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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35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两国经济的联系也大约始于那时。从17世纪70年代起，莫斯科的商人开始做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茶叶之路南起江南(湘、鄂、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清代到民国初年长达两个多世纪时光里，中国的茶商通过中俄茶叶之路，往俄国运送了25万吨以上的茶叶，其价值至少有100万两黄金。
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其兴衰史可以说是中俄茶叶之路发展的一个缩影。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处，系湖北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中国砖茶之乡的美称。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明清时期，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逐渐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1727年，清与俄确定把库伦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贸易点。羊楼洞因为有了中亚、远东市场而勃然兴起，而恰克图因为有了与羊楼洞的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0多万俄磅，三分之二来自羊楼洞。从羊楼洞到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中俄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因茶而兴，也随着中俄茶叶之路的湮灭而衰落。中俄茶叶之路极盛时，羊楼洞古镇0.4平方公里的街道上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超过4万。羊楼洞的兴盛吸引了海内外的商贾，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国内的晋、津、沪茶商也都蜂拥而至，这里成为闻名国际的大茶市。随着历史的兴衰和时代变迁，曾今的万里茶道一度中断，如今的羊楼洞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只有那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被穿梭运茶的鸡公车碾出的一道道深深的车辙，仿佛还在无言的诉说着昔日的兴盛和荣华。
中俄茶叶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盛极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而在新世纪，通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开展，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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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旦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政治的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政治需要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
从中方来说，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恰克图这条中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晋商集团对发展中俄茶贸之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驼道，持续了近200年，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羊楼洞古镇坐落于赤壁市区西南26公里的松峰山中，为湘、鄂、赣三省交界之要冲，明清之际系赤壁六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素有砖茶之乡的美称。
昔日辉煌
作为茶马古道的源头之一，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也是自那时起，羊楼洞黑茶加入国家茶马交易，通过大唐安西都护府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销往西亚和欧洲。
宋景德年间，羊楼洞黑茶销售比唐时翻了一倍，黑茶深受西伯利亚和西域大草原上游牧民的欢迎。据说，湖北美女王昭君奉旨出塞，随身带去了湖北的茶叶。长期食用牛羊肉的蒙族人饮茶后，顿感神清气爽。此后，牧民饮茶在万里草原渐成风尚，以至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内蒙进行茶马交易。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可见茶叶在当时的珍贵与身价。到了明清两代，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今俄罗斯境内)成为羊楼洞砖茶边贸的重镇，洞茶飘香万里大草原。明嘉靖初时，本地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集镇随之而兴。明清时期羊楼洞达到鼎盛，用万般来朝形容其辉煌一点不为过。据说在早期俄罗斯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有羊楼洞而没有汉口。
