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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自古就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而自成一道，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以上古神农氏为源，茶事延绵千年，成为民俗文化之魂，怡情养性之道。在茶香茶色茶味中陶醉、品味、顿悟、修炼，升华人生，皆是茶道中人感念的。
沿着福建东南部的蜿蜒山路，闻着夹杂在轻风中的茶香寻去，一片片茶叶基地，静若处子，在峰峦叠翠中，被轻轻褪去面纱。这片得天独厚、飘香万里的土地，茶园满眼青翠，绿浪摇曳，仿若向人们述说着香韵悠远的茶文化。
清风拂过烟雨的三月，又见那翠绿欲滴的青山，又见那幽香醉人的茶林。茶，清香，温和，谦逊，淡然的气质，使得古代的名人雅士，无不爱茶之淡泊，好茶之风雅。
茶如王者，从山涧浓雾里走出，大地琼浆、天穹甘露，塑造了茗茶的豪情气质。一叶芳华，在沸腾中释放，馥郁的本色，把茶韵演绎成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情节。
茶未入口，浓郁的甜香便直驱而来，一种香气凌人的王者之气自然呈现。轻啜，茶香沉厚透天，在春风中荡气回肠。茶韵沉郁醇厚，滋润心灵，沁入心扉，山岩灵气悄然注入了灵魂深处。正是这种王者的魅力，完美诠释了一种粗犷悠远的意境。
坐在窗边，听丝竹铮铮，闭目遐思，轻烟柔柔缭绕，香气凝聚难散，茶味回甘生津，深沉浓烈的韵味，伴着思绪，如滴滴佳酿，醇化思想，醉了心境。
茶如美人。一杯红茶的滋味里，宛似浓缩了一位倾城佳人的传奇。茶色透红，光润清醇，是她那令人善心悦目的容颜。
一注沸水冲下，茶叶在水中蹁跹、游动、沉淀，重新鲜活起来，一丝细微的清香袅袅溢出，一缕更醇更醉人的茶香随后袭来，在小屋里轻轻弥漫，宛似朦胧了那佳人轻盈的舞姿。茶、水、火、壶，让茶叶的生命重生，释放了美人似的柔美之韵。
细品慢饮，苦涩中透着芬馨。几经沉浮，飘出青山之梦。仿佛所有的日子变得香醇，而内心的躁动亦归于宁静。一缕轻风渗出的暗香在月色里流淌，心静了，陶醉了，淡泊了，宛似那佳人眼眸，封缄了你曾经的惆怅。
再饮一杯，茶香纯正飘逸，缕缕似玉兰。翘首凝思，舌根留芳，香回九肠。杯中的茶舞，幻化出一道道人生场景，起起伏伏都是红茶的柔香美韵。
茶亦如隐者。夕阳下，木桌旁，青山绿水，素面青衣，一曲古筝，一杯大红袍，高冲、低斟、刮沫、淋盖，轻呷慢饮。在茶香里，听泉水叮咚，松涛阵阵，任耳畔风响，竹林清幽。自有一种仙风道骨之感，自有一种书香雅韵之气。
品茗茶而能悟茶韵，是一种品味境界。一如静观古画书法，或低吟诗词曲赋，或聆听一阙琴歌，得其形、神、味易，而得其韵难。
品味茶韵，须静心共享，方知其中玄妙。杯盏盈香，低饮浅尝，世事烦忧，在幽幽茶香里悄然散去。茶、禅、诗、韵皆尽消融到杯中，如同窗外梅兰竹菊的雅韵弥漫到空气里。浓香贴近了，而意境悠远去，一近一远，仿佛茶是出自白云，而香来自天外。热气袅袅，茶香浓浓，吟诗抚琴，弈棋作画，琴棋书画的玄妙意境尽在杯中香气里。无穷韵味，萦绕不散。
红茶的世界里，有王者的气度，有美人的娇柔，更有隐者的淡泊和禅境。温暖的午后，品饮一杯红茶，或许无须赋之时尚之名，也不必考究那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史，如能细细品味，舒然静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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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茶百戏在元代后开始衰落，到近代后销声匿迹。庆幸的是，这项失传百余年的技艺，于2009年在武夷山由茶文化专家章志峰恢复了。2010年分茶技艺被列入《武夷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这项流传于点茶时代的经典文化重新焕发光彩。
宋代分茶的盛行和闽北有密切渊源。首先是福建闽北一带作为贡茶的重要基地并出产著名的点茶工具——建盏，分茶活动较为盛行。有关闽北的分茶描述多见于古诗文。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茶具”记载：“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上下也。夫建宁名茶所出，俗亦雅尚，无不尚分茶者。”说明当时在闽北一带分茶十分盛行。
宋代闽北一带分茶的推广得益于大批文人的传播
