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李明：无序到有序——茶膏背后的生产机制”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李明：无序到有序——茶膏背后的生产机制”相关知识！
茶膏是普洱茶五种形态砖、饼、团、沱、膏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速溶茶。它是将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引自陈杰老师的茶膏专著)。
茶膏的历史脉落，由唐至清，盛也罢，衰也罢，皇室与权力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实际和物质精英化的必然结果。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这种产品在时代的巨大落差面前，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之事。
如果以今天的视野去讨论，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梳理出其在现代兴起的基因。尽管在清朝，茶膏的终端消费人群是皇室、贵族和权臣，但真正使茶膏具有杰出品质和功效的，是那些精通技术和制作工艺的无名工匠(工匠集体)。他们就像一层历史的隐身衣，我们能够识别他们的直接元素，依然是存放在故宫物院的清代茶膏。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茶膏，除了让人们眼见为实外，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历经时间的洗礼之后，它作为技术集群的胜利价值依然存在。可以说，技术集群是古代茶膏兴盛的擎天支柱和现代茶膏兴起的定海神针。
强调技术集群，是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创造精神的活计。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双手的活动，也呈现了人类的才智，就像人类最初用土作陶，用骨头做针，用石片作刀具一样。技术集群对人类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人类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高尚行为。
茶膏在古代被刻意的皇室化和贵族化，属于特殊时代的必然逻辑。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这种从民贡走向中央和皇室的产品，由于国家专业人才的大量集中和有效使用，使得它的传承和走向更高形态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
历来茶业的兴盛，技术集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强调茶膏的制作工艺，并将大锅熬膏，中药提取加喷雾干燥，低温制膏等工艺术进行对比并加以区隔，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生产机制的改变。
就像今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的压力一样，表面看起来是新媒体杀死了旧媒体。实际上是这个行业背后的权力法则、生产流程、从业人员的思维模式以及使用工具的开放意识，以至于整个组织架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微刊《茶业复兴》就是现成的好例子。
还是回到茶膏的生产工艺上来说吧：以前，我们的祖先和前辈对茶的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出于自身的体验和受益于人类文化流传的影响，远远没有深入研究物质内部的结构与锚点：譬如大规模、集群化的科学普洱研究不会超过十年时间;譬如我们都知道渥堆发酵对普洱茶的革新意义，但是如果讨论自然接种向人工接种的变化路径与可能模式，其精微细致之处，又岂是感官所能胜任的;我们说低温制膏工艺的核心是发酵技术，但这项需要微生物参与的技术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遑论讨论其发酵模型与发展路径，这两者都是需要在大众门槛之上，更具创造性和精细化才能完成的。
还有，一款看起来冲泡便捷的茶膏的背后，除了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基于现代工程技术之上的工艺设备的改造与加工，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许多世纪以来，从古希腊到中国，那个时代的工程师们已经创造了许多我们称之为技术(技术集群)的东西。今天，在生物学领域，在工程学领域，在各种学科交叉领域，蕴藏了茶叶和茶叶深加工的巨大力量。现在，我们也许不能说，这种力量可以开天辟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茶膏背后的生产机制对产业链的革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且看，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历史，汽车对峙马车，不是速度与外形的差别，其背后的专业化、精细化以及知识、技术的价值与力量才是核心因素。
茶膏从最初的皇室饮品到今天的茶叶深加工产品，从少数和贵族化走向多数和大众化。是技术发展和生产机制以至于组织结构深刻变革的结果。当然，在更大意义上，是饮用人群和消费人群悄然发生变化的结果。
如果我们作一个断代和年龄区隔的话，50后，60后，70后，80后，以至于90后面对茶膏时，所有的心理驱动机制和选择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表面看起来，似乎这许多群体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其实是走向了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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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9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在系列举动后，他仅仅收到5箱鸦片。不过，林则徐次日便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此后，光是4月3日一天就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甚佳，共收缴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更是增加到20283箱。
