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佛教徒饮茶历史溯源”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佛教徒饮茶历史溯源”相关知识！
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
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
《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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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茶与佛教文化之渊源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从荼到茶有关茶起源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武则天茶喻祸福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她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茶百戏”刘禹锡诗中的茶文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道：“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描绘了自清代以来已失传数百年的古茶道——茶百戏。太白顶芽历史溯源
在茶界说起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太白顶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为何自1999年起遍获国际茶博会金奖的白茶在茶圣陆羽的《茶经》里毫无记载，为何在公元1979年林业工作者在黄浦江源所地之海拔800多米的深山密林间发现的白茶是当世唯一的一蓬树龄逾千年的再生型古白茶叶茶树呢？
传说，茶圣陆羽在写完《茶经》后，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虽已尝遍世上所有名茶，但总觉得还应该有更好的茶，于是他后来也不著书，带了一个茶童携着茶具，四处游山玩水，寻仙访道，其实为了再寻找茶中极品。一日，他来到湖州府辖区一座山上，只见山顶上一片平地，一眼望不边，山顶平地上长满了一种陆羽从未见过的茶树，这种茶树的叶子跟普通茶树一样，惟独要采接的牙尖是白色，晶莹如玉，非常好看。陆羽惊喜不已，立时命茶童采摘炒制，就地取溪水烧开了一杯，但见茶水清澈透明，只闻清香扑鼻，令陆羽神清气爽，陆羽品了一口，仰天道妙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此生不虚也！话音末了只见陆羽整个人轻飘飘向天上飞去，竟然因茶得道，羽化成仙了……
陆羽成仙后来到天庭，玉帝知陆羽是人间茶圣，那时天上只有玉液琼浆，不只何为茶，命陆羽让众仙尝尝，陆羽拿出白茶献上，众仙一尝，齐声说到：妙哉！玉帝大喜：妙哉！此乃仙品，不可留与人间。遂命陆羽带天兵五佰将此白茶移至天庭，陆羽不忍极品从此断绝人间，偷偷留下一粒白茶籽，成为人间唯一的白茶王，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才被发现，真是人间有幸啊！
我国茶叶冲瀹技法经历了由粗到精、由精入微、又复归于自然的一个过程。唐以前都属于粗放式煮饮法，即煮茶法。陆羽在《茶经》里总结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针对这种饮茶习俗，陆羽在《茶经》里极力提倡煎茶法，他的煎茶法不但合乎茶性茶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并制定出一套较完整的煎茶方法，立刻在文人雅士甚至王公朝士间得到了广泛响应。比陆羽稍晚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是这样评述的：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陆羽创立的煎茶法首次使中国饮茶艺术从生活领域提升到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和茶道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陆羽提倡的煎茶法，在《茶经》里有详细记述，可以归纳为以下程序：备器、添炭、炙茶、末茶、煮水、煎茶、酌茶、饮茶。煎茶法和煮茶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煎茶法有一套完整的茶事实践程序，并对诸如煎水、备茶、煎茶、酌茶、饮茶等过程表现出极大关注，而且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灌注其中，使茶事活动具有了文化品味和精神追求。另外，煎茶时不再加入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调味品，只加入少许精盐，以调和汤味。晚唐以后煎茶时已不再加盐，成为完全的清饮法了。
