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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可谓举世闻名，而起始于18世纪中叶的一条中国通向西伯利亚直抵欧洲的驼道却被历史尘封，鲜为人知，它是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和中亚、欧洲之间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湮没，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
因为茶叶贸易，昔日的边境小沙丘恰克图逐渐演变成“沙漠威尼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繁荣一时，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当时，茶叶是两个大国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中国茶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了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俄土战争和俄法战争中，俄国军队还配备了中国茶叶。
从19世纪开始，清政府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进入了辉煌时期，茶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公元1811年，茶叶出口俄国达8万普特，公元1820年超过10万普特，茶叶已占当时两国贸易额的88%。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输出到俄国的中国茶以砖茶为主，开始是云南的普洱茶砖。普洱茶砖是为适应茶马古道的马帮长途运输而生产的，主要销往俄国鞑靼地区和西伯利亚。俄国人将它与奶油、盐以及香料一起煮着吃。中国其他地方的茶叶，也是先制成茶砖，然后出口到俄国。
汉口被誉为“茶叶港”
汉口，在清代是江南大宗茶叶外贸的加工与集散地。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
由中国销往英国和俄国的茶叶，大量由汉口起运。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商争夺茶源，俄商不仅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甚至在1874年将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把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终于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国人垄断了汉口茶市。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羊楼洞及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往昔繁忙的由汉口至恰克图的茶叶商道衰落，成为历史的陈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而这对姊妹城市因茶叶贸易曾繁荣一是，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融汇点。
茶文化精选阅读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旦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政治的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
从中方来说，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恰克图这条中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晋商集团对发展中俄茶贸之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亦越是世界的。茶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它正是由中国而走向世界。
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我国转译过去的。由海路传播去的国家，茶的语音大多近似于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的发音，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陆路传播去的国家则近似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发音，如日本、朝鲜、前苏联、蒙古、土耳其、伊朗等，它们均来自茶的中国读音，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向我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通向西北这条路为世界上最早的茶之路，基本上与丝绸之路相辅而行。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如果说陆路上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饮食方式的话，那么茶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则是最全面、最丰富的，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方面无不一有。其中最早当推朝鲜。隋唐时期，中国茶道佛教传入日本。
再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中国茶叶输出数量最大的，是15世纪以后的海路运输传播。1606年，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中国澳门贩茶到印度尼西亚，不久，直接从中国运茶回国，并在欧洲销售。此后，英法等国纷纷来华贩茶，17世纪下半叶起，我国茶叶开即大量进入西欧国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运到北美，1784年，美国第一条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采购的主要商品就是叶。
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我国一直是世界各国茶叶的供应者，销区遍五洲。
昨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2012年度大型媒体行动《茶叶之路》，结束了为期10天的我省拍摄工作。
作为茶叶之路水路转陆路中转站、北渡黄河后陆路转山路起点、与丝绸之路唯一交会点，《茶叶之路》节目共在我省的南阳社旗、郑州登封以及洛阳三地拍摄行进版剧集5集，每集时长10分钟，这些节目将于近期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
