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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最精彩的篇章。可以说，没有独具特色的佛教茶文化，中华茶文化将黯然失色，所谓“博大精深”便也无从谈起。今天谈谈关于佛教、茶事、佛茶。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品尝香茗、辩论佛理、招待施主的地方。寺院中的茶叶也有别于其他，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其中上等的茶叶用于供佛，是下等的则自奉。佛教寺院中的这种每日例行的饮茶习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饮茶之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品茗之风已由僧人发展到士大夫阶层。《封氏闻见录》第六卷中记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税明当时品茶已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活动，是品位与志趣的象征。M.CY316.coM
饮茶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僧人中精于茶事的更是不乏其人。在宋代，浙江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另外还有一种名为“茶百戏”的表演，将茶倒入碗中，然后用茶匙把茶场调成各种物象。据传僧人福全最擅长于此，“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订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垂手办耳。”(《清异录》卷下《生成盏茶》)。又另有一位南屏谦师，也可以使“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绝伦。
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白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时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人们习惯上把产生于佛教寺院或用于佛事活动的茶，称作佛茶。
寺院的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位前供奉茶汤，称作“莫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掸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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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佛教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
又到春茶采摘时，漫山的茶树，宛如一颗颗小星星，在云遮雾绕的山间，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即使没有饮茶，仿佛也让人尝到了新茶的甘甜和芳香。
名茶飘香万国来求
黄山之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明朝天启年间，江南黟县新任县官熊开元春游黄山，傍晚迷路，遇到一位腰挎竹篓的老和尚，便借宿寺院。长老泡茶敬客时，知县细看这茶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开水冲泡下去，只见热气绕碗边一周，升腾，转圈，化作一朵白莲花，然后散成缕缕热气飘荡开来，满室清香。知县惊叹不已，问后方知此茶名为“黄山云雾”，由此与长老结下茶缘。时光辗转，后来，这个知县得以在皇帝面前重演“白莲”奇景，皇帝大悦，将知县官升几品，留在帝都。然而，这个知县却心系“云雾”，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黄山，最终弃官为僧，传为佳话。
传说虽不可考，但这名山竞秀的土地，却积淀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对于徽茶历史，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丁以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据他介绍，关于徽茶最早文字记载见近两千年前的《桐君录》：“酉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汉、晋时的庐江郡辖今安庆、六安、合肥的部分地区，从那时起皖南、皖西两大茶区初步形成，奠定了后世安徽茶区的格局。东晋元帝时，有记载宣城茶叶入列贡茶，可见徽茶当时品质颇高。到了唐宋时期，歙州(今黄山市、绩溪县、婺源县)地区茶叶因量大质优，受到民间热捧。据记载，歙州所产茶品质优异，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人皆尚之”。每到新茶上市季，在往返歙州的数千里道路上，茶商络绎不绝，“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境内遍山植茶，以茶为业者达十之七八，衣食、赋役全仰仗茶叶。同一时期，宣州鸭山茶与舒州天柱茶并列，名重一时，风靡江南，远传京洛，时人谓之“名茶辈出，万国来求;名器佳泉，茶道大行”。
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徽茶借徽商席卷全国，远传海外。当时，徽州休宁松萝茶，与长兴罗岕茶、苏州虎丘茶为当时茶界“三甲”，曾引来郑板桥赞美，“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在《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贾母饮茶的描写，当时妙玉端茶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这段描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清朝期间，六安茶已进入王侯将相家，成为当时的名品。
清末，徽茶传承创新，厚积薄发。一飞冲天的黄山毛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金的太平猴魁、风靡欧洲的祁门红茶、独树一帜的六安瓜片均创制于这一时期。1955年，中国茶叶公司评选全国十大名茶，此四样茶榜上有名，徽茶占之近半。同时，皖产名茶还有歙县老竹大方、石台雾里青、岳西翠兰等一大批，这些名茶如群星一般，闪耀在中华茶文化的璀璨天空。如今，黄山毛峰等绿茶制作技艺更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期待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更好的发展。
