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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公元７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
元朝，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续加强驿道建设。
清朝将西藏的邮驿机构改称塘，对塘站的管理更加严格细致。
清末民初，茶商大增。CY316.CoM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
茶马古道历史线路主要有三条：即青藏线（唐著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条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白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于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藏线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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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的历史发展
我们可以查到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与蒙古的边境上就有中国商人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卖出茶叶。到了隋唐时期，随着边境贸易的逐渐扩大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茶叶以茶马互市的方式，经由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输送，中途穿过西伯利亚，最终到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采取积极手段控制与藏区的茶马交易。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乾元元年（758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互市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贸易主要在陕甘地区进行，用来交换马匹的茶叶来自于四川，同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两地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元朝时期则废止了曾在宋代实行的茶马贸易。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这种茶马治边政策，而且予以加强，用这项政策来统治和融合西北地区各族人民。
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以交换一百二十斤茶叶。到明代万历年间，则官府规定一匹上等马可以交换三十篦茶叶，中等马相当于二十蓖茶叶，下等马只能换十五蓖茶叶。“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从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对茶马互市的这两句描述足以看出当时茶马市场的兴旺与繁荣。清代之时，茶马贸易的管理有所放宽，倒卖私茶的商人逐渐增多，使得内地在茶马交易中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的茶马交易制度就此终止。
在茶马古道的历史发展中，还伴有沿途城镇的发展，其中昌都的兴起与繁荣就很有代表性。旧时，昌都不过是一条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开始四处扩张。唐朝初年，吐蕃势力南下，在中甸境内的金沙江上架设铁桥，开通了云南、西藏两省往来的通道。宋代，“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致使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边陲。元朝，官府在通往西藏的道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加强管理。几任明代皇帝都加强驿道建设，并沿用了宋代的茶马治边政策。清代，清政府将西藏的邮驿机构改称“塘”，对塘站的管理更加严格规范。清末民初，对茶马互市的贸易管制放宽，私人茶商大幅增加。抗日战争中后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运输和贸易往来通道。1950年前的昌都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
茶马交易治边政策始于隋唐，止于清代，历尽了千年的沧桑岁月。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年月之中，中国的商人在中国西北和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勤劳和勇敢，踏出了一条蜿蜒崎岖、绵延万里的茶马古道。
所谓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马帮之路。在这条艰险崎岖的千年古道上，每日奔波的是成群结队、不辞劳苦的马帮。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奔波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用那清远的驼铃声和踢踏的马蹄声打破了丛林幽谷千百年的寂静，开拓了一条连通西藏与内地的经贸之路。在高原险山中翻山越岭的特殊经历，在漫长的路途中与死神的勇敢搏斗，造就了他们讲信用、不图小利的品格；培养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胆识和勇气。马帮的商人不只是买卖经商的生意人，还是开辟这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依靠自己的刚毅果敢和聪明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这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地方开拓了一条堪称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的茶马古道。
