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一脉”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一脉”相关知识！
杭州产茶历史悠久，杭州城市的繁荣和杭州的茶文化兴盛是相携并进的。隋唐之前杭州茶文化处于兴起阶段。三国两晋时期，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灵隐寺建成，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活动逐渐盛行，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茶随着寺庙道观的建立而被栽种传播。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后，杭州因水陆交通的地理便利，一时成为东南物产聚散的“巨富名邑”，唐代杭城的繁华初显。此时，茶叶在杭州境内广为栽培。其中睦州鸠坑(淳安)、建德细茶、天目山茶(临安)、钱塘大方茶、余杭径山茶为当时记载的名茶。茶圣陆羽在余杭径山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茶经》的广泛传播，为中国茶文化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陆羽及其《茶经》与杭州的缘分也足以为“杭为茶都”提供无与伦比的历史支持。
南宋建都杭州，中国茶文化的中心也随之南迁至杭州。杭州饮茶之风日盛，大街小巷茶馆林立。中国茶文化和杭州城市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宋时，杭州西湖茶区所产的白云茶、香林茶、宝云茶均已被列为贡品。苏东坡两度在杭州为官，有诗“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了杭城的气息。苏东坡常与高僧辩才法师在龙井狮峰山脚下的寿圣寺品茗吟诗，其手书的“老龙井”匾额至今尚存于狮峰山的岩石上，留下了千古佳话。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了300多首茶诗，其中有名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正是对宋代杭城饮茶风俗的生动写照。先后到径山来参禅求学的日僧圆尔辩圆、南浦绍明等多人把径山茶和径山茶宴带回日本，启发和促进日本茶道的兴起，径山成为日本茶道之源，至今仍有不少日本茶人不远千里，源源不断地来径山寻祖祭宗。
杭州茶叶历史在经历了唐宋年间的兴起和重大发展阶段后，在元明清时期，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元代龙井茶初具美名，爱茶之人虞集写有《游龙井》饮茶诗，诗中“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烹煎黄金芽，三咽不忍漱”的佳句广为传唱。杭州自南宋始已逐渐流行饮用散茶，明初朱元璋废止团茶，改贡散茶，清饮之风日盛，儒家茶人的清饮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舒张和发展，杭城也有着相当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明代的龙井茶已负盛名，明末清初，杭州已成为浙江最重要的茶产业集散地。清时，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上龙井，题写六首龙井茶御诗，亲封“十八棵御茶树”，将西湖龙井茶上升为至尊地位。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对龙井茶情有独钟,在杭州这片奇山秀水里涌现了一大批爱茶、学茶、事茶之人,从唐至清的1200年间,涉及龙井茶的茶书就有120余种,如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吴昌硕等文化人无不尽情泼墨,挥洒茶意,使龙井茶的文化底蕴也越发醇香弥久。民国后，西湖龙井茶逐渐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龙井茶区视察，高度关注杭州的茶文化和茶产业。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陪同外国元首来杭，龙井茶乡是必游之地;龙井茶还是我国国事活动中馈赠外国首脑的珍贵礼品，外国首脑品尝龙井茶后都赞不绝口。