品味宁静修身立德
两千年时光荏苒，今天的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然根深蒂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茶又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元素——“琴棋书画剑，茶酒诗礼花”。
民俗专家宋国强说，茶最早的表述文字是“查”，意为用完餐后喝一碗茶汤，用来减除油腻、消化食物、排除毒素。后到汉代为“荼”，直到唐代，茶成了人们的日常饮料，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便把“荼”字减去一横，成为今日的“茶”了。宋国强认为，茶的兴盛与汉晋佛教传播、道教兴起有关。佛家眼里，茶是禅定、心静的必备之物;道家眼里，茶有助炼“内丹”的作用，同时也是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炼长生不老的好材料。对茶叶的这些看法和做法，已经脱离作为饮料的物态形式，始有茶文化之端倪。过去由于条件所限，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此茶有“不迁”的别称，进而被赋予从一而终、忠诚不叛的寓意。至今，在我国的不少民族中，订婚、结婚的仪式上，以茶敬客仍是一项主要仪式，这一仪式的来源大多也就是由于茶树“不迁”的特性。
对于皖产名茶，安农大茶研所丁以寿副所长如此概括：“黄山毛峰，芽尖峰芒，滋味醇甘，香气如兰;六安瓜片，去梗去芽，汤色澄明，回味悠长;太平猴魁，两叶一芽，平扁挺直，龙飞凤舞……”在丁以寿看来，中国人以茶养生、修性、联谊、示礼、怡情、育德，在一杯杯品茶中升华而成的茶文化，是融茶与自然、社会、人文、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蕴涵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次，以奉献、利人、利国、俭清和真为精神，集中继承和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诚处世的思想。
如今，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快节奏时代，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寻求一种让心灵沉静下来的慢生活，而让人静心，莫若品茗：捧着一杯香茶，让人在饮茶中品味宁静、平和，使绷紧的心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按照丁以寿的看法，这不仅是精神上的享受，还是一种修身立德的有效途径。
科学饮茶健康之道
每当新茶采摘季，不少指导人健康饮茶的书籍也应时而出，其中，“喝茶健康、健康喝茶、喝健康茶”这一新概念正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呼吁更多的人在品茶的同时，认识茶的健康价值，在科学饮茶中增进健康。
茶叶含有茶多酚、茶色素、茶氨酸和茶多糖等多种有益成分，这些成分在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防癌、降血脂、增强记忆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保健作用不胜枚举。
喝茶讲究健康科学的方法。茶有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等多种类，各有特色和优点，根据自己喜好，不必特别在意季节区分。从营养保健角度看，沏泡茶叶有不少讲究：除非嫩叶新茶用85度左右水，一般需用沸水沏泡，可使更多茶多酚溶于水中。在平时的饮茶中，如果我们习惯于加片柠檬片或金桔，利用维生素C可使人体对茶多酚吸收率提高多倍。
一天喝几杯茶为宜?曾有人戏称：一杯为品，两杯为饮，三杯四杯就是饮牛饮马的蠢物了。其实，习惯于饮茶的人，可以在上午下午各喝两至三杯。不仅可以喝茶水，沏泡后的茶叶也可以吃，其中富含维生素E、食物纤维等有助健康的物质。现在，随着人们对于“纯天然”食品的重视，天然的茶叶也逐渐受到人们热捧，对此，不少专家呼吁：饮茶本是“雅”事，经营者要以人为本，生产无公害的茶叶，让馥郁的茶香一直飘下去……
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
1、佛教认为，一切有益于人、能令人生起执著、意乐的对象皆可名为食，并将它分为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四类，同时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无不依食而生存。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扩大和深化了我国对“食”的认识。
2、佛教要求僧人在进食前作五种观想：(1)计功多少，量彼来处；(2)忖己德行，全缺应供；(3)防心离过，贪等为宗；(4)正事良药，为疗形枯；(5)为成道业，应受此食。这较好地反映了佛教对饮食的态度及对饮食的作用与目的的看法。宋代著名学者黄庭坚有鉴于此撰写了《士大夫食时五观》，将佛教的上述思想融入到儒家的理念之中，表明它对于世人反省自律，养成珍视他人劳动、爱惜粮食的习惯，增进道德，有着启发、借鉴的作用。
3、佛教关于进食方面的戒规、仪轨拓展丰富了我国饮食行为方面的功能作用，即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谊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文化韵味浓厚。难怪理学大师程颢游定林寺时，目睹僧人威仪济济，进退合度，以为“三代礼乐，尽在其中”。
其次从饮食的结构和风俗习惯看：1、关于素食。苏东坡曾撰有《菜羹赋》，把吃素食与安贫乐道、好仁不杀及向大自然回归联系起来，极力提倡。一般来说，素食清淡、鲜美、营养丰富，不易伤脾胃，的确是一类有益健康、长寿的理想食品。目前我国的素菜已发展到数千种，成为了人民群众饮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佛教是讲慈悲戒杀的，但在传入我国初期，僧人还允许吃三净肉。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严禁僧人食一切肉，从此全国成千上万的佛寺一律素食，广大的在家信众亦竭力效仿，于是在全社会形成了素食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宋代以后更是盛行，全国许多的寺院都能做出一些色香味俱佳的素食名菜。社会上也出现了专营素菜的素食店，以满足广大佛教徒和素食爱好者的需要。甚至皇宫中也专设有“素局”，以供皇帝、皇后斋戒之日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佛教对素食的提倡与需要，才使中华素食体系得以形成并大放异彩。
