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历史往往与文化、与宗教、与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混杂在一起。
按陆羽在《茶经》中的说法,“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将饮茶的最早年代追溯到了传说时代。不过文字记录的中国最早的茶事发生在西汉时代,那时的文献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话。东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说武王克殷以后,巴人纳贡的贡品中有茶和蜂蜜等。
著名汉学家梅维恒在他的《茶的真实历史》中,对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茶传统发出质疑。他认为,茶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让人联想起阿萨姆奶茶)、缅甸、老挝及云南等地,起初一直被中原人视为南蛮之物,并不受待见;直到唐朝陆羽写《茶经》,才奠定了茶的地位,成为雅品。
1998年在苏门答腊岛附件打捞发现的“黑石号”沉船,验证了梅维恒的说法。这艘船是唐朝826年左右从中国驶往阿拉伯的商船,满载唐朝物品。众多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写有“荼盏子”三个字,也就是那时人们还将后来的“茶”称为“荼”。荼,在《诗经》中是“苦草”的意思,当时对茶的概念是南方的苦药草。应该是陆羽,为了推广茶,才将荼字一横抹去,造出一个新的茶字。梅维恒认为茶的广泛被接受与佛教的传播有关。
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茶与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儒、道、佛以茶传播学术思想,以茶传布道法佛规。其中又以佛教与茶的关系最为密切,佛教的禅宗坐禅时以茶为饮,在清净中修行。佛教禅宗在唐代普及发展以后,许多平常人为修行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茶,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寺院,一般都参与茶叶生产,许多名茶都出自佛僧之手,这为茶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考证,我们习惯所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在宋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当然,无论茶的起源在哪里,真正将茶由野生植物变成人工种植的农作物,并使其商业化的是中国。世界各地“茶”的发音,都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沿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不仅有丝绸、瓷器,还有大量的茶叶。人们推断,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茶叶已由丝绸之路销往西域,这个说法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作依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商人已将茶叶由丝绸之路运达蒙古边境,同土耳其人以茶易物。
到了唐代,与回纥大规模的“茶马互市”活动,将大量中国茶叶输往西亚和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有学者建议将“丝绸之路”改称为“丝茶之路”,因为到后来,茶叶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丝绸。而且茶叶的西进之路,在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战争,使美国走向独立;在亚欧大陆,也引起了一场战争,使大清帝国走向衰落,说茶叶是“一片改变世界的叶子”一点也不为过。
茶叶刚开始输入到欧洲时,既有欢迎者,也有抵制者,它的普及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17世纪荷兰著名医师尼克拉斯·迪鲁库恩是第一个热情推广饮茶的西方人。他在《医学论》一书中,着力描述了茶的药用效果,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茶可以疗病,可以使人长寿。
在德国,传教士却激烈反对饮茶,说中国人之所以面黄肌瘦,就是太爱饮茶的缘故。在瑞典,人们起初对茶和咖啡的引入都抱怀疑态度,不敢贸然享用。于是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用两个死囚作试验,以免除死刑作条件。两个死囚还是一对双胞胎,一人饮茶,一人喝咖啡,结果都很安全,饮茶的那位还居然活到了83岁。这样一来,茶饮渐渐在西方得到了普及。
所以说,西方人对茶的接纳,最初主要不是由文化的角度,而是将茶饮作为药饮来认识,这对茶叶向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为了寻求使体魄更强健的妙方,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选准了茶。英国人饮茶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这与凯瑟琳皇后的大力倡导有很大关系。凯瑟琳皇后嫁到英国时,将葡萄牙的中国红茶带到了皇宫,她自己喜好饮茶,还着力宣传茶的功用,说饮茶使她体态健美。
