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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用茶养生

2019-12-05
乾隆皇帝用茶养生!国帝王当中,最长寿的人当属乾隆皇帝了,享年89岁,不仅在皇帝当中首屈一指,在“七十古来稀”的古代中国,这个年龄已经十分难得,这和乾隆皇帝十分注重养生分不开。

中国历代皇帝,为求长生不老,求仙访道,炼制丹药的比比皆是。秦始皇就曾经命令500童男童女寻找蓬莱仙岛以求仙丹。然而历代服用仙丹的皇帝,不仅没有长生的,很多皇帝还早早地“登天”了,其实大多数是重金属中毒导致的。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极其不科学,不仅用料多是汞、砷一些重金属,而且长期高温熬炼的方法也会带来大量的重金属残留。

与乾隆皇帝不同,乾隆的皇阿玛雍正就是一位迷恋仙丹的皇帝,雍正正是服用了仙丹中毒而亡的。所以说雍正并不是不注重养生,只不过方法和思维受到了局限。雍正死后,对炼丹术十分怀疑和反感的乾隆,马上就将宫中的炼丹术士赶出皇宫(一说是全部杀了)。可见乾隆是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的皇帝,这也是促成了他长寿的原因。

茶是皇家的主要饮品之一,同时也能起到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乾隆皇帝就是一位茶叶爱好者,为喝到最好的茶,他甚至发明了一个秤,称不同水的重量,选取最轻的水泡茶,足见他对茶的考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关于茶的诗很多,从这些诗中可发现,乾隆皇帝对云南的普洱茶也是情有独钟的。现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还遗留着云南古六大茶山进贡的普洱茶贡品。其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普洱茶的砖茶、沱茶、团茶和金瓜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普洱茶膏的茶制品。现在仍保存在故宫的普洱茶膏,是清朝道光年间宫廷御茶房生产的,除少许碳化外,茶膏没有任何霉变。称奇的是,这个普洱茶膏在自然条件下被存放了100多年,不仅没有变质,且至今仍可以食用。

这种普洱茶膏的制作方法,正是起源于乾隆时期。实际上普洱茶膏早在雍正时期就有生产,由云南土司借鉴中医熬制药膏的方法制作,以普洱茶为原料用大锅熬制而成,并将其作为贡品进贡皇宫。迷恋丹药的雍正,自然比较接受这种茶膏。然而喜爱普洱茶的乾隆皇帝,却不太赞同这种做法,而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进了清宫御茶房,一改高温的制作工艺,采用常温下压榨制膏的方法,制作普洱茶膏。由于这种工艺很好地保存普洱茶中有益菌和生物酶的活性,因此所生产的普洱茶膏能够长期保存,且同普洱茶一样越陈越香,同时也杜绝了长时间高温熬煮产生重金属的问题。至此,普洱茶膏作为清朝宫廷御制的茶产品,深藏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内,为皇室专用的养生饮品,躲避了世人的眼睛。

受到清朝宫廷普洱茶膏制作工艺的启示,当今的人们在低温条件下制作具有“活性”的普洱茶膏。利用现代发酵工程和超膜过滤技术,不仅可以生产出媲美陈放数十年“老普洱”的茶膏,还能完全剔除农残,无重金属超标,成为了安全、营养、快捷的现代高端茶品的代表。近年来普洱茶膏的养生价值,不断为世人所认识,普洱茶膏也因此越来越受到青睐。

目前市场上“玉龙胜雪”、“红运当头”等产品,受到了广大茶膏爱好者的喜爱。这一本来属于皇家的神秘饮品,正在融入当今社会,成为现代茶文化和养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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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膏的巅峰离不开乾隆皇帝的推波助澜!


普洱茶膏的巅峰离不开乾隆皇帝的推波助澜!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是却没有发现普洱茶膏的“身影”,这是为何呢?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制作工艺迁入清朝皇宫自己制作,之所以这样做的愿意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检验—解块—漂洗—检验”。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


清宫皇帝的普洱茶膏!“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北京创彩博通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协助蒙顿茶膏北京办事处策划设计的一款高端文化珍藏级普洱茶膏。亦可作为文化交流中的高端馈赠礼品。“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取材于清代皇帝玉玺印文,对普洱茶膏进行塑形艺术创作,大全套共二十四块普洱茶膏,亦可按不同印文注解内容选取其中6块组成小全套,单块普洱茶膏重量为120克。