西湖龙井茶在中国十大名茶评比中都位居榜首，被誉为“绿茶皇后”。如今的杭州已成为我国茶叶科技和文化的交流研究中心，茶机构云集、茶产业发达、茶品牌响亮、茶名人辈出、茶文化厚重。茶作为文明的载体，承载着杭州数千年文化发展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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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和品茶技艺。本文旨在简单叙述饮茶方式和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著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
纵观饮茶风习的演变，尽管千姿百态，但是若以茶与佐料、饮茶环境等为基点，则当今茶之饮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讲究清雅怡和的饮茶习俗：茶叶冲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凉后），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我国江南的绿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闽粤一带的乌龙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属此列。
二是讲求兼有佐料风味的饮茶习俗：其特点是烹茶时添加各种佐料。如边陲的酥油茶、盐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欧美的牛乳红茶、柠檬红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风味。
三是讲求多种享受的饮茶风俗：即指饮茶者除品茶外，还备以美点，伴以歌舞、音乐、书画、戏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馆。
其外，应生活节奏的加快，出现了茶的现代变体：速溶茶、冰茶、液体茶以及各类袋泡茶，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化务实之精髓。虽不能称为品，却不能否认这是茶的发展趋势之一。
茶之饮，最早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有陆羽茶经等等对其方式精益求精，以及少数民族的种种异样喝法，都不离其宗；大概宛如诗的雅与风，都值得有心人细细玩味。至若有为雅而茶，大概是当今茶艺馆繁盛的原因之一，又或为道而茶，比如强调和敬清寂，大家见仁见智吧。
在宜宾，茶树漫山遍野，茶歌也贯穿采茶人的生活。每到茶叶采摘季，漫步于宜宾各区县的茶山头，总能听到淳朴的茶农们自编自唱的采茶歌，他们寄情于茶，喻茶感事，让人透过歌声，就能感受到他们丰收的喜悦。
宜宾现存有100多首（个）茶歌、茶谚、茶传说，是宜宾茶文化得以保存的民间文学形式，它们流于口传，曾在各区县农村流行，多为采茶人即兴演唱。
茶歌有《月亮出来茶籽生》《采茶采得口儿干》《采五更茶》《采姐妹茶》《采增广茶》等，内容有如屏山的《儿茶歌》：“侧儿根满坡生，我是家婆的亲外孙。我从家婆门前过，家婆喊我屋头坐。倒碗茶，冷冰冰；端盘菜，几根根……”还有“手采茶叶口唱歌，一箩茶叶一箩歌；妹儿山上采春芽，阿哥炒茶等妹喝……”等。
宜宾茶谚、茶对联有：“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等等。
宜宾还有一些与茶相关的传说故事。如筠连县联合苗族乡的《茶小伙与盐姑娘》的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向往；珙县孝儿双田村的《玉香茶》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恶徒的憎恨；还有江安县《酽茶解毒》的故事以及屏山县《药王的传说》等等。这些扎根于民间的茶歌和茶故事，反映的虽是茶农们琐碎的生活，却透露出了采茶人浓郁的生活氛围和场景，相传甚久，影响深远。
市井见于茶歌、茶谚和茶的传说，文人则载于茶诗。历史上众多文人雅士留连宜宾山川名胜，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词歌赋和咏酒饮茶名篇。“西来雪浪如庖烹，两涯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苹风起縠纹生。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诗《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对引人入胜的宜宾茶文化赋予了深刻的人文意蕴。
