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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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寂静，曾经喧闹繁华。留在神州大地上和中国人心里，不因时间而磨灭，上面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原产于中国云南。茶为国饮，中国人饮茶已五千多年。茶自唐以来是西部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是藏人的生命。
马，良马来源于西北边境，是内陆地区运输骑乘、农耕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古代的汽车、坦克和拖拉机。
古道，一千四百年历史，茶和马在上面川流不息地流转，人与马脚下的路像血管样交错在中国西部广袤的山水之间，血管里涌动着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马古道”是倾注了感情的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部厚重的书。有人说它恢弘，有人说它神秘。最初踏上这条路是1991年。那时它还没有这么意蕴丰富、韵味十足的名字，但是它吸引我十几年。为了解这条路及其周边的风土人情，我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十几次来到茶马古道的区域，现在它仍旧吸引我，不是强烈的吸引，而是绵长的向往。
丰富多彩、神秘未知、惊险多变、风情万种所有吸引人的要素茶马古道都具备了。我喜欢这条路，因为它经典-静静地延伸，不因为人的注意而存在，不因为人的忽视而消失，也不跟着时尚变化，变化的是这条路上的斗转星移。
茶马互市之路茶马古道-现在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专用名词。
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古道称茶马大道。茶马大道产生于中国唐代汉族产茶区的茶和吐蕃良马的交易，史称茶马互易或茶马互市。在官方指定的、交易地点，茶和马相互交易，时间久了，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茶马互易通道，就像古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几条着名的古道一样。
任何历史深厚的古道都具有相同特点：运载物资，传递文化，民族融合，血脉传承。
最初，茶和马的关系是中原人把茶卖给西北少数民族，从他们的手中换取良种马。藏区的藏民是茶的主要消费群体。中国藏族地区前身-吐蕃是在清代才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版图内，但一千多年来两个区域互惠互利的贸易，收获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双方的安定，这是绝大的双赢。
需要提及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传承和一致的特点，中国的几条文明古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茶马大道的一段（从四川到西藏）是古代唐蕃古道的路线，而且古代茶马道与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天水、兰州等地交叉、重叠。兰州也是茶马古道重镇之一，在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相关的甘肃地区考察期间，我穿行在河西走廊，走访当地的回族老人，并向专家请教。
自己置身于资料中提及而不被世人关注的茶马古道北部交易大镇时，心里有按捺不住的兴奋。
以马运茶之路十几年前，李旭和他的几个热血同伴在历经艰苦执着的茶马道行走时，给茶马大道想出一个亮堂堂的名字“茶马古道”。这四个字无论从语音节奏、语感，还是表意、结构，尤其是留给人遐想空间的古意，对茶马道来说都是再贴切不过了。
他们给茶马古道的定义是：用马运茶（也有部分盐等日常用品）的道路。
对于由滇入藏的茶马之路来讲，他们的说法是成立的。在一千多年间，无论内地对马需求与否，茶都经年累月源源不断地从滇大山深处的教堂南运到藏区。
茶马古道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茶马古道”这个意蕴深远的名字下，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涵括更广的概念。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大道，还是现在说的茶马古道，茶和马是路上的主角，当然也少不了那些给古道增添神奇浪漫色彩的勇敢智慧的探险者-赶马人。所以，广义地理解，茶马古道的视野更加宽广。
茶马古道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一条古代的物流通道。
从今天完备的物流体系这个角度来看，一千多年前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茶、马和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物流体系元素。
因为喜欢茶，因为好奇这悠远古道，我已经走过我的视野内茶马古道的许多地方。但想要走完，确属不易。
无论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茶马古道和茶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只要跟它们相关的信息都会令我心跳加速。原始的山川河流，几千年来滋润中华儿女的茶叶，绚丽的西南风情，竹楼、火塘、土锅……为了这份牵挂，我不断学习、探究，一次次踏上这片迷人的土地，用脚印填补对茶马古道的未知，勾画我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这四个字越叫越响，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自己的茶马古道之梦来到滇藏地区，试图用自己的脚板与过去的赶马人应和，去感受那份久远的、几乎已经逝去的古意。
但在各种公共信息平台上，古代的茶马交易通道和滇藏一带茶马道定名、定义概念混杂交织，含混不清-茶马古道到底是茶马互市之路，还是用马（也有用牛、骡）运茶之路？
多元文化交融之路茶马古道在国内辐射的区域为广大的西部地区。云南南部边疆产茶区、四川产茶区和青藏、陕甘宁地区因茶而联结，马帮经年穿梭在广袤的西、南部地区。
西、南部地区与多个国家接壤，大漠孤烟、山河壮丽，牵动着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神经，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边界的安宁、茶与马的相互需求造就了最初的茶马大道。
马帮在茶马古道上往返奔波的千年历史中，茶马古道辐射区域的各民族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并与周边民族不断相互交融。
由于战乱、饥荒、统治者的政治目的等原因，中原地区汉人不断南迁；加上中原政权的改朝换代，和统治者不断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理等等诸多因素，使汉族文化和彝族竹筒茶西、南各民族文化不断地碰撞、挤压、融合、渗透，共存共兴。
非凡雄伟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养育着非凡的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绚丽的人文画廊在这里展开-属于氐羌、百越、百濮、汉族和土着等文化类型的29个民族风情各异，渊源久远，文化丰厚；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民族本土宗教文化等信仰和意识形态共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各民族建筑、服饰、艺术、饮食、茶饮等民俗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茶马古道是这个展示画廊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意义。它运载和传递的不仅仅是茶叶，更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多元文化交融的通道，是名副其实的海拔最高的文化交流之路。
古道茶俗绚丽多彩茶马古道沿线的茶饮呈现出多彩的样式。
产茶区民族以饮用晒青毛茶为主，直接冲泡、用陶罐烤茶叶后冲水或用大土锅煮饮，还选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对鲜茶叶进行加工（用植物叶包茶烤后冲水，或用竹筒煮等）饮用，更有茶汤对米酒的普洱茶酒等等。除大致相同的茶饮形式外，民族间各有差异，基诺族菜包茶、凉拌茶和布朗族酸茶因保留了较早的食茶习惯而更显独特。
思茅、大理一带喜饮烤茶，用本地产的绿茶，或者用沱茶、饼茶，烤后清饮或调饮。
而云南西北部和藏区，单一或混合调入酥油（有的民族用其他油脂，如漆籽油、猪油等代替）、鲜奶、盐甚至米酒、糌粑等物，调饮品种多样。
藏族嗜茶如命，纳西族、傈僳族、怒族、苗族等聚居区更有“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的歌谣，每天饮茶又何止三盅！拉祜族、佤族、哈尼族的爱尼人犹爱酽茶，不酽不够劲，不酽没力气，甚至饮浓茶上瘾。各个民族在日常饮食生活、祭祀、社会交往等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茶的喜爱和依赖。