清宫皇帝宝玺是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御用国宝总称,共二十五方。作为普洱茶膏的配文,配制了“清宫皇帝宝谱册”,详细说明了清代皇帝玉玺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其中“清宫皇帝宝谱册”的制作采用手工钤印的方法,更具艺术内涵。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盛装于花梨实木盒内,木盒表面精雕祥龙图案,古韵绵长,富丽华贵。其珍藏价值在于原料珍贵,制膏工艺考究,茶膏陈化后品质递增,塑型工艺复杂,观赏性强,品饮厚重绵滑等特点。全套限量发行:共三百八十八套。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原料精选窖藏三十年的云南大叶古树特级普洱茶,纯茶萃取、剔除农残。现云南省博物馆、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和中国茶叶博物馆已相继都收藏了蒙顿茶膏捐赠的顶级茶膏。

“清宫皇帝宝谱普洱茶膏”是专为文化鉴赏、收藏者打造的一款极品普洱茶膏。其塑型工艺非常复杂,需要经过绘图、制版、制模、浇注、固化、脱模、整形等繁琐工艺才能达成。利用茶膏作为艺术品表现形式,是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朝光绪年间的“清宫御制普洱茶膏”都是经过开造注模后浇注成型的,小小的茶膏表面雕塑五福捧寿等图案。

茶为国饮,遍及中华。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茶也因其保健、养生的功效,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普洱茶膏传承着中国古老的养生文化。品饮口感厚重绵滑,其营养性由五大部分组成,分别是茶多酚、茶多糖、茶色素、咖啡碱、茶氨酸。这五大部分集合成有机的整体,为人体提供诸多的营养成分与保健因子。具有解酒护肝、消食解腻、养胃护胃的直接功效,同时对抗癌、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也存在潜在的功效。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在其所著的医史文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大锅熬膏法被皇帝钦点


清代大锅熬膏法被皇帝钦点!“大锅熬膏法”虽然为云南独创,甚至也作为贡品进京过,也曾经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的贡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它时间很短,就没有了下文。自清朝时期起始,普洱茶迎来了它第一次繁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普洱茶作坊或者茶号,像福元昌、同庆号、车顺号、宋聘号等等,却不知道哪一家有过生产普洱茶膏的记录。

我们从云南众多的史料中,会偶尔发现一两句涉及普洱茶膏的评语,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就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困惑:我们知道普洱茶膏来自云南,但却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甚至有人提出:云南土司创造了这种大锅熬膏法,并没有在云南普及,其真正的生产地被转移到了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饮用云南的普洱茶,尽管那时不叫普洱茶,但这种茶品因源源不断流入西藏,加之普洱茶解油腻的功效,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西藏到云南形成的多条“茶马古道”,就因普洱茶才有的。

藏区本身就有煮茶的习惯,他们饮用普洱茶,不像内陆地区的品茶,也没有茶道的技法,而是加入奶、盐、姜片等一起煮。是饮食中的一种佐料。也可称为“混合饮”。唯独对待普洱茶膏,则是采用的“纯饮”,即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西藏饮用普洱茶膏,尤其是在大的寺院及上层喇嘛中的普及,早于清朝宫廷。据此,也有人认为“大锅熬膏法”有可能就来自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茶马古道”的历久不衰,对普洱茶的理解和依赖远远胜于内陆地区。虽然他们自始至终不接受汉民族茶道的技法,基本采用“混合饮”的方式,但不排除他们本身也有“纯饮”普洱茶的需求。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结合藏传医药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大锅熬膏法”制作的普洱茶膏,专供寺院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自清代起,甚至有人认为比清代还早,有可能是元朝,很多大的寺院都建有自己的“熬茶间”。

其实,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至今在西藏一些大的寺院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熬茶间”,只是它仍然还是那么隐蔽,轻易不向外界暴露,更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藏区寺院对活佛级以上人员的生活料理一直是高度保密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传统,活佛乃至活佛级以上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神圣的,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包括他们的饮食。

我们目前还不能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认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大锅熬膏法”制成的普洱茶膏,并没有在云南得到普及和应用,相反是在西藏或者更大的区域——藏区,成为专供活佛及活佛级以上人物的“纯饮”的茶品。除此之外,西藏地区“纯饮”的茶品没有第二个。它体现的用途,或者说价值,不仅是保健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这种神秘性,反而限制了它的传播。“大锅熬膏法”——无论是云南的创造,还是西藏的发明,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它的用途很窄,影响力也极弱。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宫廷创建的普洱茶膏声名鹊起,加之后人不知道有两种普洱茶膏,还误认为是一种东西