南宋诗人陆游对戎州也是情有独钟，他自诩“戎州陆羽”，可见其对戎州茶的嗜好和研究造诣。
茶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关系到茶的文物十分繁杂，诸如茶人、茶具、茶画、山泉，以及有关的茶文化遗址等等，无一不是茶文物的组成部分。
与茶的发现和利用紧密相关的神农氏，在中原大地留有许多与他有关的遗迹。地处湖北、接近川、陕交界处的神农架，是一个原始森林区，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3100多米。据初步估计，这里盛产包括茶叶在内的药材共130余种，这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
唐代陆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湖北竟陵（今天门县）人。他所著的《茶经》，茶学者经常提到的还有33种版本存世。在他的家乡，保存有文学泉、陆子井、陆子泉、陆羽亭和陆公祠，收藏了为纪念茶坛宗师陆羽的“古雁桥”和《古雁桥碑》刻等。
陆羽故居西塔寺及寺内的陆子井遗址已开始修复。当年，陆羽考察茶情，传授茶风，探寻泉水所到之处，仍留有不少古迹。现存的江苏无锡的惠山泉，传为陆羽品题，号称天下第二泉。苏州虎丘的陆羽井，井口一丈见方，四壁镶石，俗称观音泉，元人顾瑛称其是“雪雯春泉碧”，也是陆羽当年烧水煮茶品茗之处。据资料记载，陆羽与诗僧皎然同居于浙江吴兴杼山妙喜寺，如今杼山还在，苕溪犹存，这一带人民饮茶仍保持陆羽遗风。
饮茶风尚和茶种最早传到朝鲜和日本。6世纪下半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佛教界僧侣的相互往来，茶文化也带到朝鲜半岛。日本开始饮茶最晚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天皇于天平元年四月八日，召集僧侣百名在宫廷讲经，次日，又召见赐茶（又称行茶）。至于从中国带回茶籽在日本种植，则是唐代中叶的事了。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县境内）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从天台国清寺师满回国时带去茶种，种植于日本近江（即贺滋县），这是中国茶种向外传播的最早记载。如今天台国清寺依然存在，经整修后，更是面目一新。中日两国佛教界人士，为纪念这位文化艺术的交流者，在天台国清寺树碑立传，以效后世。
浙江省余杭县境内的径山寺，是唐宋时代的著名寺院。南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孝宗皇帝亲自御笔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寺拜虚堂和尚为师学佛。他回国后，把径山茶宴、斗茶等饮茶习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以茶论道的茶道。如今，径山寺虽只存断墙残壁，但御碑“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以及池、潭、井、泉和峰、岩、谷、石依然存在，径山古刹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是世界最早对茶进行研究并撰写为书的国家。最早见到茶名“荼”字字形的第一部字书《尔雅》，以及最早记述中国种茶、饮茶的公元前1100多年的《华阳国志》，尚存于世。最早出现“茶”字字形的汉代玺印，还可在《汉印分韵合编》中找到影踪。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先后有33个以上版本问世，在北京图书馆还收藏着明代弘治十四年前（公元1501年）华珵刻递修本。
此外，在新疆土鲁番地区的唐代墓代墓葬中，曾出土过一幅《对弈图》，上面画着一个侍女，手捧茶托端着茶。在出土的唐宋其他古墓葬壁画中，也每每可以见到有品茗的图像。唐代官居右相的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卷》，至今尚存于世，内中也有品茗场面。