林则徐那项立竿见影地让烟土上缴得堆积如山的神秘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以茶叶换鸦片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洋商趋之若鹜，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茶叶在西洋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或许因为高估了西洋人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在西人艾略特宾汉看来睿智、敏锐并知晓夷情的朝廷重臣直隶总督琦善与顺天府尹曾望颜，更是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力主通过海禁来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将夷人活活憋死。连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文告，也有着和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函类似的逻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与太俊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两位作者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坏，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无力还击侵略者的清政府能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会发人深思。
以茶制夷这种看似迂腐的贸易制裁策略，其实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与治国思潮，在清代更是已成为朝中权臣、知识界和民间的共识或曰共误。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事，只不过是1840年战争以及茶叶战术的预演而已。
但就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夷成为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中华文化圈里的藩属，以中国为核心的礼仪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落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1888年英国的第一次侵藏战争，也与茶叶有关。
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特殊礼品的茶，是民族关系中最初、最牢固的物质纽带以及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蒙古、锡金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藏人常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
所以，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茶园的英国人深知此中要害，趁着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之时，企图就近倾销茶叶，通过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分化西藏、占领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到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磺领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时，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影响至今。
两位作者一再强调，英国以茶富强，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命题有可能过分夸大了作为单一商品的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重塑世界权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位作者将茶叶比作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他们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的衰落与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的崛起是同步的。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分析思维有可能犯了后此谬误：仅仅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实体商品和精神符号的茶叶，其兴灭浮沉，恰恰反过来折射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贸易的变迁；而中华茶文明的衰落，其根源正应是衰落晚清的闭关锁国与不思进取。唯有这样思考，才不至于过度解读某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致于选择性地记忆与传承。
其实，作者在书中也曾提到，茶在中国的流行史，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无论是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还是艾伦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指出了在中国领先世界时，茶叶才开始影响世界文明。
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英国立顿公司这一个企业都不如；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我们在叹息之外，更应该看到当中存在着的一连串事件：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土产茶树，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是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一种商品的席卷全球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
