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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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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的茶区在不断扩大，种植、采制、烹茶技艺等日趋精湛。茶业重心开始南移，建茶（广义的武夷茶区）崛起，贡茶院南迁至福建建安北苑，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建安北苑出产的龙凤茶名冠天下，这种模压成龙形或凤形的专用贡茶又称龙团风饼。
宋代市井问茶馆林立，饮茶方法在唐代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盛行典雅精致的点茶法。点茶法和唐代烹茶法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再将筛过的茶末放到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添加开水，边添加边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宋代茶人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点茶不添加食盐，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南宋末期，日本僧人南浦昭明到我国求学取经，首次将中国的点茶法传到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后经日本茶道创始人千利休改造而成日本茶道。现在El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
宋代风行评比调茶技术和茶质优劣的斗茶，也称茗战。斗茶时采用点茶法。斗茶实际上就是茶艺比赛，通常是三五知己聚在一起，煎水点茶，互相评审，看谁的点茶技艺更高明。决定胜负的因素有二：一是汤色，二是汤花，最后综合评定味、香、色。汤呈乳白色，汤面泛“汤花”能较长时间凝住杯盏内壁不动，这样才算点泡出一杯好茶。点茶追求茶的真香、本味，并十分注重点茶动作的优美协调。斗茶时所使用的茶盏是黑色的，它更容易衬托出茶汤的白色，茶盏上是否附有水痕也更容易看出来。因此，当时福建建安生产的黑釉茶盏最受欢迎。
宋代茶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除了茶诗词、茶题材书画外，涌现出一批有关茶的著作，如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
茶道因何兴于大唐
当我们为唐代文化人创造了茶道这一崭新的文化形式所深为感动时，不禁要问，他们为何选择了茶道?抑或茶道首先选择了他们?
无论是唐代文献还是茶文化史都表明，开元到大历(712-780年)是茶道发展的重要阶段。可以说，茶道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与大唐兴盛有直接关系，这是和唐文化的宏观风貌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地域之间和各门类之间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统治，唐代文人士大夫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清新的空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充分展现了它的文明性、优越成分。贞观之治、武周新政和开元盛世使其达到极致、充分显示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充满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赞美肯定，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极度张扬和对平凡生活的诗意超越、汇纳四海的宏伟气魄、处盛世而发危言的精神成为唐代文化人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陆羽等创立了茶道这一新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表达情怀、阐扬思想、体悟生命意义、张扬个性特点的活动方式，表现出吸纳儒、释、道三教之相近相同之处为一体的高度智慧，以极为高雅而又十分朴素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精神境界，以可观形式反映了抽象思想，以简朴的细节涵盖了丰富内容，使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形象化、物象化。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文人对宇宙旋律与和谐精神的深切把握。茶道，使中国文化人真正领悟诗情画意的生活，茶道使他们诗意地生活着。
茶道，反映了文化士大夫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艺术情调。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挺拔高度，展示了中国人那时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杰出成就。正因如此，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很长时间内，是文人茶道的黄金时代。
隋唐时期社会逐渐走向繁荣，百业俱兴，起源于三国时期的茶宴、茶会等多种形式的饮茶活动也开始流行，茶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诗仙酒仙李白也是位品茗仙客，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诗中云：“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著名茶家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茶饮的神妙：“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近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朝是茶饮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业著作，这就是茶圣陆羽的《茶经》。该书成书于公元758年左右，书中对茶的起源、名称、品质、种植、栽培、加工制作、品茶用具、水质、饮茶习俗等有关茶艺的知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总结，至此茶学成为了一门专门的技艺和科学，这对全世界茶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书中陆羽还特别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
在唐朝还开始了一项科学创举，将单纯的茶与其它药用原料结合应用，这无疑扩大了茶饮的使用范围，也增强了茶饮的医疗保健功能，因此唐朝又被称为是药茶的萌芽时期。唐代著名医药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详述了药茶的制作、饮用和适应症，开创了药茶制作的先河。唐朝对纯茶叶饮料的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加深入，医家陈藏器精辟地总结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茶能“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肯定地说：茶“令人有力、悦志。”孙氏的弟子孟诜是我国第一位食疗专家，他在其所著的《食疗本草》中介绍了茶能治“腰痛难转”、“热毒下痢”。大诗人白居易深有感受地讲到：“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大书法家颜真卿则赞扬茶饮“流华净肌骨”。
在唐朝我国的茶饮开始向日本、印尼、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等国家传播，推动了中外文化和科技的交流。
美丽的传说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他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
神农氏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处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的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这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
来自巴蜀的最初记载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晋常璩着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这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长江流域的文物明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与茶相关的古代文物，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观点提供了明证。
近年来在浙江省上虞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中，有壶、盏、杯、碗等器具，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器物当属世界上最早的茶具。这说明东汉时期饮茶已渐渐普遍。湖北省江陵县的西汉古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些作为陪葬品的茶叶;湖南省的长沙马王堆中也曾出土过一只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这被考古学家推定为是人们用来贮存茶叶的器具。这表明在距今2000年前，南方王族已开始烹煮饮茶。
饮茶风气兴于南方我国何时开始流行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只在南朝风行，北朝尚未以之为怪也，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fn着《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q《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jiǎ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茶字的由来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茶叶原产地溯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风靡一时的斗茶