闽北武夷山一带是重要的文化和旅游胜地，并被朝廷列为贡茶生产基地，又有全国八大名窑(建窑)之一，是文人的常到之处，许多喜分茶的文人、道家到闽北后促进了闽北分茶的推广，这在许多文人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南宋著名诗人、道家白玉蟾将武夷山作为他主要的修炼之地，在武夷山设有著名道观“止止庵”。他在《风台遣心三首》中记载：“数时长病酒，今日且分茶。”在《晓醒追思夜来句四首其二》中记载“越样月明浑不夜，个般天气好分茶。”宋代武夷山一带作为理学文化中心，分茶也得到理学家的推崇。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老师、著名理学家刘子翚(武夷山人)喜爱点茶、分茶，在《分茶公美子应预为白晒之约》诗中云：“聊分茗碗应年例，故有筠笼来海涯。”朱熹父亲朱松也喜爱分茶，在《答卓民表送茶》诗中云：“搅云飞雪一番新，谁念幽人尚食陈。髣髴三生玉川子，破除千饼建溪春。”
福建路安抚使王之望喜分茶，在《满庭芳》记载：“建溪初贡新芽。……一碗分云饮露，尘凡尽、斗牛何赊。”描述了在闽北分茶的情景。宋建安人(今建瓯)徐集孙在《寄怀里中诸社友》中记载：“何时岁老梅花下，石鼎分茶共煮冰。”宋浦城县令•曾丰在《中都邂逅新崇德宰范纯之为同馆着语赠别》中记载：“乘时长得意，毋忘夜分茶。”
杨万里喜欢分茶，诗文中多有分茶的描述，在《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诗中写道：“鹧斑碗面云萦宇，兔褐瓯心雪作泓。”生动地描写了闽北用建茶、建盏进行茶百戏演示的景象。强至在《谢通判国博惠建茶》写道：“建溪奇品远莫致，……拆封碾破苍玉片，云脚浮动瓯生光”。描写用建茶分茶时盏内形成云脚浮动景象。欧阳修在《次韵再作》写道：“建溪若远虽不到，自少尝见闽人夸……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见紫面生光华”。描写用建茶分茶时盏面汤花的景象。陆游是分茶能手，诗作中常有分茶的描述，在建州(今建瓯)时亦留下了描写了用兔毫盏点茶、分茶的诗：“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苏轼的茶诗中也多处写到闽北制茶、点茶和分茶的情景，在《试院煎茶》中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描写了在闽北点茶、分茶的情景。另外在释惠洪、王安中、王庭珪、袁燮等人的诗文中都有闽北点茶、分茶的描述。
宋代闽北武夷山一带的斗茶活动也促进分茶的开展
蔡襄在《茶录》中记述：“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宋代文人晁补之也有关于闽北斗茶的记载：“建安一水去两水，相较是如泾与渭?”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云：“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争谁先。”著名诗人、道家白玉蟾(名葛长庚)擅长分茶，也喜斗茶，在《冥鸿阁即事四首其四》中云：“睡云正美俄惊起，且唤诗僧与斗茶。“在《沁园春》中云：“斗茗分香，脱禅衣夹，回首清明上已临。”说明当时闽北一带盛行斗茶，斗茶之盛行也促进了闽北分茶的开展和技艺的提高。描写宋代闽北斗茶场面的作品以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较具代表性，这首斗茶歌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武夷山斗茶的盛况，诗中的分茶高手章岷也是闽北浦城县临江人。
朝庭和文人点茶、分茶推崇使用闽北的建茶和建盏，客观上促进了闽北一带分茶的进行。首先，朝廷点茶、分茶推崇使用闽北的建茶和建盏。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和蔡襄《茶录》是关于点茶、分茶的专著，书中推崇使用建茶和建盏。据《大观茶论》记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说明宋时闽北制造的龙团凤饼，已得到皇帝“名冠天下”这样至高无上的赞誉。蔡襄在《茶录》中推荐建茶称：“惟凤凰山(闽北地名)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还特地推荐建窑生产的兔毫盏，他指出：“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烧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说明闽北一带的兔毫盏备受推崇，特别适合于点茶、分茶。另外，宋代许多文人点茶、分茶也十分推崇使用建茶和建盏。许多文人如杨万里、陶谷、陆游、李清照等人既留下了描述分茶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赞赏闽北建茶、建盏的诗文。陶谷在《清异录》中就有“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的记载。李清照在《鹧鸪天》词中写道：“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陆游喜分茶也喜建茶，在《陆游全集》中涉及茶事诗词达320首之多，大部分与建茶有关。他对北苑茶、武夷茶、壑源茶多次品尝，留下不少有关建茶的绝妙诗句，如“建溪官茶天下绝”、“隆兴第一壑源春”等等。此外，在梅尧臣、宋子安、沈括、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文学作品中也倍加赞美建茶和建盏，由于大批文人学士的宣传，既促进了闽北茶叶和茶具的生产，也促进了闽北分茶的普及和开展。
