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连接的本土辉煌”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连接的本土辉煌”相关知识！
琴声起，美人起舞，儒生诵，将士击鼓。中国几千年的悠悠历史长河，华夏民族此起彼伏的瑰丽画卷，曾一遍遍上演让人咀嚼难忘的故事。可叹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一切似昨日却也是千年，早已模糊了记忆。登长城、去孔庙、望都江也不一定能找回什么。
而今不知何时起我们崇尚他国，一切的进口物品，国外代购都无声中变成了品质和品位的代名词。从书籍、服饰、器具、物件、食品等等甚至包括文化、信仰。
细细想来除了一些近百岁老者外，其余我们这些中少年大多与传统文化断层太大所致。不过幸而还有藕断丝连的地方。
单从茶叶来看，就说现在被人津津乐道的日本茶道，茶器，铁艺，无不被人称颂，赞其意境、赞其美感。身边亦有不少人推崇欲研究学习。可如往深里看便能看到日本茶道背后中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从日本抹茶能看见其背后的宋代点茶，从古九古烧到版画类浮世绘能看见中国无数民俗、历史、工艺的痕迹。茶叶就像一叶扁舟，你跟着它一步一步往那湖中去。就会穿越到曾经的千年繁华地。听着神农尝百草，看着尧舜禹行德，走过汤文武帝时，暂歇春秋战国中，再看诸子百家争鸣，细品孔孟和老庄，今人就知道我们的历史文化不只有人之初、性本善。
再回望百年前日本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相继到中国寻茶，到四川、到武夷、到安徽、带走无数瓷器茶叶。当地的外国人对这些东方文明是何其的喜欢崇拜，多少人心生向往，想到那东方神秘之国一探究竟。
现在大量占据市场的英国立顿红茶，其前世就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人对我国红茶渴求的情结。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婚姻，让英国贵族以及英国平民知道认识了这种东方药用饮品茶叶，才有了英国人的下午茶，才有了至今仍存在的蓝色会客厅。因其无法连续得到中国茶叶，才开始在各处不断尝试反复种植中国茶树品种，之后才有了阿萨姆红茶、锡兰红茶到立顿红茶。
纵观茶叶历史就能从中窥探到中国的本土辉煌。前几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凡中国人都应阅读《论语》对此深表赞同。
茶文化精选阅读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据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采茶采茶再采茶，
炉城一去远离家，
姑嫂房中齐叹嗟，
哥哥背茶未回家。
茶马古道民谣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古老的茶马古道赋予了康巴文化鲜明的特征与深邃的内涵：茶马古道既是汉藏商业活动的结果，又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藏区独一无二的人文现象。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人文活化石。
大地上的史诗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一是四川成都，两条路线在今西藏东部的洛隆宗汇合。古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势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青藏高原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使这块特殊的大高原与周围地区联系的道路崎岖艰险，路途漫长。从历史角度而言，内地进出西藏的大驿道主要有三条：由成都至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由云南大理至拉萨；由青海西宁至拉萨。这其中，属于茶马古道范畴的就占了两条。
茶马古道运输线方方面面都充满着神奇与惊险。由成都、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一线中，雅安至康定段完全以人力来背运货物；而云南一线基本以畜力来运输。据纳西族作家白郎考证：在云南的马帮中，耐力与力气更大的骡子取代马匹担当了运输的主角。不管四川的肩挑背驮还是云南的骡子马帮，茶马古道在藏彝走廊中的穿行无疑都是在用人与牲口的生命与险恶的大自然决斗。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炉（康定）的交通，在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对于以车代步的现代人都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对于当时以人力来背运货物的挑夫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在云南一线，经历漫长三个多月的颠簸，到达终点时损失一半的骡子已是常事。德钦县内的澜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座大雪山之间，溜索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大风中，高高悬在空中的人、牲口与货物来回晃动；下面，咆哮的江水肆无忌惮，稍有不慎，马帮便有可能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
从一张老照片进入
