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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来是青、石、太(青阳、石埭、太平)皖茶专销市场，特别是太平尖茶曾在南京茶叶市场盛极一时，太平猴魁就是在南京定的茶名，荣获大奖。
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市场开放度高，全国各地茶商都来南京开店，各地名茶在市场都有销售，改变了过去某一地区某一品牌称雄茶市的状况。但是，当年茶商讲究信誉，勇创品牌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南京茶商70%来自皖南太平县皖南是重要的产茶基地，对外地销售有南北两路。南路经屯溪沿新安江销往杭州、上海等地，北路经泾县沿青弋江到芜湖，下长江抵南京，销往扬州、北京等地。明清时，南京是徽茶重要的集散地。
太平县(现黄山区)地处黄山北麓，太平湖畔，盛产茶叶。当地产的茶两抱一芽，芽尖与叶尖长度相齐，称为尖茶。明代即有此茶在南京销售，《儒林外史》有上好的雨水毛尖茶的描写。
光绪初年(1875年)太平县桃村有位精通武艺的人，曾到南京参加三次大比武和内试，中武举人。他发现南京人久知太平茶质高味醇，求购殷切，萌生了办茶行的心愿。他以每年向县衙缴三百大洋为条件，取得请柬(执照)，在当地开了七家收购茶叶的茶行，同时在南京开设了十家茶庄。一时，桃村被称为小南京，而南京人则以喝到太平尖茶为时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更多的太平茶商来南京开设茶庄，最多时达50多家，当时就有十个茶商九徽商，七个来自太平县山乡的说法，南京市场上，年销售太平茶叶两万多担。太平茶商在南京茶叶市场十分活跃，以太平茶商为主成立了南京茶叶公会，还设立了太平会馆，《白下琐言》载：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太平在甘雨巷。太平茶商中，不少人跻身南京商界名流。有南京茶市台柱子之誉的苏锡岱，在夫子庙、下关等处开设多家茶庄，资本雄厚，还办了通汇钱庄和安徽旅宁公学，他曾出任南京商会总会会长。号称太平第一茶商的刘敬之，在家乡开三门茶庄，他帮助新四军，周恩来、叶挺、史沫特莱等人住过他家。他在南京开设规模较大的茶栈，曾被公推为南京茶叶公会主席。
太平人开茶庄店名多用春字
太平人开茶庄，其店名很有特点。太平茶商在家乡有业儒耕读的传统，他们来南京开茶庄，从泰和茂盛元丰祥，仪德同吉裕隆昌这类的吉利字中，取一两个字眼作店名，以祈求茶客远悦近来、茶庄生意兴隆、资本年年充裕，如泰昌同裕天祥德生，都是南京知名茶庄。
他们还特别爱用春字作店名，如大福春同福春生春等。船工出身的叶任安常年往返于太平、芜湖、南京之间，在黑廊街(三山街旁)开茶庄，取名叶长春，寓意买卖像长江流水不断，生意若春光普照永驻。因为生意好，在南京又开了两家茶庄，取名为叶和春叶同春。茶商苏锡岱借贷给同乡苏德鑫在中华路开茶庄，为明示销售的是太平尖茶，也为感谢太平同乡热心扶持，苏德鑫把茶庄取名为太平春。太平三门乡人郑心州在新街口开茶庄，取名为江南春。在品茗中，让人领略到南京山灵水秀之气。
一排排锡罐，茶庄的显著标志
太平尖茶新鲜香嫩，也极易吸潮变质。太平茶商十分注意茶叶的储藏和保管。一般店堂货架上放着一排排锡罐，这是茶庄区别于其他商号的显著标志。锡罐材质较软，密封性强，茶叶不易被氧化。店员把茶叶分别包成整齐漂亮的纸包，包装纸上盖好了品名等级店名的长方戳子，每包重约三钱(16两制)，每个锡罐存放近300包。老板严格要求店员不得吃有异味的食物，不准抽烟喝酒，以避免茶香逸散和异味侵入。
太平猴魁在南京定茶名获大奖
太平县产茶，最有名的是太平猴魁。此茶与南京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上世纪初，南京叶长春茶庄到太平县三门村猴坑一带收购茶叶。他们派人从成茶中挑拣出幼嫩茶叶单独包装。运回南京后，以奎尖茶名高价销售，获利甚丰。家住猴坑的茶农王魁成(王老二)从中受到启发。他改为从采摘鲜叶起就选出一芽二叶进行加工，以王老二奎尖茶名投入南京市场，深受茶客欢迎。
奎尖在南京热销，引起了刘敬之的注意，他即收购了数斤，经品尝，此茶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卷边，头泡香三泡浓四泡沁人心，确是绿茶中的精品。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刘敬之即请好友苏锡岱帮忙，将此茶放到会上展出。他俩还商量，为区别其他尖茶，用产地猴坑的猴字，取茶农王魁成名中的魁字，定名为太平猴魁，在南洋劝业会上一举获得优等奖。1915年，刘苏二人再度联手，将此茶送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次年，江苏省办展会，再获金奖，太平猴魁盛名远播，被列入全国名茶。
张恨水拉老乡上茶馆喝毛尖