纵观茶马古道的历史，可以看出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一条人文精神得以升华的坦途。古道上的马帮每次踏上征程，都是一次生死的考验。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想象，经常会让人望而生畏。然而沿途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焕发人的激情，激起人的勇气、力量和耐力，使人的精神得到超脱，从而理解人生的真义和伟大。除此以外，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加强了云南西北部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其实在茶马古道沿途不仅有令人神醉的自然风光，还有让人啧啧称奇的人文景观。
一些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艺术家在沿途的岩石和玛尼堆上绘制、雕刻了大量藏传佛教的佛陀、菩萨和高僧，甚至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简单或精致的艺术创作为古道漫长的征程增添了一分神圣和庄严的气息，也为那僻远的高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自唐代起，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修建的滇藏、川藏公路的开通，历尽了千年的岁月沧桑，茶马古道在这久远的历史当中就像连接中国各民族的一条长廊，不但发展了沿途的经济，而且形成了商品市场，促进了一些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茶马古道所经过的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意识形态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
时至今日，在这条由千年前的古人所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我们已经看不到成群结队的马帮，听不到清脆悠扬的驼铃声，闻不到清新醉人的茶草香气。然而，我们还能看到硬石上杵的留印，还能感受到在茶马古道上先人开拓的痕迹，这种对千年沧桑千丝万缕的记忆和深入心底的感动，却幻化成中华民族一种崇高和无畏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世代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塑造出一座座永恒的丰碑，永远闪烁着华夏子孙的荣耀与光辉。
紧压茶是为了长途运输和长时间保存方便，将茶压缩干燥，压成方砖状或块状，为了防止途中变质，一般紧压茶都是用红茶或黑茶制作。紧压茶一般都是销往蒙藏地区，这些地区牧民多肉食，日常需大量消耗茶，但居无定所，因此青睐容易携带的紧压茶。
茶叶的选购不是易事，要想得到好茶叶，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如各类茶叶的等级标准，价格与行情，以及茶叶的审评、检验方法等。茶叶的好坏，主要从色、香、味、形四个方面鉴别，但是对于普通饮茶之人，购买茶叶时，一般只能观看干茶的外形和色泽，闻干香，使得判断茶叶的品质更加不易。
紧压茶加工中的蒸压方法与我国古代蒸青饼茶的做法相似。
紧压茶生产历史悠久，大约于11世纪前后，四川的茶商即将绿毛茶蒸压成饼，运销西北等地。到十九世纪末期，湖南的黑砖茶、湖北的青砖茶相继问世。紧压茶独具的品质特性是，除了它具有较强的消食却腻，适应各地少数民族特殊的烹饮方法之外，是它具有较强的防潮性能，便于运输和贮藏。由于过去产茶区大多交通不便，运输茶叶是靠肩挑、马驮，在长途运输中极易吸收水分，而紧压茶类经过压制后，比较紧密结实，增强了防潮性能，便于运输和贮藏。而有些紧制茶在较长时间的贮存中，由于水分和湿度的作用，还能增进茶味的醇厚。
所以直到如今，以各种茶类加工制作的压缩茶，不仅在国内是兄弟民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需要量多，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销售量。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有一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比《茶经》早300余年，著名的莲花峰及其莲花茶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线。建茶、斗茶在宋元二朝尉然成风，明清时期，茶叶创新增多，开创乌龙制茶工艺，茶叶贸易渐盛，武夷山的茶山、茶水更加点缀了福建茶的文化底韵。现代福建茶文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进一步发扬光大，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
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构成独特的福建区域人文特征。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与百姓生活，如此贴近，雅俗共赏，茶是一种深沉而隽永的文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承，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溶化在茶香之中，以至在人类历史上，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友谊的桥梁，文明的象征，精神的化身。它的发现与应用，曾给世界以震惊，为世人所瞩目。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祥地。
连绵中国茶文化历史，福建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茶在福建已有上千年之久，茶类的创制要数福建最多，品茶的技艺也数福建最奇，福建茶叶在中国茶叶发展乃至世界茶叶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莲花茶襟书东晋，南洋思乡忆石亭
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安县丰州古镇的莲花峰石上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公元376年）。这比陆羽《茶经》记载的要早三百余年。
古时丰州是闽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莲花峰位于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远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至唐，山腰上建有一座欧阳詹书室。唐末诗人韩偓在此隐居时，曾咏诗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以描写当年莲花峰茶的生产情景。公元1011年，泉州太守高惠莲题刻岩缝茶香至今尚存。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始建不老亭。亭名因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戴忱题诗（诗刻于莲花石上），诗中有一莲花不老，过尽世间春而得。不老亭因全亭的梁柱、屋盖及所有的构件都是花岗石雕刻成的，俗称石亭。自此莲花峰茶改称石亭绿茶。至清道光年间莲花峰下种茶更盛，且在南安一带渡海谋生的人较多，石亭绿渐成为侨乡送祝顺风的礼品，久而久之，华侨嗜饮，随后，石亭绿畅销南洋诸岛，甚至远销英伦。