茶马古道茶饮习俗因民族所处区域的水土、物产、本民族文化、饮食传统不同而不同，并与其他民族相亲相融，多样而各具风格。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各兄弟民族，留下了缕缕茶香。这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当时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间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藏区和川、滇边地气候寒冷，海拔很高，那里的人们主要以奶、肉为食，需要茶解油腻、分解脂肪，可是那里却不产茶。汉族地区茶的产量很高，但由于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的需要，对马匹的需求源源不断。
于是，汉藏之间开展了茶、马互换的交易，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条贸易之路，这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
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因此，茶马古道不仅在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人类勇气的象征。
宋代我国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在四川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叫“茶马祠”。“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同西部的藏族搞好关系，对两宋政权的防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
藏族百姓对饮茶爱好是任何其他的爱好都无法比拟的，有人形容藏族百姓爱茶“倚为性命”，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无论何时，藏族百姓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出外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藏民平时食用肉、乳，汗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的藏族百姓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的东西，但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此，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
唐宋以来，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交流和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元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防之道，治藏、安藏之道。“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从此，从东部的康定开始经甘孜、德格到昌都或经理塘、巴塘、芒康到昌都，再从昌都到拉萨，由康藏地区大寺院、大土司、大商人组织的商队马帮络绎不绝。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翻开了新的一页———“茶马互市”衰落，“茶马古道”变成了驿道、差道、栈道、商道。
“茶马古道”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最后虽然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但其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增进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河州人的饮食起居既不同于中原农区，也不同于高原牧区。河州人也像豪爽的牧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他们的肉做得比牧人精细、讲究，做出了许多名堂。比起牧人，他们文雅有余，他们不会用刀从锅里捞着吃血肉，不会拿着高度白酒当啤酒喝。但他们又嫌中原人不够豪爽，一两肉能做出好几盘肉菜，就着一杯清茶、一碟花生，喝二两酒就不胜酒力烂醉如泥。
他们睡农家大炕骑牧人大马;他们吃农家油糕穿羔子皮大衣;他们吃手抓喝酽茶吃大馍喝麦茶;他们上马用藏刀下马用快枪
河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散发着高原牧人的粗旷，也渗透着中原农人的精明。他们生活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他们生活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河州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
在唐朝或更远的时期，吐蕃人将膘壮的马匹从草原上一批批赶到河州，卖给中原商人。或者吐蕃诸国将大批的马通过河州上贡给中原的统治者。而后从河州采购大量的生活用品运到牧区，在吐蕃采购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便是茶叶。大约在唐德宗年间，南方的茶叶开始外销到这儿。吐蕃人因为茶叶易消化肉食，接受了茶叶，并且很快成为吐蕃人不可缺少的饮料。
可以说，茶马交易的时间很早。但直到宋末，这种茶马贸易才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宋朝在河州设置了茶马管理机构。而茶马互市的真正繁荣，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王朝将茶马贸易制度化、系统化，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抓，并采取了国家垄断的经营方式。明洪武七年，明王朝在河州设立茶马司，设大使、副使二员。茶马司的主要职能是收放茶斤，招易番马，给以边操。茶马司成立的第二年，正式由政府主导在河州开始茶马互市，互市地点除了规定关口之外，主要集中在积石关，也就是现在的积石山县大河家。同时，韩家集、别藏、沙马关等地设立了市场。明政府以布帛、茶叶，西蕃诸部以马，双方交换。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明人郎瑛在所著的《七修类稿》中写道：
茶马互市是摘山之利而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所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为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能由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郎瑛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发上述议论的，虽然明王朝当初设立茶马司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诸蕃考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使河州成了汉、回、藏各民族贸易往来的中心、物资主要集散地。
从明朝以后，河州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贸易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善于经商的回族为主，以藏、汉等其他民族为副。他们跨江渡河，走南闯北，活跃在中原大地，活跃在高山密林。他们连同他们的后代，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长途贩运为生。到了民国，这个群体依然承担着物资交流的重任，人们称之为脚户。这些脚户，用他们的双脚，在古道、陡壁、大漠、古驿、黑店、雨雪中，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他们辛酸生活的花儿，至今还在传唱。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和时间则是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的。
据《明史》记载，设立河州茶马司的时间是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当时，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到了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在秦州(天水)的茶马司已无互市，迁到了西宁。1413年，又设立了甘州茶马陕西行都司地。
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为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由此可见它的权力之大。