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午餐至晚餐时间间隔太长,于是贵族阶层开始在下午增加一次简单的加餐:吃点心和饮茶。很快这种做法就传播开来,这就是至今还颇为流行的午后茶。据调查,英国人每天消费的饮料,茶要占到37%,而咖啡只有10%。
到今天,全世界茶叶的消费量依然超过咖啡、可可、酒精及各种碳酸饮料的总和。地处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是世界上进口绿茶最多的国家,人均年消费量达1公斤。摩洛哥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由于禁酒的原因,茶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饮料。一般人每天要喝三次茶,多的达十多次。摩洛哥人招待宾客,都敬献甜茶,酒会后通常要再饮三道茶。他们最爱绿茶中的珠茶,甚至以珠茶作为一个南部城市的代名。
“居不可一日无茶”,如今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均非虚言。
丝绸、瓷器和茶叶,曾经是中国古代三大出口产品,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和陆上“茶叶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以及今天的“丝绸铁路”。一、“丝绸之路”与“茶叶之路”
(一)陆地“丝绸之路”概念下的“茶叶之路”
作为中国古代沟通西方经济桥梁——丝绸之路,也是传播东方文明的的重要渠道。
通常提法,丝绸之路之起点为长安(今西安),终点为古罗马,由西汉时开辟的陆路通道。主要有南北两条支线:一条为南道,由敦煌出阳关西行,沿昆仑山麓到新疆和阿富汗东北一带,在经伊朗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罗马帝国;另一条为北路,由敦煌出玉门关西行,沿天山南麓,经前苏联境内,再向西南行与南道汇合。这就是陆路通道的“丝绸之路”。这仅仅是一种大致说法。丝绸之路后来又有南、北、中三条之说。再后来,多条路线的说法同时出现。如,“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均是考古发现或学术结论。若根据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文物把“西南丝绸之路”推到了三千多年之前。然而,“丝路”之说法太多,未见是好事,容易引起世人对“丝路”概念的混乱。
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的“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源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一书中。另一位德国人胡特森也曾撰《丝路》一书。由此,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这一称谓让世界知晓。
所谓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亚欧陆路交通主干线的总称,既是亚欧交通的动脉,也是亚欧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连接亚欧各国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舒曼茶话认为,单从“丝绸之路”本身字义解读,就是把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与亚欧各国进行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实则不然,在整个贸易通道上,诸如中国瓷器、茶叶、草药等其它商品数量同样可观,只是丝制品作为中国的代表性商品而已。但其他像茶叶商品或茶文化传播之路也可作为丝绸之路的另种称呼,如“瓷器之路”、“茶叶之路”、“粮食之路”等等,反之,中国商队换回的皮毛、玉器、珠宝、香料等商品,同样也被人作为丝绸之路的另种称呼,如“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等等。所以,但凡构通亚欧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这条通路统称为“丝绸之路”。但学术上为了学科研究需要,通常把丝绸之路上交易的某种商品游离出来加以研究。所以,可以断定,有着五千年茶文化历史的中国,丝绸之路上必然有茶叶之路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茶文化研究者更倾向于专属于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传播的“茶叶之路”来加以研究而已。
(二)专属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传播的“茶叶之路”
正因为由于丝绸之路上的茶叶和瓷器商贸同样占有一定比重,故而,丝绸之路同样是一条“茶叶之路”或其它之路。但这里所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丝绸之路上的“茶叶之路”不等同于当今学术上所提出的陆上专属于茶叶贸易“茶叶之路”,虽然茶叶也同属于丝绸之路上不同物品,但至今无人像研究“海上茶叶之路”进行研究。原因是陆地上同样还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茶叶之路”,它与丝绸之路上存在的茶叶交易之路是两个概念,重要的是两条不同路线和行程。原因在于它与“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商贸恰通道——张家口至蒙古国库伦、俄罗斯恰克图再到莫斯科,简称“张库大道”)相关联。
