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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茶事茶文化

2020-10-23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史茶事茶文化”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又到春茶采摘时,漫山的茶树,宛如一颗颗小星星,在云遮雾绕的山间,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即使没有饮茶,仿佛也让人尝到了新茶的甘甜和芳香。

名茶飘香万国来求

黄山之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明朝天启年间,江南黟县新任县官熊开元春游黄山,傍晚迷路,遇到一位腰挎竹篓的老和尚,便借宿寺院。长老泡茶敬客时,知县细看这茶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开水冲泡下去,只见热气绕碗边一周,升腾,转圈,化作一朵白莲花,然后散成缕缕热气飘荡开来,满室清香。知县惊叹不已,问后方知此茶名为“黄山云雾”,由此与长老结下茶缘。时光辗转,后来,这个知县得以在皇帝面前重演“白莲”奇景,皇帝大悦,将知县官升几品,留在帝都。然而,这个知县却心系“云雾”,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黄山,最终弃官为僧,传为佳话。

传说虽不可考,但这名山竞秀的土地,却积淀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对于徽茶历史,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丁以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据他介绍,关于徽茶最早文字记载见近两千年前的《桐君录》:“酉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汉、晋时的庐江郡辖今安庆、六安、合肥的部分地区,从那时起皖南、皖西两大茶区初步形成,奠定了后世安徽茶区的格局。东晋元帝时,有记载宣城茶叶入列贡茶,可见徽茶当时品质颇高。到了唐宋时期,歙州(今黄山市、绩溪县、婺源县)地区茶叶因量大质优,受到民间热捧。据记载,歙州所产茶品质优异,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人皆尚之”。每到新茶上市季,在往返歙州的数千里道路上,茶商络绎不绝,“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境内遍山植茶,以茶为业者达十之七八,衣食、赋役全仰仗茶叶。同一时期,宣州鸭山茶与舒州天柱茶并列,名重一时,风靡江南,远传京洛,时人谓之“名茶辈出,万国来求;名器佳泉,茶道大行”。

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徽茶借徽商席卷全国,远传海外。当时,徽州休宁松萝茶,与长兴罗岕茶、苏州虎丘茶为当时茶界“三甲”,曾引来郑板桥赞美,“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在《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贾母饮茶的描写,当时妙玉端茶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这段描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清朝期间,六安茶已进入王侯将相家,成为当时的名品。

清末,徽茶传承创新,厚积薄发。一飞冲天的黄山毛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金的太平猴魁、风靡欧洲的祁门红茶、独树一帜的六安瓜片均创制于这一时期。1955年,中国茶叶公司评选全国十大名茶,此四样茶榜上有名,徽茶占之近半。同时,皖产名茶还有歙县老竹大方、石台雾里青、岳西翠兰等一大批,这些名茶如群星一般,闪耀在中华茶文化的璀璨天空。如今,黄山毛峰等绿茶制作技艺更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期待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更好的发展。

品味宁静修身立德

两千年时光荏苒,今天的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然根深蒂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茶又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元素——“琴棋书画剑,茶酒诗礼花”。

民俗专家宋国强说,茶最早的表述文字是“查”,意为用完餐后喝一碗茶汤,用来减除油腻、消化食物、排除毒素。后到汉代为“荼”,直到唐代,茶成了人们的日常饮料,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便把“荼”字减去一横,成为今日的“茶”了。宋国强认为,茶的兴盛与汉晋佛教传播、道教兴起有关。佛家眼里,茶是禅定、心静的必备之物;道家眼里,茶有助炼“内丹”的作用,同时也是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炼长生不老的好材料。对茶叶的这些看法和做法,已经脱离作为饮料的物态形式,始有茶文化之端倪。过去由于条件所限,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此茶有“不迁”的别称,进而被赋予从一而终、忠诚不叛的寓意。至今,在我国的不少民族中,订婚、结婚的仪式上,以茶敬客仍是一项主要仪式,这一仪式的来源大多也就是由于茶树“不迁”的特性。