太平尖茶滋味鲜醇甘甜，香气高爽持久，汤色清绿明净，有较好的澄神净虑的作用。著名作家张恨水是皖南人，1935年他从北京来南京办报纸。他爱喝家乡的毛尖茶，经常泡上一杯以解乏驱劳。他在《窥窗山是画》一文中写道：我每当工作疲倦了，手里捧着一杯新的泡茶，靠着窗子站着，闲闲地远望(紫金山)，很可以轻松一阵，恢复精神的健康。
张恨水有时还拉上一两位茶商老乡，到茶楼泡毛尖，看风景聊聊天。他在《江冷楼前水》一文中写道：下关很有一些安徽商人，我随便找着一两位，就接了他们到江边茶楼上去喝茶，找临窗的坐下，泡一壶毛尖，来一碗干丝，摆上两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东西两头水天一色，北方吹着浪，一个个地掀起白头的浪花，却也眼界高阔得很。轻松的文字，形象的描写，流露出他那浓浓的乡情，表现了他紧张工作得到放松后的高远旷朗、意绪飘消的愉悦之情。在他写的《丹凤街》《秦淮世家》等长篇小说里，都有人们在家中或在茶馆喝毛尖茶的情节，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南京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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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历史上，梅雨季节是一些文人雅士、品茶爱好者的最爱。旧时，每当梅雨时节，具有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家家会搬出大缸或瓮罐于庭院之中收集天上落下的雨水，以便烹用当年新茶。一些骚人墨客则聚会细品梅雨茶。品茗观景之余，往往还联名作诗，饶有情趣。
黄梅时城南家家刷缸接雨黄梅雨，是初夏时节在江淮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连阴雨天气，雨期比较长；因为时值梅子黄熟，故称为黄梅雨或梅雨。又因其时温度比较高，湿度大，衣物等用品容易发霉，所以也称霉雨。身在南京的南朝皇帝梁元帝曾经给梅雨下过一个定义：梅熟而雨曰梅雨。
梅雨时节大都在常年公历六月中旬入梅（梅雨开始），七月上旬出梅（梅雨结束），连续二十天左右；各年雨量有多有少，所以又有干黄梅和湿黄梅的说法。虽然黄梅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诸多的影响，但适时适量的梅雨对农作物的生长却是十分有利；况且，黄梅雨因其时雨甘，泼煮茶，美而有益而受到众多茶人的推崇并留下了许多赞美之词。
明清时期，在南京城南一带，入梅后，家家洗刷瓮缸，放置于庭前，收蓄雨水以供烹茶。徐士钅宏曾赋诗曰：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即其中的一首风俗诗。
《红楼梦》中妙玉用梅雨水煮茶对茶俗和茶礼有详尽记录和描述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从小在南京生活，因此，在他的笔下有过不少关于南京梅雨烹茶的记载。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妙玉煮茶的一段。
曹雪芹写道，一日，贾母来到庵堂对修行的妙玉说，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只见妙玉亲自捧着一只海棠花式的雕漆填金的小茶盘，内放一只五彩小茶盅，奉给贾母。贾母问：用什么水沏的？妙玉答道：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用的雨水，当是梅雨时节收贮的雨水。
而《金陵物产风土志》则明确记载：雨水较江水洁，较泉水清，必判分昼夜，让过梅天，炭火粹之，叠换缸瓮，留待三年，芳甘清冽；所谓为忆金陵好，家家雨水茶是也。
文人雅士喜欢在妙相庵品茶雨集
前清时，南京人不但用梅雨烹茶，还形成雨集，妙相庵雨集最为称着。文献学家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曾记述：五月雨集妙相庵，六月刘园观荷，七月飞霞阁看云，八月秦淮水榭玩月，皆具文社、会饮。
妙相庵于清初由僧默汝创建。当年的妙相庵，曲槛临风，空亭枕雨，疏花幽竹，用瑟有致，池塘竹树，颇饶野趣（见道光《上元县志》）。梅雨时节，文人墨客来此聚会，小尼娴熟地端上梅雨茶，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赏景，咏诗联句，泼墨挥毫，显得宁静安闲。于是年复一年，相沿成俗。
到了太平军占了南京时期，翼王石达开初到南京，也羡慕此庵幽静，即住进妙相庵。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又将此庵作生祠。此后又复为尼庵。雨集妙相庵之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至于这座尼庵的所在，史籍上说在唱经楼薛家巷后。由于二百年来街巷的变迁，今天的薛家巷却找不到此庵。而这座古尼庵址现为鼓楼东南角双龙巷18号（的确在薛家巷后）。20世纪50年代迁走菩萨和尼姑，此地做了工厂。原先老尼住的寝房（双龙巷12号）至今尚存，青砖青瓦，小巷深宅，古朴而幽静，令人流连忘返。