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着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着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着作，作者都是着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不论周公、孔子比盂轲早几百年，孔子门人子夏也比孟轲早得多。孟轲所说，当然是指《尔雅》的，苦荼也，并不是朱熹、李炳英注解梓。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所说的应该是尔雅)中的粳。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所说舍其梧，则为贱场师也。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粳字，从《方言》的字，从《凡将篇》的芬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着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着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1839年3月9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在系列举动后，他仅仅收到5箱鸦片。不过，林则徐次日便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此后，光是4月3日一天就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甚佳，共收缴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更是增加到20283箱。
林则徐那项立竿见影地让烟土上缴得堆积如山的神秘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以茶叶换鸦片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洋商趋之若鹜，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茶叶在西洋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或许因为高估了西洋人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在西人艾略特宾汉看来睿智、敏锐并知晓夷情的朝廷重臣直隶总督琦善与顺天府尹曾望颜，更是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力主通过海禁来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将夷人活活憋死。连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文告，也有着和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函类似的逻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与太俊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两位作者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坏，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无力还击侵略者的清政府能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会发人深思。
以茶制夷这种看似迂腐的贸易制裁策略，其实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与治国思潮，在清代更是已成为朝中权臣、知识界和民间的共识或曰共误。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事，只不过是1840年战争以及茶叶战术的预演而已。
但就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夷成为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中华文化圈里的藩属，以中国为核心的礼仪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落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1888年英国的第一次侵藏战争，也与茶叶有关。
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特殊礼品的茶，是民族关系中最初、最牢固的物质纽带以及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蒙古、锡金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藏人常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
所以，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茶园的英国人深知此中要害，趁着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之时，企图就近倾销茶叶，通过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分化西藏、占领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到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磺领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时，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影响至今。