中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时，出土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这些物品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墓中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汉代皇帝贵族烹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关于茶的简文和木牌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茶叶随葬品。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唐代秘藏的出土，为研究中国茶具历史和饮茶习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批稀世珍宝已在地宫中封存了1100多年。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
金银器茶具，极少有传世品，至于唐代的金银器茶具，此次发现尚属首次，堪为国之瑰宝。这次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茶具，多为唐僖宗（公元873～888年）供奉。有供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有供碾茶后作筛分用的鎏金仙人驾鹤壶门座茶罗子；有供烘团茶用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有供贮存茶叶用的鎏金银龟盒；有供放盐和其他调料用的摩羯纹蕾钮三足盐台和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有供调茶用的鎏金伎乐纹调达子；有供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有供煮茶时夹炭用的系链银火箸，有供取茶用的鎏金飞鸿纹银匙等。它表明中国在唐代时宫廷达官显贵饮茶风气已十分盛行。尽管在这以前，中国已有饮茶的茶具和风俗的记载，但并无实物为证。这次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一整套茶具正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力物证。
地宫中收藏的素面圈足淡黄色玻璃茶托和茶盏，是地道的中国产品，虽然造型较为原始简朴，装饰也未见笔墨，质料微显湿浊模糊，但它证明：中国的玻璃茶具的制作，在唐代已经起步。
秘色瓷茶具，以往只见文献记载，却不见实物。这次法门寺出土，由唐懿宗（公元859～872年）供奉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表明中国青代的瓷茶具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往认为秘色茶具制作可能出现的最早时期在五代，这次的发现把它提早到唐代。这不但揭开了秘色茶具之谜，而且改写了秘色茶具的历史。
上述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文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对研究茶的起源，以及茶树栽培史、茶叶加工史、饮茶史、茶文化史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古宣州鸦山产茶，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记载。瑞草魁产于安徽南部的鸦山，又名鸦山茶，属历史名茶。鸦山上有古鸦山寺和鸦山街遗址，鸦山寺为当时鸦山茶创制地。鸦山为天目山脉一支南北走向的余脉，海拔446米鸦山为天目山脉一支南北走向的余脉，东与广德的相华尖并立，南与宁国的高峰山对峙，北与南漪湖相望，西连宣州的碧山龙泉洞，古属宣城，今属郎溪，处在郎溪与宣城交界处。五代蜀毛文锡《茶谱》记载：“宣城县有丫山，小方饼横铺苟牙装面。其山东为朝日所烛，号曰阳坡，其茶最胜，太守尝荐于京洛人士，题曰丫山阳坡横纹茶”。北宋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诗云：“昔观唐人诗，茶韵鸦山嘉，鸦衔茶子生，遂同山名鸦，重以初枪旗，采之穿烟霞，江南虽盛产，处处无此茶，纤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竞收青蒻焙，不重漉酒纱……”明代王象晋《群芳谱》指明：“丫山阳坡横纹茶，一名瑞草魁”。明代曹学佺《名胜志》云：“鸦山在脊山北，产茶，充贡茶。经云：味与蕲州同。梅询有茶煮鸦山雪满瓯之句”。到了清代，记述鸦山茶的史料就更多了。