属绿茶类。为历史名茶。创制于清末。产于黄山市黄山区(原太平县)新明、龙门、三口一带。主产区位于新明乡三门村的猴坑、猴岗、颜家。茶园皆分布在350米以上的中低山，土质多黑沙壤土，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茶山地势多坐南朝北，位于半阴半阳的山脊山坡。茶树长势好，加上肥培管理和适度修剪，芽叶肥壮、重实、匀齐。优质的芽叶长约6厘米，1芽2叶的芽尖和叶尖长短相齐。由于鲜叶质量要求高，每公顷茶园只能产70~80公斤猴魁茶。
太平猴魁外形两叶抱芽，扁平挺直，自然舒展，白毫隐伏，有猴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卷边之称。叶色苍绿匀润，叶脉绿中稳红，俗称红丝线;兰香高爽，滋味醇厚回甘，有独特的猴韵，汤色清绿明澈，叶底嫩绿匀亮，芽叶成朵肥壮。
鲜叶标准为采1芽3叶，拣剔后，1芽2叶为制猴魁原料。制茶分杀青、烘干工序。烘干又分子烘、老烘、打老火。现时为了做形，杀青叶摊于一个铁丝纱网的木框盒上，散热后，一枝一枝地理直茶条，再压上一个木框铁纱网盒，固定茶条，用辘辘滚压，压扁茶条，再烘干定型。烘干不用烘笼，以木制烘箱与木框茶盒配套，仍用炭火烘焙。
太平猴魁工艺演变，新老工艺所制产品各有特点。新工艺产品外形扁直平伏美观，但香味显得逊色，压条中挤出茶汁与铁发生化学变化，形成深兰色的络合物，积淀在叶底上，影响色泽。老工艺产品，香味好，但外形泡松，欠匀齐。目前客户和消费者多看好外形，新工艺产品好销。但是也有一些以香味和猴韵为重的老茶客，还是说传统工艺的产品风格好。猴魁茶香猴韵的丧失，对未来市场的影响，应引起重视。
编者注：晋商与茶叶的传播，可谓是不可跨过去的历史，晋茶商与茶叶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无论是《乔家大院》，还是最近在拍摄的《大盛魁》，作为重要出口物质的茶叶，都在晋商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鲜有人知的晋商大户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开创了近代茶叶的万里茶路。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学术界多有争议。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伍湘安经过考证，认为万里茶路起源于湖南安化。湖南黑茶茯茶网刊登此文，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资讯，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及原文链接。
晋茶商与安化黑茶
--"万里茶路"源起安化
伍湘安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安化·413500）
"万里茶路"是由晋茶商开辟的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动脉，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和文化史，它的历史意义可与"丝绸之路"媲美。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目前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太平天国（1851年）以前是福建省的武夷山，太平天国后，晋商转向安化从事茶叶贸易，安化才成为"万里茶路"新的起点。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应是安化。明万历23年（1595年）安化黑茶定为朝廷官茶后，晋茶商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明末清初就已来安化办茶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2008年5月18日～25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山西大学、山西晋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大型文献记录片《万里茶路》摄制组，在安化进行了为期8天的拍摄活动，安化境内大量与晋茶商有关的实物和史料，以及居住在江南、酉州等地的晋茶商后裔，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兴趣，摄制组成员认为：万里茶路的起点，安化提供的物证和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已出版发行的《安化黑茶》和将要出版的《黑茶之源》，对晋茶商与安化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安化县位于湘中偏北，产茶历史悠久，"先有茶、后有县"，明嘉靖《安化县志》记载："惟茶甲诸州县"，"早在汉朝属长沙，时称两梅山，有上梅山和下梅山之称。"宋熙宁5年（1072年）开梅山置县，上梅山是新化县，下梅山为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