极盛时羊楼洞古镇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近4万，古镇有五条主要街道，百余家店铺。洞茶远销海外，为中国大茶市，誉称小汉口。到了清道光年间，有英、德、日、俄等国商人竞相于此办厂制茶，国内晋、津、沪茶商亦蜂拥而至，一时成为闻名国际的茶市。
值得羊楼洞人自豪的是，在全国千百种茶叶中，只有羊楼洞的茶叶两次得到皇帝与领袖的关爱。第一次是朱元璋的军士征战沙场时，普遍染病，因羊楼洞籍军士随身所带茶叶而祛病康复。朱元璋登基后，赐名羊楼洞茶为松峰茶。第二次是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送给斯大林的礼品茶就是松峰茶。
然而也许正因为是一座锁在深山之中的古镇，如今的人们对它大多不甚了了。这座曾经串连起一条繁荣了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的古镇，现在正面临着被遗忘的尴尬。即便是在三十年前，她还声名远播，有过外贸出口基地的荣耀。在俄罗斯出版的世界地图上，没有汉口(武汉市)，却有羊楼洞的赫赫大名。
今日萧条
如今的羊楼洞已不见当年的繁华，但那条以明清建筑为主的古石板街依然还在。石板街由街道和两旁的古建筑两部分组成，松峰港和观音泉水穿街而过。泉水之名取自古镇之南的一口古井，泉水清冽甘甜，永不干涸。传说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为保这里的山民与茶树不受干旱之苦，埋下宝瓶，化为泉井。朴实勤劳的山民，为感谢观音的恩赐，将井取名为观音泉，并在这里修建了圆通寺，终日香火不断。
在所有的砖茶种类中，川字号砖茶是羊楼洞的专利。川，寓意为水。当年羊楼洞人用观音泉制成的青砖茶深受蒙族人民的钟爱，羊楼洞人因此为了彰显泉水之功，在茶砖上凸印川字。晋商和外地茶商在这里建有数十个茶叶加工厂，当时就出现过长盛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
东面松峰港上多为吊脚木楼，有三座长条石桥贯通。古镇房舍街店或青砖黑瓦，或木质竹垒。从各家各户门缝里飘出的袅袅茶香，幽幽地从街的这头萦绕到街的那头，似乎讲述着老街的悠长久远。
羊楼洞因茶而兴，然而走在今日的石板街上，却少见以茶为生的人家。街面全以青石铺设，蜿蜒穿过一排排青砖黑瓦的小木楼，孤独的老人们坐在低矮的房檐下守候着流水的光阴。历代运茶的鸡公车将石板碾成寸余深槽，据说是那个年代邻近的乡镇运送茶叶和货物时碾压而成的，可见当时茶市的兴盛。
茶叶街是古街的三大街道之一，主要经营茶叶，街道两旁古建筑为砖木结构。古街形成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道光至咸丰年间，最盛时有茶叶加工作坊和茶庄、钱庄100多家，人口达4万余人，美、英、俄、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此制茶办厂，主要出产砖茶、米砖茶、红砖茶等，年出口价值白银一千五百多万两。
目前古街范围内保存有明清时期老屋共500余栋。一排排沧桑的老屋突显了今日羊楼洞的寂寥，也似乎倔强地见证者古镇昔日的繁华。街道上冷冷清，沿街住户大多关门闭锁。偶见几户人家开门，或是银发飘拂的老人坐在门口闭目养神。或是几人围坐，桌上的麻将噼噼啪啪。
资金匮乏，工厂倒闭，产业断层，游客寥寥，镇上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妇孺。茶厂都卖给了外地的商人，但真正还在做茶的没几个了，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如今，离老街好几里路的赵李桥茶厂成了传承青砖茶的唯一根脉。它的前身就是羊楼洞茶厂，由于靠近铁路，现代化的物流能让羊楼洞的砖茶更便捷地运进运出。
不过赵李桥茶厂的流水线仍然保持了川字号青砖茶的原汁原味，一样的色泽青褐、香气纯正，一样深受蒙古族牧民的欢迎。2006年，赵李桥茶厂获得国家商务部授予的中华老字号牌匾，成为全国产茶制茶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展望未来
自古，描述羊楼洞明清古镇茶香缭绕的美妙意境的诗词不在少数，流传至今又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松峰入羊楼，茶香绕凤丘，古韵珠洞晓，月旁石人瘦。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汉口茶叶之路的起点，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可称为中国制茶业的缩影。它至今仍保存的茶具、古街、店铺等对研究明清茶叶之路和我国茶文化都具有重大价值。然而，羊楼洞古镇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期待曾经的茶叶外贸出口基地能够再现繁荣，焕发新的生机。
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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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嶂入羊楼，双溪绕凤丘。天开珠洞晓，月旁石潭秋。翠入梧桐秀，香来蕙若幽。登临长一啸，月夕紫烟浮。这是明代诗人廖道南的一首诗，描绘的是鄂南古镇羊楼洞的风光景色。阳春三月，我慕名踏访了羊楼洞老街，领略到老镇经年不散的馥郁茶香。
羊楼洞为湖北省赤壁市（旧称蒲圻）六大古镇之一，距赤壁城区26公里，距周瑜火烧曹军的三国古战场30余公里。这里四面环山，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特别适合茶叶种植，闻名遐迩的松峰绿茶就产自这里。
羊楼洞古街位于盛产松峰茶的松峰山下，始建于明代，至今保存完好。羊楼洞古街街道狭长，古民居皆临靠松峰港顺水而建。整个古街道划分为庙场街段、复兴街前段和复兴街后段三段。古街宽约4～6米，长1000余米，街面全部以硬质青石板铺设，皆以一块横铺石板铺设在道路中心。石板街现保存有明清民居建筑150余幢，住宅形式为封闭的四合院式天井院，以斗转封火墙围合成院落。街上的建筑群体现了由明清到近代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浓厚的历史文化。