何为茶叶之路?从广义上来定义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十七世纪的中亚草原顽强地延伸着一条从中国武夷山至俄国圣彼得堡的贸易之路,这就是著名的草原茶叶之路。”(《重走张库大道》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74)。此种说法表明: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武夷山,终点在俄国圣彼得堡;第二种说法是在恰克图博物馆墙上的“茶叶之路”线路图得到依据:图中标注的起点是武汉,走水路进入上海、天津,再从北京到张家口,或从山西右玉县西口(杀虎口)进入蒙古国乌兰巴托(库伦)、俄罗斯恰克图、莫斯科,终点到英国伦敦。
“茶叶之路”起始点之所以存在着两种“弹性”说法,原因是国内外学者对之理解方式不一样。
从狭义上来定义“茶叶之路”,那就是——茶叶之路先将两国连接后通向第三国,是从塞外重镇河北张家口大境门(东口)和山西右玉县西口(杀虎口)出发,这两条道路主要是以东口这一条通道为主,其次是西口,通往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并延伸的俄罗斯恰克图(终点)的贸易之路。这条道也被称作为“张库恰国际商道”。(刘振瑛主编:《品味大境门》修订本,张家口堡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成果丛书,2011:148)由于“茶叶之路”的重点贸易是中蒙俄三国,因它的重要路段是在草原,交易货物除了茶叶之外,主要物品还是丝织品、皮毛、铁器、金器、银器、镜子等等,所谓的茶叶之路实际上也叫“草原丝绸之路”,亦叫“茶叶之路”或“草原茶叶之路”。而“茶叶之路”能够从库伦延伸至恰克图乃至莫斯科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在1728年6月与俄罗斯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罗斯。于是在1730年(雍正八年)清政府为边境贸易,在恰克图中方边境兴建“买卖城”,这样在恰克图出现新旧两市,北市旧城叫恰克图,归俄罗斯所有,南市新城叫“买卖城”,归中国商户居住。
关于这条茶叶之路的形成背景也有二种说法——
一是由于元朝的贸易起初是控制在官府、官僚、遗族和色目人的手里,但在元朝统一货币后(主要发行了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为了活跃经济,促进蒙汉商贸活动的开展,同时也为草原输送生产、生活物资,朝廷把中原的物资大多集中到北京,然后运抵宣府张家口一带,最后通过官马大道运向草原,直至俄国和英国。《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路、官马大道就是后来张库大道。”
二是“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
确切地说,无论是“茶叶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其重点就是“张库大道”或叫“张库恰国际通道”。但这条路上的茶叶贸易却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张库大道,其前身首先是驿路,其次是官马大道,最后由福建和湖北的茶叶首先通关后才是张库大道的开始。从此,这是一条负载茶叶贸易往来和厚重历史的“茶叶之路”拉开了伟大的序幕。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茶叶之路”
(一)“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下的“海上茶叶之路”
中国丝绸之路因其有着上千年历史,涉及陆路与海路两大板块。海上丝绸之路兴于起于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顾名思义,就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从东亚开始,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的总称,也是“东西方对话”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它与“海上茶叶之路”无有差别,只是叫法上不同。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应该有广义和狭义航线之分。理论上把东海和南海航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航线,这只是狭义概念。而从渤海、黄海等北方诸港始发运载丝绸、茶叶和瓷器到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的航线,应在广义海上丝路范畴内(来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遣隋、遣唐和遣宋使至少有一半活跃在这条航线上);