河南的“茶叶之路”从中国南部产茶区武夷山到俄罗斯西部圣彼得堡，有条绵延一万七千余公里的商路——茶叶之路。
从17世纪开始，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沿着这条商路，从中国南部的产茶区采买茶叶，通过水路、陆路以及马帮、驼帮把茶叶运到当时的边境贸易城市恰克图，然后由东向西，抵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行贸易。
《茶叶之路》栏目主要围绕这条百年前的“茶路”展开，探索这条商路上曾经辉煌的文明。拍摄中，将播出90集行进版；拍摄完成后，还将播出15集时长35分钟的纪录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茶叶之路》拍摄随行专家沈冬梅说，这条商路上所经历过的水路、陆路、马帮运送茶叶的方式，在河南都能找到。其中，茶商从福建起运茶叶后，一直到南阳社旗县，走的都是水路。
沈冬梅说，南阳社旗县的潘河、赵河汇合后，向南流入唐河，是唐河的上游，而唐河作为长江的一个重要支流，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河水一响，黄金万两”，而社旗这样一个“南船北马”的水旱码头，自然而然就成为茶叶物流中转站。
茶叶之路从社旗“登陆”后，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陆上之行，经方城、登封等地后来到洛阳，从孟津渡和白鹤渡渡口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8月5日上午，再次来到当年茶商渡黄河的孟津渡口和白鹤渡口，当年的遗存，早已埋进了历史的尘沙之中，难以寻觅，而那些老船工的后人也早已改行，做起了黄河湿地保护的工作。
《茶叶之路》总编导李德刚说，河南见证了茶叶由水路到陆路，再由陆路到山路的运转方式变换。
“茶路”“丝绸之路”交会洛阳对于茶叶之路来说，我省还有特殊的意义。我省的洛阳，不仅是茶叶之路北渡黄河的地点，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两条商路唯一的交会点。
沈冬梅说，茶叶与丝绸是中国最传统的两种外销品，它们一个含蓄内敛，一个张扬绚烂，两条分别贯穿南北和纵横东西的贸易路线，在洛阳交会，留下了诸多文化遗产。
洛阳民俗博物馆是过去晋商的潞泽会馆，它的修建与经营茶叶贸易的晋商捐建不无关系，而这一会馆与丝绸之路的代表龙门石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晋商崇拜的关羽，其葬首之地关林，与丝绸之路上的白马寺，代表着不同的文化风格。
沈冬梅说，这些风格不同的文化遗产，又相得益彰地展现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融合。
细数茶文化发展至今的点点滴滴，小编给大家简单整理了一下，可能并不是那么全面详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看的，因为对于了解茶叶的起源、发展这是很不错的一篇文章。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众所周知，茶叶时用来沏茶的。但许多人都不知道，茶叶除了可以沏茶以外，尚有许多的操作代价。以下君就来为各人讲解一些茶叶的其他妙用。
（茶叶的妙用，图片ID：10020581）
茶叶的妙用之一、煮茶叶蛋
用茶叶来煮蛋， 别有一番风味哦。不只可以直接操作茶叶末、茶叶来煮，还可以用泡过的茶叶来煮，云云煮出来的茶叶蛋，光华红润，味道香美。要领是：先把鸡蛋煮至微熟，轻小扣碎蛋壳，然后再放茶叶继承煮，以便更好的入味。
茶叶的妙用之二、做茶叶枕
把泡过的茶叶晒干，用作枕头的芯。也可以直接把干燥的茶叶装到枕芯里，做成茶叶枕哦。用茶叶做成的枕头，听说有助于入眠呢。
茶叶的妙用之三、驱蚊
茶叶可以驱蚊，中国十大名茶，这个妙用各人必然不知道吧。把干茶叶放到容器里点燃，能驱除蚊虫，功能类同于蚊香，并且自然康健，对人体毫无害处。
茶叶的妙用之四、治脚气
茶叶富含单宁酸因素，具有凶猛的杀菌浸染。脚气患者，可以用茶叶煮成浓汁来泡脚，僵持一段时刻后，脚气便会不治而愈，结果扛扛的哦。
茶叶的妙用之五、消炎
假如不慎烫伤或烧伤，可以取适量的茶叶煎取浓汁，搅拌冷却后，把患处浸入茶水中，能起到极好的镇静、消炎浸染。也可用浓茶水涂洗创面，中国十大名茶，天天4-5次。
以上就是本日君为各人讲解的茶叶的5大妙用，你都知道了吗。
中国人植茶饮茶的历史非常久远，起源于文明蒙昧时期，所以，历史文献讲不清楚。
老百姓倒是简单，说是神农发现茶，可解百毒，于是世人就开始喝茶了。
对于这种传说的历史，最好不要去争辩，传说是，就是吧。
千万不要板起科学实证的脸孔，去问，有什么文献或考古的证据啊，神农到底是谁啊，是公元前哪一年生，哪一年死，籍贯何处啊，等等。
不过，我们也可以学学老百姓，使用差不多先生的话语，笼统地说，新石器时代末叶，农耕时期之初，神农传说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
喝茶变成中国人普遍的日常习惯，通行大江南北，时间比较晚，要到唐朝中叶，全国统一，天下太平的时候。
人活得舒服了，不愁吃不愁穿，就开始讲究喝茶，而且还要喝好茶，喝高档茶，甚至要喝天下第一的好茶。
这种天下第一的好东西，一般总是要上贡给皇帝，因此，各地出产的名茶也就成了贡茶。
虽说各地贡茶都是上好的茶叶，一旦有了评比，就难免要排名，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天下第一茶”。
中唐时期李肇《国史补》说：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所说的剑南蒙顶茶，就是出产在今天雅安地区蒙山顶上的上等茶。
杨华《膳夫经手录》也说，蒙顶茶天下第一，并讲到清明之前的蒙顶茶：
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
就是说，十匹绢帛还买不到一斤。
价格之昂贵，除了皇室贵胄，大概也得金马玉堂、钟鸣鼎食之家才有资格品尝，还说：
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
蒙顶茶之外，杨华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
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这些唐代品茶排名的共识，也就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以及“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蒙顶茶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在唐代荣耀无比，宋代以后逐渐没落，不再听到赞誉之声。
到了明代之后，已经默默无闻，连许多爱茶的雅士都弄不清楚，甚至以为是山东所产。
晚明杭州最著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就说到，经过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蒙顶茶早已不为世人所知：
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