两位作者一再强调，英国以茶富强，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命题有可能过分夸大了作为单一商品的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重塑世界权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位作者将茶叶比作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他们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的衰落与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的崛起是同步的。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分析思维有可能犯了后此谬误：仅仅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实体商品和精神符号的茶叶，其兴灭浮沉，恰恰反过来折射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贸易的变迁;而中华茶文明的衰落，其根源正应是衰落晚清的闭关锁国与不思进取。唯有这样思考，才不至于过度解读某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致于选择性地记忆与传承。
其实，作者在书中也曾提到，茶在中国的流行史，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无论是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还是艾伦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指出了在中国领先世界时，茶叶才开始影响世界文明。
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英国立顿公司这一个企业都不如;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我们在叹息之外，更应该看到当中存在着的一连串事件：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土产茶树，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是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一种商品的席卷全球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
“茶”的历史悠久，关于的“茶”的典故和成语非常多，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说“人走茶凉”这句话的含义。
“人走茶凉”由来大家知道京剧《沙家浜》吗的“人走茶凉”这句话就是出自这部京剧，《沙家浜》由著名作家汪曾祺所创，阿庆嫂的唱腔。“人走茶凉”这句话是表示世态炎凉，当一个人失去的他价值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忽视和排斥他。
一浓，二香，三四淡如水其实在我看来“人走茶凉”是对人性的考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第一杯茶味道浓烈，第二杯清香可口，再喝第三四杯的时候味道就会淡如开水，如果不加入热水茶自然就凉了。当你从你的岗位退下来了，过去的下属已经不需要和你再请示什么，当你失去权力，人们再也不会对你嘘寒问暖。此时茶凉了，心也是寒了。
看过才能看透从高处跌下低处，从一个挥金如土的高富帅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乞丐，这些体验都是向证明世态炎凉的好机会。世态炎凉是一种社会常态，只要这个社会还是处于金字塔结构，那些在塔底的人就不得不是世态炎凉的制造者和受害者，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存在着一批“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小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几次世态炎凉的轮回，要想成材，或想成就别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那是不可能的。
该喝茶还是喝茶吧，既来之则安之，闲时一杯茶，聊聊天，比什么都好。
乌龙茶起源背后的传奇故事
非红即绿，这是大多数人对于茶叶的第一印象，但有意思的是，在茶叶的世界里，并非如此黑白分明。介于绿与红之间，还有一种青茶－－这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那换一个：乌龙茶－－这个“名号”，足够响亮了吧。
乌龙茶的起源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乌龙茶到底有多“乌龙”？相比红茶绿茶的鲜明，它又具备哪些温文尔雅的个性？夏天喝乌龙茶，真的能减肥吗？……
早在宋代乌龙茶就已是贡品
尽管名字完全不一样，但事实上，乌龙茶和绿茶本是同根生，由同一种茶树孕育出来。之所以又称它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茶叶，则是
因为它独特的加工方式：部分发酵，恰恰综合了红绿茶两者的制法。
出于这特殊制法，乌龙茶的品质也是汲取了绿茶和红茶的优点，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浓郁，就连长相，也是二者合一，有着“绿叶红镶边”的美誉。
作为中国六大基本茶类之一，乌龙茶的出现时间目前在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则无异议：乌龙茶起源于福建武夷山。
苏轼(1037-1101年)在他的《咏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里的武夷茶即是乌龙茶的鼻祖，可见，早在宋代，武夷茶已经作为贡品。后来到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在武夷九曲溪的第四曲溪边设置御茶园，制龙团五千饼单独入贡，至此武夷茶名声日渐扩大，盛极一时。
在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里，也有关于乌龙茶的记载：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输茶叶销往欧洲，起初为日本绿茶，后改为中国武夷茶，于是，乌龙茶风靡到了海外。而这一记载，与《安溪茶歌》里“西洋番舶岁来贾”的描述，也正好符合。
乌龙茶果然出于乌龙
美好的事物总能引起人们遐想，乌龙茶也不例外。关于它名字的由来，能找到N个版本各异的传说。有说因地名而名，也有说是以茶树品种命名；有和龙太子扯上关系的，也有和英雄好汉搭点边的；有说是弄巧成拙，也有说是出自老百姓的集体智慧。
