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道与佛教的共同之处有四点”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道与佛教的共同之处有四点”相关知识！
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幼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茶禅一味。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茶联，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我们敬爱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也写过一首茶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从这些茶联、茶诗中不难从“禅”中闻到“茶”香，从“茶”中品到“禅”味。
佛教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5世纪间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
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幼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茶禅一味。宋代大学问家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茶联，曰“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我们敬爱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也写过一首茶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从这些茶联、茶诗中不难从“禅”中闻到“茶”香，从“茶”中品到“禅”味。
之所以把茶与佛教的关系概括为“茶禅一味”的殊胜因缘，就是因为: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活动中，茶道与佛教之间逐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同之处。
其一为“苦”
佛教教理博大精深，但以“四谛”为总纲。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教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为“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物我双忘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为“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破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为“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一直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僧人对茶的需求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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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
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代是我国饮茶史上最为繁华的时代。这首先表现为关于茶和饮茶的著作迭有问世，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赵汝丽的《北苑别录》、宋子安的《试茶录》等。撰写这些茶著的作者，有皇帝，有官吏，也有布衣知识分子，反映出上上下下对茶叶和饮茶的爱好与关注。特别是作为皇帝的赵佶提出饮茶可以“祛襟涤滞、致清导和”，达到“冲淡闲洁、韵高致静”的效果，使得“缙绅之士，韦布之流”，形成了“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的风气。其次表现为茶叶交易日盛，不仅有茶叶的制作作坊，还出现了销售茶叶的市场和供人们饮茶消遣的茶店。再次表现为出现了“斗茶”的筛选优质茶的手段和消遣方式。这种繁华景象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是茶叶生产兴旺发达的标志，还将饮茶提升到茶艺的新阶段，同时也使得宋代茶艺滑向繁文缛节、崇尚奢华形式的阶段。
在宋代，点茶道成为时尚。蔡襄在他的《茶录》里，通过论述茶的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爝（音xie，熏，烤）盏、点茶和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内容，奠定了点茶道的基础。12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的《大观茶论》，对点茶的技艺，指出要经过七式点注冲泡并搅动击沸，使得点茶道更为完善。从唐代的煎水煮茶，到宋代的只煎水不煮茶，标志着茶道文化的进一步升华。
在煎茶法日渐衰亡之时，点茶法便应运而生。点茶始于五代时福建民间，风行于北宋，是两宋饮茶的主流形式，也是中国古代茶艺的又一代表，曾对日本抹茶道和高丽茶礼有较大的影响。实际上点茶法是对煎茶法的改革，煎茶是在水初沸时下茶末，二沸时茶煎成，用瓢舀到茶碗中饮用；而点茶法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沸水注入备有茶叶的茶盏。点茶时要用碾成粉末的茶粉，放在茶盏里烤热后，用少量开水调成稠状，叫做调膏。然后再注入沸水。点茶法属清饮，不加其他任何作料。但是在明朝，有人在点茶时往瓯盏中加花瓣，这样做可以增加茶的香气，也有利于身体保健。此间，南宋朝廷建立了贡茶制度来品评茶叶质量的高下。根据点茶道的特点，民间形成了斗茶之风。开庆元年（1259年）斗茶游戏传到日本，逐渐演变为日本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
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
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
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点茶道茶艺：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茶礼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茶境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修道《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品性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历时约600年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①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①：左旁“火”；右旁：上三个“力”，下“月”。
点茶道
点茶道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煎茶道》，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文化的历史带领我们进入茶的世界，我们在一片芳香中领略茶的味道。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中叶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仝、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了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后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中后期至[明代]初期，至[明代]末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尚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我们将继续将我国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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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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