元、明代闽北武夷山一带仍有分茶流传
元代后由于点茶法逐渐被泡茶法取代，分茶不再盛行，但闽北武夷山一带仍有点茶、分茶流传。元代诗人许有壬在《咏酒兰膏次恕斋韵》中写道：“混浊黄中云乳乱，鹧鸪斑底蜡香浮。……从此武夷溪上月”描写武夷山点茶、分茶情景。元代崇安人刘说道在《咏头春贡茶》诗中云：“灵芽得春先，龙焙收奇芬。进入蓬莱宫，翠瓯生白云。”明代崇安人邱云霄在《酬蓝茶仙见寄先春》中记载：“品落龙团翠，香翻蟹眼花”。另据明代程敏政在《病中夜试新茶简二弟戏用新除体》中记载：“建溪新茗如环钩，土人食之除百忧。呼童满注雪乳脚，使我坐失平生愁”说明元、明代武夷山仍制作团茶，并有点茶、茶百戏流传。
清代闽北武夷山一带仍有点茶法流传
据清代朱彝尊在《御茶园歌》记载：“小团硬饼捣为雪，牛潼马乳倾成膏”。说明武夷山当时仍有制作点茶原料团饼茶。清代高士奇在《临江仙.试新茶》中记载：“建安新拆旗枪，……银瓶细箬若总生香。清泉烹蟹眼，小盏翠涛凉”。说明当时闽北仍有用银瓶点茶流传，而点茶与分茶是密切联系的。另据李卷在《茶洞作武夷茶歌》记载：“乳花香泛清虚味，旗枪浮绿压醍醐”。描述了点茶法形成的茶汤泛起白色的乳花和醍醐。说明当时武夷山仍有点茶法流传。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古时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了。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
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
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
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
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士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士，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闺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闲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祁门地处安徽黄山西麓，与江西毗邻，属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自然条件优越，山地林木多，温暖湿润，土层深厚，雨量充沛，云雾多，很适宜于茶树生长，加之当地茶树的主体品种──槠叶种内含物丰富，酶活性高，很适合于工夫红茶的制造。
茶树是一种喜温耐阴的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光热条件。祁门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6℃，极端最高气温41℃，极端最低气温—13.2℃。全年10℃以上有效积温达到4897.1℃。而且，祁门的光照适度，年日照总时数1908.8小时，无霜期240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光照和热量，有助于茶叶中的品质成分和芳香类化合物的有效积累。
降雨是茶树生长所需水分的主要来源。祁门年平均降水量高达１６００－１８００毫米，雨量分布以春夏最多，占全年雨量的６０％－７０％，气温高于１０℃期间的降水量达１２００－１４００毫米，与茶树生长需水量相吻合。春夏季节相对湿度都在８０％左右。
祁门红茶好，更在于土壤。土地是万物之母，这里的“土地之母”就是与众不同。
祁门由于山多地陡，山地土质层较浅，在50~80厘米，茶树种植理想的土质层厚度要在1米以上。因此，茶园大多选择在河流两岸积扇及近河岸中低山，每年夏秋之际河水上涨，大量的泥沙滞留在茶园中，使得茶园土层特别深厚松软，土壤有机质能达到30~50g/kg（我国代表性茶园土壤有机质为15g/kg左右），肥沃而疏松的土壤，极适宜茶树生长。
铜是构成茶叶多酚氧化酶活性中的核心元素，而在红茶发酵中多酚氧化酶活性的维持是形成红茶优良品质的重要保证。祁门红茶的铜含量为41.06mg/kg，比普通红茶高2.6倍，与之相应的是叶片中多酚氧化酶活性也较高，因而能够产生出具有特殊香气的茶叶。另一方面，祁门红茶钾的含量比普通红茶高17倍，钾的增加有利于茶叶氨基酸的合成，从而对茶叶滋味和香气的形成有利。
