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益茶业：微斯人，尔与谁归？

勐海论茶

但就目前来说，中国普洱茶行业最需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整个行业的自觉、自律、团结一致，以及整个产业的成长与复苏。这仅靠大益一家在坚持显然是不行的。中国普洱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诚信、品质需要所有企业一起来承担。因此，大益在“中华爱茶日”倡议中提出：“以‘爱茶日’为契机，通过凝聚茶人茶界的力量，共同为中国茶的未来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这是倡议成立“中华爱茶日”的初衷，也是茶文化传播者大益的心愿。

但愿大益这位坚毅的行者，将不再孤独。

cy316.com延伸阅读

勐海大益8582 “ 紫天”

大益8582唛号青饼属于一款传统青饼，1985年第一次面世，是香港南天公司定制的茶品，连年专供香港南天公司经销，采用5-10级粗壮新老茶菁拼配，滋味醇浓，回甘生津，茶气足，日后转化快，一面市就深受港台茶商和茶客的喜爱，成为继7542后勐海茶厂另一款普及面极大的传统青饼。

与之配对的熟茶是8592，属于甜香性茶品。大家在品尝8582的味道的同时，不仅要对香港南天公司产生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为何要定制，为何选择8582的唛号等等，这些问题我转述普洱茶界的泰斗“邹家驹”老先生的故事，再现当年的场景，了解8582的来由。

据邹家驹先生讲述：“香港南天公司老总周琮先生祖籍云南腾冲，父亲周禾书早年到缅甸从事宝石生意，任云南旅缅同乡会会长、《新仰光报》编辑等职，是云南人在缅甸的侨领。周老先生思想进步，一直同云南地下党保持往来。在楚图南的支持下，中华职教社负责人孙起孟发起组织“九老会”的定期集会，与各界人士切磋时政，楚图南借此宣传中国**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九老会”其实不止九人，除孙、楚外，还有李公朴、冯素陶、周新民、杨春洲、刘达夫、艾志诚、郑一斋、周禾书、张天放等人。

1948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后即利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张天放、陈复光和周禾书等人与早期同盟会会员杨杰经常出席演讲的“星五聚餐会”和“丙戍聚餐会”联系和呼应，并争取到周钟岳、李根源和社会贤达苏鸿纲、秦光第、杨克成等人的支持。以缪云台为名誉会长、马筱春任会长的聚餐会经常讨论时事，对李、闻被刺表示义愤。

尤其是1949年秘密提供胶鞋、大道生土布等物资支援边纵余卫民部。在昆明保卫战中，马筱春与杨青田、吴少默等取得联系，组织居民联防，并以物资和现金支援驻守南郊的云南保安团，全力抗击国民党26军对昆明城区的进攻。1948年，周禾书为民盟携带文件，被缅甸当局逮捕下狱，关押1年。

1950年6月，中缅建交，周禾书被释放出狱。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周禾书积极组织侨胞欢迎。1957年，周禾书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扩大会议。他还应缅甸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缅甸庆祝独立日的国宴。“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禾书受到无端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患半瘫痪症，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拄杖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

周琮先生开始在云南旅港巨商伍集成先生处做事，随后自己开了南天贸易公司。三年困难时期，周琮先生孝敬老人的办法，只能是邮寄一些猪油或汇点钱进来。那时，什么东西都凭票限量供应，从肉食、棉布、肥皂、豆腐皮到茶叶。海外汇款，收款人会同时得到一些极有价值的“侨汇卷”，可替代所有的票证购买紧缺商品。泰国北部山区生活着许多云南人，云南代代相传的种茶习惯自然发展过去。

文革造成混乱，中国香港地区茶叶供应不足，周先生做宝石业务的同时也做起了普洱茶生意，在泰北茶区亲自组织生产人工发酵普洱茶。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人士对祖国的政策不了解，不敢进来、特别是不敢到云南这种许多地方尚未对外开放的地方做事。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增益找周禾书老先生谈话，让他动员儿子回来。

70年代后期，周琮先生回昆明看老父亲，同时了解云南方面的环境情况。省统战部杨一堂部长幼时与周琮同窗，他多次说服周琮先生回云南做点事。1979年到1980年间，周先生提出来长住一段时间协助云南改进人工发酵普洱茶品质。周先生年轻时离开家乡，长期在海外低海拔地区生活，回云南已不适应高原气压。记得他有几次血压不稳定，肺上也有出现了一点问题，还住了医院。最长的一次，他在云南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间走动，出主意，交流经验技术。

