叶随葬有利于墓穴吸收异味、有利于遗体保存。
历古以来，我国都有在死者手中放置一包茶叶的习俗。像安徽寿县地区，人们认为人死后必经孟婆亭饮迷魂汤，故成殓时，须用茶叶一包，并拌以土灰置于死者手中，这样死者的灵魂过孟婆亭时即可以不饮迷魂汤了。而浙江地区为让死者不饮迷魂汤（又称孟婆汤），则于死者临终前除日衔银锭外，要先用甘露叶作成一菱形状的附葬品（模拟水红菱），再在死者手中置茶叶一包。认为死者有此两物，死后如口渴，有甘露、红菱，即可不饮迷魂汤。原来在封建迷信中，人死后要被阴间鬼役驱至孟婆亭灌饮迷魂汤，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忘却人间旧事，甚而要将死者导人迷津备受欺凌或服苦役，而饮茶后则可以让死者清醒，保持理智而不受鬼役蒙骗。故茶叶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茶在我国的丧葬习俗中，还成为重要的信物。在我国湖南地区，旧时盛行棺木葬时，死者的枕头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称为茶叶枕头。茶叶枕头的枕套用白布制作，呈三角形状，内部用茶叶灌满填充（大多用粗茶叶）。死者枕茶叶枕头的寓意，一是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时，可随时取出泡茶；一是茶叶放置棺木内，可消除异味。在我国江苏的有些地区，则在死者人殓时，先在棺材底撒上一层茶叶、米粒。至出殡盖棺时再撒上一层茶叶、米粒，其用意主要是起干燥、除味作用，有利于遗体的保存。
丧葬时用茶叶，大多是为死者而备，但我国福建福安地区却有为活人而备茶叶，悬挂龙籽袋的习俗。旧时福安地区，凡家中有人亡故，都得清风水先生看风水，选择宝地后再挖穴埋葬。在棺木入穴前，由风水先生在地穴里铺上地毯，口中则念念有词。这时香火绕缭，鞭炮声起，风水先生就将一把把茶叶、豆子、谷子、芝麻及竹钉、钱币等撒在穴中的地毯上，再由亡者家属将撒在地毯上的东西收集起来，用布袋装好，封好口，悬挂在家中楼梁式木仓内长久保存，名为龙籽袋。龙籽袋据说象征死者留给家属的财富。其寓意是，茶叶历来是吉祥之物，能驱妖除魔，并保佑死者的子孙消灾祛病、人丁兴旺，豆和谷子等则象征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钱币等则示后代子孙享有金银钱物、财源茂盛、吃穿不愁。
在我国五彩缤纷的民间习俗中，茶与丧祭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无茶不在丧的观念，在中华祭祀礼仪中根深蒂固。
祭祀用茶早在南北朝时梁朝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就有记载：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在遗诏中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以茶为祭，可祭天、地、神、佛，也可祭鬼魂，这就与丧葬习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上到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离不开清香芬芳的茶叶。茶叶不是达官贵人才能独享，用茶叶祭扫也不是皇室的专利。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以茶祭祀祖宗神灵，用茶陪丧的古老风俗。
用茶作祭，一般有三种方式：以茶水为祭，放干茶为祭，只将茶壶、茶盅象征茶叶为祭。
在我国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必用茶叶。据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十三两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而在我国民间则历来流传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为丧葬中祭品的习俗。如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就有将一包茶叶与其它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祭祀先人的习俗。茶叶还作为随葬品。从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的发掘中已经知道，我国早在2100多年前已将茶叶作为随葬物品。因古人认为茶叶有洁净、干燥作用，茶叶随葬有利于墓穴吸收异味、有利于遗体保存。
历古以来，我国都有在死者手中放置一包茶叶的习俗。像安徽寿县地区，人们认为人死后必经孟婆亭饮迷魂汤，故成殓时，须用茶叶一包，并拌以土灰置于死者手中，这样死者的灵魂过孟婆亭时即可以不饮迷魂汤了。而浙江地区为让死者不饮迷魂汤(又称孟婆汤)，则于死者临终前除日衔银锭外，要先用甘露叶作成一菱形状的附葬品(模拟水红菱)，再在死者手中置茶叶一包。认为死者有此两物，死后如口渴，有甘露、红菱，即可不饮迷魂汤。原来在封建迷信中，人死后要被阴间鬼役驱至孟婆亭灌饮迷魂汤，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忘却人间旧事，甚而要将死者导人迷津备受欺凌或服苦役，而饮茶后则可以让死者清醒，保持理智而不受鬼役蒙骗。故茶叶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茶在我国的丧葬习俗中，还成为重要的信物。在我国湖南地区，旧时盛行棺木葬时，死者的枕头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称为茶叶枕头。茶叶枕头的枕套用白布制作，呈三角形状，内部用茶叶灌满填充(大多用粗茶叶)。死者枕茶叶枕头的寓意，一是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时，可随时取出泡茶;一是茶叶放置棺木内，可消除异味。在我国江苏的有些地区，则在死者人殓时，先在棺材底撒上一层茶叶、米粒。至出殡盖棺时再撒上一层茶叶、米粒，其用意主要是起干燥、除味作用，有利于遗体的保存。