瑞草魁因其茶树品种主侧脉交角偏大，形似横向纹理，故名横纹茶。又因产于鸦山，又称鸦山茶。早在千年前就名噪全国，实属我国历史名茶中的奇葩。鸦山为天目山脉一去南北走向的余脉，东与相华尖（广德县）并立，南与高峰山（宁国县）对峙，北与南漪湖相望，西连碧山龙泉洞（宣州市）旅游区。古属宣城县管辖，后曾几度变动，现处郎溪县姚村和宣州市水东之间的接壤地带。鸦山茶产于该山东面阳坡郎溪境内，据近人实地考察发现，郎溪县姚村乡永丰村境内有古鸦山寺和鸦山待遗地，他们认为，鸦山寺为当时鸦山茶创制地。
清代宁国县张所勉在《鸦山辨》中写道：“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属建平，故辨之”。郎溪县古称建平县，始建于宋端拱元年（公元998年）。清代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都记有建平县岁贡芽茶二十五斤，因郎溪县无其他历史名茶，这里的贡茶即指瑞草魁。又据清《宣城县志》记载：“阳坡山下，旧产佳茶，名瑞草魁，一名横纹”，“水东之东，有象山、狮山、石壁山、双峰山（古名丫山）产横纹茶。”这就把横纹茶产地，由鸦山阳坡向西扩展到水东以东的山区。据宣州市有关部门在水东镇碧山、汪村、前进等自然村调查，发现有树龄50年以上的横纹茶品种。
综上所述瑞草魁作为古代贡茶，产于鸦山阳坡，应是无疑的。但由于自唐以来盛名不衰，其产区不限于鸦山也是顺理之事。至于水东横纹茶和鸦山横纹茶，孰先孰后，尚无史料可查证。而鸦山阳坡横纹茶之佳名，却是不能否定的史实。现今之瑞草魁即为1985～1986年间于郎溪县姚村永丰村境内的鸦山所创制。
福建白茶，素为茶中珍品，历史悠久，其清雅芳名的出现，迄今已有八百八十余年了。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大观"年间，书以年号名）中，有一节专论白茶曰：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
关于福建白茶的历史究竟起于何时？茶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白茶起于北宋，其主要依据是"白茶"最早出现在《大观茶论》、《东溪试茶录》（文中说建安七种茶树品种中名列第一的是"白叶茶"）中；也有认为是始于明代或清代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茶叶制作方法上来加以区别茶类的，因白茶的生产过程只经过"萎凋与干燥"两道工序。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茶叶生产历史上最早的茶叶不是绿茶而是白茶。其理由是：中国先民最初发现茶叶的药用价值后，为了保存起来备用，必须把鲜嫩的茶芽叶晒干或焙干，这就是中国茶叶史上"白茶"的诞生。
《大观茶论》里说的白茶，是早期产于福建北苑御焙茶山上的野生白茶。其制作方法，仍然是经过蒸、压而成团茶，同现今的白茶制法并不相同。而白茶制造的历史据《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叶专家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约始自150多年前，首先由福鼎县创制的。当时的白毫银针是采自菜茶茶树，约在1857年自福鼎发现大白茶后，于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政和县在1880年发现大白茶，1889年开始制银针，至1922年才制造白牡丹。白牡丹原创制于水吉（当时属建瓯县，现属建阳县），何时开始，尚待考证，似在福鼎制白茶之后与政和制白茶之间。可以说，白茶制造历史先由福鼎开始，以后传到水吉，再传到政和。以制茶种类说，先有白毫银针，后有白牡丹、贡眉、寿眉；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
白毛猴的历史