对于皖产名茶,安农大茶研所丁以寿副所长如此概括:“黄山毛峰,芽尖峰芒,滋味醇甘,香气如兰;六安瓜片,去梗去芽,汤色澄明,回味悠长;太平猴魁,两叶一芽,平扁挺直,龙飞凤舞……”在丁以寿看来,中国人以茶养生、修性、联谊、示礼、怡情、育德,在一杯杯品茶中升华而成的茶文化,是融茶与自然、社会、人文、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蕴涵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次,以奉献、利人、利国、俭清和真为精神,集中继承和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诚处世的思想。

如今,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快节奏时代,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寻求一种让心灵沉静下来的慢生活,而让人静心,莫若品茗:捧着一杯香茶,让人在饮茶中品味宁静、平和,使绷紧的心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按照丁以寿的看法,这不仅是精神上的享受,还是一种修身立德的有效途径。

科学饮茶健康之道

每当新茶采摘季,不少指导人健康饮茶的书籍也应时而出,其中,“喝茶健康、健康喝茶、喝健康茶”这一新概念正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呼吁更多的人在品茶的同时,认识茶的健康价值,在科学饮茶中增进健康。

茶叶含有茶多酚、茶色素、茶氨酸和茶多糖等多种有益成分,这些成分在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防癌、降血脂、增强记忆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保健作用不胜枚举。

喝茶讲究健康科学的方法。茶有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等多种类,各有特色和优点,根据自己喜好,不必特别在意季节区分。从营养保健角度看,沏泡茶叶有不少讲究:除非嫩叶新茶用85度左右水,一般需用沸水沏泡,可使更多茶多酚溶于水中。在平时的饮茶中,如果我们习惯于加片柠檬片或金桔,利用维生素C可使人体对茶多酚吸收率提高多倍。

一天喝几杯茶为宜?曾有人戏称:一杯为品,两杯为饮,三杯四杯就是饮牛饮马的蠢物了。其实,习惯于饮茶的人,可以在上午下午各喝两至三杯。不仅可以喝茶水,沏泡后的茶叶也可以吃,其中富含维生素E、食物纤维等有助健康的物质。现在,随着人们对于“纯天然”食品的重视,天然的茶叶也逐渐受到人们热捧,对此,不少专家呼吁:饮茶本是“雅”事,经营者要以人为本,生产无公害的茶叶,让馥郁的茶香一直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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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佛教、茶事、佛茶_茶文化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谈谈佛教、茶事、佛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佛教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最精彩的篇章。可以说,没有独具特色的佛教茶文化,中华茶文化将黯然失色,所谓“博大精深”便也无从谈起。今天谈谈关于佛教、茶事、佛茶。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品尝香茗、辩论佛理、招待施主的地方。寺院中的茶叶也有别于其他,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其中上等的茶叶用于供佛,是下等的则自奉。佛教寺院中的这种每日例行的饮茶习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饮茶之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品茗之风已由僧人发展到士大夫阶层。《封氏闻见录》第六卷中记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税明当时品茶已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活动,是品位与志趣的象征。

饮茶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僧人中精于茶事的更是不乏其人。在宋代,浙江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另外还有一种名为“茶百戏”的表演,将茶倒入碗中,然后用茶匙把茶场调成各种物象。据传僧人福全最擅长于此,“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订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垂手办耳。”(《清异录》卷下《生成盏茶》)。又另有一位南屏谦师,也可以使“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绝伦。

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白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时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人们习惯上把产生于佛教寺院或用于佛事活动的茶,称作佛茶。

寺院的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位前供奉茶汤,称作“莫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掸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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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茶史茶事


一盏盖碗茶,品茗人世情。千百年来,成都这座城市都浸润着茶的清香。昨日,成都故事举行了茶文化专题故事会,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老师来到故事讲坛。摆的龙门阵是成都千年历史中鲜为人知的西蜀茶业与茶马古道。

