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南方有嘉木”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南方有嘉木”相关知识！
关于茶，我有一个茶与文学很深刻的记忆：《红楼梦》中老太太来到栊翠庵，说我不喝六安茶，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这个花絮，很多人有各种猜测。有的说老太太想在妙玉这个昔日富家千金面前摆个架势，没想到被妙玉软顶了一下。有的说老太太曾经来过栊翠庵，不惯六安瓜片的口味，而妙玉很细心的察觉了。
一部小说《南方有嘉木》，写尽“茶的清香与爱的纠缠”，可见茶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饮茶起于中国，在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上层的达官贵人品茶可以极近精致，下层市井百姓的大碗茶也可以喝得通透舒坦。茶传到日本，有人说是日本把茶道发展成了极其繁复庄重的仪式，而在中国，一方面在皇家珍藏中发展了茶具的艺术，另一方面在读书人中成长了茶的高洁情趣。文人说保留茶之真味，拒绝任何添加，留下一盏轻扬芬芳。《茶经》赋予了茶的知识性地位，并整理了茶道的规矩，这一点，陆羽功不可没。
六安茶和老君眉都是中国的名茶，前者是绿茶，后者是红茶。妙玉独崇六安茶，品的是茶中的清冽高洁，而老太太却更爱老君眉，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红茶解腻更温和些吧。中国的茶就是这样，无论你身处哪个阶层，无论是牛饮还是细品，每个人都有关于茶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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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传说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他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
神农氏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处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的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这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
来自巴蜀的最初记载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晋常璩着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这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靠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长江流域的文物明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与茶相关的古代文物，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观点提供了明证。
近年来在浙江省上虞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中，有壶、盏、杯、碗等器具，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器物当属世界上最早的茶具。这说明东汉时期饮茶已渐渐普遍。湖北省江陵县的西汉古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些作为陪葬品的茶叶;湖南省的长沙马王堆中也曾出土过一只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这被考古学家推定为是人们用来贮存茶叶的器具。这表明在距今2000年前，南方王族已开始烹煮饮茶。
饮茶风气兴于南方我国何时开始流行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只在南朝风行，北朝尚未以之为怪也，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fn着《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q《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jiǎ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茶字的由来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茶叶原产地溯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茶的发现者，同时他也是传说中的发明药物来治疗疾病的人。
神农氏为了辨别草物的药理作用，曾经亲口品尝百草。有一次他在野处考察休息时，用釜锅煮水，恰巧有几片叶子飘落进来，使锅里的水变成黄绿色。神农氏不以为意，喝了一点其中的汤水，却惊奇的发现，这黄绿色的水味道清香，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农氏得出了这种植物能够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和利尿解毒的作用。
至于“茶”的名字的来源，也和神农氏有关。传说中的神农氏，长着一个玻璃一样的透明的肚子，但凡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能够知道这种食物对于身体的利弊，这也是他多次中毒不死的原因。他喝了黄绿色的水这后，看见这种水在肚子里流淌，所到之处，把肠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于是他就把这种植物叫做“擦”，后来就转化为“茶”的发音。
