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去普洱市景东县采访，在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美丽的杜鹃湖畔，遇到台湾茶人黄进传先生，我是没有准备的。开始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商，最大的卖点就是恰巧把乌龙茶种得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都高，种在海拔高达2500—2700米的杜鹃湖畔。
于是，我就试探地提起在普洱市种乌龙茶较早的几个人，说他们在99年就种了，是种“思茅乌龙茶”的先驱。“呵呵，想不到你还认识何老板、金老板，但我比他们还种得早，94年就在这里种了。”黄先生不无自豪的说。原来遇见种植“思茅乌龙茶”的第一人了，堪称此次景东之行的最大意外收获哈。本来想简单看看了解一下的我，就逮住了黄进传的半天时间，让他倒出从台湾到云南的二十年乌龙茶时光。
他像大多数台湾茶人一样，拥有极好的口才，在其绘声绘色的讲述下，我也打开了自己跟“思茅乌龙茶”的不解情缘……
台湾人的贡献：从“思茅乌龙茶”到“云南乌龙茶”
普洱市是个搞农业的宝地。原产于这里的普洱茶的品质与风光就不谈了，就是外来的咖啡也在这里长得很好，以“普洱咖啡”而驰名，成为云南小粒咖啡的最大种植基地与杰出代表。而说起“云南乌龙茶”的兴起，自然是绕不开台湾、泰国的一干早期布道者，他们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思茅地区（普洱市旧名）的群山中引进来自台湾、泰国、福建等地的优良品种，种植“思茅乌龙茶”。
如同在外来的雀巢公司的推动下，通过1988年起在思茅建立优质的咖啡基地，撑起了云南咖啡产业的天空一样，外来的台湾茶人在思茅深山里开辟优质的高山乌龙茶园，打响了“云南乌龙茶”的名气，成为继“云茶三驾马车”——绿茶、红茶、普洱茶之后最有潜质的一个新品类，在全省越来越多的茶区得到种植。这其中就包括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大理州南涧县樱花乌龙茶园，人们在那里非常梦幻，分不清身处的是樱花公园还是茶园。
第一次听说，台湾人、泰国人在思茅种乌龙茶是在2002年，一位收咖啡原料的大户说，自己跟台湾籍贯的泰国人合作种乌龙茶，可以卖到几百元一公斤，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思茅的绿茶大部分卖十多元到三十元一公斤，能卖到一两百元的已经是极品中的极品了。2003年的时候，普洱茶刚开始热了，台湾茶人黄传芳来到思茅推广他的烘焙普洱茶，在他跟本地人合建的康提茶庄里，我见到康提的茶品体系里竟然有“思茅乌龙茶”这个品名。在思茅种乌龙茶虽然利润很高，但大都销往台湾，当作台湾高山乌龙茶出售。像黄传芳先生这样公然打思茅乌龙茶旗号的，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胆魄的。再后来，市面上卖“思茅乌龙茶”的多了，后来的后来“云南乌龙茶”的名气也跟着起来了。
这位种乌龙茶的黄进传先生，跟普洱茶界名气很大的台湾茶人黄传芳名字只有一个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类似的人——布道者。在《普洱市场10年风云录》一文中我追忆了普洱市普洱茶兴起的那段历史，把黄传芳归为“普洱茶文化的早期布道者”。黄传芳于2002年甚至干过在思茅的大街上支个小摊卖大碗普洱茶，进行普洱茶文化的路演推广工作。不管你认为他是在大街上作秀也好，还是他真的是那种能接地气的推广者也好，反正黄氏的文化推广手法，总让人印象深刻，很有大师范儿。而黄进传就像一个修苦行的，躲进深山就是20年，每天孤独的带领一帮工人打理自己呕心沥血种植的茶园，独自守望自己一生的事业。
他来景东做茶是在1994年，是在云南最早种乌龙茶的，许多种得比他晚的，名气都起来了，而他在云南茶界没几个人知晓。他的那片茶园之美，堪比南涧樱花乌龙茶园，哀牢山的原始森林、美丽的杜鹃湖、中科院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海拔高达2500—2700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准外人随便进入，等等，都在彰显其的卓尔不凡，任何一个茶园只要拥有其中一项就足以笑傲茶之江湖了，而其将这些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悉数囊括，只能用“人间仙境，世外茶源”来形容了。他无疑是“世外茶源”的隐者，闭关二十年，在“云南乌龙茶”的修行道路上，伤痕累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为得是向世人展示高山乌龙茶的极致之美，与遗世而独立的风韵。