历史文化
祁红同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瓦红茶并称“世界三大高香红茶”。最初它们是英国贵族的饮品，被国际时尚评为“高档茶”，后来在社会大为流行，却因历史原因经历了数次起起落落。
祁门县原产绿茶，18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殖民地茶叶生产的兴起，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受阻，为了开拓销路，当地借鉴宁红的制作工艺，改绿制红，祁红创制成功。
1915年，祁门红茶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一举获得金奖，名动天下。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祁红产销受到冲击，口岸也逐步由武汉转至大都会上海。上海逐步成为了长达二十年的祁红外销的中转站，茶号、洋行、茶栈林立，向各国输出祁红。后又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影响再受冲击。直至建国，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大批茶界大师级人物如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为祁红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祁红复兴之路在波折中蒸蒸日上。
茶文化，是饮茶和制茶的文化。而制茶文化，祁门绝对占有重要地位。“沃土化育灵草香”，用这一句来形容土壤环境条件因素对祁门红茶品质形成的的影响最恰当不过，土壤为万物之母，正是在祁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独冠天下的祁门红茶。
韵味是一种较飘眇的感觉，每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又真实存在。
普洱茶之韵，寇丹在《茶韵说》里有这样一段话：形成韵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是需要千万人共识确认的。茶韵，在大的方面就是中国的茶和中国的历史，地方风土，审美标准和个人修养的总和，非指茶的形、色、香、味，指一种精神境界，属茶外之味。小的方面是人在品饮茶汤之后产生愉悦、空灵，瞬间的迷幻和浮想联翩的境界，也是茶外之味。因为都是茶赋予的，故为
茶韵。
可见，茶韵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感官色彩，故常常是只可描述不可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但茶韵无论它怎么飘渺不可琢磨，总是依附在具体的茶香茶味上面的。个人的体会是，茶仅有香而没有气，仅有清而没有幽，茶汤仅有柔滑而没有骨，是不容易产生茶韵的。气和韵是紧密相连的，有了气韵，茶就有了活性，气韵流动了，茶韵就好感受到了。茶的清也还停留在具体的感官上，而有了幽就升华到心灵的感受上了。而强调骨感，就是强调个性，强调醇厚沉稳，
给人以厚重感。
个人认为认识普洱茶之韵首先要分为二个部分：一是山韵，一是体韵。
要认识普洱茶的茶性，首先就是要理解和认识其特殊的茶区之韵，也就是常说的“山头气”。
张天福说：凡茶香种种，不外呼品种香、风土香、加工香。
普洱茶的生茶以风土香，或者叫地域香为主导，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香气和滋味大致判断出产的地域：
思茅的茶口感柔和香气饱满但味道稍淡，缺厚重；
版纳的茶口感厚重、稠浓，香气飘，后味偏苦；
临沧的茶香气高、味道足，但不够醇和，偏涩。
云南省茶区遍及全省，茶区特点有着东南西北各具特色的滋味。山韵就是能代表着各个茶山的特殊气息及滋味，大家所熟悉的班章，易武，景迈等都有其特殊的香型及韵味特点，有经验者在可以在某些特点明显的茶区干茶里闻香韵而知茶区，或者在冲泡一刹那扬起的幽浮之香里感受到山野之韵，但“山韵”并不容易用词汇表达，云南茶山众多，想熟悉一切的山头韵味并不现实，但作为一名品茶者，一定要学会品其韵，享其韵，先从近年的山头纯料开始，把春茶里的头采、二采及秋茶等逐步体验及品试，找出其香味及滋味特点，最好是自己做了些香味滋味的笔记，一个茶区（山）地把体验积累，把学在于品在于玩的过程中，自然学有所成，总之，一切都是要靠多接触多体验。
普洱茶除了特有的山头韵味之外，优质普洱茶还会出现绵长的体韵。对于品饮而言，韵又分为：腔韵、喉韵和身体的意韵，总称为体韵。体韵，也正是普洱茶与其它茶类的有所区别及其魅力所在。一款能有着令人迷恋的浓浓山韵的普洱茶，就是最能体现出云南茶的独特滋味。普洱茶滋味的延伸、难忘、回味、变化、舒畅，，等都可以成为韵的条件，有人认为回甘就已是茶