来自巴蜀的最初记载在周武王伐商灭纣时，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把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晋常璩著的《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这师，……茶蜜……皆纳贡之。”武王伐纣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由此可见，中国有明确记录的茶事活动距今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文献资料里面，有着确切的茶的记载的，最早并且最可*应该是汉代王褒所撰写的《僮约》。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已经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项，并且是用来待客的贵重之物，饮茶已开始在中产阶层中流行。
长江流域的文物明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与茶相关的古代文物，从另一个角度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的观点提供了明证。
近年来在浙江省上虞市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中，有壶、盏、杯、碗等器具，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器物当属世界上最早的茶具。这说明东汉时期饮茶已渐渐普遍。湖北省江陵县的西汉古墓中还曾出土过一些作为陪葬品的茶叶;湖南省的长沙马王堆中也曾出土过一只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这被考古学家推定为是人们用来贮存茶叶的器具。这表明在距今2000年前，南方王族已开始烹煮饮茶。
饮茶风气兴于南方我国何时开始流行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入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只在南朝风行，北朝尚未以之为怪也，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茶”字的由来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茶叶原产地溯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我国南方等地对饮茶极其讲究，春节尤是。正月走亲访友，特别有长辈的必定要上门拜年。客人进门先是互祝新春，问候老辈，然后入坐待茶。
第一道：
甜茶。祝客人一年甜到头。甜茶是用糯米锅巴和糖泡成的。糯米煮成饭，把饭放在热铁锅上贴，烧结成一片片锅巴，泡成甜茶既香又糯，十分可口。
第二道茶：
是熏豆茶。
熏豆茶共有六种佐料，其配置十分得当。
1．熏青豆，有丰富蛋白质。
2．胡罗卜丝，有胡罗卜素。
3．腌制过的桔皮丝，能调中快隔，导滞化痰。
4．苏子，能宽胸下气，润肺开郁。
5．芝麻，能益胃渗湿，补肺清热。
6．少量嫩芽茶。这种茶鲜美可口富有营养。
第三道：
一杯清茶。餐后饮用可清涤肠胃油腻。
所以这新春三道茶，既合乎礼仪，又合乎保健原理。
二十多年过去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从学术研究到文化符号，已经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可，但是在命名之初，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条古道应该是“西南丝绸之路”或者“南方丝绸之路”。考察队员们从田野考察角度以及对沿路史地的研究出发，认为只有“茶马古道”这一名称才能真正代表这条路。“丝绸之路”的命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是以欧洲为中心提出的命名，而“茶马古道”是我们的学者历经亲身考察，对沿线文化的体验之后提出来的，这一命名，有文本的意义，更有现实的意义。 茶马古道历史久远，如果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就认为有这么一条古道的话，那可以退回到公元前4世纪，而且这个区域很早以前就有不同的族群居住。这些族群之间以及他们和周边国家进行商贸往来也是一样需要类似的古道，从在这条道路上流动的商品来看，丝绸的意义并不显著，“南方丝绸之路”或者“西南丝绸之路”在这段悠久而深厚的历史语境之下或许只具有文本上的抽象意义。
澜沧江中下游、哀牢山和无量山这一带是茶的起源地之一，茶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理符号和文化符号。和丝、瓷一样，茶也是我们贡献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之一。茶叶的输送和茶文化的传播是茶马古道的核心，从茶叶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隔着万水千山，唯有远征才能让茶叶在不同的地理圈、文化圈中流动。在古道的沿线，考察队员们见证了茶叶在这条路上的运输，亲历了茶文化在这条古道上的延续。除了茶，还有骡马，在中国的西部，特别是中国的西南部，骡马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重要和主要的运输工具。这是由这一地区的地形决定的，大西南山高水深，修路不易，虽然水能资源丰富，但航行条件并不利，所以骡马就成了一种主体的运输工具。
