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禅于悟 茶于雅”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禅于悟 茶于雅”相关知识！
禅的精神在于悟，茶的精神在于雅。
悟的反面是迷，雅的反面是俗。由迷到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俗到雅也是一个持久修养的过程。
禅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养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强化当下之觉照，实现从迷到悟、从俗到雅的转化。
一念迷失，禅是禅，茶是茶;清者清，浊者浊;雅是雅，俗是俗。
一念觉悟，茶即禅，禅即茶;清化浊，浊变清;雅化俗，俗化雅。
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理论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禅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包容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将正气融入感恩中，将清气融入包容中，将和气融入分享中，将雅气融入结缘中。
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与他人关系，发挥好禅茶文化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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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根据现有的古文物及历史文献资料，早在汉唐时，这条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的古道就发挥作用了。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大地上一条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
从云南普洱茶的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到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而后再经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然后出境。
川藏道：
它是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卢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经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宋代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帝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南亚、欧洲、美洲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茶马古道是壮阔的，而对于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来说，那却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征途。西南地区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的险峻曲折，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帮成为了唯一适用的运输方式，它形成了茶马古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一条用人力和马的脚力踩踏出来的道路。
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们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道路，成为了大西南地区的联系纽带。这些马帮曾经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成为了后来的的城镇。今天的丽江古城就是迄今为止茶马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默默地沉寂于无声。然而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一条可以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这是宋代流行的谚语。出自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梁录》。
点茶，即品茶，重味觉之美；焚香，重嗅觉之美；挂画，重视觉之美；插花，重视觉、触觉之美；这四般闲事，是宋代文人所推崇的美学艺术生活原则，并称“生活四艺”。对这“生活四艺”，文人主张“不宜戾家”。所谓“戾家”，相对于行家里手，泛指业余爱好者。而“四般闲事，不宜戾家”，意指“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作为一种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修养，不适合委托别人打理的。只有文人们自己亲力亲为，才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风雅韵味。
有趣的是，挂画，最早是以“品茶挂画”方式出现的。唐代饮茶之风，大行朝野民间。被誉为唐代茶圣的陆羽，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为使《茶经》全书一目了然，陆羽教人用素绢写出《十之图》悬挂，把有关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制茶方法、煮茶方法、饮茶方法等内容分别写出来，张挂在座位旁边，这样随时都可以看在眼里了。陆羽的《十之图》只是张挂与饮茶知识相关的书法作品图，是饮茶挂画的前身，而饮茶挂画的流行则是从宋代茶肆里开始的，引起这一潮流的是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宋代诗人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赵匡胤将后蜀宫中画图赐于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东门外的茶肆，认为把图画挂在茶肆能与民众一起观赏。