在海上交通路线上,同样是“丝绸之路”,还可以衍生出“海上瓷器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海上珠宝之路”……如从回程货物区分,海上丝绸之路的别称则更多。中国古代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港口有许多,如(排名不分先后),碣石(秦皇岛)、转附(烟台)、琅琊(胶南)、会稽(绍兴)、句章(宁波)、(刺桐)泉州、三都澳、合浦(北海)、徐闻(湛江)、登州(烟台)、番禺(广州)、扬州、厦门、漳州、刘家港(太仓)、黄泗浦(张家港)、南京、海州(连云港)等等。每一朝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都会出现主要贸易港口和次要贸易港口。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东海、南海、北海和黄海都有自己的航线,由北向南,今天的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之地,曾几何时,古港云集,如今,有些古港消失了,有些古港更名了,有些古港让子港替代了,但却不能抹杀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港口为推动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所作出的贡献。有一点可以肯定,哪一个港口也承载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含量。
(二)海上茶叶之路
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就有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叫法。这和陆上丝绸之路中存在着茶叶之路概念是相同的。海上茶叶之路同样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上游离出来的板块。
所谓“海上茶叶之路”就是由古代若干港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航道对外输送和交易茶叶以及文化交流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是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之内。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海上茶叶之路”叫法也不能成立。因为,丝绸、瓷器和茶叶贸易从来没有单独分开过,船只在海上航行,一般将不怕海水浸湿的陶瓷商品存放于舱底,而将丝绸和茶叶商品等放于船舱上部。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航运史上从来没有为茶叶贸易专设航船和架构一条海上通道。“海上茶叶之路”只是依附在“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下的别样叫法,是为了研究海上茶叶贸易和海上茶文化传播而游离出的“虚拟”通道,如同“海上瓷器之路”、“海上粮食之路”、“海上珠宝之路”、“海上布匹之路”、“海上香料之路”一样,虽叫法各异,却同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同一条船上的不同商品而已(文化交流除外),也就是说,只有在“海上丝绸之路”命题之下才能分离出若干称谓——实为学术研究所需。需要说明一点,中国沿海各港几乎都与茶叶贸易有关,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传播。
三、“丝绸铁路”概念下的“茶叶铁路”
据2013年第2期英国《今日世界》杂志刊发“让梦想在轨道上前行”和“中国的丝绸铁路”文章表明,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一条“丝绸铁路”将在不久投入运营。这条横穿亚洲的铁路大动脉,连接欧亚经济中心,然后再依托这条钢轨上的“丝绸之路”,通过源源不断的货物过境运输来繁荣本国经济,已经成为中亚各国共同的梦想。从茶文化研究角度而言,丝绸铁路实际上也是一条“茶叶铁路”,因为这条铁路修通以后,中国的茶叶可以由原来的海运改成铁运,把茶叶不断地输向欧洲各国,而且数量会逐年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港口渐渐变得十分拥挤,交货时间变得越发重要,所以,中国再度把目光投向贯穿亚洲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不同的是,中国计划修建的这条新丝绸之路是由钢铁制造的。
目前,“丝绸铁路”具体的线路走向还在商谈之中,中国境内可能有多条线路通往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阿富汗,最终达到土耳其,横贯亚洲东西,其中一部分连接原有线路,一部分则将新建。
宁夏回族民间茶俗甚多,有待客敬茶、三餐泡茶、馈赠送茶、聘礼包茶、斋月散茶、节日宴茶、喜庆品茶等茶俗,而且还从选茶、赠茶、用茶、点茶、配茶、煎茶、冲茶、递茶、加水、品饮、宴请等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事礼俗。可以说回族民间茶文化内容丰富,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宁夏回族民间有谚语云:不管有钱没钱,先刮三响盖碗。每个回族家庭至少有两套盖碗盅子,有的多达十几套。他们喜用盖碗子饮茶,不用缸子和杯子。饮茶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族茶谚云: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那些上了年纪的回族老人每天清早礼完榜布达(晨礼),有喝早茶的习惯。他们围在火炉旁,烤上几片馍馍,总是要刮一碗子的。这碗子也叫盅子,是一种陶瓷器皿,古代叫茶盏,底小口大。茶碗、茶盖、茶托(长方形叫盅船、茶船)配套,俗称三泡台(好似战地碉堡)。有的茶盖上绘有蓝色的花纹或红色的小花朵,还有的绘有绿色或黑色阿拉伯文清真字样,既精巧美观,又方便耐用。喝茶先备一壶滚烫的开水,把茶、糖等原料放入盅内,用开水冲泡5~10分钟再喝。用盖碗盅子喝茶有很多好处,民谚云:一防灰(清洁),二防冷(保温),三防茶叶卡喉咙(安全)。中国茶叶品牌网cyppw.com