今天他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打开孤独的心扉，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自己在深山做茶的故事。
随着他的讲述，我才得知，他还是台湾七八十年代乌龙茶因创新运动而蓬勃兴起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如今许多流行的关于台湾茶的概念，比如高山茶、青心乌龙、生态茶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甚至今天我们疯狂追求的古树茶，也可以在那个年代找到影子。云南普洱茶这十年走过的当代复兴道路，台湾早在三十年前就走过，在很大程度上两者的兴起原因、历程、流行的概念都极为相似。一句话，不从台湾乌龙茶的黄金年代——七八十年代说起，也就很难理清今天的云南乌龙茶的发展脉络，甚至也很难说得清楚云南普洱茶在当代是如何发展的。请让我们进入黄先生的青葱岁月，去感受那个火热的年代，去打捞台茶的光辉岁月，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去感受其中有哪些历史的逻辑决定了今天云南乌龙茶的命运。
台湾乌龙茶发展的光辉岁月与工艺大变革
他出生在1960年，台湾台南县人，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子弟，曾祖父在台湾历史上有点名气，叔叔做的是茶叶贸易，从小就耳濡目染家里的长辈喝茶。当时，台湾人还比较贫困，乌龙茶一般人喝不起，作为难得的东西让老人喝，被称为“老人茶”。每当爷爷和父辈喝茶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们就在门外眼馋的守着，等长辈一走，他们就冲进去，端起茶杯就往嘴里灌，香气扑鼻，滋味醇厚甘鲜，满口生津，喝起来非常享受。也许是他忘不了来自童年舌尖上的记忆，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所学的专业，去跟海洋与轮船打交道，而是在1982年跑到南投县鹿谷乡的深山，就在盛产著名的“冻顶乌龙”的隔壁村子，跟同学的父亲，一个在台湾有点名气的制茶人学茶。也许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这一不务正业，让他赶上了台湾乌龙茶的最好时光。
台湾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种植乌龙茶了，茶种与制作工艺都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台湾的地理环境适合种茶，加上劳动力便宜，就成了著名的茶叶出口基地，向日本等国家出口红茶与乌龙茶。但是，到了70年代，台湾的茶叶遭遇严峻的挑战，因为通过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工资水平大大提高了，各种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台湾种茶不再具有成本优势，再加上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油价飙涨，使得运费剧增，这样就造成了台湾茶的出口急剧萎缩。以前，台湾出口最多的茶叶是红茶，年出口32万担。70年代，红茶衰落了，要找到新的热点，就大力扶持了乌龙茶。为了振兴台湾茶业，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茶农，比如台湾茶业改良场于1949年台湾光复后改组成立，在80年代就大力推广良种，1982年5月举办第一届制茶比赛，掀起了台湾茶农、茶人学习先进制茶技术与理念的热潮，推动了台湾茶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的民众普遍告别温饱，开始追求更高级的消费体验时，一个巨大的茶叶内需市场被挖掘出来，以取代日渐萎缩的外销市场。这个市场，不以低价茶取胜，而比拼的是茶叶品质，好茶价格被炒得越来越高，但还供不应求。茶农的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家里有四五亩茶地的，光种受市场欢迎的高山茶，就可以住别墅，开宝马。总之，在那个年代，种茶、制茶与卖茶是件光荣的事。