宋太祖赐茶肆画图，这可是绝好的名人广告效应，茶肆自然不遗余力地大肆渲染，借张挂皇帝所赐画图来招揽顾客。于是，茶馆张挂名人字画之习俗开始流行。宋人耐得翁在《都城记胜》就记述了南宋京城临安茶馆的挂画：“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这说明，当时不仅茶肆张挂字画招揽顾客装点门面，就连酒肆药铺等也效仿挂画风潮。
茶肆酒肆商铺等挂画，既可招揽生意，又可营造休闲情趣，深得文人雅士的赞赏，并写过不少诗词赞美此饮茶挂画的雅兴。比如，宋代诗人文同说“惟于试茶并看画”。在文人的推崇下，民间对挂画风潮，当然也“人竞趋之”。随之还出现了专门为高门大院提供服务的挂画之人“涉儿”（手作人），以及挂画机构“排办局”。不过，文人雅士品茶挂画，大体是用不着“手作人”，他们本身就是琴棋书画皆通者。
比之唐代纯粹悬挂与饮茶知识相关的书法作品图，宋代的挂画，不仅有书法，还有画作的滚动卷轴，而且不同的挂画，配搭也不尽相同，还要随季节配画悬挂，比如说，春夏，悬挂层峦耸翠的山水；秋冬，悬挂别有情趣的红炉萦窗素月，等等。由此可见，挂画如何挂、什么场景挂什么画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说“不宜戾家”，就算有时候自己无法亲力亲为，但对于宋代文人雅士来说，他们至少也会培养一个熟练的仆人来专门负责挂画。
宋代文人士大夫推崇清远淡泊的审美心态，而在庭院厅堂挂画，一方面方便主客欣赏，一方面也直接表达了屋主人恬淡静远的审美理想和文人情怀。诚如北宋画家郭熙所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不用走出屋外，山水本意已全部了然在心。而挂画恰好提供了这么一种恬淡静远的意境。所以，沿袭至今，在客厅卧室挂画依然是一种永不落幕的潮流风气。
“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风靡一时的斗茶
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被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景。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位，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如果所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也因而很快流布全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不但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茶录》上篇《点茶》的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茶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而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学者扬之水发现，斗气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当。
四大闲事之点茶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家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而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爎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之雅韵”。可在沈冬梅看来，诗词之中的典故多有滞后的现象，古人惯用原来的意象和典故，描写业已发生变化的所指，仅凭煎烹等字眼难以判断实际饮茶方式。此外，当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后，社会已然形成好茶当用点茶法的观念，很难说传统的煎茶法更为清雅。
无论如何，让仆人携带点茶所需用具的差燎担子，已成为宋代上层士大夫外出游玩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春游晚归图》，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画面右上方一座高柳掩映的城楼，对着城楼的林荫大道入口处是两道拒马杈子。大路上骑马的主人一副达官贵人的装扮，二名仆从作为前导，一人牵马，另外两名则在马侧扶镫，马后一众仆从负大帽、捧笏袋，肩茶床，扛交椅。又有一名仆从手提编笼，编笼中的东西为“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最后一个荷担者，担子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爎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显然，爎炉汤瓶，再加上其他用具，正是点茶必需的一套器物。
另一方面，点茶也逐渐成为文人家居之中不可缺失的生活享受。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只是，这套为宋人习用数百年的末茶茶艺，在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正式消亡，除流传日本发展为其极具特色的抹茶茶道之外，在国内仅成为少数文人玩习的雅事。沈冬梅将其消亡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与自然物性相违；高制造成本阻碍普及；掺假制假影响上品抹茶的品质和声誉；点茶茶艺的泛化。从茶艺本身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宋人独一无二地认为榨尽茶叶汁液才能保持好的茶色与茶味，其背后精雕细琢的美学、不计成本的享受不难想象。然而，正如明人田艺蘅所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此后，散茶的时代来了。
原标题：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
散茶技术的发展、流行与明太祖罢黜团茶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称帝前的所接触的基本是流行与社会底层的散茶。因此他对散茶有着天然的亲近。再者朱元璋秉性简朴，皇帝的喜好往往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风尚，散茶由此成为汉族的饮茶主流。而团饼茶这退出了汉族的饮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这固有的地位，这一格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经大胆指责唐宋时煎茶多用姜盐等调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坏了茶水的清甘。田艺衡在书中嘉誉茶芽“盖天真自胜耳!”据他辨悉：“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佳。”由于制茶工艺的简化，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推动了茶业的发展，饮茶者增多，饮茶之风迅速普及。“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张岱《陶庵梦忆》)茶室、茶馆、茶铺出现于市井街巷，从前只能由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等有闲阶层所专享的茗趣，很快地传向民间，传向庶士、平民，“飞入寻常百姓家”。