择茶、泡茶、配茶种类甚多,都依经济条件、茶宴大小、宾客身份、生活需要而定。一般常见的有红糖清茶、冰糖窝窝茶、三香茶(糖、枣、茶)、红四品(红茶、红枣、红糖、枸杞)、白四品(白毛尖茶、白糖、芝麻、白葡萄),还有开胃化食的五味茶,即绿茶(苦)、山楂(酸)、芝麻(香)、白糖(甜)、姜(辣),健脾强肾、提神明目的五珍茶(龙眼、枸杞、葡萄干、杏脯、祈门红茶),生津养胃、健身美容的元宝茶(珠茶、红枣、枸杞、桂元肉、葡萄干),提气补虚、强身健骨的八宝盖碗茶(茉莉花茶、冰糖、红枣、芝麻、元肉、枸杞、葡萄干、核桃仁)等。一般回族家庭除山区喝罐罐茶以外,川区回民多喝三香茶和白四品,所选茶叶有茉莉花茶、毛尖茶、陕青茶、红茶、砖茶、珠茶等。家庭条件好的喝龙井、乌龙、碧螺春等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宁夏回族群众还根据需要,自制了明目清心的枸杞泡茶、止咳化痰的锁阳膏茶、滋阴补肾的羊骨髓茶和八宝甜面茶。
客人远至,盖碗先上,家里来了客人,宁夏回族多用盖碗茶来招待。他们先将盖碗擦洗干净,盛上茶叶和佐料,揭开茶盖半遮掩,将沸腾的开水注入盅碗内,冲出一圈一圈浪花,恰似牡丹开花。泡约五分钟,双手递给客人。客人饮茶边喝边刮,不得用嘴吹或吸出声响。否则会被视为不懂茶礼、没有教养之人。喝茶时要留茶汗,不得一次喝干,要边喝边添。左手擎着托盘,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抓住盖顶,第四指卡住盖口,刮一下,喝一下,茶露汤色,常喝常有,清香爽口,连绵不断。这一套茶事活动,就贯穿了轻、稳、静、洁的饮茶礼节。轻指冲、刮、喝要轻,不得出声;稳指沏茶要稳要准,落点准确,一次沏妥当,似蜻蜓点水,不浅不溢,不漫不流;静指环境幽雅,窗明几净,无干扰,无噪音;洁指茶碗、茶水清洁卫生,一尘不染。
宁夏回族喝茶全在于刮,不会刮就等于不会喝茶。俗话说:吃油香要掰呢,喝盖碗子要刮呢!回族吃油香要掰开,一小块一小块地吃,禁忌囫囵吞咬,否则被视为不懂礼节之人。喝茶要用碗盖一下一下地刮动,使茶叶和佐料加速溶解,使汤汁尽快变温,喝时又不会烫嘴。使用茶盖不仅可以防尘防灰、保温,而且还可起到搅拌茶叶的作用。民谚说:一刮甜,二刮香,三刮茶露变清汤。意思是说,刮第一遍时只能喝到最先溶化的糖的甜味,刮第二遍时,茶叶与佐料经过泡制,香味完全散发出来了,这时的味道最佳。刮第三遍时只剩下茶叶淡淡的汤色,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回族先民用茶消食,以茶代药,以茶代酒,继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茶文化传统。回族婚礼中的提亲裹包,以茶包为主,订婚时亲邻喝定亲茶,结婚时喝喜宴茶,婚后与老人喝阖家茶。某人干事业决心很大,也用下茶来形容,表示坚决,与古代茶不移木同出一辙。
金茶银茶甘露茶,比不上回族的盖碗茶。因为盖碗茶多有糖、红枣、核桃仁、枸杞、桂元肉等配成,本身就是长寿果、益寿果,营养价值极高,所以各类盖碗茶对强身健体大有裨益。回回老人寿数长,早起礼拜喝茶汤、不抽烟,不喝酒,盖碗子不离手,这些都是回族养生保健的宝贵经验,从中不难发现饮茶在回族健康生活中的重要性。
那柯里茶马古道入口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
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
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
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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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茶,是我挺喜欢的一款茶。抹茶奶茶、抹茶蛋糕、抹茶......看到菜单上有关于抹茶的食品,我一般会想要点,即便点来了不好喝或者不好吃,我也会想试试。绿绿的颜色,让人有欲望,也有大自然的感觉。当然,吃到的抹茶类都不是很正宗,因为这些食品中抹茶只是作为配角,还没有喝过直接用抹茶冲出的茶,不知道是否一样有魅力呢。
很多人以为抹茶是日本的,这个认知没错,现在的抹茶确实是日本的,但最早的抹茶诞生地却是我大中华,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就如同本来应是自己的东西,突然间易主了。这是民族荣誉感在作祟吧。不过,该庆幸的是,这么好的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传承至今了。抹茶虽然是绿茶粉末,但却是迄今为止,最新鲜、最营养的一种茶品。
在日本,抹茶不单单是抹茶,已经是日本茶道的代表——抹茶道。喝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的冲着喝,而是有完整的一套茶道。基本的方法是先在茶碗中放入少量抹茶,加入少量温(不是沸腾)水,然后搅拌均匀(传统上使用茶筅)。在日本茶道中,“浓茶”用4克抹茶,加60CC开水,有点像浆糊状。“薄茶”用2克抹茶,加60CC开水。可以用茶筅刷出浓厚的泡沫,非常美丽,爽口。希望有机会我能飞到日本体会和品尝这地道的抹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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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民间茶俗甚多,有待客敬茶、三餐泡茶、馈赠送茶、聘礼包茶、斋月散茶、节日宴茶、喜庆品茶等茶俗,而且还从选茶、赠茶、用茶、点茶、配茶、煎茶、冲茶、递茶、加水、品饮、宴请等诸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事礼俗。