游子思乡，石亭寄意，茶与亭与人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如今古镇焕彩，新楼成片，但山门楹联依然：茶绿峰青，开放几更今古；亭高莲傲，醉醒一样乾坤。
寻香首推茶，品茗此为都
安溪产茶有字可考于唐。唐末，阆苑岩岩宇大门有：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开先县令詹敦仁（914-979年）曾留下许多茶诗。明清崛起，至光绪三十年茶园面积达3.1万亩，并有规模出口量。如今是乌龙茶出口基地，中国名茶（乌龙茶）之乡。
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是如今安溪茶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淑勉在《大坪，我为你祝福》一文中描述过：只见红砖粉墙的楼房里，随处可见一袋袋焙熟包装的秋香。主人端出的全是青一色白不锈铜的巨形茶盘，配上古铜紫砂茶壶茶盏，别具一格茶乡特色。他们沿袭没有三杯不成礼数的风习，劝茶款款，言笑晏晏。安溪茶艺的推出，总结了古人的品茶经验，结合地方品茶习俗，简古纯美，主要以铁观音的特殊茶韵为本体茶性，阐明其沏泡技艺和茶艺精神内涵。其茶艺流程有：神入茶境、茶具展示、烹煮泉水、瑶池出盏、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瓯里酝香、三龙护鼎、行云流水、观音出海、点水流香、香茗敬宾、欣赏汤色、细闻幽香、品香寻韵。通过茶艺，传达了纯、雅、礼、和的精神追求。颇有嫩柳池塘初拂水，简古纯美问春风之美。
志寄茶韵，笔唤乡情是茶乡人对茶文化的特殊理解。在吴小猛的《给老父》诗文中写道：一垄垄茶园爬上山坡/爬上额头/绿色的弥漫/把日子染得金黄金黄嫩芽上的白毫/什么时候/悄然爬上双鬓/爬满你的头老茶师的辛劳和执着，都真实地溶入了茶叶，而当人们品饮时领略的是清香和甘醇。在长坑乡工作的龚伏龙题的观音茗韵醉人香，陆羽当年惜未先，茶叶文化大手笔，乌龙云岭谱新篇。把茶、茶文化、茶乡事业连在一起。
苏宇霖的茶王百克成天价，极品一瓯满座香。郑梦集的似诗似画安溪县，如露如泉铁观音。安溪大观园门联的清风陶醉归来客，溪茶温暖故人心。（安溪古称清溪）。无不体现茶乡人钟爱自己的凤山、兰溪、茶林、茶师、茶都。甚至一个地名，长坑，也有赋联，长滋雨露茶园绿，坑作砚池墨宝香（长坑陈文信题）倾注了茶乡人对茶和文化的钟爱与抱负。在溪源茶厂的品茶室有一副对联八表无垠腾峻马，溪山尽处问清源，上联嵌入八马商标，下联嵌入溪源厂名，可见品牌文化建设正在成为新的亮点。
宋词偏爱建溪春，元曲令兴武夷风
建茶因产于建溪流域而得名。建茶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期（479-502），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今陕西宝鸡市南部）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即溪敲其冰（以）精壶煮建茗，共宾客饮之。表明建茶历史悠久。北宋林逋在《建茶》中写道石碾清飞瑟瑟尘，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
唐冯贽撰的《记事珠》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明闽人斗茶习俗始于唐。时至宋代，福建以北苑贡茶和斗茶活动闻名于世，开创了一代斗茶比艺的茗饮之风，并风靡全国。可谓龙飞凤舞倾朝庭，斗茶比艺创时兴。北宋丁谓(962-1033)《咏茶》；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蔡襄撰(1049-1053)《茶录》；宋宋子安撰(1064前后)《东溪试茶录》；宋黄儒撰(1075前后)《品茶要录》；宋徽宗赵佶撰(1107)《大观茶论》；宋熊蕃撰(1121-25).熊克增补(1158)《宣和北苑贡茶录》；宋赵汝砺撰(1186)《北苑别录》等详尽记载和研究了当时福建的栽茶、制茶、品茶技术及饮茶风习。据报道记载北苑茶的宋代茶书有一半以上，茶诗词达千首以上。宋代武夷茶为建茶组成的一部分，至元大德六年（1302年）创立焙局，设置御茶园于九曲溪之四曲畔，每年制龙团五千饼。从此，武夷茶大量单独入贡，元朝鼎盛，至御茶园解体长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宋、元两朝福建出现了以龙凤盛世茗战成风为特征的宫廷茶文化与文人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九曲溪孕育而成的中国皇家茶园御茶园不仅代表是武夷茶的历史辉煌，而且象征闽茶在中国茶叶的特殊地位。
明清有心话工夫，咸丰无意问茉莉
当斗茶之兴渐减，明清时期的福建茶进入了创新时期，创制了多种茶类。继宋代贡茶和斗茶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明末清初福建创制了乌龙茶，释超全(1625-1711)《武夷茶歌》、《安溪茶歌》；清陆廷灿(1734)《续茶经》引的《王草堂茶说》；清董天工编(1751)《武夷山志》等记载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乌龙茶问世后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出现了适于乌龙茶的独特品饮方式，俗称工夫茶。清彭光斗(1766)《闽琐记》、袁枚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或稍后亦注1786)《随园食单》、梁章钜撰(1845)《归田琐记》、施鸿保撰(1857)《闽杂记》、徐珂《清稗类钞》；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等都有记载。此间，乌龙茶也传入了台湾。
福建生产工夫红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在福安坦洋村试制成功，经广州运销欧洲，很受欢迎。此后大批茶商接踵而来，入山求市，开设茶行，周边茶叶云集坦洋，坦洋工夫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在福建境内，还有白琳工夫、政和工夫，通常称为福建三大工夫红茶。
福建用茉莉花窨茶大约始于明朝。到清朝，窨制方法较明朝又有发展，并开始出现大量的商品茶，清咸丰年间（1851-1861），茉莉花茶大量生产，畅销华北各地。1890年前后各地茶叶运到福州窨制花茶，福州便成为花茶窨制中心。
创新茶科技，丰富茶种类，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此时茶叶贸易渐盛，在相当一段时期，武夷茶（Bohea）成了中国茶的代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乌龙茶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日本饮料市场，可谓是樱花时节念水仙（指：水仙茶等），乌龙东渡创奇迹。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