“82年起，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举行了制茶技术比赛，作为一个制茶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得意的茶品拿去比赛切磋，得到冠军特等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获奖者就有资格站出来批评别人的茶。获得特等奖，不但上台领奖，还将获奖茶叶装在瓷坛里，包上红布，贴封条，立刻用礼车专送总统府，民间戏称之为‘台湾贡茶’。一台斤（约600克）获冠军的茶，可卖新台币3万元，相当于今天的6000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是天价，是普通家庭不敢想象的事，得了这个奖的人名利双收，从此就踏上了富有之路。”黄进传谈及当年的盛况说，“由于这项赛事是扶持茶农子弟的，要求家里有三亩茶地才能参赛，我家里没茶地，会做茶也不能参加。”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黄进传，会做一点茶，早就跃跃欲试了，制茶比赛他只能看热闹，而不能施展身手，只好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做茶叶贸易，没有车开，把山里的茶叶用布口袋装好，用摩托车带到城里卖给茶行的老板。可是，他们做的茶经常不被茶行老板认可，甚至被赶出店门，说“你们这些小伙子，不懂就不要来搅乱呀，这个茶本来就是要这个烘培的味道。小孩子乱做，茶这么绿，有生青味，怎么能喝？”
“台湾早期延续福建的乌龙茶工艺，从70年代搞制茶大赛起才进行创新，走向了台湾茶自己的道路。台湾乌龙茶的变革，我们年轻人参与其中。以前，台湾乌龙茶要用人工重度炭焙，这样做出来的茶，虽然香，但找不到天然的香味。我们在茶厂做茶的时候，刚杀青，让你感受到来自大自然香味，经过烘焙后这股味道就不在了，它就转换为另一种烘培香。所以，我们这一批人追求一种原汁原味的理念，在茶厂里做轻度烘焙的实验，然后就把这种工艺创新的茶叶背到城里头来卖给那些老茶人。许多做茶老人很难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所以我们就享受到了被撵出来的礼遇。”
这样一来，台湾乌龙茶就出现了坚持重度烘焙的传统派与尝试轻度烘焙的创新派。创新派也叫高山茶派。高山茶派起名于高山茶，也就是说，让您感受到那种原汁原味，感受到在高山种出来的茶的一个记忆。
“经过人工重度烘培过的传统乌龙茶，青味比较淡，喝到的是炭香味，而我们做的茶比较青，老茶人接受不了。我们就干脆向老板介绍说，今天我们带给你喝的是‘青茶’。当初，我们还不知道大陆这边已经按工艺把茶分为六大类了，乌龙茶属于青茶类，而是误打误撞的就把创新的乌龙茶叫做‘青茶’，把传统重度烘焙的叫‘熟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从名称概念上强调，我们跟传统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呵呵，在他的讲述中，原来“熟茶”在台湾乌龙茶中也有。
“高山茶”与“青心乌龙”的兴起
时至今日，“青茶”通常被叫着“高山茶”。1985年左右出现了“高山茶”这一概念。“在台湾，茶农卖茶有一个不成文规则，以海拔论价，多高海拔就卖多高的价，比如500米高就卖500元，1200米高就卖1200元。作为茶人就必须要知道这个规则，你讲价的话，人家就知道你是外地来的了，被认为是外行。为了卖得起价，我们出售的茶，多数要求在1200米以上的海拔。”他介绍说，“高山茶价格卖得最高的是，台湾中央山脉的“梨山茶”，种在海拔2060米的地方，可以卖12000元新台币。其产量非常有限，要有身份的人才能获得。台湾的高山乌龙的优质产区还有，同属于中央山脉的大禹岭、华冈、清境农场、阿里山珠露茶、杉林溪，冻顶乌龙茶区，木栅茶区。以前重烘焙型的‘冻顶乌龙’非常出名，如今在台湾茶叶市场里很少看到这个茶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搞创新对它的冲击造成的。”