韵，那样说就过于片面了，茶之体韵，应该是茶滋味在意识中的延伸。体韵，其实也很个人化，感受到的程度与首先是与茶质有关，同时也与品者的身体状况及认识的层面有关，要理解较为飘渺的体韵，经验多寡更是一件很重要的前提，所以，普洱茶，要多试多喝多对比。经验多了，茶之山韵及品者体韵也渐渐清晰。
正所谓：人无骨，如何立世，茶无韵，岂能有魂。普洱茶的终极追求就是寻茶之韵！暗香厚韵，就是普洱茶的真实写照。
古城的街市情趣盎然，给古城增添了意味无穷的俗世乐趣。历史上，丽江古城是滇藏贸易的重镇和中印贸易的枢纽。位于古城中心的四方街是个远近闻名的集市，过去，四方街上的摊位都撑一顶很大的红油纸伞，从街西面的狮子山望下去，四方街在高原的蓝天下闪烁着一片夺目的红光，煞是好看。
多年来，我的田野考察范围除了那高山大岭、莽原深峡，自然还包括那生我养我的古城小镇──丽江大研镇。但这种田野考察与浪迹山乡的考察又有区别，是一种重新踏上石板路，寻找逝去的旧梦，审视和发现尘封岁月中遗落的故事，感受新的阳光月色的精神回归之旅。
我从多年的田野调研中得知，丽江古城最初是在日聚夕散的乡村露天集市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纳西语称丽江叫衣古堆，一般译为江湾之地；最初称丽江古城叫衣古芝，意为衣古地的集市；有些金沙江沿岸的纳西人也称古城为衣古；而丽江坝区农村的居民则多称古城为古奔，意思是用背来的货物做生意之地，或认为是粮仓之村。从小时到现在，乡下农人都喊我们巩本若，即城里（男）人之意；而在城里，我们告肯的男子则被称为告肯若，女的称告肯美，过去古城人都以这种居家所在地段来指称人。家住大石桥附近的人就是阿溢灿若（男）或阿溢灿美（美）。
衣古过去也指现在位于古城北面象山之麓的吉瓦村，这是个很清幽的村子，我有亲戚在这个村，多次去过此地。那里有很多泉水从大树和古岩下迸涌而出，形成一道道清流，因此汉语称这村为清溪村，纳西人又称这儿的泉水为神米吉，意为石榴水，是因为过去村中多石榴树，还是取其清溪流荡如石榴状，尚未知晓。此村附近形成了丽江古城最早的集市衣古芝，古城的汉语名称在元代是大叶场，明代称大研厢、清代称大研里，民国称大研镇。大研一词，民间相传是因古城所在的台地因形似大砚台，城西南又有神圣的文笔山，著名的明代纳西土司木生白便取其巨笔大砚、文脉旺盛、地灵人杰之吉祥寓意而取古城之名曰大砚，古音砚研相通，因此后来就写成了大研。
明代是纳西族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深得明王朝信任和倚重，被视为西南屏障的木氏土司相当开明，不闭关自守，积极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广交中原名士，从内地引进文、医、教育、建筑、开矿、艺术、工艺制作等方面的人才俊杰到丽江。明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在古城设丽江军民府府署，丽江古城很快成为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木氏土司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如以石和木为材料建盖的3座大型牌坊、木家院、皈依堂、玉皇阁、三清殿、光碧楼、经堂、家庙、万卷书楼、玉音楼、议事厅等。
木氏土司在建造自己的宫殿式建筑群和建构古城时，虽模仿中原风格，但又不忘将它植根于地方和民族传统，未像大理城等效法中原方形根基的传统建筑模式，始终保持自然形态平面。木府的座向未按照以座北朝南为佳的中原风水理论，而是根据纳西族喜欢朝向太阳和东方属木，木原为纳西东巴教中的神秘崇拜物，（明朝洪武皇帝将木赐为纳西土司之姓，真有天作之巧）因此欲得木之气而盛的想法，座西朝东。明末到丽江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曾记曰：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古城周围也不筑城墙，我小时就听一些老人讲，不筑城墙的原因是木氏居于城中，一筑城就将形成一困字，无异于把木困住。后来研究丽江历史文化，知道木氏土司不筑城墙的做法与他们那种不想坐井观天困守边隅，力图容纳百川之河，海阔天空地发展的思想和他们广纳天下俊杰，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襟怀和明智策略是一脉相承的。清廷在丽江实施改土归流后，曾一度在古城筑城墙，但后来很快处处坍塌，百姓也不以为然，很快这短命的城墙就了无踪影。看来历来笑纳四方俊杰、八面来风的丽江古城天生就讨厌中原很多古城那种困守一隅，封闭萎缩的小家子气。