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崇安县也开始出现了茶铺。明代擅长于写散曲并有“乐王”之称的文人陈铎，曾在散曲《茶铺》中写道：“武夷和雨采春丛，嫩叶蒙茸，佳名千古重。卢仝曾称颂，七碗自清风……”人们不难想象，当年陈铎就在山间的茶铺里，一边偕友品尝武夷佳茗，一边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毕，新曲一首即随韵而发。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艺术随之进步，贵人文士弃旧迎新，崇尚品饮真味;庶民农人则对旧饮团茶加以改进，雅俗共赏，新旧并存。例如宋、元时饮团茶的基本方式则传入民间，并进一步演化普及成为独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刘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关于擂茶记述颇详：“擂茶，茶芽用汤浸软，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极细，入川椒末、酥、盐、油饼，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汤。”至今武夷山区还流传着擂茶的习俗，保留了唐、宋饮团茶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民俗价值。
朱元璋的推广，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朱元璋改革后人们更加喜欢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从而推动茶艺茶道的发展。
散茶突出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饮茶的情趣，推动了品茗艺术的发展明代品茗艺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使品茗不仅仅只是文人、权贵们所独享的雅事，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茶的历史
茶，是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与宋代。
中国茶融合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1、发于神农
相传，神农氏有一次，先后尝了72种毒草，五脏若焚，四肢麻木，便躺在一棵树下休息。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掉下一片树叶落入口中，清香甜醇，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便将树上嫩叶采下再尝，咀嚼后毒气顿时退去，全身舒适轻松。
神农后来多次品茗，反复检查，于是他认定此树种为治病良药，并称“茶”。从此“茶”就在世间代代相传。
2、闻于鲁周公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著乎尚书······丹、漆、茶、眯······皆为贡品”。这说明在三千多年前，茶已作为贡品为世人所知。
3、兴于唐朝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这是唐代诗人卢仝所做的《七碗茶诗》，描述的正是唐朝饮茶的生活。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皇家重视茶业，佛教崇茶，文人写茶，为饮茶的风尚形成奠定了基础，留下的茶诗便有数百首。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提倡饮茶，认为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由此，茶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4、盛于宋代
宋代是饮茶的鼎盛时期，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嗜茶成风。宋朝成为饮茶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除了技艺高超的“斗茶”、“分茶”，此外还有民间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民间的茶肆也是十分盛行。当时的都城临安，买茶的更是络绎不绝，往来如织。
5、明清的继续发展
明朝时期，品茶方式逐渐趋于简化，采用散茶代替饼茶，由于制茶技术的改进，各个茶区的种类日渐繁多。
黑茶，红茶，乌龙茶等，还出现了功夫小种，紫毫，白毫，兰香等名优茶品，极大的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较大提升，出现的名茶约有40种，如：武夷岩茶、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新安松罗、云南普洱、闽红工夫茶、祁门红茶、六安瓜片、紫阳毛尖、天尖、庐山云雾、闽北水仙等。
各种新的饮茶器具不断涌现，除了生产传统的青花、素三彩、釉里红、斗彩等瓷器外，还新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
除陶、瓷、金属茶具外，竹、木、牙、角等各种材质在茶具上的运用也是清代茶具异彩纷呈的特点。
盖碗是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
象牙制作的茶则、翻簧的茶壶桶、黄花梨茶壶桶、银胎錾珐琅茶盏、铜胎画珐琅提梁壶等等，把清代茶具演绎得更加多姿多彩。
饮茶主体从文人逐渐到平民，茶馆的普及让茶馆发展迅速，据记载，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40多家。茶文化从此深入市井，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的伦常礼仪结合起来，结合成一种高尚的名族情操。
1、茶禅：清真一味悟玄机
酒气醉诗情，茶香催禅心。茶叶的清淡之性与禅林的疏朗之风有相近之处。《五灯会元》卷九说有一僧人间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禅师答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至少可以从生理学上得到解释：佛教僧侣重视坐禅修定，长时间的正襟危坐，可使人昏沉疲倦，四肢麻木。为了调济精神、补充营养，又不致违犯戒条，茶水自然成为僧侣们最合适的饮料。