刘超然、郑丰稔在《崇安县新志》（1940年）记载：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然孙樵《送茶焦刑部书》云：甘晚候十五人遗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丹山碧水为武夷之特种，唐时崇安本设县，武夷尚属建阳故云。然则此茶之出于武夷，已无疑义。武夷茶最古之文献其在斯乎。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刘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曾经给予武夷茶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制茶技术不断革新，创造了驰名中外的名茶，历次输出外销。誉满全球，为提高我国茶业科学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的高度评价。
武夷茶文化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元代始成为皇室贡品，并在武夷创办御茶园，茶文化遗址遍布武夷山中。有唐至民国古茶园、宋遇林亭窑址、元大德至明嘉靖御茶园、明大红袍名丛、清庞公吃茶处、明至民国古茶厂、清茶政告示石刻等。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之处，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教授曾赞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1962年冬郭沫若游武夷诗云：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清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茶与三教有不解之缘，茶中蕴和，茶中寓静，茶的和、静的禀性乃三教所追求的境界，三教思想之精华也丰富了武夷茶文化的内涵。
古典美学认为：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武夷山是山水石的一体化，是中国古典山水美学的精粹之所聚者，自然风光独树一帜，三三秀水清如玉的九曲，与六六奇峰翠插天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的绝妙结合，它异于一般自然山水，是以奇秀深幽为特征的巧而精的天然山水园林。武夷岩茶与武夷山堪称一体，好山，好水，出好茶，武夷是茶以山名，山以茶而名。
当今武夷山人在挖掘继承历代品茶艺术的基础上，总结整理出一套《武夷茶艺》，其程序：恭请上座焚香净气丝竹和鸣叶嘉酬宾山泉初沸孟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玉液回春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初品奇茗再斟流霞品啜甘露三斟石乳领悟岩韵自斟慢饮敬献茶点欣赏茶歌游龙戏水尽杯谢茶。把品茗、观景、赏艺融为一体。蔡镇楚教授在《武夷山茶韵》中赞美道：武夷山我心中的山水茶缘，我梦中的千古茶神，我笔底流转如珠的旷世茶韵。
武夷茶文化已成为武夷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前身为湖南省茶叶试验站，成立于1932年(民国21年)，当时在长沙县高桥购买山地100余亩，设湖南省茶事试验场高桥分场，由易劲之任分场主任兼技师。1933年(民国22年)高桥分场建成房屋一栋，共用银元4000元（《湖南年鉴》民国22年，湖南省图书馆藏）。1935年(民国24年)，章鼎岐接任高桥分场主任兼技师，1936年(民国25年)7月，湖南省茶事试验场更名为湖南省第三农事试验场，派疗兆龙任高桥分场主任兼技师，1937年(民国26年)，由杨开智(毛泽东妻兄)任高桥分场主任兼技师。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高桥茶场原址，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厅接管，同年11月由中国茶业公司湖南省公司管理，改名为高桥示范茶园。随后，长沙茶厂成立高桥初制厂。1951年12月，高桥示范茶园和高桥初制厂交省农林厅管理，合并成立湖南省农林厅高桥茶场，从事茶树栽培，茶叶示范推广和试验工作。1954年，扩大茶叶试验研究工作，并将安化茶场的试验工作及主要科技人员转移到该场，1955年4月，正式定名为湖南省高桥茶叶试验站，1961年改名为湖南省茶叶试验站，1975年10月，改建为湖南省茶叶研究所。
1996年1月该所迁至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部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基地。高桥原址改为该所的实验茶场。现有茶园面积800亩。
高桥银峰是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专家经多年研究，于1959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特别创制成功的绿茶类名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最早新创制的名茶。
该所基地位于长沙县高桥玉皇峰下，周围山丘叠翠，河湖掩映，土层深厚，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无任何污染源，历史上就是名茶之乡。高桥银峰因形如银装素裹的山峰及产地位于高桥而得名。高桥银峰创制成功后，经当时的商业部茶叶局及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上海茶叶公司和湖南省棉麻茶烟局等单位鉴评，一致称赞高桥银峰品质良好，可列为名茶。
获得荣誉
高桥是产地名称，银峰是满披白毫的嫩芽，符合茶叶命名原则。并在中国名茶工艺上，首创“提毫”工艺及名称，将“清风”、“提毫”巧妙地用于制作工艺，影响深远。在1989年农业部西安中国名优茶评选会上，高桥银峰被评为中国名茶。高桥银峰创制以来，已成为接待贵宾的佳茗，饮者赞不绝口。并先后得到了毛泽东、宋庆龄、王震等多位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和鼓励，60-70年代，中央办公厅和主席办公厅多次来信加以勉励。1994年李鹏总理来湖南视察，品饮高桥银峰后赞誉有加，并指示秘书作为国务院办公用茶；2000年【朱】总理出访欧洲，以高桥银峰作为随访礼品。
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首次视察了湖南省茶叶研究所，1964年夏初在品尝高桥银峰后，赞不绝口，旋即赋
诗一首：
芙蓉国里产新茶，九嶷香风阜万家。
肯让湖州挎紫笋，愿同双井斗红纱。
脑如冰雪心如火，舌不短钉眼不花。
协力兔教天下醉，三闾无用独醒嗟。