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今人囊盛如石耳，来自山东者，乃蒙阴山石苔，全无茶气，但微甜耳，妄谓蒙山茶。茶必木生，石衣得为茶乎？
可见，到了明代中期之后，讲究喝茶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蒙顶茶，居然以为山东蒙阴山所产的石苔是蒙顶茶，引发许次纾的讪笑。
不过，这也显示，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的赫赫名声，经过七八百年，虽然不见踪影，却还在人们的记忆中萦绕不去。
到了宋朝，饮茶的风尚有所改变，“蒙顶第一，顾渚第二”的辉煌已过，代之而起的，是福建北苑茶，这是皇室御茶园出产的最上等贡茶。
上贡的建茶也分等类品级，最初是大饼的龙凤团茶，后来还有蔡襄（1012—1067）特别制作的小龙团。
宋徽宗时期，因为皇帝追求佚乐的兴趣，出现了变换着花样制作的各种龙团茶。
如《宣和北苑贡茶录》所列的，有龙团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长寿玉圭，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
虽说宋徽宗这个大玩家难辞其咎，把北苑贡茶玩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审美品位的境界之高，劳民伤财的折腾之巨，真是“人间能得几回闻”。
但是，建茶作为宋代皇家贡茶，制成龙团上贡，是从北宋初期就已经开始的。
始作俑者还得算到宋初丁谓（966—1037）的头上，蔡襄追随其后，精益求精，遂成为一代风尚。
比丁谓稍晚的范仲淹（989—1052）写过一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开头就说：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可见，宋初底定天下之后，上层精英已经把建州斗茶（最好的就是北苑上贡的龙茶）誉为天下第一了。
福建上贡的龙团茶虽然备受追捧，却也因为采摘及制作的穷极奢华，招来一些物议。
苏轼有一首《荔枝叹》，就假借批评杨贵妃爱吃荔枝，设置千里快马驿传，导致天怒人怨，借古讽今，指出上贡福建龙团茶的祸害，为了满足朝廷尝新的嗜欲，不惜劳民伤财：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这里说的“前丁后蔡”，就是先后在福建监制龙凤团茶上贡的丁谓与蔡襄。
苏轼写诗讽咏之不足，还怕人不知道他讽喻的旨趣，干脆为这首诗自己加了注：
“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
梅尧臣（1002-1060）曾经写过一首诗，叙述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道：
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
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
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
近来江国人，鹰爪夸双井。
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
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有江西人夸称江西的双井鹰爪茶好，那倒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鲜事。
梅尧臣笔下的江西人，大概指的是他的好友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是江西庐陵（今天的吉安）人，曾写过《双井茶》一诗：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
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月夸。
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
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
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
欧阳修在此指出，江西双井茶是新近流行的名茶，状如凤爪，非常昂贵，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新宠。
但是，跟上贡给皇帝的建州龙凤团茶相比，恐怕还要略逊一筹。
欧阳修的诗句暗含对双井鹰爪茶的批评，但是说得很委婉。
先感叹世人喜新厌旧，再说建州龙凤团茶是“至宝”，不会随着流行风气改变其至尊地位。
那么是什么人推动新潮流，鼓吹江西的双井茶呢？
这就要说到黄庶（1019—1058）和黄庭坚（1045—1105）父子了。
因为他们是江西分宁（今天的修水）人，双井鹰爪茶就是他们家乡所产，便一味吹捧家乡风味。
黄庶曾经写过《家僮来持双井芽，数数饮之，辄成诗，以示同舍》，其中有一句：
双井名入天下耳，建溪春色无光辉。
吾乡茶友若敌国，粪土尺璧珍刀圭。
黄庭坚也写过《答黄冕仲索煎双井并简扬休》，其中说：
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赐云龙同。
父子两人把家乡特产鹰爪草茶，推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夸称可以媲美甚至压倒北苑上贡的云龙茶。
黄庭坚在元祐二年（1087）写过《双井茶送子瞻》，矜夸双井茶美妙无比，专门呈献给当时任翰林学士的苏东坡，说：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
苏东坡也很客气，和了一首诗，步其原韵，感谢黄庭坚致送的双井茶，《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
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
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汤雪生玑珠。
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
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讲到建州龙团茶与双井茶，其实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腊茶，后者是草茶：
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双井茶是新鲜事物，可算草茶第一，但是天下第一的称号，还是得归建州北苑的龙团茶。
这个看法，大概是宋代的共识，因为北宋末年的刘著写了一首《伯坚惠新茶》：
建溪玉饼号无双，双井为奴日铸降。
忽听松风翻蟹眼，却疑春雪落寒江。
说双井茶与建州龙团相比，只堪为奴，贬抑其品位，不遗余力，好在这时黄庭坚已经过世，否则也得气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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