迷帝古茶园:这里的茶 皇帝都着迷


新抚镇原来是茶马古道从宁洱经通关到镇沅与景东的必经之地,藏区的马帮每年都要经过这里来驮茶叶。而这里也产贡茶,起先称作米地茶,后因皇帝着迷,所以更名为迷帝茶。

迷帝古茶园位于界牌村米地,共300亩,保存完好,被当地人称为“皇家古茶园”。至清朝乾隆年间,米地茶作为贡茶进贡北京,皇帝赐旨“瑞贡京师”。自此,米地茶真正成为清廷贡茶,岁岁进贡,直到咸丰年间因战乱衰败。

迷帝古茶园主要分布在米地、破木、会佘三处。最老的茶园在米地,海拔1300米,有500年左右的古茶园300余亩,破木有30亩,会佘有50亩。据普洱市茶业局生物产业科科长赵思伟说,解放后,历经大跃进、文革、95年大力发展烤烟等运动与事情,古茶树砍了三四回,从清朝算起已经被砍了四五回。

围绕古茶园,周边开始种植茶树。据说迷帝普洱茶苦味明显,但是先苦后甘、清冽爽口,茶香又带有少许兰香,令人着迷。

宫廷普洱真是给以前皇帝喝的那些?


“宫廷普洱?现在都是9012年了,大清朝早就灭亡了”

“宫廷普洱是给以前皇帝喝的那些?”

“宫廷普洱,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喝的起?”

“宫廷普洱,这是噱头吧?”

“宫廷普洱是不是比较贵?”

可能是宫廷剧看多了,一听到宫廷普洱,会马上脑补宫廷里的场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一旦沾上了宫廷二字,都是贵重的。那宫廷普洱到底是什么回事?

据史料记载:“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意思是,每到了普洱茶采摘的时节,先把上等的芽尖制作成最好的茶进贡给朝廷,剩下的,才允许像民间开放。而这种“极细而白毛尖”,就是传说中的宫廷普洱。

在古代,宫廷是身份的象征,在普洱茶来讲,就意味着品质最佳的。在现代,宫廷普洱是普洱等级的标志。人们将将普洱茶原材料按品质高低分为:宫廷,特级,一,三,五,七,九,一共七个等级,嫩度等级最高的是宫廷,依次降低。

直到今天,真正的宫廷普洱也是如此。宫廷普洱,意味着幼嫩的芽头要达到70%以上。

这也是宫廷普洱贵的原因。宫廷普洱贵,并非因为它曾经是贡茶,而是因为其品质。试想一下,一颗茶树有多少芽头?可以说是茶树最金贵的部分,能不贵么?其次,是因为制作普洱茶难度大,虽市面上有不少宫廷普洱,可,好的出品并不多。

要是在以前,只有皇室贵族才能喝到一杯正宗的宫廷普洱,其他人,很难一睹“芳容”。

如今,宫庭普洱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总而言之,宫廷普洱并非是商家了为了销售杜撰出来的“噱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贡茶”。

那宫廷普洱如何冲泡更好喝?

只需记住一点,普通的普洱茶是5秒才出汤,宫廷普洱是3秒出汤。因为茶的内含物质浸出的速度比较快,不能按寻常的出汤时间来。

用茶膏制作的各式茶水


奶茶

配料:茶膏1克,鲜牛奶400毫升,蜂蜜3克(约一羹匙)。

步骤:将茶膏用50克开水溶解,并用匙子或筷子搅动,达到基本溶解为止。然后将鲜奶加温至50℃左右,将50克茶汤倒入,反复搅动,待水温降低,再将蜂蜜倒入搅动几下即可。如果夏天为了避暑,可加冰块饮用。

口感:香甜、厚滑。

汤色:浅褐色。

滋补茶

配料:茶膏1克,大枣、桂圆、山楂、枸杞各10克。蜂蜜3克。

步骤:将大枣、桂圆、山楂、枸杞放入锅中,加水500克熬煮20分钟(水开后计时)。然后过滤,将果肉及杂质滤出,放入茶膏继续熬煮5分钟。关掉火源。让茶汤凉置到40℃左右,将蜂蜜倒入,搅拌几下即可饮用。