木氏土司府门迎东方朝阳，背枕狮子灵山，在狮子山上遍植柏树，我听不少老人讲过，木府在狮子山上还养过纳西人所崇拜，并被视为门神的老虎，至今木府院内还有一个被称为拴虎石的钟乳巨石和一棵古树。小时听老人讲，木府的老虎曾走失，逃到南面的拉趣瓦村一带，被村人抓住。后来木府责成该村赔偿老虎而形成这个地名（拉趣瓦意为赔偿老虎之村）。如今狮子山上还有一大片古老的柏树林，是古人笔下著名的丽江十二景之一黄山古柏。这一片墨绿色的柏树苍劲挺拔，气象萧森，在烟霞明灭中无言地俯视着古城的沧桑巨变。除了这一片古柏林，当地民众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义务栽种的大批柏树也日益茂盛，形成了密密匝匝，郁郁葱葱的柏树林，狮子山可以说是一个吉祥的柏树林之山。在晨曦霞光和薄暮烟霭中，从狮子山极目下望，古城一大片栉次鳞比的民居瓦房呈一片与天地混融的黛青色，宛如细浪绵绵的一片苍青色深湖，又如铺开的一幅巨大水墨画，苍苍茫茫，如梦如烟。我如今每次回家，都要到柏树林中俯瞰古城，领会这在孩提时的匆匆步履中被忽略了的美。
木氏土司的府第虽巍峨壮观，模仿中原王者气度，但也没有落入中原皇宫帝苑居中为尊，一切其它建筑皆须围绕王宫而建的俗套，它僻处城南一隅，而作为全城中心的则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如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道像星光般从四方街这一最明亮的商贸中心向四方八面辐射。从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于乡村集市，最终也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这与古城千百年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密切相关。
走进大研镇，便走进了一座独立不羁的边城，它有别于中国任何一个王城，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礼制影响。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而是依山就水，不求方正，不拘一格地随地势水蕖建房布街，房屋层叠起伏，错落有致；道路亦结合水系顺势而建，曲径通幽，不求平直，形成空间疏朗和谐的街景；在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中又常常别开生面地辟出宽阔的街头空地，可供居民茶余饭后的休憩，又延伸了古城的集市贸易空间，还使城中建筑物和街道显得舒展有度，整体和谐。整个古城结构自由活泼而充满灵气，既有山城风貌，又有水乡韵味。古城结构空间变化无穷，形式活泼多样，古拙与精巧相得益彰，充溢着自然的灵气。它虽得中原建筑神韵，但又不照搬古代中原王城的建制和模式。在总体结构上融进了纳西人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和生活的情调意趣，使其成为一个自然流畅，人情味浓郁的边地古城。
水是丽江古城的灵魂，古城的水来自城北黑龙潭公园象山脚下，泉水从无数山麓岩石隙缝的泉眼中迸涌而出，形成近四万平方米的黑龙潭水面，纳西人称这水叫古鲁吉，民间有的解释为如马群般奔腾的水，有的解为九龙水，如黄瑞璧老人就作这样的解释，说古鲁吉有九龙治水的含义。这些解释皆从古鲁吉三字的谐音而来。古鲁吉流出黑龙潭，汇成玉河，在双石桥（又称玉河桥）处一分为三，形成西、中、东三条河流，继而又形成无数水流如经络纵横于古城，滋润着古城的生命。四方街是古城的中心，亦是传统集市贸易中心。四条主要街道，由此向四面延伸，无数小街小巷又从这四条主街上岔出，流向四面八方，古城的大街小巷，全用红色角砾岩石铺成，经无数人年年月月步履走磨，光滑洁净，大雨过后，石呈五采斑纹，民间称其为五花石。条条街道临水盘旋萦徊，构成古道、小桥、流水、人家的恬静居住环境和情调，人在街上行，常与流水相伴，人在睡梦中，静聆水声清韵。古城安静如水的岁月在这依山临水，纵横曲折的街道上流淌而过。
祖父、父亲和我的邻居黄瑞璧老人对我讲过，古城的五花石街道，有不少是古城各地段的居民自己集资铺砌的。如我家所在的告肯街（民国时期叫兴仁村，现叫五一街）的五花石街面，是在一九四五年重新铺的，当时这一地段的路因年深月久，已经坑洼不平。于是，由告肯街的一些年轻人发起集资修路的活动，我父亲当时才十一岁，因跟我祖父学了一些滇戏唱腔，伴相又好，同学赵耀刚也是一个喜欢唱戏的小学生，二人在古城颇有点艺名，于是，由大人组织，我父亲唱小生，赵耀刚扮花脸，一起登台演唱，竟博得满堂彩，募集到不少钱。居民们以种种方式筹集到资金，便把从当地豪绅习家到大石桥的五花石板路全部铺完。古城的一些富商也出资铺过五花石街面。
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集市和街面，居民也喜欢用水桶汲水冲洗门前的五花石街道。抗日战争期间在丽江古城居住八年之久的俄裔作家顾彼德（P。Goullart）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曾说，他周游列国，而丽江古城是他所见过的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我小时候，在四方街收市时常常去看市管员关闸放水冲街，常常脱了鞋就在水流中踩水玩，有时鱼儿也会随着河水冲到街上来，看着人们把它捉住又放回河中，古城里人人都知道这河里的鱼属于黑龙潭的龙王，不能吃。