1896年的一天，一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人,怀着殖民的梦想登上了去往中国内陆的小帆船。他就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他所去的中国西南的土地上，秀丽山川、纯朴民风、独特建筑、悠久文化所构成的那一幕幕千姿百态的神奇画面,注定要让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惊心动魄。1903年,在云南至川藏的一条崎岖山道上，坐在一把洋伞遮蔽下的大轿中的方苏雅，发现了一群奇特的苦力者，他们人人头顶着一顶大草帽,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每个人的胸前。他们身后背负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的仆役告诉方苏雅：这是一群向西藏运输茶叶的苦力，他们身后那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就是茶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于这一段让方苏雅刻骨铭心的窄路相逢，他记述到：戴在头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四十三年后，一位从雅安到康定公干的俄国人在一处名叫瓦斯沟的小村子中，又如方苏雅一般，被征途中不期而遇的背夫完全征服了。此时，这位38岁名叫顾彼得的西洋人，脚穿一双网球鞋，手柱一根拐杖正悠闲在村中漫步。前几日令人头昏眼花的惊险行程,让他几乎感到自己似乎已快把人一生所能走的最艰难的路全走完了。
在瓦斯沟村口，一条羊肠山道旁的悬崖下，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他看见几间背夫停歇的破烂房舍，几棵果树围绕其间。山道上，运茶者络绎不绝，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像一条长蛇阵一样：连枝带叶的粗茶和被压成碗状的茶坨被放入长方形的柳条箱中，柳条箱又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放在木制的背架上，背架在背茶脚夫的头上微微向前弯曲。这些可怜的人按负荷的重量收取报酬,所以他们有时背重达180斤的一堆柳条箱。他们背货时一般携带一根短粗的手杖，顶端是铁的，手柄是十字形的。由于他们背负的货物很重，高山上空气又十分稀薄，所以他们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息,把货物靠在相邻的岩石上或是放在专门为停歇而堆好的石块上。他们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拐杖也随着步伐嗒嗒作响，插入地上的拐杖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相对于方苏雅诧异中平淡的语句，顾彼得却用近乎哲学化的语言感叹到：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如此悲壮的场景，让这位多怨善感的西洋人,随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赖。
2004年6月，当我们采风藏彝走廊到达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的天全县甘溪坡村时，村里的老背夫李忠全大爷已经81岁了。他也许是整个茶马古道上，如今健在的年数最高的背子了。李大爷12岁就开始在当地跑短途背杂货（盐、菜油、山货等），18岁开始背茶包走康定，到1951年解放为止，他在山道上走了16年，其中有10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当年做完庄稼，就去背茶包挣点钱补贴家用，好比现在农村人外出打工，在天全的村寨里，当背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光甘溪坡村就有四五十人。身板硬朗、神智清楚的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到。说完了这一段话,他便沉默了，目光呆望着村外那一片云雾笼罩的群山峻岭。在那里，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卡车，满载上吨的货物飞快奔向远方的世界。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历险连同茶马古道当年的辉煌都已经远去了，老人那许多让人荡气回肠、悬念丛生的往事，如今只能作为一段段茶余饭后的故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了。山间的烈日，阳光如一丝一缕光亮的绒毛编织在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庞上。山风摇弋的那一刻,沉默得如同一尊雕像的老人,他的灵魂也许又飞回了藏彝走廊,飞回到那一条美丽而险恶、苦难而漫长的，隐秘于深山密林间的茶马古道。
敲响群山的肤皮
事实上是多样因素决定了茶马古道上如李忠全老人般背夫角色的产生。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没有云南这样善走山地高原的骡子和马；其次,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而川人又善于背负；从地理学角度而言，茶马古道必经的二郎山一带,险要的地势不适合于骡马通行,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在多条茶马古道上，背夫成为了雅安到康定段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离雅安最近的山区县天全,成为茶马古道向西延伸的第一个县，而素以吃苦耐劳著名的天全人,在险恶的二郎山山道间,顺理成章成为浩浩荡荡四川背夫队伍中的主力军。
甘溪坡是一个不大的村寨，路边已经立起了茶马古道的石碑，青瓦木墙的老房子整齐朴素,带着客栈和商铺的痕迹。光滑的石头古道穿寨而过，你会很轻易在石头上发现一个个的小石窝，那些深入大地肌理的石窝如一团团拥挤着的麻点，随古道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据说，这就是当年前仆后继的天全背夫们用T字形的手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水滴石穿般地杵出来的痕迹。而天全至二郎山隧道之间的甘溪坡、碉门、水獭坪、新沟一带，被川藏公路所截断的古道仍一段段残留在山间，古道上的一个个驿站（村寨）仍保留着古朴的面貌,村寨里你仍可以发现一个个两寸多深的小石窝。这些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永远留在了荒废的古道上。它们见证了背夫坎坷的一生，见证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险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所有的辉煌与沧桑。