听听纳西族婚礼歌曲《请客》中的唱词就会明白马帮之于沿途居民的重要： 从昆明赶来艳红的锦缎／锦缎虽然没有翅膀／可是它来到客人的面前／从西藏赶来黑色的氆氇／氆氇虽然没有翅膀／可是它来到客人的面前／从万宗赶来白色的绸子／虽然绸子没有翅膀／可是它来到客人的面前／从京都赶来墨绿的绫罗／绫罗虽然没有翅膀／可是它来到客人的面前／从京都赶来小金钱／小金钱虽然没有翅膀／它也来到客人面前
歌曲中所唱到艳红的锦缎、黑色的氆氇、白色的绸子、墨绿的绫罗以及小金钱都是赶马人赶来的。物资在流动，文化在流动，生活也在流动。马帮的脚步也未曾停歇，马帮不仅仅是一种运输工具或载体，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段历史。少数人靠赶马帮发了财，更多的人赶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高山峡谷、风霜雨雪、野兽毒虫、瘟疫疾病、土匪强盗都是赶马人需要面对的，云南的山歌里常常唱到的“砍柴莫砍葡萄藤，嫁人莫嫁赶马人”就足矣见得赶马人的艰辛，但是为了生活，他们必须上路，必须抗争。
网资讯：和所有的古官道一样，地处宁德市蕉城区的白鹤岭古官道,古荡在宁德与福州之间的血脉，开始时仅仅承载着贸易往来。近日，笔者在寻访白鹤岭古官道文化中发现，白鹤岭古官道与滇藏“茶马古道”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一条生机勃勃的文明血脉，构成了古代宁德与对外之间交通、交流的重要门户，成为容纳、孕育和推动闽东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脉。
古道长歌
白鹤岭古官道北出宁德、福鼎接浙江平阳县。南出宁德西门（灵秀山庄脚下），登白鹤岭，一路南行，翻越罗源与宁德之间的界山，到邻县罗源，再达连江县境，终抵福州城。全程大约二百余里。徒步行走，需二天。如是挑担商队，行程需要四五天。
据记载，古官道始建于南宋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由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崎岖小道已阻碍了商品经济流通。时任宁德县主簿丁大全，经实地勘察，开辟了白鹤岭古官道。作为主要来自于人的行走、踩踏，和人力自觉开辟的道路，千百年来，这条开辟于南宋时期的白鹤岭古官道有着让人感到惊诧和疑惑的地方。
“官道的产生，在坊间充斥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股力量来自于官宦文人，另一股力量则来自于农民客商。”一位来自宁德一中退休教师李剑平，本着对文化痴迷、执着与热情，自2006年以来开始了对白鹤岭古官道全面、系统地研究。他告诉笔者，在当时，宁德官宦文人十分注重风水学，认为白鹤岭山峦犹如展翅白鹤，而古官道直插宁德县城，导致风水被破，宁德中举人数大大减少。而农民、客商则认为古官道是促进商贸与经济繁荣的必然选择。两股势力的争议之下，古官道开开堵堵，打官司闹到省城福州，出于对经贸发展需要及风水学的思考，由此产生了两条古官道入口，一条即现在的灵秀山庄脚下（正官道），而另一条出口则位于南漈山。
漫长的岁月里，南来北往的客商们在古官道亦留下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传说，清朝末年，叠石乡附近有位商人，往浙江平阳贩运红花（药材）千余斤至福州出售，因迷恋烟花院，久而未归。其妻张氏，久等心急，从宁德娘家动身，沿着这条官道步行至福州，并将沿途地名及特征一一记录，编成路引歌，至今在罗源界首领一带仍在传唱。
“目前已收集诗文多达60余首，发现摩崖石刻18面，部分石刻连文献中都不曾记载，文字与寓意都非常之好，从历史积淀来看，白鹤岭古官道所呈现的历史文化是厚重的。”经过李剑平和民间历史爱好者数年的跋涉与探索之下，一些铭刻在古官道上被淹没的摩崖石刻渐渐浮现而出，其中包括清朝乾隆年间福州府李拔郡守在白鹤岭古官道上的题刻“鹤翥鸾飞”；明万历年间，福建按察使吴之鹏的摩崖石刻《过白鹤岭二绝》，内容提及明万历年间的三大战役其中一件，当时朝鲜还属于中国藩国，日本攻打朝鲜引起明朝争议不断，明朝出兵援助朝鲜。
近期发现的有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省布政使黄琮，曾在岭头的天峰亭内刻有碑文，记载着戚继光抗倭的历史。“在被掩埋数百年后，2004年当地农民为了修葺该亭，在挖地基时被发现，风化十分严重，可以辨认仅有几字，直到2013年，经过数位书法家的辨认、斟酌，才将文字确认下来。”李剑平说。
古古道道山山茶茶情情闽东，在福建产茶历史属最悠久，其天山绿茶是福建绿茶极品，古代多为贡品、礼品和祭祀品，茶史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唐产“腊面茶”、宋产“团饼茶”、明清产“芽茶”等贡品，系列产品80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金奖。而“她”的原产地蕉城区洋中镇，由于地理环境与交通上的优势，便成为闽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和茶必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悠远的道路和神奇的茶，把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和外面广大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据《宁川佳茗》记载，早在洪武年间（1391年）蕉城区的“天山芽茶”曾是宫廷贡茶，由人力肩挑运送京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国茶业市场迅速形成和扩大时期，天山绿茶外贸需求量急增。清代，闽东茶叶进入全盛时期，茶叶作为当地最大宗的经济作物及出口商品，成为福建的大茶区。而《古代闽东茶叶史略》也曾记载，清朝时期，闽东系福建省主要出口和内销茶叶的主要产区，三大名茶（天山绿茶、坦洋工夫、白琳功夫产地）亦成为三个茶叶中心集散地，而宁德县内西乡天山山麓的洋中镇乃天山绿茶的中心集散地，清朝时期名列闽东榜首。据说，100多年前的清末，就有天津的“京帮”、山东的“全祥”及福州茶行客商，来天山原厂地一带采购茶叶运销国内外。