唐代也是禅宗发展鼎盛时期，禅门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昔年达摩祖师面壁调心，曾以茶去昏滞；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禅茶之风大兴。如《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煎茶次，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襄州历村和尚）举茶匙子。僧曰，莫只这便当否？师掷向火中。再如《五灯会元第三》记载：师（归宗寺智常禅师）尝与南泉同行，后忽一日相别，煎茶次，南泉问曰：从来与师兄商量语句，彼此已知。此后或有人问，毕竟事作幺生？师曰：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毕竟事作幺生？师乃打翻茶铫，便起。泉曰：师兄吃茶了。普愿未吃茶。师曰：作这个语话，滴水也难销！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曾手订《百丈清规》，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将茶事融入禅门，开后世茶禅一味先风。这些都应该看作煎茶法的最初形式。
中国茶道艺术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致。宋代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绘画或者建筑乃至饮食、服饰等方面，都开始变得精致和细腻，茶道尤其如此。我们读蔡襄的《茶录》，读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饮茶发展到宋代，更趋于精致化，并形成了独特的点茶法。在陆羽创立的煎茶法里，是将碾罗后的茶末投入煮沸的茶釜中直接煎煮，和煮茶法还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碾罗后的茶末投入茶瓯中调膏后用沸水冲点，已和煮茶法有了明显区别。宋人也有继续唐代煎茶法或将点茶法称作煎茶法的，如苏东坡《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一，未识故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苏辙《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这里的煎主要指煎水而言，而煎茶法里最重要的程序就是煎水。苏轼诗里所引用的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应该就是陆羽《茶经》里所提到的茶诀。毫无疑问，这是对煎茶词义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对煎茶法的发展，后世沿用其意，于是凡注重煎水的茶叶冲瀹技法都可以称作煎茶法了。
元明之际中国茶道的发展也是很可观的，他已经由历代那种外在的形式开始向内心过渡，元明之际的茶人更注重在煎茶过程中自我内心的感悟，这一点我们在读杨维贞的《煮茶梦记》、朱权的《茶谱》、田子艺的《煮泉小品》、屠隆的《考盘余事》等都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明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和小品文里有关茶道的文章，尤其如此。
元明时中国的制茶技术发生了变化，散茶开始大量出现，团茶逐渐退出，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茶，遂使散茶（这里指叶茶，下同）独盛，茶风也为之一变。散茶的出现必然要求煎茶法有所改变，于是简便易行的冲瀹法便应运而生了。冲瀹俗称冲泡，也有称撮泡的，是指将散茶直接放入茶器中以沸水冲泡，不碾、不罗，不但简便易行，也最能得茶之真香、真味。明代陈师《茶考》载：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置茶于瓯、盏之中，用沸水点之，称为撮泡，此法沿用至今。明人对自己的发明是很得意的，如许次纾《茶疏》今古制法条载：古人制茶，尚龙团凤饼，杂以香药不若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再如朱权《茶谱》：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茶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值得注意的是，散茶出现后传统的煎茶法仍占主导地位，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末甚至清初。明人把这种复古的饮茶法称作烹茶。如朱权《茶谱》：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这种烹茶法也可以归入煎茶法范畴。这里所谓的煎茶法，是指在煎茶过程中，茶人对于诸如择水、煮汤、备器、品饮环境以及茶业冲瀹技法的关注，这样的茶叶冲瀹方法我们仍然称之为煎茶法。
清代继承明代遗风，茶风虽然兴盛，但由于文化趣味上的差异，茶道艺术已没有自宋至明那样的疏朗明净之感了，煎茶法也渐次湮没。
民国时期由于内忧外患，茶道只能成为余事，真正属意于茶文化、茶道艺术的人是比较少的，更不用说煎茶法了。到了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茶文化、茶道、煎茶法可以说已经绝迹了。但这种绝迹只是暂时的或者说人为的，因为茶文化的种子还在，因为茶道的精神还在，因为真正的煎茶法还在在浩瀚的茶文化历史典籍里，在历代茶人淡泊宁静的心里，在这块饱受蹂躏而又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用心去倾听、体悟、感受、总结、实践，中国茶文化、中国茶道及煎茶法就能归复，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这个道理。
从明代中期以后，士人品茶讲究理趣，追求品饮过程中的精神、文化享受，茶具因此而日趋小巧精致。对此，冯可宾在《芥茶笺》中有一段独到的议论：
或问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自酌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亦强调：