其中有一段听起来比较有意思，说是几百年前在安溪西洋乡南岩村，有一名为“龙”的青年，以种茶、狩猎为生。因为浑身黝黑，村民都喊他“乌龙”。一日，乌龙上山采茶，晌午回家时在路上捕到一只山獐。到家后，因为忙着宰杀山獐，忘了制茶，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发现搁置了一晚上的茶叶。乌龙赶紧动手炒制，没想到，这看似已凋萎的茶叶冲泡后，竟然甘香异常。他细心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茶叶在篓中，经过一路奔跑颠簸，是“摇青”，之后放了一夜，是“凉青”，所以最后出来的茶叶才会如此特别。
没想到吧，这乌龙茶原来也是因为“乌龙”(乌龙，粤语有搞错的意思)而意外诞生。
课外阅读
乌龙茶色、香、味、形的特别，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时尚茶客的喜爱。如今，由Beverage Partners Worldwide S.A.-可口可乐公司和雀巢公司之合资企业授权出品的[原叶]低糖乌龙茶调味茶饮料已经全新上市。100%用精选的真正茶叶泡制，茶汤清澈透亮，茶香醇厚。喝上一口，感觉舒畅。(朱玫)
我国现代茶叶的产地是江、浙、皖、赣、湘、川、滇、黔、桂、粤、闽、台、陕、豫等十五个省区。陕、豫产茶主要是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地带，台湾在唐代是否产茶不见明文记载。除此而外.其他各省区在唐代都已产茶。当然，茶区的分布和茶叶的品种现在早已远远超越了唐代。
唐五代时期的产茶地区，综合唐、宋人们的叙述，有陕、襄、荆、衡、金、梁、光、申、舒、寿、蕲、黄、湖、常、宣、杭、睦、歙、润、苏、彭、绵、蜀、邛、雅、泸、眉、汉、越、明、婺、台、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归、夔、庐、饶、怀、江、循、岳、抚、洪、安、潭、和、朗、容、邕、封、高、巴、渝、涪、简、池、汀、漳、扬等六十九州。【35】
对于唐代的产茶情况，下面作几点简单说明。
第一，我国地形分布，丘陵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这些地方，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种茶。杜牧说：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在唐代，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36】还有人说，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37】天柱山、霍山一带，自唐宋以后长期来是茶叶著名产地，六安茶至今驰名全国。黄山所在祁门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38】四川泸州所管五县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39】嘉陵江南的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40】由于社会上有专业以茶为生的，所以唐、宋时的户籍中出现了茶户，可见，自唐代开始，我国盛产茶叶的基本局面已经形成。
第二，上述唐五代六十九州产茶是不同时期许多著作的综合，其中有些产茶地区是诸书记载比较一致的，如峡、金、梁、寿、蕲、申、常、湖、睦、福、雅、婺、明等州，反映出这些州郡产茶量较多，而且是长期出产茶叶的。至于记载当时各地茶叶品种的以《国史补》所列举比较全面，参照唐宋人的诗文所述。可知最负盛名的有雅州之蒙顶，湖州顾渚及常州阳羡，义兴之紫笋，绵州之昌明，峡州之碧涧，寿州之黄芽，岳州之含膏，蕲州之团黄，建州之蜡面、京铤。那时，江南不少驿中设有茶库，诸茗毕贮。[51]充分反映茶产的丰裕。
第三，唐五代的产茶地域在逐步扩大。如祁门产茶，《茶经》列为下等，《新唐书》和《国史补》等也都不载。但至少自唐文宗以来，祁门茶货实多。【42】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43】直到现代，祁红、屯绿，仍驰名国内外。又如云南产茶，史传不书，唐末樊绰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44】说明滇南墨江乃至普洱地区在唐后期已盛产茶。建州产茶，《茶经》不予重视。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诏，福建今后停贡橄榄，只供进蜡面茶。【45】说明中唐以后，福建早有名茶进贡。宋人著作也反复称赞自唐代以至南唐，建州盛产蜡面、京铤、北苑茶，【46】他们纷纷指责陆羽的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四，唐代每年的产茶量现在无从查考。封演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47】这些不同品种的茶叶，是由于采摘有迟早和加工方法不同的结果。人所共知，种茶是为了采摘它的嫩芽，由于茶树品种不一，特别是由于各地气候以及土壤等条件的制约，茶树不断生长新芽，需要及时采摘。晋人杜育说：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若春敷。【48】说明秋摘茶宛如春茶。唐人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始抽凌露采焉。【49】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采茶所有的工具。事实上，现代江南的茶树，大致在每年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摘柔嫩新茶，陆羽只说二、三、四月，可能存在和宋代官榷茶有某些类似之处。苏辙说：昔茶未有榷，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采茶既广，茶利自倍，自榷茶以来，宫中只要早茶，其余三色茶，遂弃而不采，民失茶利过半，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50】当然，一般说来，茶叶采摘过嫩，会减少产量；采摘过老，产量虽多，又要影响成茶的品质。因此，要做到适时茶摘新茶，借以保证茶的质量。
第五，摘下嫩茶后，加工方法是与日改进的。现代，我国茶叶通常是加工为红茶、绿茶二种。唐代不是这样，宋人常说陆羽所烹的是草茶，【51】朱翌说，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52】《茶经》记载了唐代茶叶加工所用之灶、甑、杵臼、规（捲）、朴等工具，唐人诗文中也有很多谈论加工茶叶使用臼碾磨的。但也存在宋人重视的蒸熟焙干法。张舜民说：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53】白居易说，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54】顾况说，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55】