城中还有从不干涸的白马龙潭和很多水井，古城居民巧用井水和潭水，创造出一潭一井三塘水的用水方法，靠近出水口为头塘，居民在此汲取饮用水；头塘水从溢水口流至第二塘，居民在此洗菜；此塘之水又流至第三塘，为洗涤衣物之用水。这种用水方式在丽江古城有井泉的地方到处皆然，体现了古城人独具匠心的用水爱水传统。过去，古城人还利用水的冲力来碾米磨面，有些河段上设有水磨房。
古城有家家流水，户户垂杨之誉，清溪旁树木葱茏，垂柳拂水，从玉龙山流下来的雪水清澈见底，它滋养着古城的花草树木，也熏陶着古城千家万户纳西人的心灵和气质，托出一片雪域冰洁清纯之态和高原的静气灵气，纵贯古城大街小巷、古柳庭院人家的无数条小河日日歌吟着，伴着高原山城纳西人清寂宁静的梦。
丽江古城是个古朴而融多种风格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之苑，历史上，纳西人素来开放亲和，乐于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开门笑迎八面风，广采博纳他山玉，建筑上吸收了汉、白、藏等族的技术精粹，形成融多族建筑风格于一体，以中原古老的建筑风格为主调的格局，并保留了很多唐宋中原建筑风格的流风余韵。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在《丽江古建筑考察》一文中曾说：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
武夷山御茶园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历来被视为贡茶的产地。很多中外学者、游客为一睹御茶园的壮观，不远千里前来探寻它。小编将为您揭开御茶园的神秘面纱，探寻它的历史足迹。
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爱赏。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高兴又命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之为御茶园。从此，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今北京）。当时御茶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和构建。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称之为通仙亭，皆极丹陛之盛。
御茶园建筑华丽，进了仁凤门，就有拜发殿，还有神清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等；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称之为通仙亭。御茶园还设有场官、工员。元至顺二年(1332年)，建宁总管又在通仙井旁建了一个高台，称之为喊山台。山上又建了喊山寺，供奉茶神。直至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皇帝诏令不得辗揉大小龙团，按新的制作方法改制芽茶入贡。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于御茶园疏于管理，茶树枯衰，建筑失修，终成废墟。如今遗址尚在，并树有一碑，正面书御茶园遗址，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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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茶共处一个世界，却只得靠心去交流，静心感悟茶言茶语。茶道是茶语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我看来，人有人的性格，茶道亦有茶道的“性格”。茶道的“性格”就是“静”和“和”。品茶，即品茶道，每日习以为常的品茶便是品茶韵、听茶道的时间。
每一样与人朝夕相处的事物，总会给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茶道的“性格”也会间接地影响着品茶者的性格。茶道与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相似，总结来说，儒家思想的准则是“仁、义、礼、智、信”，而这些文化在茶道中也一一的表现出来。以茶会友为仁，心怀感恩为义，茶礼茶俗则为礼，不偏不倚为智，以茶相交是为信。茶道以“静、和”为美，清茶或浓茶虽静置一处，却仍无法隐去它的魅力。
或许，这与人的魅力一样。一个有气质的人，无论他的外貌如何，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气质的召唤。一杯茶，清香几许，温热几度，品茶者若干，茶韵深深浅浅，牵扯着浅浅深深的情。幽幽茶韵，淡淡茶香，在“静、和”的浸润下，心若幽兰，脱俗坦然。