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凸）不宜砥（平），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
可见，瀹茶用小壶，既可发香，又可得趣，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理性的一种追求。不过，其时江南一带多重绿茶，而且一客一壶，所以上述所论者与工夫茶仍有很大距离。
但冯可宾《芥茶笺》所说的施于他茶，亦无不可这句话，已给人一种明确的提示：用小壶瀹饮其它品类茶叶的，亦大有人在。
1987年，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发现明万历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从中出土了有时大彬制四字款识的紫砂壶一件，壶呈栗红色，高9．2、口径75、腹径11．0厘米，壶盖内沿已有轻度磨损，证明墓主生前已使用多时，以壶殉葬、亦可看出主人珍爱程度。
卢维桢死于万历三十八年，故该壶应属时大彬中前期作品。壶虽略大，但漳浦属岩茶、溪茶辐射区，所以该壶的出土，似可为我们提供乌龙茶区早期使用紫砂壶的实物依据。
明末清初，闽汶水善烹茶。张岱《闽汶水茶》诗说：刚柔燥湿必身亲，下气随之敢喘息？到得当炉啜一瓯，多少深心兼大力。周亮工《闽小纪》亦云：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子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高自矜许。
两人均亲晤汶水，所记略同：燥湿身亲与水火自任，当炉啜一瓯与以小酒盏酌客，其程式与工夫茶已很近似，如果壶中换上乌龙茶，则工夫茶法相便全具了。
乾隆初曾任县令的溧阳人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这位彭太爷可能亦是深受明人不重问茶影响者，到福建当了三年官，居然连尝都不尝一下武夷茶。难怪他领略一次并大称快意之后便有愧色。不过，他的这则琐记，倒是为我们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早的，有关工夫茶程式的记载。
可以视为简明工夫茶经的文献，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纂的福建《龙溪县志?风俗篇》：
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棺溪之蹩，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馀泉又次之。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简短的十几句话，包括了择茶、择器、择水、候汤以至水质品评的内容，而且已开列了后来被称为工夫茶四宝即铫、炉、壶、杯中的三宝。所以，这则地方志资料虽然未出现工夫茶的名目，却已具工夫茶程式之实。
值得注意的还有后段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那句话，它说明了，上述的瀹饮法在当时已相当普及，只可惜没有像彭县令那样的文人为之写记，或加以归纳总结，著成专书使之传布四方而已。
一般说来，一种习俗从萌发到定型、普及，都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自然不应把乾隆二十七年作为形成该习尚的时间上限。
二十四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袁枚在《随国食单》中记下他饮用武夷茶的经过和感想：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朴鼻，舌有馀甘。
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用小壶、小杯冲武夷茶，嗅香、试味、徐咽，袁枚所描述的过程，已与现今的品工夫茶法完全一样；虽然文中同样没有工夫茶三字。
正式把工夫茶三字作为一种品茶程式并和潮州连结在一起的文献，是清代俞蛟的《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工夫茶）：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简，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
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林，旧而佳者，贵如拱壁，寻常舟中不易得也。
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阅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须白强二枚。
这一记载，远较《龙溪县志》、《随园食单》为详，如炉之规制、质地，壶之形状、容量，瓷杯之花色、数量，以至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细炭、闽茶，均一提及。而投茶、候汤、淋罐、筛茶、品呷等冲沏程式，亦尽得其要。因此该记问世以后，便成工夫茶文献之圭臬，至今各种类书、辞典中的【工夫茶】条，例皆据此阐说。
俞蛟是浙江山阴人（今绍兴），字清源，号梦厂居士。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五十八年以监生身份出任兴宁县典史，至嘉庆五年（1800）离任。《潮嘉风月》应是他在此期间据亲历及耳闻目睹者辑录而成，故对潮州、嘉应州（今梅州）之风物能刻划入微。
俞蛟笔下所记的，当系处于基本定型、成熟阶段的潮人饮茶习俗。作为翔实可征的文献，《潮嘉风月》功不可没。但据此而认定乾嘉之际是潮州工夫茶的源头，则仍有可商之处。因为，如前所述，民俗的萌发与定型，本非一事。