当然，总的说来，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朝更重视蒸和焙，把摘取的鲜茶蒸之使软，再冷却焙干即成。自唐后朝以至于宋，一般都以碧绿色茶为贵。【56】
注释：
【35】为避免烦琐，六十九州的资料来源。不一一分别作注。概括地说，它们出于陆羽《茶经》、《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国史补》、《全唐文》、《全唐诗》、《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事物纪原》、《蛮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画墁录》、《东斋纪事》、《能改斋漫录》。
【36】《册府元龟》卷510《重敛》；《樊川文集》卷3《题茶山》。
【37】《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38】《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39】《全唐文》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40】《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另外，（宋）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情况与唐代相同。
【41】《国史补》卷下。
【42】《全唐文》卷871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
【43】《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44】《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续博物志》卷7文同。参看向达《蛮书校注》190页（中华书局1962年印本）。
【45】《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
【46】参看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书》；《事物纪原》卷9；《铁围山丛谈》卷6；《独醒杂志》卷9；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8；黄儒《品茶要录》；沈括《补笔谈》卷1。
【47】《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48】《全晋文》卷89杜育《穄赋》。
【49】《茶经》卷上《三之造》。
【50】《栾城集》卷39《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51】参看黄儒《品茶要录》；张舜民《画墁录》；佚名《南窗纪谈》。
【52】《猗觉寮杂记》卷上。
【53】《画墁录》卷1，按：常衮死于建中初.此记有误。
【54】《全唐诗》卷436白居易《题施山人野居》。
【55】《全唐诗》卷267顾况《过山农家》，而同书卷242张继《山家》，文字相同，未知确为谁作，参看《茶经》卷上《三之造》。
【56】参看郑侠《西塘集》卷8《耆旧续闻》。
茶膏，是茶中精品、珍品，是制茶工艺的创新，它把饮茶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
茶膏产饮历史悠久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著《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著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茶膏加工工艺
至清乾隆年间，清宫内建立御茶房，开始御制茶膏，供皇帝及皇宫内享用。但地方加工的茶膏仍然作为贡品上贡。清道光年间，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载，云南制作的茶膏仍是专供皇帝和皇室成员及大臣们饮用的八色贡茶之一。在云南的茶膏贡品中有两种包装，供皇帝专用的用雕龙画凤的木盒子包装茶膏，木盒外还要用黄绸缎包裹;分送内府中官员以及六部堂官饮用茶膏，仍用木盒包装，但木盒外包裹的是红绸缎。
贡品茶膏的制作，分为地方的高温熬制和宫廷御茶房的低温制取两种不同工艺方法进行加工，宫廷御制的茶膏品质优于地方熬制的茶膏。
民间制作茶膏，首先选择高等级晒青绿茶50公斤，加入150公斤泉水，置于大铁锅中，以中火熬煮，待全部茶汁被熬煮出来后，捞出全部茶渣，用细纱布过滤茶水，滤出茶渣细末;然后用猛火熬制，让水尽快蒸发;最后将浓茶水置入中号铜锅中，以中火熬制;至茶汁成稠状时置入小号铜锅中，以小火熬制;并用削制好的竹片匀速搅拌，待茶汁适度时趁热倒入模子，冷却凝固后取出贮存于竹器或陶器内，或包装后待用。土法熬制茶膏，是中国制茶工艺的创新，创制出了一种新的茶品，成为一种茶中珍品，并为朝廷中上层统治者所接受，成为贵族之茶。
清宫御茶房制作茶膏是在借鉴宋代首先将茶原料蒸熟后用清水淋洗数次，然后入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榨取工艺基础上，改变高温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榨汁，分层析出，低温干燥的新工艺。这种制作茶膏的新工艺，已具有现代生物工程中的低温萃取，低温成膏工艺的雏形。这在科技落后的清代，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提取和科学检测方法的条件下来加工茶膏，采用的是人工操作，经验控制，智慧制作，优质出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凝聚的是中国人2000年制茶工艺的精华，代表了中国制茶业的不断进步与创新，也使饮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去，至今仍对中国制茶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宫廷御制茶膏至辛亥革命而终止，但土法熬制茶膏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却与宫廷御制茶膏有非常大的区别。御制茶膏的加工工艺比民间土法生产茶膏工艺繁杂精良，其制作工艺达186道工序，加工周期长达72天。御制茶膏品质优，汤色红浓艳丽，呈玫瑰红或宝石红，滋味浓郁厚重，口感鲜醇润滑，用开水冲泡即时溶开，似如今速溶茶膏。但是，宫廷御制茶膏的工艺技术在辛亥革命后失传了。