2、关于茶。茶早在我国的周代即已出现，不过在晋代以前多用作药品或煮茶粥。魏晋以后，一些佛教禅师发现茶有提神益思解乏的作用，正好解决因午后不食及夜晚参禅出现的精力不够、又乏又困的问题，因而多方搜求或四处种植，大量饮用，推动了社会上饮茶风气的形成。尤其在唐代禅宗创立之后，许多禅寺奉行农禅并重，种植、培育、制作了一些茶叶精品，久而久之成为了名茶。由于佛教戒酒，因此茶就成为了佛寺最重要的饮料。佛寺对茶的提倡、种植和需求，自然也影响到广大在家信众及各界人士，在长期的品茗、交流过程中，人们发现茶还能预防或治疗许多疾病，能生津止渴，解酒去腻，利多弊少，老少咸宜，于是争相饮用，创造出丰富多采的茶文化，使茶成为了老百姓家中的必备饮料。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茶马互市”和各国间的交往，茶流传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世界各国，成为了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尤其在日本，僧人们将饮茶与修心养性、人际交往等结合起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茶道”，体现了茶与佛教特有的“血缘”关系。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
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
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
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
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
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教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印度释迦牟尼35岁成佛，80岁逝世，在45年里孜孜不倦地传播教义，创立了佛教。
西汉末，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佛教弘扬的教义主要有“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行善修道、慈悲为本等，比儒教和道教更容易感化人，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因此传播很快。
佛教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仪式，托钵乞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印度，“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成为一种风尚。“掘地垦土”的农业生产和“手捉金银”的贸易经营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许的。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僧人也是随师乞食或靠俗人供给生活所需。西晋惠帝建兴圣寺“供养百僧”。北魏有“僧祗户”（凡民间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称之），但我国僧尼多居寺庙，过着集体生活，要念经坐禅，乞食似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为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断发展，必须与我国的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早在东晋时，佛教就开始自力更生地解决生存问题，南朝梁《高僧传》记载，东晋时高僧道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佐证已废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开始生产劳动了。他们种茶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晋代名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种自制的茶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
在国家经过三百多年分裂动乱之后，唐高祖实现了南北统一，建立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帝国。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儒、释、道三教都予扶植，虽然唐王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但实际上采取了佛道两教并重的方针。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创宗时期。在唐代，佛教各宗相继形成，尤以禅宗独盛，它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怀海禅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禅宗的特点，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僧人除了上早殿（早晚集体念经）、坐禅、诵戒，还要从事农林生产劳动。
“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禅宗又分南、北两宗。慧能创立南宗，主张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也可以顿悟成佛。慧能这种简化教义和修行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迷惑、怅惘的劳动人民以及心灵空虚的士大夫，以至达官显贵，都可以得到精神寄托。到了唐代后期，南宗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宗。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诗云：“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盛唐时期，寺观中奴婢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著。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已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普洱茶是云南百姓的生活饮品，而藏传佛教七供养之一也是普洱茶，藏族人民的生活更离不开普洱茶，可见普洱茶与藏传佛教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追溯历史，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夏朝，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便与内地发生了贸易往来。