正是这些现在长满了苔藓的小石坑坑与创造它们的主人一起，完全以人力的方式，在数千年前，使茶叶成为中华传入西方的第一物种，使茶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第二天对老人的采访中，老人为我一一详解了当年背夫全套的行头，这也使我拥有了更为专业的眼光去解读方苏雅那张名为《顶草帽的背夫》的著名照片中的细节：茶马贸易中，因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太高，茶叶主要靠人力背运。在天全,人力背夫人又称背二哥或背子。这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我们八个一群或十个一伙,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筢子、墩拐子，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背子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休息。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随身自备沿途的食物很简单，就是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老人为我介绍背二哥的行头时，一只放在大腿上的手下意识不停抖动着,在他的那只手上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拐杖，老人用它不停敲响着大地的肤皮。而那条坎坷崎岖的古道，古道上背夫们源源不断地从内地为西藏驮去茶叶和食盐，又为内地换回稀缺马匹和皮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作者的身影，朦胧的灯光下,愈发鲜亮的浮现在我眼前。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回家，老人一首当年的民谣，沙哑的嗓音与混沌的歌唱，完全代表出当年古道背夫所有的艰辛与挣扎,似乎成了此时此刻对于古道与背二哥诠释最佳的绝唱。
云端的跋山涉水
1939年年初的雅安，凌晨时分，雾气朦胧，四处漆黑一团，城市犹如进入冬眠的庞然大物。为了防冻，居民们照例起得很晚，城中的商铺大多也在上午才开店接客。但对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贸易而言，这个季节，却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
冬月的雨城，清晨寒气袭人,在孚和、永昌恒等茶庄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昏暗的油灯前,李忠全和同队的天全背夫们排着队，等待领取沉重坚实的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在当时，中等力气者，每次领取10包到20包，而年轻力壮者，一次能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相当于两三匹骡马的负重。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最小的背童年仅10岁,可背30多斤两条茶；背妇们则背10多条。
背夫们把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茶包一旦上背，便意味着沿途不管翻山越岭还是爬山涉水，地势陡险,他们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才能扎下拐子，找地方歇息一会。
在背行大背师的一声吆喝下，这群向着死亡与人类身体极限挑战的运输者们，头也不回走上了雄关漫道。今后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未知数：从雅安去康定，向南过荥经翻越大相岭到清溪，经泸定、摩西到达康定的路，较为宽缓易行，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我们称作大路。向西经天全翻越海拔2987米的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路，主要是背夫往来的羊肠小道，称作小路。小路险但近。当年，我们天全的背夫一般走小路。二郎山的艰险是出名的，跌落山崖送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如果跌进雪槽，要到第二年二三月雪化了才能取出尸体。如果遇到土匪,命是自己的，但财物就保不住了。背这个茶包子,死了好多人喔！当年和李大爷一起出外闯荡的背夫,活着回来的只有五人了。
大背师，又叫拐子师，是背夫的领头，他们不仅要背负同样多的茶包，一路上，还负责审视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当年,大背师一般由背夫中出道最久、胆识过人的强者担当，漫漫征途中，大背师见同伴们已疲惫不堪需要歇一歇了，便长嘘一声，示意大家落拐休息。这时，丁字拐杖就是支架，背夫们将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无数痕迹。
背夫们一般日行三四十里路，出发时干粮是自带的，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走到幺店子，我们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和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每晚店钱1角5分，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5分，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5分,撒上自家带的盐。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我们的床铺。劳累一天的背夫在入睡之前,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安排：为同伴疗伤治病。谁的肩背红肿了，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肩背磨烂的，敷上盐巴以疗伤痛。