1984年，国务院文件通知放开国内茶叶市场。虽然茶叶出口仍然没有放开，但亦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到传统的香港茶叶经销体系。南天贸易公司经营云南普洱茶，同原来的经销商产生了矛盾。计划经济安排的茶号，在多年的经营运行中有了较为固定的分配模式，哪几家经销商做哪几个茶号，一般不轻易变动。初期，公司将个别老茶号的部分货单拨给南天公司经营，同港九茶叶商会的经销商发生了矛盾，有关联的经销商纷纷到香港德信行告状。为避免冲突，公司安排出口科老业务员黄又新具体落实新增茶号工作。周琮先生专门从市面上买回一批老茶饼，逐块分析制作上的优缺点，学习和总结经验。

1985年12月3日，黄又新从勐海茶厂出差回来，汇报了周先生对七子饼茶新号的想法。主要内容是调整配料比例，增加粗大原料和茶饼的疏松透气性，以加速自然陈化发酵。长期以来，云南收购晒青毛茶的标准分五个等十个级，即一等一、二级，二等三、四级，三等五、六级，四等七、八级，五等九、十级。

邹家驹先生正担任经理，征求审检科王星银科长和出口科临时负责人陈宝航的意见后，确定生饼编号8582，青毛茶拼配比例为：三等五级10%，三等六级20%，四等七级20%，四等八级20%，五等九级20%，五等十级10%。

“在实际市场运作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七子饼茶分生饼和熟饼，但外包装纸没有区别，没有茶号，只在运输包装里塞一张纸，标明品种茶号。举例来说，如7452和7572，零售时要打开包装纸才能认出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云南各茶厂并没有像现在一样，以包装的纸张和印刷字样来区别茶号和品质。货进到省公司仓库，仓管员在竹篓上挂一张纸条，填写上茶号数量。因仓库管理简单，时有发错货品的情况发生。香港地区是云南普洱茶的传统消费市场，茶客对原料比例变化极其敏感。

8582和8592在零售过程中如不慎混为其他茶号出售，会影响南天贸易公司的信誉。南天公司的邱敏小姐打来几次电话讨论解决办法。周琮先生专门回昆明一趟，商订好在包装纸上加盖一个“天”字。编制新号和加盖区别文字，在当时是极其特殊的。特别是包装纸上的“天”字，更是绝无仅有。使用新增的8582和8592茶号后，南天贸易公司同港九茶叶商会其他经销商的矛盾缓和下来。

1987年港九茶叶商会会员在德信行茶叶部经理彭树东先生、云港茶叶陈宝航先生组织下到昆访问并参观西双版纳茶区。一同来访的有东荣茶叶有限公司郭宏隆夫妇、汇源茶行谭松发先生、利安茶行黄建国先生、南天贸易公司周勇父子、广源茶行张乙生先生、大来公司黄子敬先生、鹤达行陈小文先生。“宋文庚经理的惟一嗜好，就是抽一口烟。周先生回云南，会顺便带一两条免税健牌香烟。那年头，大陆人吸洋烟是比较抢眼的。

1989年底，老宋退休，继任人不了解历史和业务，认为老宋吸洋烟同其对南天贸易公司的做法有关联，安排特种茶科昌金强科长发函发电，打算取消对南天公司的特殊做法。谈判崩了，周琮先生的血压也升高了。周先生个性比较强，立即去找省里有关部门反映。省外经贸厅何桐厅长和李华雄副厅长出面宴请周先生吃饭，继任人和老宋都参加了，目的是缓和一下矛盾。两位厅长在饭桌上说这件事先摆一摆，待管业务的邹副经理回来处理。周琮先生对云南人工发酵普洱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一点特殊做法也有利于云南普洱茶扩大推销，改变做法，损失远远会大于几条烟，因而坚持并确定原定对南天贸易公司的做法保持不变。

昌金强科长转过来按这个意见办，问题暂时解决了。一年以后，继任人突然召开会议，调整班子分工，后来问了班子成员陈献祥先生、汤一平先生和魏谋城先生，他们都很正直，说继任人会前找他们通过气。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调整是针对昌金强科长来的。公司的业务出现混乱情况。外经贸厅何桐厅长、李华雄副厅长和沈国文副厅长亲自到茶叶公司开会解决问题。

1992年，继任人调走了，厅里通知邹家驹先生主持工作，8582也就这样保留下来...”