《中国茶经》记载："湖南黑茶"原产地在安化。千年黑茶源自安化，唐·五代"其色如铁"的"渠江薄片"就是早期的安化黑茶。"黑茶"之名仅于湖南安化见之，为什么"安化黑茶"不习惯叫"安化茶"？因为明嘉靖3年（公元1524年）在安化首次出现"黑茶"一词，从这时算起，安化黑茶也有480多年历史。安化芽茶在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就定为贡茶；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定为朝廷官茶。明末清初，晋陕甘等地茶商纷纷来安化办茶，在清代茶行、茶号最盛时达300余家，形成了"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繁华茶市景象。以苞芷园、小淹、边江、江南、洞市、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东坪、马辔市等茶马古镇为起点，是"晋帮茶商在安化当地设庄制茶，经加工精制之后，运往汉口，经河南、山西转销西北各地或经张家口发至恰克图。"（摘自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梁四宝、吴丽敏教授《清代晋帮茶商与湖南安化茶产业发展》），开辟了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万里茶路"，从此安化茶远销西北地区和俄国，造就了大德诚、长裕川、大德兴、大德丰、永聚祥、大盛魁、大玉川、巨盛川、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等一代商贾。
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详细记载了山西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从祁县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到樊（今湖北襄樊）计水路345里；再从樊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口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至边江（安化境内）计水路255里；或不走汉口而由樊至常德，由常德再至益阳，计水路340里，再由益阳至边江抵安化境。以上陆路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近三千里。若再从安化办茶后返回，经山西走西口（包头），或走东口（张家口）运至恰克图，万里茶路的终点是俄国的圣彼得堡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安化黑茶与晋茶商的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最早来安化收购黑茶的是晋茶商，据清同治《安化县志》33卷·时事记记载："晋帮茶商赴安办茶始于明末清初，"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皆西北商人也"，"国初"即清初。安化黑茶定为明朝官茶后，晋茶商越过产茶的四川和湖北，就是看好了安化所产之茶原料品质好，才来安化办茶行、茶庄。安化最早加工茶的茶行苞芷园就是晋茶商办的。在晋茶商之后，才是陕甘等地茶商来安化办茶，时称他们为"西帮"。在安化县城东坪镇黄沙坪桥口一口保存完好的古茶钟，是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晋陕茶商庆贺桥口关帝庙竣工而铸造，至今有240多年历史，钟上铭文清晰可见："今信大清国山陕两省众商人等捐资善铸洪钟一口重一千余斤，于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十三都桥口关帝庙永远供奉，乾隆贰拾捌年岁在癸未季春月孟旦。"这是晋茶商与安化茶叶交流重要的历史物证，是晋陕茶商乾隆时期就在安化办茶的历史见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山西曲沃茶商与安化茶人在乾隆年间创制的天尖茶、贡尖茶、生尖茶等，由晋茶商带回山西做为礼品送给上层人士、绅士及亲友，后成为朝廷贡茶，其加工制作工艺延续至今，已成为"安化黑茶"产品中的精品。