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被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景。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位，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如果所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也因而很快流布全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不但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茶录》上篇《点茶》的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茶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而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学者扬之水发现，斗气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当。
四大闲事之点茶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家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而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爎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之雅韵”。可在沈冬梅看来，诗词之中的典故多有滞后的现象，古人惯用原来的意象和典故，描写业已发生变化的所指，仅凭煎烹等字眼难以判断实际饮茶方式。此外，当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后，社会已然形成好茶当用点茶法的观念，很难说传统的煎茶法更为清雅。
无论如何，让仆人携带点茶所需用具的差燎担子，已成为宋代上层士大夫外出游玩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春游晚归图》，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画面右上方一座高柳掩映的城楼，对着城楼的林荫大道入口处是两道拒马杈子。大路上骑马的主人一副达官贵人的装扮，二名仆从作为前导，一人牵马，另外两名则在马侧扶镫，马后一众仆从负大帽、捧笏袋，肩茶床，扛交椅。又有一名仆从手提编笼，编笼中的东西为“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最后一个荷担者，担子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爎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显然，爎炉汤瓶，再加上其他用具，正是点茶必需的一套器物。
另一方面，点茶也逐渐成为文人家居之中不可缺失的生活享受。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只是，这套为宋人习用数百年的末茶茶艺，在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正式消亡，除流传日本发展为其极具特色的抹茶茶道之外，在国内仅成为少数文人玩习的雅事。沈冬梅将其消亡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与自然物性相违；高制造成本阻碍普及；掺假制假影响上品抹茶的品质和声誉；点茶茶艺的泛化。从茶艺本身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宋人独一无二地认为榨尽茶叶汁液才能保持好的茶色与茶味，其背后精雕细琢的美学、不计成本的享受不难想象。然而，正如明人田艺蘅所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此后，散茶的时代来了。
原标题：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
1.唐代茶叶的产地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
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 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 州；
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2.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
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现据《膳夫经手录》的记载，将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的情况，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间茶叶产销
《膳夫经手录》中，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这些情况，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厅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但是，如《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包额甚多”，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具体来说，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就尤有巨大发展。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白居易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对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诗句，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这里虽未明确指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一点，也一正好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说法相一致。对于《琵琶行》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上述情况，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唐代时如此兴盛，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和上面《膳夫经手录》所说的“百倍于蜀茶”的性质一样，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这一点，从刘津《举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多少也可得到一点证明。其载：“大和中，以举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贸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乎、千越，悉出厥利，总而完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这条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隶彼四邑”；茶货和税利，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看了上述资料，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茶经》“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那么，通过上面所说的在茶叶贸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
如果再深造一步，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02年）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门澳记》的内容来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侍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陆羽《茶经》将其列入浙西茶区。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带产茶虽多，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荆汉。应该承认，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细，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从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关于茶业中心的东移，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唐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吟：“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贡到，还是唐代中期开始的。其实在湖州设立贡焙，并非湖州贡茶之始，据嘉泰《吴兴志》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设立贡焙，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是李栖筠接受陆羽“可荐于上”的建议，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义兴“岁造数多”，始设焙顾渚，“命长兴均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宜兴、长兴的贡茶，到贞元以后，单长兴一地，每年来造就要“投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应该指出，贡茶正如袁高《茶山》诗句所形容的：“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心争造化功”，“所献愈艰勤”，从茶农山民来说，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但另一方面，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换言之，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有的已提到了。总起来说，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那么，反过来，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我国南方产茶，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因此，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那样，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津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这里不妨举几首唐诗为例：