“大益茶制作技艺”入选非遗名录

记者近日获悉，“大益茶制作技艺”日前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悉，在本次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大茶类代表中，“大益茶制作技艺”是唯一一个以生产企业品牌直接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项殊荣为云南普洱茶的发展历史再度书写了辉煌的一笔。

据介绍，云南勐海茶厂产制的“大益”牌普洱茶是云南传统名茶。作为普洱茶顶尖产品，其大益七子饼茶（7572、7542、7262、7592、8582、8592、7672、7562等）、勐海沱茶、普洱沱茶、普洱砖茶、女儿贡茶、宫廷普洱等，几十年来一直被业内推崇为经典普洱茶的代表，成为无数茶人竞相收藏的普洱茶珍品。

本次大益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凝聚着勐海茶厂数十年积淀的优秀技术工艺与研创智慧，也代表了大益普洱茶作为云茶经典向广大消费者提供的有力的品牌承诺与品质保证。

目前，云南勐海茶厂更加专注于现代普洱茶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力争继续创造更多的云南普洱经典，为消费者追求自然健康的更高生活品质而倾情奉献。

勐海茶厂坐落在世界茶树发源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旧称佛海）。

1938年，为振兴中华茶产业，受当时中国茶叶总公司委派，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范和钧先生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石城先生带领90多位来自中国各地的茶叶技术工作者前往热带雨林深处的勐海县筹建茶厂。在总结吸收传统普洱茶产制工艺的基础上，引入了机械制茶技术和设备。1940年，勐海茶厂（原名佛海茶厂）正式建成投产，从而揭开了中国普洱茶历史的新篇章。

经过68年的不懈努力，勐海茶厂已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大益普洱茶也因此成为茶叶行业中的著名品牌。云南七子饼茶和现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工艺的巨大成功，无不体现了勐海茶厂对普洱茶行业发展的卓越贡献。

“探秘”勐海茶厂与大益普洱茶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西部地区的勐海，是国际茶界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和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发祥地之一，是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和滇缅通关的重要驿站。勐海茶厂坐落在世界茶树发源地、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故乡美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城内。这里的勐海茶厂在现代普洱茶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为了振兴中华茶叶产业，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委派了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范和钧先生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石诚先生带领90多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茶叶技术工作者前往热带雨林深处的勐海县筹建茶厂，在总结吸收传统普洱茶产制工艺的基础上，引入了机械制茶技术和设备。

勐海茶厂于1938年筹建之际就开始推动普洱茶的生产与贸易，在随后几十年的历程中对于现代普洱茶的中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研制者之一，以及该技术的最早应用者，勐海茶厂长期来以其先进的制茶技术与工艺引领着普洱茶产业发展。作为目前绝大部分存世陈年普洱茶的制造商，勐海茶厂以其专业传承所生产的大益牌普洱茶作为一线品牌产品，长期以来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可以说，勐海茶厂的创立和发展史，就是现代普洱茶的起源和发展史。

改制后的勐海茶厂获得了多项荣誉和资格，如率先在云南省茶行业通过了食品质量安全(QS)生产许可证;成为该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大益商标被认定为云南省著名商标，该品牌普洱茶荣获农业部颁发的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是目前云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巴达、布朗山基地被列为国家级普洱茶原料标准化示范区;云南省普洱茶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在勐海茶厂等。

1940年，勐海茶厂(原名佛海茶厂)正式建成投产。1941年因日军逼近而奉命停厂转移，1951年由中国茶叶总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接管恢复经营，从而揭开了中国普洱茶历史的新篇章。

1953年12月，佛海茶厂奉云南省茶叶公司发文通知，将厂名变更为云南省茶业公司西双版纳茶厂，所生产的茶叶产品使用中茶牌商标。

70年代初期，在云南省茶业进出口公司的安排下，勐海茶厂车间领导和技术骨干考察广东发水茶工艺返回勐海后，经反复试验，使后发酵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开始了普洱茶的大批量生产，为勐海茶厂成为今日的普洱熟茶圣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6月大益牌商标申请注册成功。

1996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实行分离式改制，保留勐海茶厂，重新组建成立了勐海茶业有限公司，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一个领导班子，有勐海茶厂和勐海茶叶有限责任公司两块牌子。2004年10月25日，勐海茶厂由云南博闻投资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兼并，注册资金2634万元，2006年资产总值达5.7亿元，实现利润2亿多元，全厂共有员工1220人，其中：研究生3人、本科55人、专科37人、中专及高中生213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0人。茶厂占地面积224亩，有茶叶基地20894亩。

勐海茶厂本着以诚信求发展，质量求生存，创新求效益，客户至上，回报社会的经营理念，加大投入、改进设备、改善环境、收原料，抓扩产，改制后，共投入资金约5000万元，实施土建、技改、修缮大小工程一百余项，新建仓库近两万平米，年加工能力约八千吨。改制后，勐海茶厂共交纳各种税金7000多万元，安排当地就业人员近千人。

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勐海茶厂现已发展成为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管理规范、质量体系完善，集种植管理、原料采购、成品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中型企业。2005年11月22日勐海茶厂成为云南省首批获得食品质量安全(QS)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同年12月，勐海茶厂大益牌商标被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为云南省著名商标。企业荣获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优秀龙头企业等荣誉。