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山西"三和茶号"在清嘉庆末年来安化办茶。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三和茶号"在道光百两茶（公元1820年）的基础上，与江南边江裕盛泉茶行刘姓兄弟创制了"花卷茶"，有"祁州卷"、"绛州卷"，后俗称"安化千两茶"。通过不断改进，现在"花卷茶"有十两、百两、五百两、千两等系列，特别是"安化千两茶"以外形古朴大器,制造工艺特殊，茶叶品质优异，保健功能显著，茶文化底蕴深厚，享有"中国茶文化的化身"和"世界茶王"的美誉。为保护历史传统品牌，安化县茶业协会已成功注册了"安化千两茶"商标，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于2008年6月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安化黑茶"系列产品，由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共同创造，这是晋茶商在安化留下的茶文化历史实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据田庄乡高家溪谌氏家族族谱记载，高马二溪茶叶品质好，为防假冒，在清嘉庆23年（1819年）由晋茶商雕刻印板，委托当地人谌信介经手印制引票送黑毛茶，这块雕板原物保留至今有近190年。清同治年间晋商与谌氏在酉州合办的"晋丰厚"茶行牌匾保留至今，还有天一香、天来香、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大玉川、巨盛川、晋安等老茶号都与晋茶商关系密切。现在随处可见的古茶碑，如：清雍正8年（1730年）苞芷园的茶叶禁碑，以及众多的古茶亭、古茶桥、古门楼、古雕花门窗等茶文化历史遗存，都是晋文化与安化黑茶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只有让历史实物说话才是真实可信的，回眸历史，是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明末清初就开辟了"万里茶路"，"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在安化，而且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安化茶叶历史品牌--"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都是晋文化融入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安化茶文化的发展。没有晋茶商在安化的历史，就没有晋茶商与"安化千两茶"、"三尖茶"等黑茶品牌的创造，就没有安化黑茶的辉煌历史。只有恢复和发展晋与安化的密切联系，着力推介"安化黑茶"，弘扬晋茶商和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茶文化，才能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才能使安化茶产业再创辉煌。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泾阳茯砖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带给西域人们身体的需求，它带去的更多的是和平和交流，也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带领下，繁荣了泾阳的商业文化，由泾阳砖衍生出来的泾阳商业活动频繁，并由此发展壮大了陕商地位。
“跑马溜溜的山上，几朵溜溜的云，端端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这首耳熟能详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的美丽，这座位于四川北部，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城市，为藏文化与汉文化接壤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可在康定城，有一条非常著名的陕西街，这是陕西商人进藏的最好见证，而在众多商人中，泾阳砖的商人占据大多数。