黄进传说，“今天你们看到杜鹃湖畔种的乌龙茶叫‘青心乌龙’，俗名叫‘软枝乌龙’，这得感谢台湾茶业改良场第一任场长、著名茶叶专家吴振铎先生的大力推广。”据他介绍，在台湾茶树都是扦插繁殖的。但有一种“眉原种”茶树是用茶籽栽种的，在森林里生长了很多年，也就是台湾的古树茶，俗称“莳茶”。吴振铎将多种亲本茶树培育出多种优质的台茶茶苗，其中“心乌龙（软枝乌龙）”，蕴含“茶可清心”之意，并辅导台湾茶农将大面积台地茶园改种“青心乌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当年许多概念与做茶理念与今天的云南茶叶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比如，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都是遇到了外销受阻，转而去激活巨大的内需市场：云南以前出口的大宗也是红茶，后来跟台湾红茶一样出口严重萎缩，利用大陆经济发展起来之契机，老百姓喝茶档次提高，追求高品质、高价格的茶品，从而不断提高做茶技术，生产高端产品来迎合时代的最新需要；都彰显对茶叶生长环境的苛求，要求环境生态好，台湾的高山茶，云南的高山普洱都大行其道；对传统工艺进行扬弃，反对过多的人工加工痕迹，主张来自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茶品，台湾的青茶（高山茶）工艺、云南普洱茶的古法石模工艺都是对传统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之扬弃；云南今天追求古树茶，台湾早在70年代就利用“莳茶”（台湾的古树茶）与“台茶”培育出多种优质乌龙茶……
延伸阅读
普洱市景东县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极佳，生物多样性在此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片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的杜鹃湖附近，竟然有一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乌龙茶园，茶园主人还是个台湾人，这一切都很博小编的好奇心。
在坐落于杜鹃湖深处的云南开源茶叶有限公司，笔者见到了这位台湾腔中夹杂着景东方言的台湾茶人黄进传。提到在杜鹃湖苦心种植乌龙茶的经历，他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1996年，黄进传把少量青心乌龙茶苗历经重重阻碍带到了景东，通过无性扦插繁殖引种了一百多株，1997年又第二次成功引种了一万多株到了杜鹃湖畔。青心乌龙是台湾小叶种茶四大名优品种之首，在台湾属于保护品种，这些纯正的茶枝母本被带到了云南景东，引种在了海拔近2500米的哀牢之巅。时移事易，这种来自台湾茶业改良场的青心乌龙，就是现在被云南茶农和大多数茶商统称的“软枝乌龙”。
1987年由于台湾大部分茶叶遭遇了“枝枯病”，在当局倡导之下，著名福建茶学专家吴振铎赴台湾，在台湾省茶业改良场培育出了抗病害能力较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母本青心乌龙。当年茶产业亟待复兴，台茶软枝乌龙全台湾推广种植后，不论是产量产值都比较理想。
云南生态环境好，人力成本低，位于哀牢山杜鹃湖的黄进传的乌龙茶基地，当时垦殖茶园工人工价只有8元/天。说起当时为何来云南种乌龙茶，很大部分原因是70年代台湾本土，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适合种植乌龙茶的优质茶园土地资源匮乏。为了种出更高品质的乌龙茶，经过多番选择，作为第一个到景东投资的台商，带着技术和种质资源，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落地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王家村杜鹃湖畔，种植面积达340多亩。由于无性扦插茶苗培育困难，历经20多年，直至2011年才完成全部茶园地块乌龙茶的垦植。
由于投产期较长，种植面积扩充较难，茶园一般六七年后才可开采，因而软枝乌龙产业建设化开始于2010年。基于高山乌龙大多客户群体和受众、整套制作工艺来自台湾，从此便开启了产于云南景东哀牢山，销往台湾内地的局面。黄先生痛心地说到，近年由于外来品种的冲击和茶叶隔代基因退化，对于纯正品种的青心乌龙，台湾母本受到很好的保护和保存，反而回到福建已经很难找到纯种青心乌龙了，至于泰国和越南，更是多代杂交，纯种亦少。
杜鹃湖乌龙茶园，高海拔低气温，产出的高山乌龙香气、滋味、喉韵、茶气，整体绵柔度和后期转化度都优于台湾本土所产的乌龙茶，由于茶叶陈放之后带有花香蜜香，因此深受茶客们的喜爱。2018年产量六吨左右，一年春冬两季采摘，供应充盈的情况下，也有部分茶叶分销到中国内地。产品类别也在逐渐增加，主力制作高山乌龙，也有部分鲜叶制作成东方美人。黄先生介绍说，被小绿叶蝉咬过的茶叶制作的东方美人，量少价优，价格基本能保持在2000元/公斤，但制作也不易，因为没有小绿叶蝉叮咬就无法制作。