2006年10月，勐海茶厂大益牌普洱茶被农业部中国名牌农产品推进委员会评为中国名牌农产品(云南省仅此一家)。

勐海茶厂生产的茶叶花色品种近200个，尤以普洱茶品种最多，大益牌普洱茶以选料精良、加工精细、陈香显著、茶气充足、汤色红亮、口味纯正、口感爽滑、回甘绵长、经久耐泡等特点而深受消费者青睐，是广大消费者和收藏爱好者争相竞购的珍品，是云南普洱茶的第一品牌、中国的知名品牌，被业内推崇为经典普洱茶的代表和尖端产品。

大益普洱茶为普洱茶领域的旗舰产品，远销港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产品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有机(天然)食品证书，并通过欧盟国际有机认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准予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其生产的产品中，有被业内高度认可和推崇为印级普洱茶时期经典代表产品的红印及绿印圆茶，有被业界公认为评判普洱茶熟饼和生饼品质的标准产品7572(唛号)普洱饼茶和7542青饼茶，还有更多适合各种消费品饮及收藏的品种如：大益七子饼茶系列的7262、7532、7552、7582、7592、7632、7672、7692、8542、8562、8582、8592、0532、0562、0622;金针白莲系列的散茶、饼茶、砖茶;经典66系列的饼茶、砖茶、沱茶等，以及勐海沱茶、普洱沱茶、老茶头砖茶、普洱砖茶及方茶、女儿贡茶、宫廷普洱等，这些作为现代普洱茶领域的顶尖产品，也早已驰誉神州，名噪海外，成为无数茶人竞相收藏的普洱茶珍品。

2004年10月(改制前)有46个产品曾荣获国优、部优、省优产品称号，2004年10月至2006年12月共有18个产品获奖。云南七子饼茶的生产推广及现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工艺应用的巨大成功，是勐海茶厂对现代普洱茶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勐海茶厂在注重增产增效、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并建立了以服务终端消费者为主的营销管理模式，因此，其大益牌普洱茶系列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与追捧，长期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现阶段该厂的经销商除了云南以外，已遍布广东、广西、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全国大部分省市，并不断有来自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国的客商到厂商谈合作事宜。

盛誉不骄，新一代大益茶人依然本着一心只为做好茶的理念，致力于现代普洱茶的科学研究与发展，为追求自然健康的生活品质，继续创造云南普洱茶的经典，并将做出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举动。

俄罗斯人是如何饮茶的？

历史源流历史上，茶从中国经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这一过程没有西欧国家的介入，据一些史书和百科全书的记载，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是在1638年;当时，作为友好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沙皇之命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貉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4普特(约64公斤)的茶;品尝之后，沙皇即喜欢上了这种饮品，从此茶便堂尔皇之地登上皇宫宝殿，随后进入贵族家庭;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莫斯科的商人们就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的167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国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但是，从中国进口茶叶，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数量也有限;因此，茶在17、18世纪的俄罗斯成了典型的“城市奢侈饮品”，其饮用者的范围局限在上层社会的贵族、有钱人，喝茶则一度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直到18世纪末，茶叶市场才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如当时的马卡里叶夫，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到19世纪初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始盛行。

然而，事实上，有关史料证明，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的时间还要早些，是在1567年;当年到过中国的两位哥萨克首领彼得罗夫和亚雷舍夫曾经描述过一种不知名的稀奇的中国饮品，这种饮品在当时的西伯利亚东南部及中亚地区已经比较普及;但可能因为哥萨克首领的描述没有引起沙皇贵族的注意，因此，这段历史也就鲜为人知了。

茶的选择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茶习俗。从饮茶形式上来看，中国人饮茶一向是香茗一杯，细品慢饮;俄国人喝茶，则伴以大盘小碟的蛋糕、烤饼、馅饼、甜面包、饼干、糖块、果酱、蜂蜜等等“茶点”;从功能上看，中国人饮茶多为解渴、提神亦或消遣、待客;俄国人喝茶则常常为三餐外的垫补或往往就替代了三餐中之一餐;当然，喝茶之际谈天说地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人把饮茶当成一种交际方式，饮茶之际达到一种最好的沟通效果，而独自饮茶则可以给自己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进行一种“我”与“我”的交流。