当疲惫的背夫们终于可以横七竖八躺一屋子时，疲惫与睡意立刻征服了这一群肌肉发达的劳作者。在汗臭和体味弥漫的寒屋里，地上的臭虫、空中的蚊子,肆无忌惮吸取着他们新鲜而健康的血液。但这一切，对于酣睡梦沉的背夫们早已无所谓了。待翌日天麻麻亮，他们又要踏上漫漫长途。那里,有更高的山峰,有更为崎岖、险窄的山道。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十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无论隆冬炎夏,千年茶马古道上脚穿草鞋、衣衫褴褛的背二哥川流不息。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英国人福格森对岷江地区道路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作为古道天险的旁注：有些地方的悬崖非常陡峭,耸立在江河两岸,有些地方的悬崖高耸入云,拦住去路，修路人不得不从它那坚硬的岩石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一些地段，道路是用砖铺的；遇到水流、沟渠或裂口,则架起木桥。有时，木桥就悬挂在浪花飞溅的激流几百英尺之上。脚夫常常不得不在只有几英寸宽的悬崖上跋行。在这种悬崖路上，担子和悬崖岩石之间的空间不过2英寸，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直直地摔下几百英尺，落在水中或摔在岩石上，其结局难以想象。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法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超负荷的背二哥们，是如何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厚重而又坚实地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出人类最为悲壮与雄伟的史诗。我们在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以减轻压力。有时，摆着摆着，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这样凄惨的回忆，在李大爷心中，留下了一片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人讲，在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当年甚至有同伴被大风吹死、冻僵。旧时，在那里有个万人坑，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经年累月，洞内新骨覆旧骨。有人在此处写下白骨塔三字，并留下一副让人感伤唏嘘的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康定，这座茶马古道上的中心城镇，便是背夫们爬山涉水的终点站。原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孔贝在《藏人论藏》一书中，也真实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背二哥对于当地的贡献：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再把茶叶发送到西藏。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康定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80余万包，而嘉庆年间竟高达一百多万包，也就是一千多万斤。如此巨大的茶叶吞吐量，在茶马古道四川一线，完全是依靠背子们肩挑背驮，用汗水和鲜血，一点点人工累积完成的。
遥想当年，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他们背负的茶包竟比人还高。艰巨的劳作，使古道上的背夫炼就了一身强健的身子骨。老人回忆说：他们村李光荣有位侄媳，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茶包遮住头部，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脱口称呼她为伙计。
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李大爷的家中，老人高卷起裤角，他结实得棱角分明的小腿上，一条条凸出的青筋让人触目惊心,粗大的血管仿佛随时要从单薄的皮肤中崩裂而出。那些青筋与血管，高高低低，凸凸凹凹,犹如老人双脚曾经一次次亲吻的那些纵横的沟壑与山岭。我知道，那是人的腿部长年超负荷承重留下的后遗症，这一双烙印着时光与传奇的腿脚，对于茶马古道四川一线而言，也许就是一张最好的活地图，就是一块最为真实的活化石。
对于“滇红”，其实只要是喝茶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诞生方式，总让人对“滇红”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节。
1938年春，应中茶公司寿景伟、吴觉农先生的委派，知名茶界人士冯绍裘在云南的凤庆凤山发现了质地很好的大叶种茶，成就了“滇红”这个著名的品牌。在冯绍裘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伴随“滇红”的诞生创建了“顺宁实验茶厂”，1954年该厂随县名改为“云南省凤庆茶厂”。由于“滇红”独特的茶业品质和口感，很快风靡了全世界。“滇红”问世之后，国际市场上齐加赞赏，认为外形内质都好，可与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媲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凤庆生产的“滇红”就已经出口到英美等国，据说英国女王将“滇红”置于透明器皿内作为观赏之物，视为珍品。解放后，“滇红”又进一步得到发展，现在“滇红”已占云南省茶叶出口量的85％。很长一段时期内，“滇红”一直是国家茶叶出口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滇红系列产品为国家出口创汇、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6年，云南省凤庆茶厂改制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集种植、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茶叶企业，总资产达1.7亿元，注册资本3093万元，有员工520人，4条CTC红碎茶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10000吨。“凤牌”滇红茶、普洱茶是有70多年历史的知名品牌，曾先后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中国名茶、国家外事礼茶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中国茶叶名牌”、“云南省著名商标”。“王子冠牌”绿茶连续三年获“云南省消费者喜爱商品”、“云南省著名商标”等荣誉。“滇红”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当地茶农增收创造了一条康庄大道。