宁夏回族民间有谚语云:“不管有钱没钱,先刮三响盖碗。”每个回族家庭至少有两套盖碗盅子,有的多达十几套。他们喜用盖碗子饮茶,不用缸子和杯子。饮茶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族茶谚云:“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那些上了年纪的回族老人每天清早礼完“榜布达”(晨礼),有喝早茶的习惯。他们围在火炉旁,烤上几片馍馍,总是要“刮”一碗子的。这碗子也叫“盅子”,是一种陶瓷器皿,古代叫“茶盏”,底小口大。茶碗、茶盖、茶托(长方形叫盅船、茶船)配套,俗称“三泡台”(好似战地碉堡)。有的茶盖上绘有蓝色的花纹或红色的小花朵,还有的绘有绿色或黑色阿拉伯文“清真”字样,既精巧美观,又方便耐用。喝茶先备一壶滚烫的开水,把茶、糖等原料放入盅内,用开水冲泡5~10分钟再喝。用盖碗盅子喝茶有很多好处,民谚云:“一防灰(清洁),二防冷(保温),三防茶叶卡喉咙(安全)。”
择茶、泡茶、配茶种类甚多,都依经济条件、茶宴大小、宾客身份、生活需要而定。一般常见的有红糖清茶、冰糖窝窝茶、三香茶(糖、枣、茶)、红四品(红茶、红枣、红糖、枸杞)、白四品(白毛尖茶、白糖、芝麻、白葡萄),还有开胃化食的五味茶,即绿茶(苦)、山楂(酸)、芝麻(香)、白糖(甜)、姜(辣),健脾强肾、提神明目的五珍茶(龙眼、枸杞、葡萄干、杏脯、祈门红茶),生津养胃、健身美容的元宝茶(珠茶、红枣、枸杞、桂元肉、葡萄干),提气补虚、强身健骨的八宝盖碗茶(茉莉花茶、冰糖、红枣、芝麻、元肉、枸杞、葡萄干、核桃仁)等。一般回族家庭除山区喝罐罐茶以外,川区回民多喝“三香茶”和“白四品”,所选茶叶有茉莉花茶、毛尖茶、陕青茶、红茶、砖茶、珠茶等。家庭条件好的喝龙井、乌龙、碧螺春等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宁夏回族群众还根据需要,自制了明目清心的枸杞泡茶、止咳化痰的锁阳膏茶、滋阴补肾的羊骨髓茶和八宝甜面茶。
“客人远至,盖碗先上”,家里来了客人,宁夏回族多用盖碗茶来招待。他们先将盖碗擦洗干净,盛上茶叶和佐料,揭开茶盖半遮掩,将沸腾的开水注入盅碗内,冲出一圈一圈浪花,恰似牡丹开花。泡约五分钟,双手递给客人。客人饮茶边喝边“刮”,不得用嘴吹或吸出声响。否则会被视为不懂茶礼、没有教养之人。喝茶时要留茶汗,不得一次喝干,要边喝边添。左手擎着托盘,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抓住盖顶,第四指卡住盖口,“刮”一下,喝一下,茶露汤色,常喝常有,清香爽口,连绵不断。这一套茶事活动,就贯穿了“轻、稳、静、洁”的饮茶礼节。“轻”指冲、刮、喝要轻,不得出声;“稳”指沏茶要稳要准,落点准确,一次沏妥当,似蜻蜓点水,不浅不溢,不漫不流;“静”指环境幽雅,窗明几净,无干扰,无噪音;“洁”指茶碗、茶水清洁卫生,一尘不染。
宁夏回族喝茶全在于“刮”,不会“刮”就等于不会喝茶。俗话说:“吃油香要掰呢,喝盖碗子要刮呢!”回族吃油香要掰开,一小块一小块地吃,禁忌囫囵吞咬,否则被视为不懂礼节之人。喝茶要用碗盖一下一下地“刮”动,使茶叶和佐料加速溶解,使汤汁尽快变温,喝时又不会烫嘴。使用茶盖不仅可以防尘防灰、保温,而且还可起到搅拌茶叶的作用。民谚说:“一刮甜,二刮香,三刮茶露变清汤。”意思是说,“刮”第一遍时只能喝到最先溶化的糖的甜味,“刮”第二遍时,茶叶与佐料经过泡制,香味完全散发出来了,这时的味道最佳。“刮”第三遍时只剩下茶叶淡淡的汤色,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回族先民用茶消食,以茶代药,以茶代酒,继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茶文化传统。回族婚礼中的提亲裹包,以茶包为主,订婚时亲邻喝“定亲茶”,结婚时喝“喜宴茶”,婚后与老人喝“阖家茶”。某人干事业决心很大,也用“下茶”来形容,表示坚决,与古代“茶不移木”同出一辙。
“金茶银茶甘露茶,比不上回族的盖碗茶。”因为盖碗茶多有糖、红枣、核桃仁、枸杞、桂元肉等配成,本身就是“长寿果”、“益寿果”,营养价值极高,所以各类盖碗茶对强身健体大有裨益。 “回回老人寿数长,早起礼拜喝茶汤”、“不抽烟,不喝酒,盖碗子不离手”,这些都是回族养生保健的宝贵经验,从中不难发现饮茶在回族健康生活中的重要性。
历史的普洱,是源远流长,在昔日有其风光的一页,由文献古籍,可见一斑;本文受限于时间及文长,就以现今普洱发展始末,做切入点,以一位过来人初浅的经历,论述走在茶马古道上一步一脚印的心路旅程。
全世界普洱茶发烧、发热,约是六、七年前开始,但对一群茶疯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开始展开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间断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风。近廿多年光阴如梭,但也扎扎实实地见证普洱茶由黑翻红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
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
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第一年的这一趟,也到了历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厂走一遭,当时普洱茶厂厂长认为他们最好的茶是普洱绿海白毫,不卖,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纪念。
当时为了争普洱茶的原乡,继思茅之后,西双版纳也在首府景洪配合每年的泼水节盛会接续举办[茶王节]活动,并展示了一些古老普洱茶照片,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台湾茶人曰后寻根的主要线索之一,从点、线进而面,逐渐的串连起来,这亦是后记。
首度参与普洱茶盛会,台湾共有十五人与会,声势相当浩大,事后证明亦是推广普洱茶最有力的生力军。当时在街上买到了《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这本书,经过影印后传阅,成为来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四年进军古六大茶山之一易武重要的线索。