从饮茶的品种来看，中国人喜喝绿茶，俄罗斯人则酷爱红茶，有趣的是红茶在俄语是“чёрныйчай”，直译为"黑茶";之所以称之为“黑茶”，似乎有合乎逻辑的道理：一来红茶在没泡入水中时呈黑色，二来俄罗斯人喜喝酽茶，浓浓的酽红茶也呈黑色;从饮茶的味道看，俄国人更喜欢喝甜茶，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片，有时也加牛奶;因而，在俄罗斯的茶文化中糖和茶密不可分，人们用Спасибозачай-сахар(直译谢谢糖茶)来表示对主人热情款待的谢意，从饮茶的具体方式看，俄罗斯人喝甜茶有三种方式：一是把糖放入茶水里，用勺搅拌后喝;二是将糖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喝茶;三是看糖喝茶，既不把糖搁到茶水里，也不含在嘴里，而是看着或想着糖喝茶，第一种方式最为普遍，第二种方式多为老年人和农民接受，第三种方式其实常常是指在没有糖的情形下，喝茶人意念当中想着糖，一边品着茶，结果是似乎也品出了茶里的甜味，很有些“望梅止渴”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还喜欢喝一种不是加糖而是加蜜的甜茶—чайсмёдом。在俄国的乡村，人们喜欢把茶水倒进小茶碟，而不是倒人茶碗或茶杯，手掌平放，托着茶碟，用茶勺送进嘴里一口蜜后含着，接着将嘴贴着茶碟边，带着响声一口一口地吮茶，喝茶人的脸被茶的热气烘得红扑扑的，透着无比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喝茶的方式俄语中叫“用茶碟喝茶”，有时代替蜜的是自制果酱，喝法与伴蜜茶一样，在18、19世纪的俄国乡村这是人们比较推崇的一种饮茶方式。

茶文化的内涵俄罗斯人重视饮茶，也就常常赋予饮茶以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俄语里的“茶”(чай)一词有了更多的意义;俄罗斯人中常以пригласить(звать)начай(начашкучая)(请来喝杯茶)向友人发出作客的邀请，同时也是向对方表示友好诚意的一种最佳方式;另外，旧时俄国人有喝茶给小费的习惯，俄语里称之为“даватьначай”，后来俄语这一表达方式转义表示指在任何场合的“付小费”。

很显然，他们是把茶叶跟多的是当成饮料来喝。而我们跟多的是当成文化和艺术。

思念如茶，与谁相遇_茶文化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思念如茶，与谁相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时光轮转，星霜屡换，又到了牛郎织女相会之期。一年的离别，一年的相思，终于换来一日的相会。千年来，每逢七夕佳节，世人便仰望星空，为这对眷侣的久别重逢而感动，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古时的七夕，女子穿针引线，向天上仙子祈求能有一身好手艺、好容颜，能够为自己带来一份好姻缘——这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日的七夕，男男女女不再为封建的枷锁所困，敢于抓住那段渴望的姻缘，敢于倾诉那份心中的相思。七夕，正是相思的节日，而这份相思，恰在时光中渐渐地沉淀，渐渐地成熟，渐渐地升华，如同一杯佳茗，散发出迷人的幽香。

相思如茶，那份求而不得的愁苦，淡淡地萦绕在那舌尖心头，却也独具一番风味，可以使人清醒。与此同时，那份清苦，又能够将相思中的甜蜜衬托出来，使之更添美感。相思之苦，不可或缺。

相思如茶，那份相依相伴的柔情，轻轻地触碰心弦，如同茶的甘甜，滋润着心脾，而后渐渐散发至毛孔，使得通体无不畅快。纵是茶已下肚，仍有那么一丝回味，让人难以忘怀，却也正应了柳永那句“须知此景，古今无价”。

相思如茶，那份不离不弃的坚定，牢牢地扎根在那片土地上，亦如同茶一般，“茶不移本，植必子生”。正是因为这“不移志”之意，茶才会成为古来婚嫁的礼俗之一。一份相思，只为伊人。

相思恰如佳茗，内含甘苦，让人欲罢不能。在这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让我们来品一杯茶，品一份相思。

初遇那个人，如同每一片茶叶都是自然的恩赐，你觉得遇上了是佛前求了500年的缘分，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特别的爱情。有些爱情如西湖龙井，单纯清透;有些爱情如铁观音，七泡而有余香;有些爱情如大红袍，初时苦而后回甘甜;有些爱情如白毫银针，入口水滑而甘爽回味;我最爱的是如普洱茶的爱情，先香扬而后滋味无穷。你最爱的又是哪杯茶?

以上就是为您提供的《思念如茶，与谁相遇》全部内容，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所收获呢？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我们网站内容更新！

古代茶业的最后骤起和大落

要谈古代茶业的向近代发展，就有必要先讲讲西方茶的饮用和贸易历史。因为，近代茶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和西方茶叶贸易的事业。

那么，关于饮茶和茶的知识，是什么时候从我国和东方传到欧洲、播及全球的呢？更悠远的情况，已说不清楚，从现在能够见到的确切记载，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所写的《中国茶》；最早把茶运销西欧的，是１６１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自此以后，当时被称之为“草药汁液”的茶叶，首先在西欧上层社会风传了开来。接着由西欧、中欧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使茶和丝绸，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