随着茶园经济的发展，“公司+基地”模式带动了周围的村民就业，同时也组建了杜鹃湖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有建档立卡户两百多人。为整合当地资源，2014年，新开发了一款有机认证的茶中新贵——金白龙。按照黄进传的未来设想，未来将由杜鹃湖自有茶园基地相关项目衍生到开设标准化茶厂、茶文化体验、星级酒店、私人直升机场等项目。
山路崎岖，蜿蜒不绝，山峰连绵，层峦叠嶂。从景东县城通往哀牢山腹地的这条道路，我们驱车近两个小时，跋涉近70公里的盘山公路，穿过一个又一个散落在山间的村庄。直至来到了海拔2500米的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
在这里，几乎可以填满和兑现你对关于原始森林、秘境云南的所有想象。古藤老树，遮天蔽日；树无大小，身披绿苔；苍山绿海，林原如诗。在这里，不缺画面。而我要讲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就常年生活在这里。
杜鹃湖畔种乌龙
在哀牢山杜鹃湖畔，我见到了黄进传。身材瘦小，眼神坚毅，脸色黝黑，挂着高原红，和当地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不是他开口说话，我很难想象他来自台湾。站在他旁边的俊美少年，是他的儿子，皮肤较白，留着长发，脚蹬一双高筒皮鞋，穿着工装迷彩裤。他还保留着一些城市的气息，只是比较少言寡语，我发烟给他的时候，他很礼貌地用双手接着。
大约是在1993年的时候，爱茶的黄进传一直梦想在大陆寻找到一片适合开发种植台湾乌龙茶的地方，在一位上海普陀区对口扶贫景东县的领导的介绍下，他和他舅爷一起从台湾转辗来到了云南，他认为云南的自然条件一定能够种出上好的乌龙茶。
山高路远，舟车难行，最终他们寻茶的脚步停留在了哀牢山腹地杜鹃湖畔。这里各种杜鹃花、山茶花争相开放，如此保护完整的原始森林在中国尤为罕见。他试着向当地政府提出想在那里种植台湾软枝乌龙茶的想法。彼时大陆对台湾刚刚开放，他们成了景东县第一个来投资的台商，而当地政府也特别希望台商留下来投资，但是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个两难选择。
最终，经过云南省林业厅批准在杜鹃湖原名徐家坝水库边划了十几小片，面积300亩林地用于台商投资。当地有老百姓闻风专程赶来，说是“终于见到了活生生的台湾人”。
那时台湾方面对台湾软枝乌龙茶种苗的管控很严格。黄进传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偷偷藏了几十株台湾本土培育的台湾软枝乌龙茶，幸运的是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得以顺利通过，但之后藏了几次都被发现而没能成功。
而就是这几十枝株“偷渡”过来的茶苗，在杜鹃湖边尝试采用无性繁殖进行培育，让他更惊喜的是竟然成活了一百多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进传开地种茶就此拉开了序幕，也开启了他扎根深山，独自守望的传奇人生。
从台湾到哀牢，四年苦尽甘来
然而，他的种茶路程并不顺利。茶苗定植后似乎不大适应这里高海拔的自然环境，连续两三年都不见长起来，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和他一起在杜鵑湖种茶的舅爷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此时的黄进传，悲痛茫然，无所适从，回台湾还是继续坚守？当初的梦想，在莽莽森林里显得如此脆弱和模糊。
他后来的合作伙伴，景东县天泽老仓茶庄园的董事长罗凯鸿感慨地说：“那几年他真的很难。从台湾带来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却没有任何收获。一个人住在山上简陋的小房子里，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
没有亲戚朋友，没有社会圈子，他孤身一人带着一条狗，执著在这片深山里，期待他种下的茶树能够存活。