一个鲜为人知的乌龙茶系列产品“白毛猴”，以其既保健又能治病的特殊功效，曾于清光绪年间，远销台湾、日本、东南亚，风靡欧美等国家。原来，正宗“白毛猴”药茶产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金谷镇金山村石竹岩。最早开发这一茶树品种的就是金山村“长福厝”的谢驾、谢冰两兄弟。最近，笔者在安溪县金谷镇金山村金谷供电所旁边的茶园里，发现一块墓碑，碑呈半月形，完好无缺，上书“清诰授奉政大夫赏戴花翎心妙谢公墓”楷书二行字。经调查，墓主谢冰的后裔向笔者提供了墓志铭和金谷谢氏族谱。据谢氏族谱记载：墓主谢冰，系金谷谢氏第十六世祖，字心妙，滨轩公次子。清委办台南税厘洋药局务。因山东赈灾，清光绪诰授奉政大夫，赏戴花翎，候选广州知府、五品衔，赐匾“选魁”、“大夫第”。其母周氏诰封恭人，其妻叶氏诰封宜人。谢冰乃金谷乡一个普通茶农，在台湾经商为何能致家财万贯?谢冰的曾孙向我们口述了族谱中记载谢冰首创安溪石竹岩药茶“白毛猴”的故事。金谷谢氏十五世祖滨轩公讳崇土娶周氏枣娘为妻，并育有三子。崇土早逝，家乡日子难度。周氏只好带3个儿子到厦门谋生：周氏为人浆洗衣服帐被;长子谢驾入富户当奴仆;次子谢冰入茶行叶先生家当杂役;三子谢奇年幼，为人割草喂马。谢冰不但聪敏好学，而且做工勤谨，深受叶先生的赏识。他在叶家(南安人)学会了茶叶品评与包装、保管等知识后，又掌握了茶叶销售的各种门径。随着年龄渐大，他想：“安溪原是乌龙茶的故乡，所产铁观音名茶闻名遐迩，此一商机被主人及时抓住了，借此发了大财，而我们安溪人却身居宝山不识宝，甘愿世代受穷，跑到厦门当奴才。这不是太傻了?”于是经过与母亲、兄弟一番商议，他毅然辞职回乡，与大哥谢驾雇工在石竹岩开垦茶园。再由谢冰贩运茶叶到台南销售，积累资本。 几年后，石竹岩茶树茁壮，植株为灌木型，中叶类，中芽种。叶形椭圆，叶背表石有一层白色茸毛，故取名“白毛猴”。石竹山海拔高达700多米，其土质俱是碎石与砂壤，岩下山泉汩汩，茶根汲取富硒土壤及多元素物质，所种出来的茶叶具有特殊韵味，加上严格的制作工艺，其品质别具一格。初产每年100余担，运往台南后，外商抢购，连茶末也销售一空。此后，他们一方面扩种茶树，另一方面对“白毛猴”独特茶性进行深加工。通过发酵窨制，成为一种既保健又能治病的特殊药茶。此类药茶在台南、日本、东南亚至欧美，客商美其名为“安溪药茶”。后来，谢冰台南茶庄资产达数百万。他先后3次往安溪运回53担白银，第一、二次各“十八担白银过东岭”，最后一次17担。由家乡的堂亲到龙门岭迎接保护到家。挑夫36个，每两人轮挑一担，所踏过的青草立即发黄，可见白银之沉。光绪四年八月，山东大旱，蝗虫遮天蔽日，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清廷无力赈灾，只好出皇榜诏告天下赈灾，并封官许愿。其时，谢冰到日本卖茶回国，得知山东大荒，遂停船烟台，揭了皇榜，回台南后禀告母亲。周氏枣娘十分同情穷苦人，即令三兄弟从台湾运载18船的大米、布匹、药材到山东放赈。同时出告示，承诺资助弁平县全县红白喜事三天三夜。此番义举不但救活了全县许多生命，而且成就了许多穷苦百姓的好事。为感其恩德，山东弁平县百姓建下“谢公祠”，以作永久性的纪念。光绪四年菊月，谢冰受命晋京，三兄弟及其父母俱加封赏，妻儿也得到诰封。
倚邦茶山包括原倚邦区的一乡和二乡，1988年改称象明乡，辖倚邦、曼拱、曼庄、新坡、安乐，(即牛滚塘、龙谷、大河边8个村公所)，原一乡以倚邦街为中心包括有熠崆、架布、曼松、曼昆大桥头等12个自然村，二乡包括曼拱(弓)寨、芭蕉林、大河边、茹茹塘、路得等7个自然村，共约19个自然村组成倚邦茶山。
倚邦街座落在一条山梁子上，东连曼拱西接革登和莽枝茶山，从倚邦西南到帽崆约20公里，从嶍崆到攸乐山有60公里。从倚邦街南下30公里左右便是现在象明乡乡政府所在地一大河边。
倚邦街的正街从东至西长约250米，宽约1216米，东边街头的东北向有石屏街，东南向有曼松街，西边街头沿西北向有出普文、思茅、普洱的茶古马道，西南向有出易武和景洪版纳的茶马古道。沿正街两旁，茶叶兴盛时有过200户人家，曾茶号林立，逢街交易、人气旺盛、人喧马嘶，有过历史的辉煌。据考证，嘉靖、道光年间是倚邦普洱茶(主要是七子饼茶)产运销极盛时期。先后有茶号十余家：宋云号、鸿昌号、杨聘号、元昌号、宝云号等。宋云号是制茶较早的一家，从光绪初年到民国(1875-1911)(1921-1941)年加工200担，销四川，光绪年间元昌号年加工400500担。倚邦的茶叶过去年产千担，畅销昆明、四川和香港等地。
倚邦街的土司衙门和会馆大庙遗迹在倚邦茶山兴旺时期，倚邦街曾经建过至少三个会馆，即石屏会馆、楚雄会馆和四川会馆，石屏会馆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1941年大庙被火烧，三个会馆至今都已不存在了，原挂在大庙大门上的一幅大匾被保护下来，匾的中央自右向左刻着斗大的四个大字：福庇西南，右上角刻着：光绪贰年藏丙子李下之吉旦，左下角刻有普洱府思茅同知加三级记录十次。从庙的题词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倚邦及周围茶山的茶叶造福一方的巨大价值和稳定西南边疆的重大意义。另从大庙的有五六尺长的横条地基石台和残存的雕花瓦盖，还可看出当时大庙建筑的雄伟气概和汉族文化融人思茅民族区域的积极意义。