成都自古是重要的茶叶产地

蜀地早在西周时期就以茶为特色贡品输纳王室。到西汉时期,蜀中已经饮茶成俗,并在武阳(今新津、彭山一带)形成着名的茶市。历史上,四川盆地长期以茶叶产量最高、名茶众多而享誉天下,其中最重要、最着名的产区就在西蜀,具体说即是以成都至雅安一带为核心的川西龙门山地区。

龙门山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南段以蒙顶山为代表的邛雅一带,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实际上,整个西蜀龙门山地区历史上均为重要的茶叶产地,而成都区域历史上一直是名茶汇聚。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等典籍,南宋绍兴十五年全国茶叶年总产量约4800万斤,四川约占其62.5\%,其中龙门山地区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所产即达2102万斤。

古往今来蜀中名茶汇聚

在昨天的讲坛上,彭老师还介绍道,唐代,龙门山地区的重要茶叶产地就包括蜀州青城县的丈人山(今都江堰市境内).到了宋代,据北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记载,其时蜀中有八大名茶产地,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就行政区域而言,前七处都属于成都府路。而这些地方至今仍是重要茶产地。

时光车轮飞转,至今成都仍然有传承千年的名茶。据统计,如今在成都地区,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茶叶生产企业有蒲江等县市的绿昌茗、嘉竹、文君、花楸、贡品堂、蜀涛等10余家。而在历史上,这一带除蒙顶茶最着名外,同样称誉天下的精品名茶还有蜀州(今崇州市)横原的雀舌、鸟嘴、麦颗和蒲江的绿昌明,彭州(包括今彭州和都江堰等地)蒲村、堋口、灌口的饼茶,临邛的火番饼等。

茶马古道邛雅茶叶为主要货源

唐宋以来,我国内地与西部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四川为主要产地的大量边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换回马匹、药材等土特产。而在四川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网络中,又主要有川甘、川青和川藏等道。西北方向的川甘、川青线在唐宋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盛于两宋;西南方向的川藏线与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旄牛道有大段重合,在明清时期达到极盛。

在古蜀上述着名的茶马互市道路网络和线路中,无论是秦汉以降的旄牛道,还是唐宋时期的始阳道(黎州路)、夔松道(雅州路),明清时期的碉门道、北线川藏商道、南线川藏官道,民国时期的南线黎碉道、西线松茂道或曰西山道,均起于或经过龙门山地区,并以邛雅等地的茶叶为主要货源。

综上所述,西蜀成都地区在古代茶马互市发生发展和茶马古道开辟延续的漫长历程中,不仅是边茶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而且是茶马古道上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动的强劲动力源,在促成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蓝田乡茶文化史


说到安溪,就想起铁观音,安溪之茶,深入人心。

安溪有着“乌龙茶之乡”之美誉,安溪蓝田乌龙茶却格外有名。据居住在安溪蓝田的曾、朱、罗等姓氏谱志记载,这里开发于宋,时林窈水沛,故先民们伐木垦荒,筑垄为田,名之“林田”。明代,随着士大夫景观审美风气的兴起,便有读书人(有否受唐诗启发,我们不得而知)向“林田”浇注情感,被浇注情感的“林田”自然而为“蓝田”了。类似“蓝田”这些携带情感的“地理”,不惟华夏九州,在闽南安溪,也触手可及,俯拾皆是,西坪、佛耳山、清水岩……影响之巨,可谓天长地久。

蓝田总面积99.77平方公里,这地不是独立的,她不仅与尚卿、祥华、西坪、芦田相接壤,也与天相勾连。蓝田人乐谈此道,讲的多是山川的神性,这种“神文地理”的观念,其本质上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人对自然景观的文化创造。不但白云亭、福顶岩、安福堂奉祀观音菩萨,进德大廊桥、后清小廊桥奉祀观音菩萨,就连农历二月十五迎花灯,也是抬着端坐观音菩萨的轿子巡游乡里,祈佑民安。而终年雨雾缭绕的朝天山,除了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的传说外,还有许多跟安溪农民起义领袖李带大有关的故事,由熟知历史的蓝田人绘声绘色讲来,令人不禁意驰心往。