奇迹果然出现，到第四年，他种下的茶树全部开始野蛮生长。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考验他，也或许是厚积薄发的缘故，茶树长势很是喜人，这也更加坚定他继续发展下去的决心，他继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黄进传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可以用手舞足蹈来描述，我还捕捉到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激动，尽管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多年。
随后，黄进传开始用新发出的茶枝进行无性繁殖，滚雪球似的培育发展，用了14年时间，终于把他当初开垦的300亩茶地定植完。如果你来杜鹃湖就会看到，在原始森林边，十多片面积不等的乌龙茶园，一座两层的标准化茶厂，成为标志性建筑。他自豪地说，“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乌龙茶园，我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最早来云南种植乌龙茶的台湾人
吃完饭，他带我们去看他的茶园，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一片地势平缓的小山坡，这里是他最早种茶的地方。江南风格的台地茶园，修剪整齐，铺满了小山坡，显得很精致，可以看出他精心的规划和护理。
黄进传是最早来云南种植乌龙茶的台湾人，迄今已是20个年头。他带来了台湾的茶种、技术、工艺。然而，即使在普洱茶风靡全球的今天，他依然坚守在乌龙茶领域，似乎只有乌龙茶才能带给他关于故乡往事的回忆。在山重水迢的远方，锦书难寄，他用乌龙茶寄抒内心的情怀。
看完茶园，他带我们去杜鹃湖，那里因长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杜鹃花而得名。途经中科院生态观测站，他告诉我们这里原来的模样，而这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和他比较相熟，将刚出桶的新鲜蜂蜜拿来让我们分享。他说“你别小看这里，在这工作过的人有国家院士和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
回到他的住所，这是一栋类似小别墅的厂房。一条瘸腿的狗悠然地在那晒太阳，罗鸿凯告诉我们，这狗的腿受伤，是因为5年前它在山里遭遇了当地人用于捕猎的铁钳，他提醒我们在山里别到处乱走，很危险。
罗鸿凯后来对我们说，老黄（黄进传）曾经自嘲自己是和尚。常年的孤寂，不符合常人的状态，罗鸿凯只要有机会就请他下山，参与一些民俗活动，接接人气，缓解他的清冷。黄进传有时候也会和附近的村民玩扑克、打麻将，难免也有输钱的时候，“毕竟都是人，”罗鸿凯说我理解他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仍然坚守在他的基地里，运筹帷幄，只求酝酿出世界顶级精品乌龙茶。”
为茶数十年，一人坚守深山
罗鸿凯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几年前，老黄的儿子把台湾的女朋友带到这里来，那女孩刚来时特别兴奋，可不久就不适应这个地方。白天来这里的游客不少还热闹点，可晚上只能与鸟兽为伴，特别下雨天和冬季，寒凉、潮湿、阴沉。最后，那女孩因水土不服而回了台湾。于是，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山上只有老黄和他儿子以及那条瘸腿的狗。
日渐偏西，倦鸟归返，寂静的林区时而传来猿啸，显得有点阴森。归途中，罗鸿凯告诉我们，之所以选择和老黄合作，是看重了他的坚持，数十年一人坚守在这荒芜的大山中。这几年他儿子长大成人也从台湾来到这，父子连心，共同收获这份美好的未来。
来到茶席，落座。黄进传给我们详细地讲述了台湾乌龙茶的发展历程，他的语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在他的讲述下，我才明白，台湾卖茶的潜规则：依海拔论价，海拔高，价格就高。同时他还介绍了台湾高山茶派和传统派的区别，高山茶派讲究轻烘焙，而传统派讲究重烘焙。
也许是这里的海拔高，气候、土壤特殊，这里生产的乌龙茶品质堪比台湾的顶级乌龙茶，产品价格自然不菲。老黄自豪地说：“2013年一共生产了7吨的乌龙茶，价格卖到了1200元/公斤，今年产量预计8吨左右，产值破千万元是有希望的。”此时他的表情我就不说了，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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