明潮州遗民陆汉东《迦风草堂集?谢文笠山人惠茶》诗云：山中珍重寄，一啜爽吟魂。叶散香初动，杯倾气若存。句中用杯、一啜、气若存诸字，能使人依稀想见作者饮茶时用小壶小杯，啜后嗅杯底的情景。
清初与梁佩兰、屈大均合称岭南三大家的布衣诗人陈恭尹，有一首咏潮州茶具的五律：
白灶青铛子，潮州来者精。洁宜居近坐，小亦利随行。就隙邀风势，添泉战水声。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见《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卷六）白灶，即俞蛟所记的以细白泥为之的截筒形茶炉；青铛，即瓦档（砂铫）。
此两件乃工夫茶四宝中之二宝，能博得罗浮诗家陈恭尹潮州来者精的赞誉，可知其精洁、小巧，便于携带、逗人喜爱的程度。而茶具的精良，正反映了其时潮州茶事的兴旺。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举人、海阳（潮安）陈王猷的《舟茗》诗云：穷已如黄九，犹将茗碗行。燃炉风欲破，沽水雨初晴。秋影来无色，江涛近一声。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末两句，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潮人善于品评茶味又钟爱武夷茶的风气，比俞蛟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的记述，起码早出一百年。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明清之际，潮人（至少是在文人圈中）已有用壶杯冲彻武夷茶的习尚。这种品条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普及、提高，并在繁华气象，百倍秦淮（俞蛟《潮嘉风月?韩江》中语）的韩江六篷船中得到完善的体现。
潮人日夕品赏其中，习以为常，竟无人予以总结、描述。（或虽有而文献已阙失）俞蛟任职粤东，以外地人的眼光来观察潮州风物，遂有见景皆异、无俗不奇的感觉。加上他有采风问俗，记载宜详（《潮嘉风月》前言）的雅好，因而已臻成熟期的潮州工夫茶习尚便通过他的笔端而传闻世间。所以说，把《潮嘉风月》视为潮州工夫茶的里程碑式记载则可，将其当成工夫茶的发端则不宜。
当然，清代中前期仍有一些不饮工夫茶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就有这样一段话：因就泉设茶具，依活水法烹之。松风既清，蟹眼旋起，取阳羡春芽，浮碧碗中，味果带甘，而清冽更胜。
茶取阳羡，器用盖碗，芽浮瓯面，其非工夫茶程式，自不待言。但萧县令乃外地人，有如前述福建那位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武夷茶）的彭光斗县令一样，入乡而不愿随俗，亦在情理之中，强求不得。故其所述，似难代表潮风潮俗。
工夫茶创自何地，创自何等样人？以目前发见的资料，要确切回答仍很困难。从袁枚《随园食单》所记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数语来看，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
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何况，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待我菊花天之句，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
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
粤人至福建贩茶，由来已久。《寒秀草堂笔记》云：柯易堂曾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顶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家大贸。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风俗》也云：
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
若返观陈王猷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之句，再前溯明郭子章所谓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等情况，可知潮、闽间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
茶商一般都是烹茶、品茶高手，当他们进入茶区认购茶叶时（不至茶区，便决无前述的预付定金购某一树并严加看守之事），自然会在茶艺方面与茶农互相切磋交流；而茶农也必定会在如何改进茶叶质量、增强品尝效果等方面虚心倾听茶商意见，以期产品适销对路，达到双方互惠互利之目的。
正是出于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长期的双向交流中（也许还包括潮州来者精的泥炉、砂铫等条具之流播），武夷茶之质量不断提高，而工夫茶程式亦得以逐步完善，以致在有关这一饮茶程式的记载中，其程序与器具竞惊人地一致。
因此，在探索工夫茶程式的源头时，更倾向于乌龙茶产、销双方共创说。
清代中后期，工夫茶渐次普及。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说：
潮郡尤尚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等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全。以鼎臣制胡桃大之宜兴壶，若深制寸许之杯，用榄核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以之瀹茗，味尤香美。甚有酷嗜破产者。