公元957年或者更早的一个秋日晌午,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辞去官职,带着随从徒步走到蓝田内村古道边的这座亭子。一定是什么触动着这位前县令的心思,抑或面对家乡的徜徉云彩,如画大地,瞻宏品细,留恋山水的性情因以油然而生,詹敦仁欣然提笔赋诗一首,赞颂白云亭的秀美风光。虽然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亭,白云亭却承载着几百年来许多人无法挥去的情感,他们虔诚奉祀亭内的“岭头观音”,也钟情于林荫深处的山花芳香、丛竹含珠。明代四大书家之一的张瑞图归隐晋江故里后,曾数度游历安溪山水,在安溪留下不少墨宝,“白云自在”就是他路过岭头时纵情所书,可见当时的白云亭是如何为世人所钟爱。

蓝田乡间文化被文明传承蓝田白云亭诗书情感与地理相结合的事情,使我又联想到蓝田民俗民间文化与地理景观的种种结合,比如进德迎花灯、后清游灯龙,宝云殿祈梦,安福堂请火,朝天山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瑞云桥上建天竺亭等等,这些多种多样的结合无疑增加了大地的文化含量。中国是大地域文明古国,神州的文化含量极为丰厚,它们如同煤炭、森林、水源一样,也是珍贵的地理财富。云从蓝田来,这云,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行为,其美学分量让我们拥有一份穿越古今的悠然心境。

我国西藏茶文化史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⑴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着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着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676一704)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⑵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⑶其中,寿州、舒州在皖,顾诸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湖在湘。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关茶的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氓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⑷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⑸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汉藏史集》中记载:都松莽布支(赤都松)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命心腹大臣四处寻访这种树叶,后来在汉地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日日煮饮,身体便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由此传说可知茶之被藏族看重,最初是因为茶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⑹藏族对茶的认识首先是医疗保健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⑺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⑻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

霍山黄芽茶文化茶史介绍


霍山黄芽是黄茶的一种,主要产于安徽省霍山县大化坪金鸡山、太阳乡金竹坪、佛子岭镇乌米尖、诸佛庵镇金家湾、上土市九宫山、单龙寺、磨子谭、胡家河等地。霍山黄芽源于唐朝之前。唐李肇《国史补》把寿州霍山黄芽列为十四品目贡品名茶之一。明代王象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

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有记述:寿春之山(霍山曾隶属寿州,故称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

唐代茶圣陆羽《茶经》中也有霍山产茶之记载。

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寿州有霍山之黄芽,并把黄芽列为14品目贡品名茶之一。黄芽为唐代近二十种名茶之一。

宋代开设霍山茶场,茶叶主要运销苏州、扬州、山西、山东、河南、东北等地。

明朝万历年间,霍山县令王毗翁《黄芽焙茗诗》云:露蕊纤纤才吐碧,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记载,寿州霍山黄芽为当时的极品名茶之一。

清代霍山黄芽为贡茶,历年岁贡三百斤。可见霍山黄芽盛名数百年,然而经过历代演变,以后竟致失传,霍山黄芽仅闻其名,未见其茶。。

巴蜀茶文化史钩沉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但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秦汉至西晋时期,既是巴蜀茶业昌盛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由于巴蜀茶叶种植和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茶叶生产和茶饮在神州迅速普及,各种茶事和茶叶美学内涵也引起了当时文学家的注意,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的反映。如《世说新语》、《神异记》、《异苑》中有关茶的描述,还有如左思的《娇女诗》,杜育的《荈赋》,杨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从各个方面对茶饮、茶事进行了描述,从而提高了茶饮在文化上的品位。

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1、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2、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4、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5、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6、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之中茶入日本


我国的饮茶历史源远流长,而茶文化更是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而历史上,中华茶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这其中就包括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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