茶在中国的传播，就从西汉王褒《僮约》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从１７世纪初首输荷兰，由欧洲进一步传饮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仅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但茶之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毋庸多说，饮茶习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过程，自然也就是茶叶国际贸易不断和相应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就以英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即可说明。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１６９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３００桶上等绿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但至１８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３３０万镑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万镑。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其时除中国以外，产茶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朝鲜，但他们出产的数量都不多。而在西方各国的茶叶贸易中，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著；其庞大的船队，差不多整整垄断茶的世界贸易有两个世纪之久。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独擅华茶贸易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税收和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天生抗性，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银两随茶叶贸易额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国。

对于以搜括世界钱财为业的当时英国殖民者来说，茶叶贸易包括转口贸易虽然给了他们不可胜计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手的白银又倒流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芒刺在身，是会时刻想法拔除的。他们以有毒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有益健康的茶叶，以此抵消与中国贸易的逆差。这自然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结果，也就随之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英国的洋枪大炮，洞穿了“大清国”外强中衰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数十年间，把中国整个裸置于列强各国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除维护了其贩卖鸦片的权益以外，他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列强各国，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使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直接开厂、设栈，强行把中国置于他们直接控制和掠夺之下。以茶叶来说，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俄国、美国等等，也竞相参与了华茶贸易，从而也打破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长期垄断的局面。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侵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把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更进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国茶的生产、贸易，直接或较大地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因为这样，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也相随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中国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间一些年份的茶叶出口数为例（见下页表）。

下表实质上是我国上一世纪后期茶叶出口的一个消长情况表。表中摘录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的有关茶叶出口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和发展茶叶生产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结果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清季我国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出现的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关于福建咸同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

类似的记载，也常见于我国南方各省的有关方志中。如安徽歙县，在其民国县志中也约略指出，“歙地宜茶”，但在“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担”。这里所说“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主要是根据道光八年撰刊的《歙县志》的记载；“至光宣间”，没确定具体年代，不过从这条资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歙县甚至整个皖南的茶叶生产，也是在咸同或主要就是在咸同年间发展起来的。其实，清季也是我国古代茶业最后的一个发展高峰，其确切的年限，当包括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样４０多年时间。中英鸦片战争，１８４２年８月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５个口岸。１８４３年在虎门，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从《南京条约》和其补充“章程”等签订的具体时间，我们将五口通商对茶业产生影响，不妨就暂定为１８４３年。至于１８８６年，这一年，是我国海关统计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在这年之后，我国茶叶出口就一年一年锐减了下来。

这里还要指出，清代后期我国茶业的这一飞跃发展，与国外对红茶需要的剧增是相联系的，所以，在茶类生产上，也表现出以红茶为主的发展特点。举湖南的一些史实为例。如同治《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县。再如同治《安化县志》也称，湖北通山一带过去也是一个重点产茶区，咸丰时因太平军征战江汉流域，原来往返通山的一些茶商，有的就“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打包装箱，客有冒称武彝以求售者”。这条史料不只说明安化的红茶生产，是咸丰年间由广东茶商“倡制”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反映，福建武彝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的红茶生产，也差不多都是在此前后，由广东和各省茶商倡导下风兴起来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明确，其时正值红茶“初兴”；不是指安化，而是指全国当时都属初兴阶段。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后来每年红茶所占的出口比重，看出一些线索。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我国鸦片战争以后至光绪初年茶叶生产和茶叶出口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国际茶市对红茶需要在红茶方面的一种突出发展；同时也明显反映，在光绪十二年以后我国茶业的直线下落，是因国际红茶市场被挤而主要是红茶出口的一种衰落。其实，关于这点，在我国咸同年间茶园和茶叶生产大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就潜伏着即将衰落的危机。因为我国各地这一纷起拓展茶园的过程，正好也是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荷兰在印尼大规模发展种茶的过程；当他们茶园发展起来以后，受影响的必然也只会是我国茶叶的出口和茶业。事实也是如此，印度和斯里兰卡最先和主要生产的，不是别的茶类，而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和中国出口最多的红茶。

上表和前表的数字还告诉我们，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世纪末的十四五年中，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锐减了３８．５７％；平均每年要减少３８２８７６担。这也就是说，我国咸同和光绪初年发展达到的茶园最大面积，至上世纪末，至少也应减少或荒芜３８％。不，１９世纪末，我园茶园实际减少的面积，远不止这一数字。因为盲目发展的特点就是一哄而上，一风而散。一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卖不出去，不只在咸同以后发展起来的新茶园，有的甚至连同过去的老茶园也一并废弃了。以广东的情况为例，如民国《广东通志稿》中就记说：“中国商品，向以茶为出口大宗，而在广东，又夙推罗定之珠兰茶为巨擘。在昔远近驰名，销流甚广，年中所值，以千万两计。近数十年来，竟为印度、锡兰茶所压倒，一落千丈，于今尚未底止，微乎殆矣。”再如宣统《南海县志》也载：“茶叶从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芳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