沐浴在茶香的世界中，顿时觉得茶与月光交织成梦的幻影。在梦中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国度，那里没有世俗纷争的侵扰，没有凄苦离别的难耐，更没有滚滚红尘的喧嚣。那里有的是宁静，是和谐，是怡然，任随岁月流逝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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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云南的茶历史，必然要讲普洱茶：说到普洱茶，就不能不涉及六大茶山。而说起清朝初年六大茶山的茶事管理与治安维护，首先就会涉及一个新置机构：攸乐同知。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廷同意设立了普洱府，并“设总茶店于思茅，以(思茅)通判司其事。”同年，因攸乐(今景洪市基诺山乡茨通老寨)“系车(里)茶’(山)咽喉之地”，又“以高瞰下”，乃“设右游击一员，带千总一员，把总两名，马步兵丁五百名驻扎防范，文职设同知一员与之同城分理地方事务。”攸乐同知的职责是维护六大茶山的社会治安，管理茶山事务，督促六大茶山的茶农运茶至思茅总茶店，由思茅总茶店统一加T成贡茶等各类普洱茶，同时阻止外地茶商到六大茶山私自买卖茶叶。但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驻防攸乐之普洱镇标右营游击应移驻思茅，统兵防守。驻扎攸乐之普洱府(攸乐)同知亦应移驻思茅，即改为思茅同知。”普洱府攸乐同知从此消失。
从普洱府攸乐同知仅存在6年即移驻思茅至今。269年过去了，攸乐同知是否还有迹可寻?带着这样的疑问，2004年4月10日。我们到了景洪市基诺山乡茨通老寨(又叫司土)。据寨中老人所言，现在的寨址是1971年从旧寨搬迁而来的，而旧寨又是1964年从古寨搬迁而去的。
我们请了一个57岁的基诺老汉作向导。他带着我们爬过一座座山坡，越过一条条深箐，费时1小时50分，终于爬上了一处高高的山梁。老汉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古老的寨址，已不知居住了多少代，到1962年和1963年．先后从这里迁出了两个寨子，即现在的小寨和新寨，而他们老寨是1964年才最后搬离这里的。这里现在只有一小间放牛人躲雨的茅草棚，其他地方已被野草、灌木和部分乔木所占据，但在树木草丛中，那一处处平整的地块仍可看是旧宅基所在．还有一些平整的石块，零散遗留在草丛中或路边树下。老汉告诉我们，路边树丛中那一块平地过去是他们的头人家，一家30多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
茨通古寨址长约200米，宽约50米，位于一条东西向狭长山梁上，东连易武、象明境内的五大茶山，西通勐养、思茅，这里视野开阔，寨子北坡下就是最早的一条茶马古道．只是现在早已荒废。古寨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基诺人所居住，而攸乐同知、游击及其五百兵丁的驻地又在哪里呢?根据老汉的回忆，在古寨址东边六七公里的地方，是他们茨通老寨1964年至1971年间的旧寨址，但那里最早是汉人居住过的地方，汉人什么时候搬走，就连他爷爷都不知道了。
茨通一带在历史上没有汉族村寨，因此，他们所说的汉人居住过的地方，可能就是攸乐同知、游击及五百清兵的驻扎地了。我们加快了脚步，沿着一条崎岖的茶马古道，穿过一片片古老的混林茶园，很快到了路边树林中一处基诺人所说的汉人烧砖的砖窑遗址。这里现存两个大窑洞，深近2米，直径4米左右，洞壁还可看出是用一层层的砖砌成。这是否就是当初清兵建盖营房或建城墙时烧砖的地方?
从砖窑遗址继续前行约2公里，就到了基诺人所说的旧寨遗址。这里是一处山梁向山箐的缓冲地带，靠南向北，中心区是一片约200平方米的平地，虽然长满了树木杂草，但我们仍发现了许多散落在草丛中并长着许多苔藓的残砖，而且均是内地常见的大青砖。在这片平地的边缘，还发现有纵横两条数米长的用石块和青砖砌成的墙基遗迹。由于1964年至1971年间基诺人曾在此建寨居住过，故这些墙基遗迹有可能是基诺人建盖的房屋遗迹，但那些青砖肯定是攸乐同知衙门所遗留。
这就是清雍正年间攸乐同知的驻地了。想当年，．500人的队伍驻扎在这片狭长的地带上．也许从砖窑开始两三公里的范围内都是清兵的营房，当时的景象一定非常壮观。然而。由于瘴气太重、士卒多病等原因，攸乐同知仅设立6年就迁往思茅而改称思茅同知了。
如今．经历了269年的沧桑岁月，攸乐同知遗址就只有砖窑和青砖可以为证了。
《云南日报》200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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