如果说滇藏茶马之路是一条高海拔区域通向内陆的枢纽，那么白鹤岭则是一条将闽东文化、物质、技术、商品，向外交融，由北至南，通过茶叶、布匹、药材，被叫做经济、商贸和文化、宗教等等东西，产生了积极、自觉的碰撞、交流和融汇。
清朝后期，福州花茶兴起,“支提”名茶供不应求，天山茶区采制大量绿茶输出国内外，从此“天山绿茶”以为杨明，蜚声中外，茶叶装袋或包装后，便雇佣人力肩挑运送到福州茶庄、茶厂加工制成花茶后再销往华东、华北，或在福州作为花茶原料出口欧、美及南洋等地。
每当茶季到来，这些商号手中购得成品几十成百担，急于送到福州城中加工成精茶，或由福州茶商包装后运往外地。于是，当地茶商就要雇佣体力好办事稳妥的人，以一百二十四斤的挑工价，让其挑六十斤茶的样品，翻越白鹤岭古官道，赶赴福州。
由于茶路的兴起，在二百余里的古官道沿途，蕉城茶商与挑夫络绎不绝。路途各村庄中散布着的客栈与古旧的凉亭、桥屋、宫观里，都活跃着宁德蕉城茶商与挑夫歇息的身影。尤其在1939年后，因抗战，三都港被封锁，闽东一带海上的茶叶销路基本中断，一时间，白鹤岭古官道上，挑着茶担的茶叶商队络绎不绝。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虽然宁德蕉城的茶叶因战争已有衰退，但依然有几十家商号。至今古官道上流传着这样的话，“有担怨担，无担盼担”反映出了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挑夫对生存的渴望与艰辛。
古道上兴起的民间自救
如果站在阳光或者是飞鸟的高度，我们就更能体会到这行走古道的艰难。1955年104国道修通后，白鹤岭古官道面临功能的据换，一些反映着当地历史的摩崖石刻或被风化，或被掩埋。这条被称之为“南方茶马古道”的古官道，曾经构成了古代宁德与对外之间交通、交流的重要门户，成为容纳、孕育和推动闽东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脉，如今正面临消逝。
“在蕉城区范围内白鹤岭摩崖石刻最集中，碑多，诗多，不仅承载物资往来，也是文人雅士风月的场地，由此而引发的写诗、题字内容丰富。”李剑平告诉笔者，近年来不少登山驴友或探险者面对如此多元又即将消逝的古道文化感到痛惜，并开始自发性的抢救性保护，在杂草旺盛时期进行自发组织除草外，在古官道上的摩崖石刻进行描漆、拓片，试图还原历史。
不少民间历史文化爱好者和老市民则希望政府能够介入，抢救古道上湮没的古迹，将南方独特的“茶马古道”文化与古官道文化相结合，进行挖掘与保护，不仅能保留地方文化，相信对旅游事业也有一定存进作用。
湖南旅游之大众最爱评选活动投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对茶马古道有更深入的了解，记者于近日电话连线了茶马古道景区温国民主任，为游客解读中国南方最后马帮这一历史遗书。
茶马古道风景区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境内，距离益阳市区150公里。素以南方最后一支马帮和最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存著称于世，是现今尚存的年代久远的茶马古道之一，有南方最后马帮之称。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好些水陆、陆陆交汇点，慢慢而自然的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高城、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唐家观、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的。如今，骑马穿行在川岩江边的茶马古驿道上，清脆的马铃声在这诗情画意的山水中宛如一支动听的歌，随着山风悠悠传开，不绝于耳，真有一番山外车鸣声不绝，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景象。
温主任向记者娓娓道来，茶马古道风景区是一处融山水风光和历史文化于一体的风景区，这里保留了原生态的高山民居风光和峡谷风光，远离尘嚣，秀美独特，被称为高山之城，茶马遗风。来茶马古道，游客可以尽情体验骑马观光的乐趣，也可以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
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
茶马旧道风物区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境内，距离益阳市区150公里。素以南方末了一支马帮和最完备的茶马旧道遗存著称于世，是现今尚存的年月长远的茶马旧道之一，有南方末了马帮之称。马帮和茶马旧道凝集和会合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旧道颠末的好些水陆、陆陆交汇点，逐步而天然的形成了集镇、驿站，以便利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交易商品，留宿歇足。高城、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唐家观、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即是随茶马旧道降生、成长而来的。现在，骑马穿行在川岩江边的茶马古驿道上，响亮的马铃声在这诗情画意的山水中好像一支悦耳的歌，随着山风悠悠传开，不停于耳，真有一番山外车鸣声不停，山间铃盗贼帮来的情形。
茶马旧道风物区是一处融山水风景和汗青文化于一体的风物区，这里保留了原生态的高山平易近居风景和峡谷风景，阔别尘嚣，秀美奇特，被称为高山之城，茶马遗风。来茶马旧道，旅客可以恣意体验骑马旅行的兴趣，也可以探寻马帮文化的汗青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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