陕西街在康定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便有陕西人入驻康定，与边区少数民族进行商业往来，其后人大多定居康定，这便是陕西街的雏形，盛唐时期，吐蕃与唐朝交流频繁，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进藏，为偏远的藏区带去产自中原的茶叶，其中茯茶的特性与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不谋而合，在藏区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嗜饮成风，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而且藏族同胞还根据自己的口味以茯茶为原料制作成了符合当地口味又富含营养的酥油茶，至今每日必饮酥油茶，可见其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以泾阳砖的特殊地位和地理优势，逐渐形成了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陕商泾阳帮，控制泾阳砖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据记载，当时生产贸易泾阳砖最有名的“木氏茶号”，由泾阳回族创办，总号设在泾阳，分号遍布四川、康定、甘肃、青海等地，是当时经营泾阳砖最大的商号之一，而在泾阳周围的三原、咸阳、临潼等地的大多富商，大多都是以经营泾阳砖为主。
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泾阳茯砖茶以原料问题曾一度中断，很多以经营泾阳砖为主的商号或停业或倒闭。后陕西的回民大起义，大商号囤积的泾阳砖又被掠夺一空，再次让很多商号倒闭瘫痪，直至左宗棠率军平息，重振西部贸易，泾阳茯砖茶这才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泾阳帮再次活跃起来。以康定为例，在康定做茶叶的商号总共十家，而泾阳人在康定创办的泾阳茯砖茶商号就达到6家，基本上垄断了康熙汉藏的茶贸易活动，陕西街也在此时兴盛起来，最终形成以陕西人为主的的贸易集散地。陕西商人中，起初仅仅是以泾阳茯砖茶为主，后来扩大了经营贸易范围，所经营物品也类目繁多，包括日用品、纺织品等。繁忙场面不言而喻，马队一路从湖南湖北等地出发，将上好的毛料一路运到泾阳，再由泾阳的商号和茶人制成泾阳茯砖茶，然后再一路向西南、西北等地进行贸易活动，运送商品的马队驼队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将一块块盛开金花的泾阳砖送到边区各地。
位于自贡市的西秦会馆，也是陕商在边区进行贸易而留下的见证，会馆始建于乾隆年间，当时的陕西商人在自贡市以及周边进行茶叶和盐的贸易活动，因陕西人忠厚朴实，不拘小节，勤恳踏实，安稳踏实、互帮互助，因此慢慢的在各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并慢慢的独占鳌头。但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成就，使陕西商人更加的团结，因而继续保持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遂筹集巨资兴建了西秦会馆，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陕商会馆。
除了在西南地区之外，西北地区的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以及北部的银川、榆林、鄂尔多斯等地，还有很多陕商在从事这边区贸易活动，因泾阳砖独特的功效，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可替代的位置，泾阳砖的商号们也在上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被西北边区少数民族同胞称为边商，边商中，佼佼者多如牛毛，他们将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所需要的茶叶、纺织品、丝绸等运到边区，用边区的牛羊马匹换之，再将马匹等运回西安，以泾阳为中心经营泾阳砖的商人们没日没夜地赶着商队穿越戈壁沙漠，子承父业，几代人都奔波在这些茶马古道上，其中最盛行时期边商多达二万多人，就泾阳砖一项，年销售量达到数十吨，这些边商们父子兄弟，代代相传，为泾阳砖的传承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在西坪镇西源村草莓岭下，有三座古厝蔚美楼、活水厝、福田楼，讲述着几代茶商的传奇故事，即雾山林氏十一世祖林燕愈北上武夷山创业，其子孙后代继承祖业，并最终将乌龙茶的芳香传向世界。
蔚美楼潜德幽光昭显赫
西源村是茶叶原乡西坪的镇政府所在地，在这个茶香四溢的村落里，老墙黛瓦展露沧桑的蔚美楼，就位于绿树茶园的怀抱之中，是典型的闽南普通民居格局，占地面积约有500多平方米，五开间，两边有护厝，共有29间;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风雨，已显破旧，但保存较为完整。