嗜茶的习俗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茶叶的贸易、经营。据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卷二十五《实业?乌龙茶》所载：
近分广潮帮来来办者，不下数十号。市场在城内及东区之东峰屯、南区之南雅口。出产倍于水仙，年以数万箱计（箱有大斗及二五箱之别，二五箱以三十斤为量，大斗倍对。
假设年购五万箱，每箱以45斤（即二五箱与大斗之平均值）计，总量便达225万斤！而且，这仅仅是建瓯县一个县，乌龙茶一个品种。可见，广潮帮每年从福建采办的茶叶，数量相当庞大。凭此一项，称工夫茶而以潮州冠之，可谓实至名归！
西山茶源自佛教神秘之地广西桂平西山，县志记载，自唐代（618年～907年）高僧开始种植，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传说，古时有个樵夫上山砍柴，在棋盘石那个地方见到三个老翁正聚精会神地一边下棋，一边饮茶。樵夫是个棋迷，就走近前去观看，看见他们正在研究的是《三仙舍友》棋局，便在旁边说了几步着法，三个老翁见是棋友，便请樵夫一起喝茶、研究棋局，仔细一看樵夫大吃一惊，原来三个老翁走的棋非常精妙，几乎是“仙着”。有个老翁看了看他，便给他递上一杯茶，他一饮，便连声称赞说：“真是仙茶！”老翁十分高兴，当即送给他一包茶籽，然后对他说：“时候不早了，你赶快下山回家吧。”樵夫下山回来，回到村中，竟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认识的。问来问去，村里人说到百年以前，村里有个人上山打柴，一去不复返，打柴人再问那个人姓甚名谁，村里人说了，樵夫才恍然大悟，自己见到的，正是两位神仙，“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嘛。他摸模衣袋。发现茶籽不见了，斧头也忘记带回来，便复上山去寻找，见到斧头，斧柄已经腐朽了。斧头旁边，已长出一棵棵茶树。以后这些茶树逐渐长大，成了茶林，村里人用这些茶泡来饮，特别香，和仙人给樵夫饮的一样，香甜可口，人们称之为棋盘茶，因为仙人回去时，匆忙中把棋盘遗留在那里了。
随着西山佛教文化的兴盛，西山茶作为僧人日常必须的馈赠礼品，在粤、湘、桂等地广为流传，享有盛誉。到了清代（1636年～1912年）被评为全国名茶，选为贡品，自此，西山茶进入了鼎盛时期。
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木油盐酱醋茶，足见茶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虽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产茶叶，也有饮茶的传统，但最初都源自于中国。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陆羽(733804)《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在今天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还能看到一些树龄2000多年的野生茶树，这里就是茶叶最初的源头。今天，除西南地区还生存着一些高大的乔木茶树外，其他地方的茶树均已灌木化，这种变化显然是自然与人工共同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人工植茶始于何时，曾经众说纷纭。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民间也有传说，认为是上古神农氏遍尝百草时发现了茶叶。事实上，茶叶起源不会如此之早。《华阳国志巴志》中提到古代巴蜀曾经将茶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天子周武王。由此可见，茶叶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西汉王褒(生卒年代不详)《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文字，这里所说的荼就是茶，西汉初期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用于随葬的茶叶。这些都说明，至迟在西汉时期，茶叶就已经较为普及，并已逐渐自巴蜀向东部传播。
在茶叶传播和流行过程中，佛教禅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世纪时，禅宗祖师达摩来到中国，从此佛教禅宗在中国逐渐兴起。禅宗修行时要求静坐参禅，经常为了修行而彻夜不寐。因为晚间不食不睡，故而能提神醒脑的茶叶就大受欢迎。茶叶首先在中原地区的僧人间流行开来，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饮茶习俗亦自佛门传入世间。唐代时，饮茶习俗已遍及大江南北，上至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的饮茶历史渊远流长，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家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家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人微言轻药用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在咀嚼中感受到茶叶的芬芳、清口并及其收敛收，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时间长了，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人微言轻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还经过了食用阶段这一中间过渡期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在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啬营养，一是为食物解毒。