口感:甜、润、滑。

汤色:红色(葡萄酒色)。

玫瑰香

配料:茶膏1克,玫瑰花酱6克(约两羹匙),蜂蜜3克。

步骤:将茶膏加水500克熬煮5分钟(水开后计时)。关掉火源,让茶汤凉置40℃左右,将蜂蜜倒入,搅拌几下,然后再将玫瑰花酱倒入,轻轻搅动几下即可饮用。

口感:温润、香甜。

汤色:玫瑰红。

橙红茶

配料:茶膏1克,鲜榨橙汁100克。

步骤:将茶膏加水400克熬煮5分钟(水开后计时)。关掉火源,让茶汤凉置40℃左右,将鲜榨橙汁倒入,轻轻搅动几下即可饮用。

口感:微酸、滑润。

汤色:浅红。

当然,普洱茶膏调饮的方法还有很多,由于它没有固定的模式,给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人人都可调制出一杯好“茶膏”。

姜茶

配料:茶膏1克,姜片5克,蜂蜜3克。

步骤:将姜片放入锅中,加水500克熬煮20分钟。将姜片取出,放入茶膏继续熬煮5分钟,关掉火源,让茶汤凉置到40℃左右,将蜂蜜倒入,搅拌几下即可饮用。

口感:滑、润、甜、微辣。

汤色:红色,偏暗。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


普洱茶膏被清代雍正皇帝正式命名!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

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药,能用茶水服用吗?


喝茶是很多人的习惯,有些人吃药也会用茶水送服,研究表明,茶水送服药物会让一些药物的药效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茶叶,茶叶中所含的成分很复杂,有机化合物约有450种以上,无机矿物营养元素也在15种左右,已被发现被认为与人体有直接关系的有机化合物主要有:茶多酚(又称作茶鞣质)、生物碱、蛋白质、芳香物质、果胶质、糖类等,是茶叶中可溶物质的主要成分。

那么如果我们吃药时用茶汤送服,药物与茶汤中的所含物质相遇时,就有可能产生药物之间的相加、协调和拮抗作用,从而抑制或放大药物的功效,影响人体健康。

下面四类药物是绝对不能用茶水送服的,一定要牢记呀!

1、补益类中药

补药中含有的皂甙、生物碱会与茶多酚结合,产生不能被人体吸收的沉淀物,从而降低补品的补益作用。常用的补品如人参、黄芪、首乌、熟地等,都含有较多的生物碱和其他活性物质,因此,在服用补药时,不宜同时喝茶,更不能以茶代水来送服补剂。

2、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

茶多酚又称作茶鞣质,在体内易被分解成鞣酸,鞣酸可与药物中的金属离子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化合物,如与治疗贫血的铁剂生成鞣酸铁,与治疗溃疡的氢氧化铝生成鞣酸铝,这一类的常见药物包括:达喜、硫酸亚铁口服液等。

3、镇静安神药

茶叶中的生物碱主要是嘌呤碱,其中最多的是咖啡碱,其余的还有可可碱、茶碱等。咖啡碱和茶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可降低地西泮(安定)、艾司唑仑(舒乐安定)等苯二氮卓类和巴比妥类药物的镇静作用。

4、生物碱类药物

茶叶中的茶多酚约占干重的20%—25%,茶多酚与小檗碱、麻黄碱、莨菪碱等生物碱类药物会反应生成难溶的有机碱沉淀,从而影响这些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常见的该类药物有:盐酸小檗碱(黄连素)、麻黄素(常见的感冒药,如白加黑等)、6542颠茄片等。

除了以上几类药物以外还有一些药品遇茶也会减效,比如酶制剂(如多酶片)、双嘧达莫(潘生丁)等等。一般来说,药物最好还是用白开水送服为宜,不建议使用饮料、果汁等服用,尤其不建议以茶服药。另外,在服药前后2—3小时内尽量避免饮茶。

最后祝福大家:多多喝茶保健康,远离疾病更安康。

民国老账本 佃户用茶叶交租


长沙市民成洋将10年前淘到的两册民国账本一直悉心珍藏着。“这可不是两册普通的流水账,它记载了浏东麻姑峡一个地主家1919年到1949年日常收支的情况。这是湖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贴有民国印花税票的账本,可以说,是浏阳东部地区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也是研究民国时期湖南农业税收缴的重要史料。”立账讲究:为了保证所记账目的公正,不但对经手人员作出了严格规定,而且还要赌咒发誓