茶马司设置以来，根据情况随时不断调整，由明初的四大茶马司发展为五司。明神宗时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设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明代在茶马贸易管理中，还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以保证明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之目的。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
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明朝实行的正是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的纳马番族，每三年钦差近臣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到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之内，共有珍珠、鸿化、灵藏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政府纳马的职责，通过河州的茶马司与汉族地区进行茶马互市。
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而在这种由官方垄断控制的茶马交易中，深受盘剥之苦的仍是广大少数民族。在当时的茶马交易中，将马分为三等。上马最高时可换到120斤茶，下马最低时可换20斤茶。通常情形下，上马价为80斤，中马为60斤，下马为40斤或者更少一些。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在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可见这种茶贵马贱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剥削之重，加之运茶之道上设卡交钱，层层盘剥，使番民不堪重负，纷纷外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正常发展。
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辽东、晋北等地。晋北、辽东等地马市开设时间较晚、较短，几乎不太受重视;西北部的茶马交易道路被融会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中;从青海到拉萨的茶马交易路线一直被称作“唐蕃大道”。
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两条茶马古道则是自唐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青藏、川藏、滇藏公路通车前仍在发挥作用，即从四川、云南翻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到达拉萨，并一直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的茶马交易之路———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普洱茶产地的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经由大理、丽江、迪庆、昌都、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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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
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如今马帮运输只是被用作公路运输的补充和乡村间的短途运输。事实上，许多公路就修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茶马古道已成了历史。
对于好茶者在静心品茶中，似乎是讨厌政治，也不喜欢过多谈论政治的话题，更多愿意讨论禅机、文化艺术或日常生活中轻松的话题，而事实上，茶在我国的历史上，如同新中国建国后乒乓球被作为外交载体一样，最早从唐代开始，用“以茶治边“的方式，也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用途，这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探讨。
自唐代以来，由于朝廷对外作战和防御的需要，需要大量的马匹，而产马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区，又需要茶叶、盐等生活必须品，于是，产生了“茶马互市”的贸易，为了政治统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到宋代时候这项贸易被朝廷强化为一项政策并形成制度，制定了茶马贸易具体实施办法，规定茶马交易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在依照朝廷规定并在朝廷指定的机构进行交易，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段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历史，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责难，将其称为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边疆地区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
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居民来说日常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他们对茶有特殊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许多谚语也可以看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可见茶在高寒边疆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宋代设立了茶马交易管理机构，对茶马交易规定非常详细，例如，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价格。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因此，尽管当时限制茶马的一些交易，但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
虽然茶被用作政治用途，但客观上讲，茶马互市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扩大了茶、马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发展，带动了边疆和内地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科学和文化艺术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
生活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藏区居民，因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摄取大量的脂肪和热量，其主要食物是糌粑、奶类、酥油和牛羊肉，但是糌粑太燥热，奶类和肉类脂肪过多、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藏民为分解脂肪、防止燥热，于是需要靠茶叶来帮助消化和分解热量。同样，内地的军队和民间役使因为征战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多良马，于是，这样各取所需的茶、马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就是茶马古道的起源。
茶马互市起于唐，兴于宋。《滴露漫录》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了。宋朝的统治者们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并提倡，人民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广更远。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茶马互市在唐朝开始。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由于西夏、辽国等切断了唐波古道，川藏古道成为内地前往拉萨的主干线。
元代，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续加强驿道建设。为利益驱使，走私者大量出现。
清朝时茶马互市的规模更大，茶马古道的滇藏古道基本成形，康熙时批准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形成了茶马古道的北道，叫做川藏商道。
清末民初，茶商大量增加。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茶马古道在全盛时期时，来往于丽江至拉萨之间的马帮的牲口由四五千头，发展到一万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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