倚邦有傣族土司衙门。据县志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3)划十二版纳时，以整董、播腊(即倚邦)、易帮为一版纳，隶属车里(今景洪)宣慰问。清雍正年间曹当斋以功授土千总世职，管理倚邦等六大茶山，(乾隆二十三年曹以军功升守备)。土司的儿子召宗宇迁居车里。
倚邦曹当斋墓记载的史事在倚邦街东南向不远的山坡林里，有一座的大坟和一个高大的石碑，碑文载有普洱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统管六茶山的史事，石碑雕凿精细，头上部雕有三条飞龙空心花的龙头，呈三角形，中央雕有一个大印，印上有汉满文字，碑身刻记着倚邦六茶山有关茶事，整个碑长两公尺以上，立于清乾隆2年(1737年)农历3月初，是清皇封敕曹当斋为倚邦土千总时立的碑。就在大石碑左下方不远，有一座曹当斋的坟墓，碑刻皇清敕赠昭信校尉应赠武德郎显考曹公当斋墓，乾隆癸未(1773年)季春吉旦。曹公从受封土千总(后晋升守备)到其逝世(1773年)共执事38年。
中国人是以善能喝茶著名的。从文献上的记载，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古书《尔雅》上就写过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诗经》的《七月》篇，也提到采茶。两汉之后，饮茶之风大盛，但更普遍的还是在唐朝。那时已经有茶会、茶宴，陆羽著《茶经》，更是集中了喝茶的理论，从此大开喝茶之风，陆羽由是受后世尊为茶神。《潮嘉风月记》就说：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从这里看来，喝工夫茶大约是唐代以后的事。尽管近代的《辞海》载有工夫茶这一条专门名辞的注释，英文的Tea字也还是从汕头、厦门话的茶字译音过去的。但有关工夫茶的详细记载却是很少，甚至连《潮州府志》也没有记载，这却不能不是件憾事。
就现在所能考证到的，潮州地方在元朝以前虽然已经是稻再熟而蚕五收，可是似乎还没有种茶。《永乐大典》之五千三百四十三卷，是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早的《潮州志》，在它课税一项内曾引用了《三阳图志》(三阳即是海阳今之潮安、潮阳、揭阳)。《三阳志》及《三阳图志》于今已不可复见，但几经浩劫之后仅存很少的《永乐大典》中却刚好有一部《潮州志》在，而其中又多引用《三阳志》等的原文，弥足珍贵。从原文看来，《三阳志》是元朝时有关这三县的地方志。中说到：
茶课自大禹别九州之产以作贡，而未闻贡茶，下逮汉、魏、晋、梁皆不及此，至李唐时如赵赞滂、王楼、王涯之徒始创茶之制，宋朝又有榷务交引三分三税之法，而茶之赋始繁矣。产茶之地，出税固宜。无茶之地，何缘纳税？潮之为郡，无采茶之户，无贩茶之商，其课钞，每责于办盐主首而代纳焉。有司万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这证明在元时，潮州地方还没有种茶的。没有种茶倒不要紧，因为潮州工夫茶所用的茶叶并不产自潮州。可是无贩茶之商，这倒就麻烦了，如果《三阳志》所记属实，恐怕元朝时潮州还没有工夫茶这一享受呢。
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了，到清代以后，潮州人之好茶，潮州工夫茶之有名，潮州人做茶叶生意之多，已经是尽人皆知了，清代的《潮嘉风月记》就说：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及瓷盘各一，唯怀之数则视客之多寡，先将泉水贮罐，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后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
投闽茶于壶内冲之，到现在也是如此。工夫茶用的是铁观音，这是全国仅在福建才有的名茶。自然，现在潮州地方是产茶的，潮安凤凰山(过去属饶平)的单丛奇种简名日凤凰茶，就是驰名海内外，在今天国产的特级茶叶中首屈一指，但可惜产量不多，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因此它的价格也是国产茶叶中最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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