郭老赞美“高桥银峰”可与著名绿茶“双井”“紫笋”媲美；饮后令人精神兴奋，明目醒脑，心旷神怡，春意盎然。“茶因诗贵，诗随茶传”，高桥银峰茶因郭沫若的题诗称赞而在中国茶叶界声名远播。著名国画家何香凝老人八十七岁时为湖南省茶叶试验站创作梅花图一幅，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1981年，人民艺术家赵丹、富华又赠彩画一幅，上书“一壶湘波绿，满纸银峰香”。高桥银峰能树帜于中国名茶之林，这是与它具有外表的特色、内质的风味分不开的，所以陈椽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把高桥银峰归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创制的，饮用者共同喜爱的，与众不同的名茶，真乃是“自古长沙称铁色，而今高桥颂银峰。”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档案室至今完整保存了高桥银峰创制期间珍贵的研究材料和名人名家为高桥银峰题写的书画珍品。被国内外教科书和各类名茶书籍收集的著作主要有:1979年安徽农学院主编出版的中国农业高等院校试用教材《制茶学》；1983年湖南省茶叶学会主编出版的《湖南名茶》；1985年陈椽教授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1991年陈宗懋院士主编的《中国茶经》；朱先明教授主编的《湖南茶叶大观》，1993年彭继光研究员主编出版的《湖南名茶》，2000年陈宗懋院士主编出版的《中国茶业大辞典》，日本中国茶文化国际检定协会会长棚桥篁峰出版的日文版《中国茶文化》等。
滇西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路线有两条，塘房村是位于从南线普洱到大理一路的小村庄。当年茶马古道最盛时期，每天来往塘房的人像排队一样经过。
据《滇南新语》记载，明代凤庆手工制作的太平茶、玉皇阁茶，色香味可与绿茶龙井茶媲美。到20世纪30年代末，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20多家，凤庆茶由马帮沿顺下线倾销各地。无论走哪条路，都必须经过塘房。
由于塘房交通位置重要，直至民国始终是中外客商汇聚的繁华村庄。1938年秋，中国原有的红茶产区在日军侵华时期沦陷。为换取外汇支援抗战军需，中国茶叶贸易股份公司派茶叶专家冯绍裘到云南开辟新的红茶生产基地。经多方考察，冯绍裘终在凤庆觅得制作上乘红茶的鲜叶，着手试制云南红茶并一举成功，定名为滇红。首批滇红通过凤庆、塘房、鲁史古道、祥云，从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装进木箱铝罐，转运香港出口，在伦敦以每磅800便士的最高价格售出，立即引起世界茶界的轰动，鲁史古道也成为那段日子唯一驮运过红茶的茶马古道。
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在拉萨胜利结束。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
此次考察活动中，笔者参加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考察，由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至拉萨，行程约2400公里，穿越16个县市。一路所见、所思、所感良多，不仅对茶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与理解，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本文拟结合此次考察活动的亲身经历与思考，着重就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前开发茶马古道对藏、川、滇三地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前景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①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本字无法显示：氵+巛+口+巴)湖者。②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③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④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⑤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⑥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⑦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
元代统治者因不乏战马，故不再将川茶运往西北藏区交换战马，而改为就地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⑧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⑨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⑩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骚，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揍，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骚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惊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②李肇：《国史补》下卷。
③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④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见注①，第143～145页。
⑥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⑦《宋史黄廉传》。
⑧⑨《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⑩《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30]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作者简介]石硕，教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