茶膏的花色品种
茶膏品种，古代主要有玉婵膏、耐重儿、邕湖含膏和黄色、青色、紫色、黑色茶膏。现代茶膏有10余种，主要有黑珍珠、玉龙胜雪、红运当头等几个品种，外观及品质均有一定差异。
茶膏品质的优劣，一是外形色泽，二是茶汤色泽与亮度，三是滋味是否纯正。如果茶膏外形色泽呈黑色并光亮如漆，表示茶膏生产时间较短;如果膏体表面呈白霜状，表示生产已有一定时间;如果膏体表面白霜明显，表示出厂时间更长;如果膏体表面呈现灰色，表示茶膏开始变质。当冲泡后，汤色红艳清澈明亮，说明茶膏质优，杂质少，工艺精;若茶汤暗褐混浊不清，带悬浮物，产生沉淀，杂质多，说明其制作工艺及提纯方法落后所致，像采用土法大锅熬制的茶膏，极容易出现上述现象。正常品质的茶膏，冲泡后茶汤色泽红艳明亮，滋味浓厚醇润甘滑，生津止渴，回甘持久，显现沉香(中药香)，使人饮后心旷神怡。
黑珍珠，外形呈蜂窝状，具光泽，反光性极强，在光照条件下，反射出一个个亮点，犹如镶嵌的珍珠，故名。黑珍珠香气高正持久，滋味醇爽甘滑，汤色红艳明亮，是最佳质量的茶膏品种。
玉龙胜雪，外形色泽呈重度白霜颜色，又似青石上覆盖的瑞雪，故名。玉龙胜雪汤色呈宝石红，乳络状，滋味浓厚甘醇，品质仅次于黑珍珠。
红运当头，外形色泽黑润，膏体轻飘，放入水中可悬浮其上。冲泡方法与常规冲泡方法不同，先将开水冲入玻璃杯，然后放入茶膏，使茶膏悬浮于水面上，缓缓溶解，茶色由上向下呈雾状落下，慢慢弥漫茶杯，极具欣赏性，使人产生一种美感。
茶膏的药用功效
清宫御茶房制取的普洱茶膏，采用的原料为云南绿茶，因此其提取物仍属绿茶的提取物，茶膏的性质仍属绿茶性质，药用功效、营养价值仍与绿茶相同。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称：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口破喉颡，受热肿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的药效。据现代研究证实，普洱茶膏具有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抗疲劳、抗衰老和改善微循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脑血管类疾病等保健功效。难怪近代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便以普洱茶膏治病。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回忆说，他自通人士之时就知道家里存放有茶膏，但父母总舍不得喝这些茶膏，只是逢年过节食完丰盛大餐后，如若家人感到肠胃不舒服时，母亲许广平才会拿出一小块茶膏，泡成茶汤给喝，喝完茶汤后不用多久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中医认为，普洱茶膏同时具有清热、祛暑、解毒、消食、去肥腻、利水、通便、祛痰、止咳、生津解渴、祛风解表、延年益寿等保健功效。
“有生命的古董”、“可以喝的文物”，加之降血脂、降血压的“飓风”宣传，普洱茶曾一度升温成为“普洱茶热”。据云南省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该省茶叶产量13万吨，其中9万吨用以加工普洱茶，其增长幅度达30%。9月18日~19日，中国科协在杭州市举行第13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主题为“茶与茶道的科学研究”。
中国茶叶学会“站出来说话”普洱茶是否“越陈越香”，有无神奇的药用功能，究竟是老树茶质好还是新树茶质好，其衡量标准和科学依据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举行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云南省茶产业协会副会长邹家驹在会上提出，“我们该站出来说话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杨亚军直言，在普洱茶持续升温的日子里，其药用及保健作用被炒作夸大；“越陈越香”未见科学依据；还是盛年期茶树的茶质更好些……
杨亚军告诉记者，在茶树种类中，普洱茶所用品种属云南大叶种。今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生命医学部等正在合作研究《普洱茶关键技术》，为期3年，研究内容包括普洱茶的特征成分、功能及安全性等。
“‘普洱茶热’是典型的文化滥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冬梅，特邀与会者回忆近年来以文化因素为看点的普洱茶大型宣传活动：2005年，“茶马古道”马帮进京；2006年，马帮贡茶万里行；2007年，云南精品普洱茶全国巡回展；同年，思茅市改名普洱市“百年贡茶荣归故里”。
沈冬梅说，这些被设计出来宣传活动有如下一些文化因素：“文物”价值、历史情怀、马帮悲情、民族风情以及明星效应等；而这里潜藏的困境有四：其一，竭泽而渔，对茶树资源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其二，为填饱市场畸形增长需求而出现假冒产品，其三，伪劣产品危害普洱茶整体声誉。
沈冬梅认为，“普洱茶热”是典型的文化滥用，又是科学的缺位与乏力。她说，在“普洱茶热”中，无人给“越陈越香”做机理分析，亦无人为所谓生普洱茶、熟普洱茶以及不同年份的老茶可浸出有效成份及含量等进行分析。至于文化为何被滥用，与实际对文化的轻慢相联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口号使得文化被经济需要任意裁剪；甚至文化所依据的历史事实不再重要，而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经济、政绩需要，历史的文化可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
普洱茶可持续发展之路“普洱茶降血脂效果不可小视。”西南大学教授刘勤晋介绍说，他任教的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曾对普洱茶降血脂功效进行过动物试验。结果证明，普洱茶对高脂饮食模型小鼠的血清甘油三酯下降了50.00%，血清胆固醇下降了26.43%，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下降32.63%；而对生命体有益的血清高密度脂蛋白，其含量上升了81.72%。这表明普洱茶确能降低高血脂症动物模型的血脂水平。
刘勤晋说，云南是普洱茶种质资源富集之地，还是我国茶组植物遗传基因库，这为普洱茶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科技作支撑，是大众化普洱茶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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