杜牧有一首《八条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吟道：“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棋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是顾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请求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顾清山区，还有如释皎然《顾诸行寄裴方舟》“芜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诗句中提到的“尧市”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以上讲的是菜区收购茶叶的情况，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也可用许浑《送人归吴兴》中的这样几句诗来反映：“绿水体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慢，夜栅集茶槁。”所谓“茶槁”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这里的“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其后二句，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此外，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中不难看到，这个江口城市，本是军镇所在，唐朝茶叶生产、运输兴盛起来后，茶樯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荣了起来。通过上面几例，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
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还可从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所谓“江贼”，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这些江贼，都是一些私茶贩子，他们把抢得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各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杜牧接着说：“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雅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豪、毫、徐、泅、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当然，这些江赋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不过，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大力发展种茶以后，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泅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其实它和江东一样，并未转运，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可能由来已久，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最早还是始于唐。据《唐国史补》载，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新门者，此昌明者，此着湖者。”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这一点，也如《封氏闻见记》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见，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世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接，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莲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怨，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昙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案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发志》记载，裴体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块》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廙《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条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李疵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在《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方之注，据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待：“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窑和越窑。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地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茶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4.唐代茶业发展的主在原因
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六朝以前，我国饮茶还很不普遍，《膳夫经手录》称，“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那么，为什么茶业是在开元天宝以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直接相联系的。
讲到唐朝的强盛，会很自然地会想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在富国强兵、扩大版图、巩固统治等许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为新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繁荣富强的顶点，还是在开元、天宝期间。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前期，还是一个有抱负和创业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应张九龄等一批有才干的贤能，扫除积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来的上升景象，最后织成“开元全盛”的画面。诗人杜甫在《忆昔》这首诗中，对开元盛况有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然，这私人仓廪，只是地主的仓廪，但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无疑是其社会经济最为殷实的一个时期。茶叶是社会消费品，茶叶的消费，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饮茶的普及，就与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活动有关。禅教在南北朝时，流传到我国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阳，但禅教和饮茶在其时都没有多大发展。所以，开元时北方禅教和饮茶的兴起，决不是与社会经济无关的一种孤立发展。
另外，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南北朝禅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没有发展，与经济固然有重要关系，但其时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无影响。隋朝修凿的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虽然只是为杨广巡游扬州和江南开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中，对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文化，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从交通的角度来说，要是没有大运河这条水路国道，就不可能有开元那样鼎盛的局面；纵然有开元那样的盛世和禅教的风起，假如没有运河国道，运输茶叶受到限制，北方禅教和茶业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风行起来。