两册账本均长约35厘米,宽约25厘米,封面和封底均为黄色硬纸,正面左上角黑字写着“选公当簿”四字,正中写着“民国八年己未岁”字样,账本一至三页是“选公蒸当清明簿叙”。根据此叙记载,簿主先祖为南昌府新建县人。后来,“大祖金公迁于广东长乐”(1914年改为五华县),再后来,“祖文选公”生有兰振、兰旺和兰荣3个儿子,“皇年间携妻负子自粤来万邑(江西万载县别称)白水大庄”做生意,积下了不少银钱,于是,便迁移到九江建昌(1914年改为永修县)立业居住。因年成坏,“口给不敷”而“复迁浏东万西交界之区小洞麻姑峡,立业建造房屋”。该家族从广东迁出到麻姑峡1919年订立账本时,已“历今二百余年矣”。

该叙还讲明了家族各房在清明聚首相会时,需将上一年度的“田租息结清算明”。而且,有趣的是,为了表示所记账目的公正,还赌咒发誓说一定要“上对得祖宗,下对得列房”。并对“经历蒸当会内理事人名”的“房长”、“总理”、“经理”、“经管”、“簿首”和“禁首”作出严格规定,“倘若瞒私昧己”就要换人。

对契约权证颇有研究的成洋认为,这里的“房长”就是族长,“总理”就是管家,“经理”为收租放贷员,“经管”就是保管人员,“簿首”为账房先生,“禁首”则为复核人。“这些人员不见得是专职的,除了‘房长’、‘总理’是一人外,其他职位人员很可能有多人……正是因为有一干人马经手,从而确保了账目的公正性。”

记者翻阅账本发现,所记内容包括了许多家佃户30年来的交租、借债、返还本息和家族开支等。账本一律用漂亮的小楷字从右至左竖排书写,井井有条。账本最后一页记载了1949年的几次交租和借债还息后结束,这显然与当时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从此已不复存在了有关。

“选公蒸当清明簿叙”最后说:“恐后无凭,共立簿三本,誊写字迹一样,若合为记,各执永远存照。”账本的第5页写到:“民国己未八年三月初八日清明期,凭族重立新簿三本,照天地人字号合同为记”。记者仔细比对了两册账本该页左边的骑缝字,虽然骑缝字右边缺失,但合到一处仍可认出“凭天地人字号鉴字”字样。“说明这两册内容相同的账本实为家族账本的‘地’和‘人’字号。”成洋说。

其中,在骑缝字左侧注明了“地”字号账本由“旺房收执存照”,“人”字号账本由“荣房收执存照”。“仅从账本本身来看,簿主显然是一个经历了200多年的大家族。在屡次的迁徙中,可能有家族成员没有随主流迁徙,这样就需要通过账本将家族经营状况如实地记录下来,以便散落各地的各房后裔在清明聚首祭祖时查验上一年度家族账目,清楚家族的经济状况。”成洋说,一个家族的经济能够维系200多年,这在中国都是很罕见的。不过,令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即使多次寻访,却仍不知“天”字号账本的下落。

记账内容:佃户交租除谷物外,还可用茶叶、鸡冲兑,但民间借贷业务是这个家族的经营主业

“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岁清明会期凭众结付收列”时,该家族在1919年度“大共实收谷22担4斗”。这一年,共收了7次佃租,其中收租谷3笔,共26担5斗;收“利谷”1担4斗,收“借项本利谷”2担5斗;一次收“田租鸡一只重2斤和茶叶租半斤”、一次收“田租鸡一只重2斤2两”。这两只鸡分别用于了家族“做会”和“庆寿”。这7笔收入中最大的一笔是一个叫璧亨的人交来“佃麻姑峡高低埚田”的租谷20担。

一年收租才26担5斗谷和两只鸡、半斤茶叶,这个家族看似并不富裕,但该家族还从事民间借贷业务。账本上记载,1919年就放贷13次共125串260文,谷2担。不过,每次放贷都注明了利息,分别是0.2分或者0.12分。按清末民初一文钱大约相当于0.2元人民币折算,这个家族1919年度就放贷25052元。可见该家族并不穷,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大户人家,但在当时的农村来说也是非常殷实了。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转型时期,受外国资本入侵、国家产业布局调整、政局不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乡村可谓是动荡不安。值此之际,作为与农户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经济行为——乡村借贷,亦因此呈现出剧烈的时代特点。多方资料显示,民国湖南农村的民间借贷异常活跃。“选公当簿”亦真实地记录和揭示了民国家族经济的兴衰和民间经济频繁的往来。