优质基地造就优质名茶
谈到“滇红”的辉煌，总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独辟蹊径的“滇红”何以能一直屹立于业界，数十年丝毫不改颜色，又何以在新时期的市场竞争中总是立于不败？
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滇红为什么这样红”??“滇红的成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代代滇红人，把青春和智慧与茶叶紧紧相连，才成就了滇红集团的过去、今天，也将成就滇红集团的未来。”
诚然，“滇红”发展到今天，所生产的产品已经涵盖了10多类130多个规格。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公司拥有基地茶园3万多亩，其中有2万亩通过了瑞士IMO国际有机茶的认证和欧盟认证，这在今天公认的原料决定成败的茶业界内，无疑占有了最大的先机。到过凤庆凤山茶园的人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澜沧江畔优良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品质独特的凤庆大叶茶资源。如果放在大环境来考察的话，由于凤庆县总的气候特点属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干凉同季，四季如春，有海洋性气候的优点，造就了“高山云雾产名茶”的独特茶区气候特点。加上光能资源的独特性，最适宜茶树遗传性的要求，对茶叶速生快长，增加采摘批次极为有利。并且这里从不下雪，四季如春，土壤肥沃，茶树生长旺盛，采摘期长，从三月初到十一月底，一年九个月都有芽叶可采，量多质优，实为大叶种优良茶区，和凤庆茶区悠久精湛的制茶技艺为公司生产凤牌滇红茶、凤牌普洱茶等系列品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拥有这样的资源优势，使“滇红”更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用老品牌打造新产业
如果说“滇红”的成功是因为历史悠久造就的辉煌，那么，由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制的普洱茶的成名，则彰显了“滇红”人在做茶方面独到的方式和超人的智慧。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应对挑战和竞争，严把质量关，“凤牌”普洱茶在市场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先后获得广州国际茶文化节金奖、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博览会“茶王”等称号，在“中国临沧首届茶文化博览会”和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临沧茶博会上，“凤牌”普洱茶都是临沧茶品中较受青睐的产品而备受追捧，各地订单纷至沓来。目前，“凤牌”普洱茶已经拥有10几个品种，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省市，还出口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在“滇红”看来，做普洱茶能够取得与做红茶一样的成功，除了拥有优质原料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色之路，即质量决定一切，结合“滇红”的历史积淀，融入现代时尚品饮，滇红集团通过老品牌打造新产品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除了红茶和普洱茶，滇红集团还在绿茶、茉莉花茶、袋泡茶、速溶茶等几大类产品上全面开花，在迎来企业最具发展活力的今天，“滇红”正在创造着更大的辉煌。
四川雅安，以雅鱼、雅女、雅雨知名；而雅安还有一享誉中华的物产，论影响，远在前三者之上，那就是——茶。
有着传奇色彩的茶马古道出发地在哪里？——雅安是其中之一。雅安产的砖茶称为边茶，数百上千年来经人背马驮翻越二郎山或小相岭进入藏区直至印度、尼泊尔，交换马匹、药材等，既是贸易大宗，也是安定边疆的必须。
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移栽野生茶树于今日雅安名山县的蒙顶山，开创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吴氏被尊为茶祖，雅安即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
自唐代起祭天祀祖的皇茶产自哪里？——雅安。唐天宝年间始以蒙顶山茶极品，作为祭祀天地祖宗和圣人的贡品，连皇上也没有资格享用。蒙顶山茶的皇茶身份一直沿袭到清代皇权没落之时。
古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说，誉雅安蒙顶山茶为茶中极品。诗人白居易晚年忆及一生钟爱：“茶中故旧是蒙山。”虽然现在雅安茶的名气逊于东南省份的名品，但好品质自是有人识。在上海召开的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却在行家品后得到“不下于四大名茶”的评价。
雅安茶中精品历来是皇家祭祖贡品，产量极少，因此世人少有了解；加之雅安偏于西蜀，相对闭塞，因为历史原因落后于当代市场竞争。但是，论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雅安都是最佳茶产地；更因少有工业污染，茶之品质纯净，虽江南佳茗也不让其先。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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