这本选辑可贵之处,在于集结了许多散佚的古六大茶山资料,包括易武的断案碑、老茶庄照片、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忆(是由已故倚邦最后一位土司曹仲益记录的),另外,还有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的古六大茶山访问记,上面名列了我们手上有的老茶饼,包括同兴、同庆、同昌等,上面的资料注明是在易武街。
来年再度上路,由当时的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领军,先出席在昆明举办的国际茶文化节活动,与勐海茶厂老茶厂等亦是漏夜长谈,一阵的追问,另一重点锁定在易武,当时当地导游根本没听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游之处,还不解的骂我们神经病,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易武实在地处偏僻,无旅馆等,第一夜选择了最近的孟仑,睡一间小旅舍,我、何健、吴芳洲摸黑进入颇具规模的植物园,发现一间宿舍亮灯,竟然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去,没想到是找到宝了。
当时的主人是一位研究员,工作之余靠搜集蝴蝶标本增加收入,在聊天中,他告诉了我们其家人是易武人,早期制饼完全是手工,有木模和石模,日后何健找到老的揉茶石,和这次的夜访偶遇有很大关联。
就在那一天,踏入易武老街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住了。
或许,这一天应该是改变历史的一天,一行共计十九人,共同见证了历史的时刻。有人为文指出,这十九人当中,包括黄教添、陈炳叙及谢木池等,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几个研究者外,大部分是茶艺圈的业者。
当时易武乡公所的小郑(郑军民,十多年后今天,已高升为易武乡副乡长。当时及之后几年,他对我们帮助相当大,带着我们出入落水洞等地,为人热诚,又毫无怨言,对他心中只有感激)看到一群蕃仔来到,他抱怨说,这些居民饭都吃不饱,您们是来干什么的。
就在公元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时任易武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吴正金,副乡长李家能等人被这群不速之客也惊扰到,不到百人的村民更是以相当惊讶的眼光,看着这群[猴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如今,这群猴子,却是孙悟空的金棒七十二变,将易武变成繁华小镇,这恐怕是当初这些居民想都没法想的,造化弄人,却也从此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普洱新市集)。
由副乡长李家能找来已退休曾任易武区区长张毅,解说易武的现况及所遗留昔日老茶庄辉煌年代景观,由于他老人家当时正在写乡志,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数据,由其一路导览,使得我们这一群虽第一次踏入被形容是蛮荒之地的小镇,却着实有入宝山而归感觉。
在老乡长解说着一世纪前名扬中外的茶庄时,又是钱利贞宋聘号、又是同兴号,又是车顺号,当时已有[众里寻他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感觉。清朝的[瑞贡天朝]匾额,就是在这一趟挖掘出来,后来在混沌年代,还有人趁机做出[朝天贡瑞]茶饼,令人啼笑皆非。
据张毅后来自己写的记录如此形容着他们边看、边问、边记,还拍照,谢谢之声不离口,连用餐时间前几分钟,都不放过,问这问那,曾至贤、陈怀远还把我向他们作的介绍材料,逐一的翻,四筒胶卷,全部拍完(当时尚未流行数字相机),带回台湾又用计算机打印出来,这成为他们这次考察最大收获。
不错,就是这份数据,光是用计算机打字,就花了我二个多星期时间,后来所有普洱茶书的资料,都是来自我搜集及不眠不休漏夜打的这份资料,可惜,均未向他们收取费用,否则应可收回一些成本,毕竟这是相当大心血,而大部分引用的人却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让人有遗憾的感慨!
这次破冰之旅,揭开了易武三大老茶庄宋聘、同兴及同庆神秘面纱,同时也将同昌黄记的老武将房等给曝光了,更点出许多当时作饼茶的老故事,而一条茶马古道历史的传述及追寻,也逐渐被揭露及受到各界重视。
后来拍摄茶马古道影集及茶马古道进京北京,都是在这种历史冲击下成形。我为断案碑拓文,也成为重要史料,因为后来它不幸断裂成两半,十足的断案碑。
当时的易武,实在是荒凉,两条街,一条是老街,一条是让主要干道,一间小吃店,几家杂货店,几乎无外人沓至,有着茶人胸怀的吕礼臻、何健等感慨万千,他站在街头遥望着黄沙滚滚的昔日老街、茶马古道,心中许了一个愿望,那就是重新恢复传统七子饼茶的制作方式,让易武有第二春。
现在到易武逛览,犹如普洱茶风起云涌般,已是相当繁荣,但您觉得很难想象,当初易武的模样,当时落脚这个小镇,晚上是没电灯的,还要点烛火挑灯夜战,洗澡更是只是利用三更半夜,穿着短裤,躲在古井边,迅速以类似军火战斗澡方式解决,生活及交通等不方便,比起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当时小镇给我们这批南方客是热情,是坦诚相见,所看到所拍摄的都是朴实的古老村庄模样;如今,发达后,那种人情味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初海峡两岸茶人等共同为重塑易武第二春的那种傻劲,也完全被抹煞的,有的是争谁是领导流行的?争谁是开强辟土的功臣?甚至谁做了第一块传统的元宝茶,都被扭曲掉,功利?名禄?自古以来,恐怕都是如此罢!