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康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明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一）茶马古道简介“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的古代贸易通道。形成于汉藏民族“茶马互市”的贸易往来，积淀着唐代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实际上，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怒江大峡谷。这条世界上最美丽、最险峻、最跌宕起伏的道路是“驴友”们的滇藏探险新宠。
有人说，看完怒江大峡谷和沿线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其他的探险之旅就显得平淡了。
第三条茶马古道——怒江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旅游者极少，民风淳朴，尤其是在蒙蒙的细雨中，一个人行走在怒江大峡谷边，远山青翠、怒江潺潺，偶尔你还可以看到国外真正的“生驴”(驴友的最高境界)，一人骑着自行车或从马帮租来的马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1000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2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要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侧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在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现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要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三）茶马古道的社会经济价值☆茶马古道——昌都地区最特殊的地域名称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的陆上交通大动脉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对外开放的金钥匙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大开发的重要基石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经济大繁荣的命脉
☆茶马古道——昌都地区旅游发展的着力点
（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的机遇☆国内外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加入WTO为昌都旅游业发展带来难得的机会
☆西部大开发为昌都旅游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五）现代茶马古道☆公里干线的修筑，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然而，在专家眼中与“丝绸之路”同等重要的茶马古道，却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过许多年。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早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在丝绸之路已名满天下时，茶马古道却倍受冷落，默默地在深山密林之中。”专门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木霁弘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僻远艰险也是衰落的重要原因。虽然沉寂多年，但今日茶马古道“热”起来并不是没有它的理由。
“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旅游爱好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木霁弘分析说，“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且不说，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文化差异，就能吸引不少人。”
“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藏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
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六）滇藏道从云南普洱茶的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而后再经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然后出境。
（七）川藏道它是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
茶马古道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它的线路分为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达印度、缅甸、尼泊尔。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至尼泊尔、印度，其国内路程超过3100公里。在这两条主线路上，又分布着大量的支线，这些支线将滇、藏、川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茶马古道上，驼铃声悠扬，马蹄声激荡，马帮们夜以继日地奔波于旅程之中，不畏严寒酷暑、路途艰辛，用他们坚毅的信念与勤劳的汗水，开拓出一条直抵域外的经贸之路。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通往精神殿堂的云梯。沿途有很多刻在岩石上的绘制，为茶马古道这条漫漫长路增添了一种神圣、庄严之感，也为那天边的地平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如今，茶马古道历经了千年的历史，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已不复存在，清脆悠扬的驼铃声也只能在历史的记忆中回响，远古飘来的茶草清香也已消散于风中。但是，留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的足迹和马蹄深深的烙印，都化作了流淌于华夏子孙血液里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永恒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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