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覩矣。”类似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方志和史书中，随翻即是。清末我国茶业的衰微，不简单只是出口锐减和茶业凋蔽的问题，其盲目滥垦、毁林和毁田种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则是更无法用一般数字来计算了。　

中国茶业的四大演变

一个好的品牌、一个稳定的质量、一个高素质的研发队伍、一个讲信誉的营销网络、一批忠实的消费者，是成就一个品牌茶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茶企借鉴立顿在营销上的成功经验，在茶业发展道路上结合自身特色进行了四大演变。

演变一：从产地品牌到产品品牌

在中国悠久的茶发展史中，只有产地、种类、区域品牌，而没有产品品牌。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等都是名茶品种，但不是茶品牌，而且每个品种都是以产地为茶品质的衡量标准。其结果就是，任何企业都可以把产品冠上龙井、铁观音等，造成市场上充斥着品质各异、价格各异的茶品，结果是消费者雾里看花，市场缺乏信任度。试问：目前，哪个产品品牌能让消费者脱口而出？这是典型的有种类、无名牌的有名无姓市场特征。因此，这个行业迫切需要突破和改变。

演变二：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

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愿意选择价格低的产品，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主导消费的今天，当消费者感到物有所值时，他们还是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满足自己的需求。

演变三：从传统茶文化到时尚茶文化

中国茶市场不再是以温饱型消费为主，茶品的时尚口感，保健养生功效，以及方便饮用是当今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茶企不再沉醉在虚无缥缈的茶文化中，而是切实根据消费者需求结合传统文化进行营销，营造一个品茗的佳境，让茶客切身体会到茶文化的内涵，这种茶文化营销在无形中增加了茶品牌的价值。

演变四：从慢消品到快消品

立顿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立顿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饮茶方式，将传统变为时尚，这无疑是一种质的变化。立顿的快与中国茶的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慢的文化哲学下产生了中国茶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茶饮方式。没有优劣，没有对错，但有危机。我们并不崇洋媚外，中国茶立足中国市场，但不能不放眼世界。越是传统的，越是国粹，越是文化的，越是没有国界。文化不能成为一种负担，不能成为塑造品牌的障碍。

清苦到底“孰知茶道全尔真”

饮酒与饮茶同归一饮，恐怕是绝然畛域的两种人生况味。唐之僧人兼诗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两句诗，一句为“世人饮酒多自欺”，一句为“孰知茶道全尔真”。千里摆筵席，全赖以酒壮阵势，席尽宴散却是满目荒凉，人生热局转眼成空，笙歌沸耳处原是一场幻境界。所以世人饮酒多是欺了。“竹下忘言对紫茶”。竹下忘言，茶中忘形，“伏睡魔而天地忘形”，“与天语以扩心志”，天真之态，赤子之心，在这淡味清寂中觅得人生真消息。

佛说，人生是苦的。柴米油盐，无一日不劳于形，何日不苦呢？生老病死，无一处不忧于心，何一处不苦呢？但人生又是向乐的，多方设置了如歌舞如酒宴等等赏心乐事蒙盖人生苦境，这仿佛是一杯苦药，要加放红糖白糖以蒙舌头，待回过味来，方觉满舌清苦。真正高人，都是以苦对苦，形如以毒攻毒，“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是，苦不为苦，反而略有甘味。明之李贽，深谙个中消息，他不往热闹处趋赴，唯一人独坐其斋，独饮苦丁茶，其《茶夹铭》曰：“我无老朋，朝夕惟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子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人生清苦，活到了老，连老朋都没有，茶亦清苦，茶生山野，吸霜风凉雪；以彼清苦对此清苦，也就可以彼清苦慰此清苦了。没有千里筵席，自然没有“筵席拆散”的悲凉，没有饮甘饫肥、钟鸣鼎食的极乐，也自然没有枯草衰杨蛛网结堂的喟叹。朝夕唯茶，清苦到底，独来独往，独饮独品，也就无悲无欣，无苦无乐，“地偏心远聊为隐，海阔天空不受遮”了。