吕礼臻却是剑及履及,九五年带着何健、香港叶荣枝再赴易武,找张毅等商议重新恢复做元宝茶可行性,同时把张毅写的《易武乡茶叶发展概况》印制成书籍,为普洱茶历史先做扎根的动作,包括重要的历史文物断案碑(有关茶税及贡茶文献),一直躺在破旧关帝庙地上,让吕礼臻很难过,拿出一笔钱,希望能将其竖立起来做历史见证。
为恢复传统普洱茶制作,吕礼臻二年内来回奔波易武高达十一趟,对恢复传统手工饼茶更是寄予厚望,易武乡党委、乡政府也全力配合,由副乡长李家能主管,逐户寻找传统的老加工工具,并打听曾制作饼茶的加工师傅。
先后两次分别由张先民、廖文启等人派司机,从猛远农场接来曾在同庆号老茶庄包茶学徒张世勋、作茶师传张官寿、高定光等及易武会做七子饼的老茶人余世高、许丕文等,在原易武乡公所的伙房,也就是厨房,开始进行传统普洱茶的试作及传授技艺,李家能、廖文启、张毅、许寿培等人都加入加工、包装工艺学习及制作行列,由乡政府文书郑军民负责收购毛茶,先后于该年8月和次年3月,每次历时一星期,试制了二批易武普洱茶,由吕礼臻等人带往台湾、香港等地宣传销售,这也是近年来易武重新制作传统七子饼茶的先河。
试作有一定的成果后,吕礼臻正式下订单,也是近代第一块传统手工茶饼[真淳雅号]的正式问世,在公元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间,张毅等受托为吕礼臻制作了六吨饼茶。
以往的易武,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得到,更何况知道它在那里?还亲自到这个偏远的山区,但经过台湾茶人的广为宣传,日本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等陆续的前来考察,甚至远在欧洲及美国的法国专家、美国学者等,都兴致勃勃的来取经,原先一家茶庄也没有,如今是各种老号、新茶坊不断林立,比起易武早期最风光时期还多,一花引来万花开,固然已达到了当初回复第二春的效益,但在发达之余,小镇也应饮水思源,同时对茶的质量做严格的管控,应禁止仿冒、假冒品流通,否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好不容易打出来的品牌,可能再一夕之间万劫不复,这是目前值得易武思考的课题。
一边是恢复传统普洱的制作,一边则继续茶马古道的寻根,接续抵达的古茶山是倚邦、蛮砖等,当时可说是辛苦异常,道路尚未开通,车子无法到达,两人背着厚重的相机,一步一脚印的攀爬上倚邦老街,那种茅草屋、石板道,猪比人多,老人比年轻人多景象,迄今仍历历如目,犹如昔日的桃花源;而基诺更是荒凉,当时的景象连老街都找不到。
穿梭走在景迈古茶林及澜沧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村寨,是这一辈子难得的经验,住在有焢的傣寨中,吃傣族同胞为我们准备的一鸡多吃早餐,看到一大片高耸的古茶林,这些都是现今玩普洱茶的人无法亲自感受到的,因为有些古老茶树,为了利于采栽已被砍伐矮化,在利益与自然之间,形成强烈的拉锯战,这是我们而不乐见的。
一个茶山接着一个茶山,一个村落走过一个村寨,十年的光阴如梭,好不容易才建构了我的《方圆之缘~深探紧压茶世界》的架构,是走累了,但流过的汗水,却是有代价的,它的价值观,恐怕只有我最能深深体会。
一个历史的偶然,成就了普洱茶,但也来之不易,诚心的期待它再回复当初秉持的永续经营,那时历史才会再记录一笔,茶马古道也会再马铃声声慢,一直吹响永远的茶山号角。
在滇西接近川、藏大三角地带的高山峡谷和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之道茶马古道。据导游介绍,茶马古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是指在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最初得名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后来随着交易品种的增多,各种货物的运送主要由马帮承担,运输的物资又以茶叶为大宗,因此这种交通渠道就被称之为茶马古道。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繁荣。近年来,专家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热情很高,围绕古道发源的争议也不少,但对茶马古道的主线则有比较一致的说法。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主要分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甘青道)三条主干线。
其中滇藏道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11.92,0.00,0.00%)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0.96,0.00,0.00%)道。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从唐代开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经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
茶马古道是汉、藏等各民族关系融洽的纽带,团结的象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等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在古道上由成千上万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等组成的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伴着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圈。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相互交融。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等各民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促进了藏汉等各族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沿边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可以说,茶马古道不仅是边疆地区物资运销之路,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其中丽江古城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之一。今天的丽江古城是来云南旅游的必选景区,是小资白领的休闲胜地,有许多外国朋友来这里旅游、度假、做生意。狭窄的街坊开办了许多咖啡喔、酒吧、茶社、玉器古玩店、烧烤小吃店。一到夜晚,串串红灯笼倒映水中,各民族口音的叫卖声,夹杂着说各地特色普通话的游客,仿佛再现了当年古城的繁荣。使人联想到这个当年茶马古道上重要商镇,来往的商人在这里交易茶叶、布匹等物品的情景,现在丽江古镇上光滑的青石板路还保留着当年马队走过的痕迹。
茶马古道的发掘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化底蕴丰厚的旅游资源,更在于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段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而其蕴藏的意义和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积淀升华为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而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已经得到了发扬和延续,并将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熠熠生辉的丰碑。(作者系河南驻马店市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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