丧葬时用茶叶，大多是为死者而备，但我国福建福安地区却有为活人而备茶叶，悬挂龙籽袋的习俗。旧时福安地区，凡家中有人亡故，都得清风水先生看风水，选择宝地后再挖穴埋葬。在棺木入穴前，由风水先生在地穴里铺上地毯，口中则念念有词。这时香火绕缭，鞭炮声起，风水先生就将一把把茶叶、豆子、谷子、芝麻及竹钉、钱币等撒在穴中的地毯上，再由亡者家属将撒在地毯上的东西收集起来，用布袋装好，封好口，悬挂在家中楼梁式木仓内长久保存，名为龙籽袋。龙籽袋据说象征死者留给家属的财富。其寓意是，茶叶历来是吉祥之物，能驱妖除魔，并保佑死者的子孙消灾祛病、人丁兴旺，豆和谷子等则象征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钱币等则示后代子孙享有金银钱物、财源茂盛、吃穿不愁。
香港茶文化的一个来源是英国的红茶文化。英国人统治香港近百年，将他们喝红茶的习惯也带给了香港。在上流社会、高档酒店，喝下午茶(精美的点心是必不可少的)是很流行的活动，在下午茶的带动下，西式点心越做越精。精明的香港商人改良了上流社会的时尚，开发出各种红茶的新饮法，比如丝袜奶茶(一种用丝袜或类似丝袜的材料做滤网过滤出来的奶茶)、鸳鸯奶茶(咖啡和红茶的结合)、冰红茶等等，并将红茶引入餐厅，成了快餐店的主要饮料。全港的六千家茶餐厅、两千家快餐店每年消耗掉大量的红茶。
从一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茶风之盛：香港每年消费茶叶一万五千吨以上，人均2千克(内地为0.35千克/人);香港每年进口红茶五千多吨，这些茶大多以茶包——也就是袋泡茶的形式销售，香港人一年要消耗九亿个茶包。
香港的茶文化是一种务实、实用的文化。当内地还在呐喊茶为国饮，鼓励茶叶消费的时候，香港人早已把茶变成了生活本身。
在香港，吃早餐常被称为喝早茶，最传统的早茶是一盅两件，受广式早茶的影响，也就是一壶茶，两份点心。香港有像陆羽茶室、莲香楼这样的老字号餐馆。每天上午在陆羽茶室，你能看到来客们穿着相当正式，上了岁数的服务生身着白大褂、黑裤、懒汉鞋，端茶到水上点心，既有中式服务的表象，也有英式管家的傲慢。而在莲香楼和各种酒楼，喝茶则是早饭到中餐的简称，当然，喝茶时无论你点多少蒸炒煎煮烘的菜品，一壶茶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餐茶以普洱茶(不一定是云南产的呦)、白茶、乌龙茶、菊花茶为多。
香港一些酒楼的早茶特价品比较多，消费相对比较便宜，比如在湾仔的几家比较有档次的海鲜酒楼，来一壶茶，点上七八个点心(包括钵钵饭、青菜等)，一锅粥，四五个人可以吃得饱饱的。一般也就一百多一点，这在香港来说是相当实惠的消费。难怪很多香港老人一大早就坐在里面，点壶茶，点一桌子点心，一份报纸熬半天，走时还打包，连中午饭甚至晚饭都带了。
喜欢香港文化，喜欢香港茶餐厅的早茶，一顿早点，透视了一种专注生活、热爱生活的态度，茶餐厅文化是港人对享受生活的一个诠释。
福建盛产茶，福建人对茶自然情有独钟。闽南民间有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闽北山民也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在许多地方，人们均有早晚饮茶的习惯，对茶的依恋几乎到了迷醉的地步。
大抵上，闽南人嗜乌龙茶，福州人好花茶，闽北人喝乌龙茶和绿茶，闽东人则饮绿茶。因此，八闽形成富于地方特色的茶文化。福建人饮茶，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备极考究。唐、宋时兴的斗茶遗风在各地仍历历可寻。其中以闽南人的茶道和客家人的擂茶最见功夫。福建人种茶、饮茶已有千余年历史。宋代始，武夷山茶即已蜚声域内。宋代，武夷山建立御茶园。从明代开始，泉州府所产乌龙茶也成为贡茶。明正德年间，仅南靖一地，年贡茶叶76斤。清代以来，随着茶叶转输入欧洲，福建茶叶更名扬海外，英国人尤嗜闽茶，在英国诗人拜伦和爱德华扬的诗行中均出现武夷茶的名字。据茶叶专家考证，欧洲人的茶字读音与闽南方言茶的发音有直接的俗缘关系。
闽南人饮茶讲究水、火、茶具三要素。闽南人认为，茶具越用越珍贵，长年泡茶之壶，壶内结牙（即茶垢），老辈人说结牙茶壶即使不放茶叶也能泡出茶香。水以泉水为佳，民间有山泉泡茶碗碗甜之说。火则以炭火为主，烧水至三沸再置于盖瓯中冲泡。人们喝茶功夫之细，与清代并无二致。
闽南一带，客来无茶等于失礼。泡茶时，先将壶水烧沸，然后将小茶壶及口不盈寸的小茶杯烫热。冲泡时，壶口距茶壶约1尺余，斟茶时手却放得很低，称之为高冲低斟。这温壶、烧壶、运壶、斟茶的规程一气呵成，自成妙境。所砌之茶，水色金黄，清香扑鼻，回味甘醇。尤其是那斟茶，几个茶杯相挨，要来回斟至七八分，谓之关公巡城，最后几滴浓茶，也要分滴各杯，称韩信点兵。主人给谁添茶，谁便要以右手中指、食指三叩桌面。据说当年乾隆帝微服出访，为大臣斟茶。大臣诚惶诚恐，用两指三叩桌面，以示两脚跪地三叩头。相因成习，遂成了闽南及广东潮汕一带茶俗之一。这一习俗在泉州最明显。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