穿过前厅堂，便是天井。后落为两层建筑，左右两侧设有楼梯，楼梯转台处设有梳妆阁。木质的楼梯、板楼、隔墙、门窗、梁柱，无不透出一种古香古色的韵味。大柱上赫然张贴着一副颇有气势的对联，上联为蔚然深秀对南山，下联为美矣极高凌北斗。厅堂正中挂着清朝嘉庆皇帝所赐的潜德幽光牌匾。
仍在老屋居住的林国庆介绍，蔚美楼是由其祖先，即雾山林氏十一世祖林燕愈所建造的。据悉，林燕愈声名显赫，当年曾在武夷十八岩开荒种茶，引进安溪茶种和技艺，所产岩茶运销闽南和东南亚各地。他勤劳淳朴，诚信为本，为人大度，在当地深受好评，崇安(武夷山)县令上报朝廷，嘉庆皇帝欣慰民风淳朴，特赐潜德幽光牌匾，以示嘉奖。
活水厝对联讲述创业史
距离蔚美楼几百米远的活水厝，是林燕愈的大儿子林秉深建造的，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传说在建房子的过程中，遇到一眼泉水，源源不断，清甜可口。于是，就取名为活水厝，寓意财源如活水滚滚而至，永不枯竭。与一般的农家古厝不一样，曾经的活水厝门前庭院开阔，有上下两块门口埕，上埕左侧位置挖有一口水井，左右各竖有一根旗杆，这也是大户人家所有的。如今，旗杆已经不复存在，而下埕也已经被农家碧绿的菜园所取代，只有水井尚存。
走进古厝，厅堂大柱上赫然张贴着一副颇有气势的对联：幔岭参天七品龙传辉宝国;陀峰插地千章触舌灿霞宾。联中嵌入武夷山的幔陀峰、宝国岩、霞宾岩等三座名山，详细讲述着祖先当年的传奇故事。
据75岁的林新乾介绍，青年时期的林燕愈，家境十分贫寒，食难裹腹，他的母亲到村里的三安寨抽得一签，说他应往北边方向发展，将来定有大福。
于是，林燕愈独自一人北上谋生，到武夷山岩厂当雇工。一次梦中为白马所引，他在幔陀峰脚下意外挖得几罐白银。当时的武夷山虽有三十峰九十九岩，但基本上都还是荒山，且为天心永乐禅寺的庙产。林燕愈决定用这笔钱开荒种茶，于是，他便去找住持商量。
住持不知道林燕愈得了财宝，就说：从今年正月到中秋节，你们开山种茶，能种多少，多少座山就归你。不曾想林燕愈从江西请来大批雇工，到中秋节前竟开出了包括幔陀、霞宾、宝国三座山峰在内的十八座茶园。
茶园开垦出来后才发现，武夷山当地根本买不到茶苗。心急如焚的林燕愈又回到西坪老家，召集族亲大面积压条育苗。第二年早春，家乡的水仙、肉桂、奇兰、梅占、佛手、本山、铁观音一株株包裹着家乡红壤的乌龙茶种苗，随林燕愈北上武夷山。
自此之后，林燕愈把十八座茶园经营得红红火火，茶叶生意也因此越做越大，盛极一时，并最终在武夷山安家落户。林燕愈生有二子，分别开出幔陀东、幔陀西两个脉系，西系至今仍在武夷山绵延不息。
奇苑楼见证茶香传世界
蔚美楼的对面有座奇苑楼，与蔚美楼隔溪相望。建筑规模比蔚美楼还要庞大，规模档次在当时乡里是首屈一指。奇苑楼为林燕愈的二儿子林秉献始建，其后代子孙续建、修缮，前后经历了数十年。
奇苑楼为闽南建筑格局，双护厝。主体建筑为硬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配以燕尾形屋脊，雕梁画栋，装饰着精美的木雕、灰雕、砖雕，采用透雕、浮雕、平雕手法，雕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山水人物和博古图案，气派恢宏，富丽堂皇，足见当时家族之显赫，家境之殷实。
门前是用溪石铺成的宽阔门埕。门埕前一片平整的茶园是属二埕，以前经常请戏班子在这里唱大戏。古厝右侧建有两层高的石构炮楼，曾经为社里、大厝防匪患所用。据介绍，奇苑楼门口曾有幅对联：福宜惜惜衣惜食惜不尽，田有赋赋中赋上赋其通。其意希望后人能够懂得节俭，传承发扬林氏传统。
林新乾说，先祖多年营销茶叶形成的广泛人际脉胳，也直接为自己开办的几家岩茶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林氏两代人的苦心经营，雾山林氏成为武夷山下的富裕大户。不过林家依然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传统，希望在茶业方面能有所拓展。
同治年间(1862-1874年)，林燕愈的孙子林心博秉承祖业，在泉州创立林奇苑茶庄，专营武夷岩茶。清末在厦门设立茶栈，将武夷岩茶，运至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各国销售。
民国初年，又在云霄县设立茶栈，茶运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其主营的三印水仙，在闽南一带享有盛誉，甚至远销东南亚，将乌龙茶的芳香传向世界。在最为鼎盛时期，林奇苑茶店开出的票据，甚至可以当作银票，在厦门一带商家店铺银号间往来流通
雾山林氏祖上的传奇故事，除了族人后裔口口相传之外，唯一能说明历史的，就是《雾山林族谱》上的一句话，十一世燕愈公开武夷山，建龙府崇安，建幔陀祖。
值得欣慰的是，雾山林后裔中有许多人仍然继续着祖先的事业，从事乌龙茶的生产制作与营销，让乌龙茶的芳香传遍世界。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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