第二，陆羽的倡导。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这是对陆羽一生在茶业上的贡献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评价。茶的发现和饮用，古已有之，非陆羽之功；但是唐代茶业的兴盛，则确实是与陆羽的倡导分不开的。陆羽对茶业的倡导，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经》的影响上。《茶经》一书，包括陆羽这个茶学专家的形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也就是说，“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但是，反过来，陆羽《茶经》的提倡，又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这一点，《新唐书·陆羽传》说得很贴切。“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中关于茶的历史、制茶饮茶的方法、器具，不是从陆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们总结、提高得更加完备，自此“天下益知饮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样“益知”呢？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中称：“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复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也即是说，陆羽及其《茶经》的功德，影响非常深远，实际触及了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唐代茶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与唐代佛教、道教兴盛的关联上。我国佛、道二教，自汉朝起，经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也达到了极其兴盛的阶段。如武则天时、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时在长安造的“明堂”，高达294尺。后来又造了一个“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还要高大。武则天很迷信，她甚至颁令天下，在全国断屠、禁渔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仅产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经济，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脱离劳动的僧道队伍。唐朝憎道不仅成为茶的主要消费者，也成为茶道、茶艺的重要倡导者。佛教讲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主张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祷，以求长寿多福，或修炼成仙。所以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养祈祷活动，都有赖于茶，有茶则舒，因此，茶叶不仅为众多僧道所好，也广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鹤《题德玄上人院》诗：“刳得心来忙处闹，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禅，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闻见记》所记，开元时，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由自人怀挟，到处煮饮，相效成俗，不但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凡提及茶事的诗词，僧道写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特别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种茶较多、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说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寿还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荆州玉泉寺所种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专院和增徒道众，不单是嗜茶的一批茶叶鼓吹者，也是茶艺、茶道的一些实践家和创造者。
其四，这时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约经历过这年几次冷暖交替过程；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1000年，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都有竹类分布，安阳殷墟还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骨。第一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850年，约当西周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这一时期汉水曾两次结冰。第二温暖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据《诗经》和《史记》等文献记载，梅、竹、橘、漆等亚热带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个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约当东汉至南北朝这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尤以3世纪后半期的气温更低，其时每年阴历四月还常降霜。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约当我国隋唐五代时期。8世纪初，梅树种于长安，公元751年，长安种的柑桔结果。第三个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当我国两宋阶段。这一时期，太湖曾给冰，厚可行车，洞庭东西山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每年的终雪日一般都要推迟至暮春。当然，这是我国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这每个温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规律的冷暖变化。
通过上述历史气候的回顾，可对唐以前我国茶业发轫虽早，但发展缓慢，而至唐朝一下子兴旺起来的自然原因，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明白了这点，对唐朝贡焙为什么设在较北的江浙宜兴和长兴，在唐代那样的技术条件下，栽培茶树的北限，何以能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业的发展，除掉众多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天时”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神农时代，茶已开始进入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这是我国唐代茶圣陆羽在其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中，发表的关于茶饮起源的权威观点。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首次讲述了茶饮起源的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相传神农氏为寻找药物给老百姓治病，在他亲自试尝多种天然植物的实验中，曾经服用过有毒性的中药，出现了中毒症状，而都被茶叶奇迹般地解毒缓解了。这个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茶的起源，它也是中医药传奇式起源的最早记录。茶和天然药物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是中华民族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中获得的最伟大也最具创造性的科学发现。
《神农本草经》认为：“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用茶治便脓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国魏时张揖在《广雅》中最早记载了药用茶方和烹茶方法：“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汤沃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神医华伦在《食论》中讲述了：“苦茶，久食益意思”的道理。自从人们认识到茶饮的医疗保健作用后，就一直将其视为珍贵之物，把它作为祭品、贡品、礼品以供神事、皇室、社交活动之用。以后人们又将野生的茶移植，进行人工栽培。在周代就已有专管茶叶事务的官员，茶在当时的饮料酒、浆、醴、湆中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之事。”我国古巴蜀是最早种茶和传播饮茶技艺的地区。在西汉时期饮茶之风始兴，主要还是宫廷及官宦之家的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
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
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著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著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
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
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
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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