人生本质为苦，乃是人生天生为孤。人是一种孤独的动物。人与人手可握手，足可抵足，而心与心之间筑有铜墙，情与情之间树有铁壁。也许，此心可投眼彼心，窥见彼心内里之一二，却万不可直视无碍全见堂奥。世上人多，芸芸众生如蚁聚鱼贯，可在人海人潮中，有几人可作知心语的？夫妻是千年修度，可是贴心贴肺的有几？侯方域与李香君，生死恋了一场，到后来，侯公子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李香君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一个是后悔当初太认真，一个是人至眼前连面相都认不得，何谈心相？子期与伯乐，算得上天下第一知己，但有人说：缘于其中一人死得早。梁山伯与祝英台，诚为生死相许的爱恋绝版，但若不双双殉情，到后来，或是山伯有外遇，或是英台红杏出墙，或是七年之痒二十年之痛后，去办离婚证了。这些话说得惊心而残酷，但也许揭开了人生真相。真相通常是残酷的。郁达夫名重一时，天下何人不识君，于汗漫潦倒之时，按理说当有可伏肩啜泣擦英雄泪之知音的，然而却是没有，他只好深夜去寻妓，一解“人生故乡”中的“乡愁”。寻妓看起来是与人相亲，而实是与人背向罢了，达夫先生寻妓，他压根儿想的就是银色两讫后，你不识我，我不认你，转眼全是陌路。肌肤如此亲密，人心如此隔膜，说来堪惊。

喝酒贵人多，品茗宜人少。其中之故，有人说是茶与酒之属性有异。茶之性不宜广，能融于水的浸出物有限，续水三二次，茶味就淡，若是人多，一壶之茶，有浓有淡，把人分了厚薄，故不合待客之道。而酒不然，只要酒缸酒多，是不怕人多的。此语看似有理，实是未曾道着。高科技如是发达，岂解决不了这个小事，置一大白或多置几壶也就得了，但高科技之高，可解决技术问题，却解决不了人心之事。茶禅一理，茶心一味，一茶全味，二茶余味，三四为滥施矣，一人全知心，二人或知心，三四为滥交矣。如是，茶是一种孤味的植物，人是一种孤独的动物，茶之禀性与人生的本质状态暗相契合。酒徒欲多，茶友宜少，洵是人心使然。酒激人性，茶淳人心，情与心虽是人体一端，却是人之两界。心本情末，情是长在心上虚幻易枯灭的花朵。人生虽苦，却要求乐，要借酒以浇愁以使乐也，是想在人心之苦根上开出妩媚的花来。所以饮酒要人多，要众乐乐抬起独乐乐，你看饮酒之景，多是猜拳划令、撸袖揎臂，好一派热闹光景。而饮茶不然，饮茶不自欺，饮茶全尔真，要保全人生的本身状态，这本质状态，一言之，就是孤寂焉。是故，茶人避热闹如避瘟疫，多往泉下，多往竹寮，多往林阁，多往水渚，多往古刹。茶性属凉，人生多孤，孤与凉正相对应，而孤与热却是反对，是故，品茶多在清寂之僻处独品。朋友可满五湖，知心难得一人，一壶茶，可供一二人而已，一个人，能真知的也不过一二人啊。所以饮茶，如不独饮，也只要对酌，茶友茶友，或有一人，或那友竟是茶。茶友非酒友。茶直抵人心，茶以心结缘；酒多撩人情，常以情聚首焉。酒让人冲动，在冲动之中结的缘，虽结也易散；茶让人沉着，在沉着中交友，当然深厚而不易飘浮。酒有时也逼近人心，所谓酒后吐真言，但其真言出乎真意吗？恐难定论，酒让人昏昧，昏昧中人意识丧失，其若吐了真言，也类同于用蒙汗药诱奸人，事后可能后悔死了。茶谈者，茶后真言是真的绾结真意，茶让人清醒，清醒的人能向人吐真言者，实是经过了审人度性之环节的，把其人禀性摸透了，深觉其可信赖，方成刎颈之交，所以茶友没有酒友之热乎，却比酒友更牢靠。“煎茶非浪漫，要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往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酒交佯狂人，茶交真君子。

人心太孤独，茶友是多么难得啊。所以品茶者往往独饮。陆游是：四邻悄无语，灯火正凄冷，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连童子都要避开，只让茶来与内心交际。苏东坡先生历尽沧桑，平生多为小人陷害，虽终生天真未泯，但防人之心还是潜滋暗长了：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不要人服侍，也不要人陪护，独个儿往松涛深处泉水岩边，自煮又自饮，卧听山城长短更。其独饮得神了么？这个“神”字看起来真个美妙，说起来却有多少难与人言的悲凉。李白有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副山水相得的惬意模样，可是，谁能真正解会得来？有鼻有眼有口有耳与自己同类的人形动物是那么多，却不归在“相看两不厌”中，相看两不厌的，只有异质异禀异性异赋的敬亭山！这里的“只有”两字，有多少难言的人生况味啊。以此对照来读李贽的《茶夹铭》，更是别有滋味上心头。然而人生来是苦的，人之生也是孤独的，仅有茶友，或茶竟是友，也可无妨：人生是“总之一味”，我们且“清苦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