漫步老街，你会发现老街的居民都过着平静闲适的生活。走进他们散发着古老气息的房子时，好客的主人会给你斟上一杯浓浓的热茶，如数家珍地介绍明代雕花的天窗、屋角清代的石臼、已掉光油漆的八仙桌，或是老街上曾经经营茶叶生意的木柜台，以及祖辈采茶、制茶的还未朽烂的简陋工具
羊楼洞地区种植茶叶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唐代就唯以植茶为业的理念，到了明清时期，羊楼洞茶业更是蓬勃发展。自唐至清，由于交通不便，羊楼洞产的茶叶主要靠人工陆路运输。从羊楼洞老街启程，茶工用独轮车运到赤壁市另一古镇装船运往汉口，再从汉口中转起运，穿山越岭、过江涉湖，终点是遥远的俄罗斯。经过岁月雨水的洗礼，形成了一条辙迹与历史一般悠深的茶马古道。
行走在古老的羊楼洞老街的石板道上，我仿佛看到一群赤膊的汉子，在亲人的视线里，正推着载满茶叶的独轮车，伴着吱吱嘎嘎的声音走向岁月的深处。
01万担好茶于此始
这段路，原本是没有名字的。
说是茶马古道，其实只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它的称呼应该叫“凤下线”，因为这是一段从临沧凤庆到大理下关的路线。如果还原到历史中，应该称作“顺下线”。
辉煌不再的赶马人
临沧是云南茶叶的主要产区，自古以茶闻名天下。
而临沧茶，正是通过这条路，走到下关，再走到昆明，再运往西藏。
那个时候，每当春茶季节来临，西藏、下关、巍山的茶商们纷至沓来，走进顺宁府收购毛茶。数十，乃至数百支马帮队伍走了进来。
青龙桥铁索悠悠荡荡，桥头的神祠记忆着昔日的马帮调子，回响在滚滚澜沧江上。
青龙桥(
民国时期，这条路是最为热闹的时候，30年代，每天有八九百匹骡马从这里经过。
骡马们运来盐巴和日用品，还运来大量的抗战物资，从缅甸方向，棉纱和鸦片也顺着这条路运到内地，再销往各处。
1949年以前，每年由这里运出去的晒青毛茶不低于三万担。
永昌祥商号成立合影(
1928年，大商人严子珍创立了“永昌祥”商号，这位大理喜洲商人的商号主要生产沱茶，而“永昌祥”大部分沱茶毛料，都来自于双江和凤庆，在“永昌祥”鼎盛时期，垄断了凤庆一半以上的毛茶。
随着“永昌祥”的兴盛，福春和、福利和、福协和等20多家茶叶商号也陆陆续续在凤庆开设，而正是这些商号的开设，让这条“顺下线”成为繁华的茶马大道。
而随着冯绍裘等一批红茶专家在凤庆设厂生产滇红开始，这条路带来的东西就更多了。
1939年，冒着毛毛细雨，顺宁茶厂的60余匹骡马已经装好垛子。
赶路的马帮(
这是一批将震惊中外的货物。
这批货物沿着古道，到达下关，再由汽车运到昆明，再从昆明转运到广州，从广州口岸，再转运到香港，香港富华公司又经过多日准备，将这批货物在英国伦敦茶市上销售，每磅卖到800便士。
这批货物便是滇红茶。
从此滇红名震中外。
而凤庆，也因为滇红茶，成为了著名的“滇红之乡”。
02昔日辉煌的商路的消亡史
“赶起百十匹骡子，驮上百十斤驮子，翻过百十个梁子，换回百十样货子，填饱干瘪瘪的肚子，狂欢一阵子。”
如若把时间往前推30年左右，在凤庆，这样的调子起码还会有人记得。
而如今二土哥只能在一些凤庆资料里找到这样的只言片语。
这是古老的马帮之歌，在凤庆曾经传唱了数百年。
听过这样调子的老人家在世的已经不多，对很多人来说，马帮已经是个遥远的概念。
凤庆茶马古道真正的消亡是1983年。
漭街渡大桥(
当从凤庆县城通往鲁史的公路修通，跨越澜沧江的漭街渡大桥通车，这条走了数千年的古道终于回归成一条寻常道路。
古道、索桥、竹筏、骡马，这些曾经代表着凤庆印象的事物，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当然，如若说道茶马古道的消亡，其实当60多年前，凤庆县城修通了公路，制作成沱茶的临沧大叶种茶以及新崛起的滇红茶装上汽车偏离古道走出临沧时，茶马古道就已经注定了辉煌不再的宿命。
而曾经被誉为临沧“小上海”的鲁史镇，也从茶马古道重镇逐渐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鸟瞰茶马古镇鲁史
许多人并不知道，凤庆的茶马古道其实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凤庆县城出发，走进大寺乡，从德乐村到新村，跨越澜沧江过了青龙桥，走上骡马萎坡，走过金鸡村，到达鲁史镇，在鲁史镇歇脚片刻，又从犀牛渡跨越黑惠江，进入巍山县。
第二段，从凤庆县城出发，先到达营盘镇，进入镇康县，再从南伞或者孟定进入缅甸。
这两条路连为一体，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国际通道。
这里是一条官道，从中原、昆明、大理派来的凤庆官员，都要沿着这条路走进凤庆。
鲁史街景掠影
也有文献记载，这是千百年来，东南亚小国向中国中原王朝进贡的唯一道路。据鲁史镇老人描述，鲁史有个地方叫象脚井，许多年前缅甸进贡的大象走到那里，要喝水，一抬脚就踩出一口井，象脚井因而得名。
沿着这条路，官营的盐铁、民间的茶叶、赶路的脚夫汇聚一起，形成了凤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中原文化沿着茶马古道进入凤庆，西方文化则从缅甸到达这里，在这里汇聚，形成了独特的凤庆文化。
从文庙到学堂，一个个文人士子走出大山，入朝则做了文官武将，在野则做了学者名家，南蛮不毛边陲小县，因为一条路，变成了文化璀然之地。
03德乐，茶马古道的歇脚村
在德乐村，窝底塘与大坝、小草坝、鸡街子之间，有一条延绵的路。
数十年前，这条路上一度人声鼎沸。
这里是茶马古道重要一段。
茶马古道之大红路棠梨湾
如若当年当年的马帮人还活着，一定会记得，在棠梨湾煮茶谈笑的日子。
夕阳西下，炊烟袅袅，骡马在道畔吃草饮水，茶垛子放在路边。
赶马人们围坐在篝火旁，点上烟锅，谈笑风生。
他们谈的内容，大约会说顺宁府的茶叶涨了几许，此次行程能获利多少。
回望这段历史，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却又总在心底，留下淡淡的一点回忆，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茶马古道之大红路
二土哥的家乡，就在这里，挨着大红路
生在茶马古道之侧，然后与茶结缘，如同一种宿命。
德乐
德行天下，乐在其中。
当年给这个村起名字的人，一定也是满腹经纶，文采斐然的吧。