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出现。先把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延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花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本段节选《茶经》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发展经济，减轻民众负担，下旨罢造团茶，改贡散茶，一向以团茶龙凤饼著称的武夷贡茶，在改制散茶时，因其制作散茶的技术落后，生产出来的散茶品质低劣，走入了有史以来最低谷。从清代周亮工的记载：“前朝不贵闽茶，即贡茶亦只备宫中盏之需。“可以看出当时改制散茶后，武夷茶处境的尴尬。
相传，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因时局动乱不安，且桐木是地外入闽的咽喉要道，因而时有军队入侵。有一次，一支军队从江西进入福建过境桐木，占驻茶厂，茶农为躲避战争逃至山中。躲避期间，待制的茶叶因无法及时用炭火烘干，过度发酵产生了红变。随后，茶农为挽回损失，采取易燃松木加温烘干，形成既有浓醇松香味，又有桂圆干味的茶叶品种，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红茶，又称之为"正山小种红茶"。
制成的茶叶运往镇上销售，本是无心之作的茶叶，却受到大量茶客的欢迎与喜爱，接下来订单逐年增多，需要整个桐木都全力生产此种茶叶，才可勉强满足市场的需求，也使得桐木远近闻名。
16世纪末17世纪初(约1604年)，正山小种被远传海外，由荷兰商人带入欧洲，随即风靡英国皇室乃至整个欧洲，并掀起流传至今的“下午茶”风尚。自此正山小种红茶在欧洲历史上成为中国红茶的象征，成为世界统饮名茶。
正山小种红茶最辉煌的年代在清朝中期。据史料记载，嘉庆前期，中国出口的红茶中有85%冠以正山小种红茶的名义，鸦片战争后，正山小种红茶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作用依然显著。在正山小种红茶享誉海外的同时，福建的宁德、安徽的祁门等地也开始学习正山小种红茶的种植加工技术，正山小种红茶的加工技艺也逐渐地传入国内各大绿茶、泉城绿、泉城红、乌龙茶、普洱茶产区，最终形成了如今闻名全国的工夫红茶。
明末时期，崇安县令为重振武夷茶，引进先进的制茶技术，“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松萝法“是当时绿茶炒青的制茶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制茶技术。武夷山在引进”松萝法“后，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武夷山的茶农采摘茶青的时间，往往集中在天气晴朗的上午进行。大量堆积的茶青未能及时处理，自然萎凋后，有些会在堆积中发酵，而萎凋后的茶青炒制后，再烘干，会出现茶汤色变红的现象。也可以说，正山小种红茶技术的发现，是一个巧合过程。
正山小种红茶繁荣于17世纪，美尤克斯《茶叶全书》的“茶叶年表”记述，1705年，爱丁堡金匠刊登广告，绿茶(GREENTEA)每磅售十六先令，红茶(BLACKTEA)三十先令。英传记作家玛丽返蓝尼夫人记当时茶价为红茶(BOHEA)二十至三十先令，武夷(BOHEA)，中国福建省武夷(WU-1)山所产的茶，通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CHINABLACKTEA)。由于正山小种红茶茶味浓郁、独特，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远销英国、荷兰、法国等地。老茶师、英国人诺顿夸奖说：“喝这种茶胜过饮人参汤”。
1734年崇安县令陆延灿著《续茶经》中即称：“武夷茶在山者为岩茶，水边者为洲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茶之上又有小种……”
19世纪70年代远销欧美各国，年产量2.4万担之多。后因战事频繁，产量逐减，至1949年产销几乎绝迹。50年代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最高年产量达2万担左右。正山小种红茶又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国内外消费着面前。
英国人诺顿夸奖说：“喝这种茶胜过饮人参汤。”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在他的著名长诗《唐璜》里写道：“我觉得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BOHEA)”。
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在他著名的长诗《唐璜》里写道：“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称正山小种红茶为武夷红茶，给予富有文学浪漫色彩的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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