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茶具中证明，早在公元前700年的周朝，滇茶已传入迪庆。到了唐代，云南普洱茶大量行销到茜藏。起于周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从云南普洱茶主产区汇集普洱后，过南涧、丽江，横穿迪庆梅里雪山、里塘、巴塘、芒康、察隅、昌都、甘丹寺、羊八井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日喀则、拉孜、昂仁、定日、聂拉木、曲水、浪卡子、帕里、亚东进入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并到达西亚及非洲等地。
《蛮书》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普洱茶大量行销茜藏，茶马古道兴盛。《滴露曼录》载：茶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之叶，而关国家大经。
唐贞观八年，吐蕃进占迪庆，设神川都督，藏传佛教传入迪庆藏区。噶举派，是传承金刚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的佛教徒，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有两大派、四大支、八小系。传入云南藏区的有噶玛噶举、帕竹噶举(达陇巴、止贡巴)。噶玛噶举为噶玛杜松钦巴(11101193)所创。杜松钦巴生于四川甘孜新龙县，是噶举派高僧达布拉杰弟子。1147年，他经迪庆到鸡足山朝佛，大理国王及丽江木氏赠送普洱茶50多驮，与木氏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关系。回康藏途中在迪庆传教修行，在白玛主普修行布道。
1253年，蒙哥汗的总兵革囊渡江灭大理国，缴获大量财宝及普洱茶。1256年，蒙古大汗蒙哥赐噶玛拨希一顶黑色僧帽、一颗金印和大量普洱茶，封其为DBFW。自此，追认噶玛噶举派创始人杜松钦巴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在藏传佛教史上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约在1615年前后，应木氏土司邀请，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六世沙玛尔巴活佛昂吾却吉旺秋(15841635年)到云南藏区指导刊刻丽江版《甘珠尔》，并参加了开光大典，木氏赠送100多驮普洱茶给沙玛尔巴活佛，资助活佛维修白玛主普祖师修行洞。1649年，十世GMB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到达云南藏区，为木氏土司治下的1000多僧众授沙弥戒和比丘戒，木氏土司布施了大量普洱茶。1660年，噶玛噶举派所有主寺活佛GMB红帽系七世、司徒活佛、帕木勺仲，则拉古杰、夏贡古杰等集中到了云南藏区。木氏土司布施了大量的金银和普洱茶。
自1256年一世GMB杜松钦巴被蒙古大汗封为DBFW、1330年一世GMB红帽系沙玛尔巴扎巴僧格被元顺帝封为大元国师以来，GMB在全藏具有崇高的威信，GMB黑红帽两系活佛带头饮普洱茶，创立GMB瑜珈茶道，带动了全藏普洱茶销售市场，为普洱茶在全国藏区及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的行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藏区群众达到了不饮普洱茶就头痛的地步。
最近，GMB红帽系第十五世沙玛尔巴贝桑布农中杰策活佛在维修白玛迥乃主普即莲花生、米拉日巴祖师修行洞时，发掘了一批普洱茶。不仅有一世黑帽系杜松钦巴从大理国带回的距今有860多年的的普洱茶，有蒙哥汗赐给二世黑帽系活佛噶玛拨布的普洱茶，有丽江木天王敬献给二世噶玛拨希、三世让迥多吉、七世黑帽系却扎嘉措、八世黑帽系弥觉多吉、九世黑帽系旺学多吉，十世黑帽系却英多吉的普洱茶;而且还有元顺帝赐给一世红帽系扎巴僧格的普洱茶以及丽江木氏土司献给六世红帽系昂吾却吉旺学、七世红帽系益巴尼波，六世杰策农布桑波的普洱茶。在香格里拉衮钦寺、康司林等遗址上，十五世红帽系沙玛尔巴贝桑布农中杰策还发掘了一批珍贵的普洱茶。
关于普洱茶与藏传佛教，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藏传佛教中饮茶的名目很多，各教派中都有不同的敬茶诵经习俗，经文比普通信徒所诵读的要长一些。随着民族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开发保护，将有更多埋藏在地下的普洱茶与普洱茶收藏爱好者见面，而且一定能够早日回到普洱茶的故乡。
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是在公元八世纪时，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以及西藏本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1，而在这之前，公元六世纪时，茶便随着藏王与唐王朝的联姻而进入了藏区，唐朝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记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藏王室对内地的茶已有十分深入的了解。藏族民众大量饮茶的记载在宋代已出现，如《新安志》卷下《洪尚书》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千百年来在这个全民信仰喇嘛教，并有着独特的白然环境及饮食结构的地区，茶早已成为藏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他们的饮茶习俗及茶文化现象与内地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介绍了作者进入藏区寺院、牧民中考察藏茶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并对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1、道孚县及灵雀寺概况隶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位于川西北海拔2900-5000米的高原，90%以上的居民都是藏胞，道孚在唐代属吐蕃。