僧侣饮茶之风可上溯到东晋时期，《晋书艺术传》载，后赵昭德寺的道开禅师昼夜不卧，除日服数枚药丸外，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叶与果汁、香料配合制成的饮料，相当于如今的天然营养液。禅茶之风到唐朝尤盛，陆羽《茶经》中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禅林中。而僧人之间交往酬答，也大抵清茶一杯，参玄论道。所谓青云名士时相访，茶煮西峰瀑布冰(贯休《题兰江言上人院》诗)，可视为茶道的雏形。唐代的著名诗僧皎然不仅诗文垂史，而且也是烹茶高手，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云：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饮茶在禅林中成为固定的制度，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当时禅寺皆设有茶堂，并有茶头专管烧茶;寺中按时击茶鼓召集僧众饮茶。出家人最讲究慈悲与施舍，乐善好施，广结善缘，所以他们常以上等茶供佛，中等茶待客，而僧人自己却只饮些下等土茶。在农禅思想指导下，僧侣住往因地制宜，种植茶树与五谷，以自食其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大禅师也亲自参与。如《宗门葛藤集》就记述了沩山和仰山两位高僧一边摘茶、一边即兴酬答的佳话。
但茶禅的主要功能在于养生。《神农本草经》认为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惰、轻身明目;宋代学者钱易的《南部新书》记：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东都有一僧人年120岁，唐宣宗李忱甚感奇怪，问僧人服什么药而能长寿。其僧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代的日本僧人荣西从中国引进了禅寺的饮茶方法，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是饮茶养生学的第一部专著，另一位日僧珠光访华时，就学于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克勤禅师特意作书相赠，书曰：茶禅一味。
2、茶心：灵犀一点通万象
茶本是无情物，却因了饮者的学养、操守与品位而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因物赋情，传情见色，便是茶道艺术的真谛。古代有一首《茶诗》云：虽是草木中人(寓茶字)，乐为大众献身。不惜赴汤蹈火，欲振万民精神。即把自然界的普通植物升华出一种志存高远的哲学境界，实现了由实用到审美的精神嬗变。如日本茶道鼻祖绍鸥说：放茶具的手，要有和爱人别离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茶道中称为残心、茶心，即品茶时一个简单的动作、表情也需具备深沉的思绪与情感，渐渐地生发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味道，抵达一种形而上的境界，方算是懂茶的人。茶道唯情，禅道唯心，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相对于禅宗的戒、定、慧、缘而确立了茶道的敬、和、清、寂四大要旨，在出世的精神中融铸着高尚而通脱的世俗道德处世恭敬、为人平和、品质清洁、身心静寂。这种修身养性的境界与传统的儒、道、释的宗教价值观殊途同归。
以茶心观照世相，由茶情推及人情，是一种才情与智慧的表现。茶褐园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李觏《送黄承伯》诗)，洋溢着超拔的才情;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苏轼《汲江煎茶》诗)，蕴藉着深邃的哲理。因此有人断言：酒是诗，而茶近乎哲学不置一词而心有灵犀，空杯在握却如揽兵戈风云。如《景德传灯录》载，僧侣问雪峰义存禅师：古人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未审将甚么对?禅师答曰：吃茶去。又有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禅师干脆举起茶盏，以无言作答，此举灵犀一点，化通万象，是心灵深处的谐振，非常规可以理喻。试想：于风雨飘摇的午后，坐在古老的瓦屋纸窗下，升一盏红泥小炉，温茶在握，悠然自得地听着梧桐滴雨的天籁，这大概就是赵州茶熟人人醉，卧听空林木叶飞的那种美妙境界罢?
3、茶史：以茶会友达四海
一部茶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缩影。文道寓于茶道，茶风载以国风，自古及今概莫能外。我国茶史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茶风源于蜀地，起初作为药用，唐代开始人工栽培，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茶叶种植、品类、采制与饮用的专著《茶经》，后来又被译成多种文字远播异域，作者陆羽也被后世誉为茶圣。公元五世纪，茶叶开始传入国外，据考证，英语中Tea一词即来自福建话茶的变音;东非产茶大国肯尼亚的斯瓦希利语中的Chai(茶叶)一词则是广东话茶的变音。肯尼亚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优美的典故：传说古代中国有一位皇帝出巡，中途休息时在树旁喝水，突然一阵疾风把两片树叶吹落杯中;皇帝没有觉察而继续举饮，顿觉味道芳香甘醇，目清神爽，遂引起了注意，并由此发现了茶树与茶叶的妙用。这种野生茶树直到90年代初期还在云南思茅地区发现了7万亩，其中位于澜沧拉枯自治县的一棵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茶树。
茶文化在宗教发展史上也留下许多佳话。如唐代的日本高僧最澄、空海两位禅师访华留学，回国时带回了中国的茶种和茶具，在寺院栽植茶树;宋代日僧荣西从中国引进了禅寺的饮茶方法，并创作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可以视为日本茶道的经典。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我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一起，作为世界茶叶生产、出口大国而雄踞世界茶叶市场;中国的绿茶素以香高味醇、形美耐冲而著称于世，产量高、品种多，每年的出口量占国际市场绿茶贸易量的70%以上。所谓以茶会友通四海，茶文化的勃兴亦带来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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