德乐村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产茶区。
而当茶马古道被遗忘的时候，德乐也逐渐被遗忘了。
二土哥家门口眺望，对面也是茶马古道经过的地方
2017年春，二土哥回到老家。
望着村里那些已经伴随茶马古道度过数百年春秋的古树茶，走在大红路上，忽然想:“为什么不做一款‘德乐’的茶出来呢?”
于是土匀农业“德乐”茶应运而生。
04茶马古道上歇脚村的好茶
2017年头春，德乐茶应运而生。
这是一次寄意、一次展望
也是对茶马古道的一次致敬
精选200年古树
制成357克茶饼
选料极其严格
总共只制成80饼
冲泡后茶汤金黄透亮
茶香扑鼻醉人
茶底嫩绿
不辜负茶马古道之名
80饼
限量发售
只为那份深藏在心里的回忆与崇敬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张库商道诞生明隆庆时偶然事件促成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再次燃起烽火。而这次登场的主角，一边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一边是北筑长城，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175公斤：《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俺答部下阿不孩复派石天爵款镇求互市，石天爵至镇（宣府镇），宣大巡抚龙大有命执之，将石磔于市。不同意互市已经没有道理，还将来请求互市的使者用酷刑杀掉，如此愚蠢的行为，自然激起双方战事的升级，蒙古族犯边掠边的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明代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城就达70余次之多，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期间，一些有远见的明朝官吏看到关闭互市带来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奏请开市。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上疏皇帝朱厚璁：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朱厚璁驳回上疏，斥责翁万达欺枉轻慢。第二年翁万达又上疏：俺答诸部求贡不遂，渐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上疏再次引起皇帝的不满。据史料统计，到嘉靖后期，犯边掠边的战事发生更加频繁，年年战事不断。
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廷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张库商道研究成史学界不容忽视课题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起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16世纪开始，渐渐地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在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做（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这种文化根脉是有据可溯的，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就是例证。
张家口堡成为茶马互市最大的受益地，前后兴盛近千年。张氏墓群以《备茶图》为代表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无论在人物着装服饰方面，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传达出很多信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反映出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这种文化现象在塞外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绵到今天，形成了如今张家口堡文化的缤纷与绚烂多彩。
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1000人，其中，有八大皇商，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如：山西静升王氏的族谱及碑文中明确记载有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一定与张家口有关。远在元代仅一批就带当地500人的队伍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自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淹没在了商海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一个武城、商城，一个由老倌车队与驼队而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边城张家口。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那柯里茶马古道入口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
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
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
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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