这里气候较恶劣。冬寒夏凉，耕地有限，藏胞以逐草而居的牧业为主，在邻近县城一带也有一部份半农半牧民。离县城七十余公里的玉科区为纯牧区，4000余米的白日山使该地区一年中有八个月因冰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我们进入藏胞家中，帐房中看到，产自四川雅安、灌县、天全等地的康砖茶、金尖砖茶是每户大量贮存着的必备品，在牧区，帐房内地灶上的火终日不息，熬煮着砖茶水，藏民多围坐火旁饮用加入牛奶、酥油的茶水，其饮用量可高达每人每日3900ml。在每个藏民家庭除了茶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悬挂的喇嘛教领袖的肖像，以及一些宗教摆设、用品，可见藏传佛教已进入了每个藏民家庭。位于县城的灵雀寺建于清代，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伙却吉、昂翁彭措所建，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一个属庙，现有入寺喇嘛三百余人。我们在灵雀寺的厨房中看到两口直径2.5米、深1.5米大铜锅，这是专用来烧茶水的，年青的专职茶水喇嘛每日不断熬煮“甲处”(茶水)供僧侣饮用。寺院举行念大经和法会期间，这两口锅要熬煮供二干余人饮用的茶。寺庙建有贮存砖茶的专用仓库，一个比孔(仓库)可容纳一千五百驮(每驮100市斤左右)茶叶。
2、茶在藏胞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由于藏胞多食牛羊肉类及奶制品，缺少蔬菜，所以用茶去脂，补充维生素。这个观点忽略了茶在藏胞中的神圣地位，我们从下述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藏族的禁忌与道德规范中规定，向客人敬茶时，禁忌拿脏碗使用，禁忌将手指放在碗口上，禁忌用一只手端碗，斟茶后，还要将手先在裙裤上擦一下，然后双手捧上，请客人饮用2。同时，茶在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可作为“神物”去求得，可见藏胞将茶看得比汉民更为神圣，已成为他们圣洁庄严的象征。
茶在汉族的佛、道教派里，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工具。但在藏传佛教中，茶已完全成为了“圣物”，神灵的恩赐。在“色拉寺调查”中看到，寺庙所有佛事活动中，所需物品的清单中排列第一位的总是茶，寺庙向穷人施舍的第一物品也是茶3。我们在灵雀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僧侣们以虔诚之心，双手捧饮寺庙款待的茶。在诵经的大殿，成百身披红色袈裟的诵经喇嘛，面对热气升腾的奶茶，诵经膜拜，此种规仪早已超出一般生理需求。
我们在灵雀寺还了解到，茶甚至成为喇嘛升迁的重要条件。在灵雀寺的经学组织有三个扎仑，它的制度十分严密，其中有一个呷热扎仑，这个扎仑的主要职能是在喇嘛中定资历。呷热扎仑的喇嘛必须在西藏拉萨学经满三年，同时要取得命名为“名打娃”的学位。而要获得“名打娃”学位，必须是在西藏寺庙里给全孔村的喇嘛熬过茶的。由此看来，寺院将茶作为自身锻炼与提高的象征。第三个扎仑叫雀热扎仑，雀热的任务是讲经和对经学的辩论，具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熟习经典、能言善辩的喇嘛才能参加。寺院规定，如需退出雀热，必须给全扎仑的雀热喇嘛熬一次茶才能退出。在这里，茶又成为喇嘛们寄托圣洁感情与怀念的物品。
在藏区，茶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小的日用品，而寺院内的茶具则更披上了圣洁、至上的色彩，那些向宗喀巴供奉茶水的玉制、银制、金制茶碗，熬煮茶的雕花大铜锅已成为灵雀寺的宝物，而从这宝物之中倾出的茶水更成为前来祈祷的藏民们所渴望得到的“神水”。
喇嘛庙中的奉茶、饮茶活动是与诵经活动融为一体的佛事活动，来自于神灵赐予的茶将成千上万藏民联系在一起。寺院给茶赋予了至高的神秘的色彩，而茶也帮助寺院将藏族百姓臣服于神灵之下。这种规模大，极其庄严的茶事活动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功能需求，与唐代文人士大夫煮茗于山野，独斟于青灯形成强烈的反差。藏传佛教将茶作为灵物、汉族僧俗将茶当作修身养性之物，获得现实之中的自我完善，而藏民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祈祷于未来，这种差别与藏区更接近佛教发源地，还保留着佛教原始形态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藏民族与汉民族通过茶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精神世界。
藏民族的饮茶习惯与汉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茶的选择上，干百年来，藏胞坚持使用的是便于运输，便于贮藏，价格便宜的砖茶，这与藏区恶劣的气候和相对落后的交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沏茶方面，严酷的环境使他们无法去追求水的甜美、纯净，冲泡的温度和火候，他们改沏、泡茶为熬茶，再加上牛奶和酥油，变单纯饮料为食品，这种饮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行为，喝奶茶、酥油茶等在寺院是集体围坐喝饮至天明，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们热衷于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严酷的自然条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形成了藏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现象，这种更贴近大自然的质朴、粗犷、尚群体的茶俗，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求通过它获得现实的精神力量的“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人民为中国茶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1.陈麟书等：《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P155,1986a
2.熊坤新：《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中国藏学》(16)4；32,1991。
3.宋赞良；《色拉寺调查(续)》，《中国藏学》(16)4；152-16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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