账本叙言曾提到“经历蒸当会内理事人名”,那么,这个“蒸当会”是什么意思?成洋通过走访浏阳东部客家人后裔找到了答案:“‘蒸’就是蒸发,‘当’就是抵押。二者合意,就是钱财使用、抵押放贷的意思。这些说明账本记载的这个家族不仅经营着田地出租,还同时经营着民间借贷业务,而且,从借出的钱物数量来看,家族借贷所产生的收益要高于田地出租带来的收益。”

不过,从账本可以看出,这个家族放贷的对象基本上是家族的租户。上一年度借贷人的名字几乎无一不出现在下一年度借贷人名单中。1919年,借债最多的人就是那个交租最多的璧亨,这一年他分3次借钱45串762文,借谷一次2担。而且,从1919年到1942年,麻姑峡的田地都租给了璧亨和另一个叫春集的人耕种。“应该说,这个家族放贷的目的还是在资助佃户的生产和生活,这属于互助性借贷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高利贷行为。”成洋认为,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与他们的人性化经营不无关系。这年冬天,家族就向晏江洞村立小学捐常年均费1担谷,之后每年都有捐赠。

家族兴衰:社会动荡、赋税加重,原本富裕的家族也要靠高息借款来举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聚会

1919年,账本分明记载3次收租谷共26担5斗,可汇总实收为22担4斗。1920年分4次收租谷23担1斗,可汇总实收为21担4斗。那么,1919年少去的2担1斗谷和1920年少去的1担7斗谷去了哪里?如果作为赋税上缴了,那其税率约为8%。

两册账本上都贴有多枚票额为1分和2分的“中华民国印花税票”。税票上有“湘税三”字样,中间有图案,其中,1分的税票为朱红色,2分的税票为墨绿色。在税票两边盖有“公押”字样,正中盖有一枚内容为“浏东得人团代查验”字样的椭圆形章。“经过‘文革’的风波后,湖南地区留存下来的民国富裕人家的账本已经少之又少,像这样贴有民国税票的账本就更少见了。”

成洋分析,这个“得人团”应该是当时农村税务最基层的机构,“印花税票的票额是指查验时的费用,并不代表交了多少税”。根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记载,民国期间,湖南农村的赋税包括田赋、契税、牙税(营业税)、屠宰税、产销税、印花税和盐税等17种。“从这些税种来看,1919年和1920年‘选公当簿’账本上记载少去的谷应该是交了税。”

1932至1935年,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同样,“选公当簿”在1936年后所记载的钱款不再称为“串、文”,而是“元、角、分”。

不过,这之后的赋税节节上涨,其中,1937年分5次收租26担7斗谷,可汇总实收为22担7斗谷;1938年,日军大举南下进攻长沙,由于地处偏僻的连云山深处,该家族收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是年分5次收租26担5斗谷,但汇总实收却为21担7斗谷。仅仅一年的时间,土地赋税由15%上涨到18%左右。同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时有土匪出没。

社会动荡,人心不古,这对靠诚信维持的民间借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38年至1948年,该家族每年的放贷业务不但只是寥寥几笔,而且每笔放贷的钱款数量明显减少,有的甚至只有“2元3角”。同时,账本显示,家族经营也出现了危机,几乎每况愈下,不得不以高息四处借款来“砌石堪和修路”,甚至就连一年一度的清明家族聚会和维修房屋也要靠借款或者变卖家产解决。

景东花山:用茶叶经济重整山河


写下这个标题,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云南大旱了多年,直到去年旱情才缓解。表面上是极端异常的气候造成云南大旱,而我们这次深入哀牢山深处,从景东到镇沅,一直到墨江,发现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行,以及大量山区人口向城镇转移,云南的许多大山,比如哀牢山森林覆盖率比以前高了许多,也就是说山更青了,但这大都是涵养不住水源的青山,留不住多少雨水,大雨下在这样大山里就像滑冰,一下子就滑到溪流与江河里,一日千里地流出云南境内。

景东县花山生态茶园基地,当地的村干部指着茶园旁边的一垄垄梯田说,大家都知道元阳哈尼族梯田,但在景东花山与镇沅九甲一带也有着独具特色的彝族梯田,以前这些梯田都栽水稻,一年四季水不会干,望上去从山脚一直到半山腰都是亮汪汪的一片,大山随时得到水汽的滋养,湿度很大,而不像现在到处是干旱的大山。

“那梯田里亮汪汪的,难道不是水吗?”

“哈哈,那些地早就不种水稻了。我们这里海拔高,属于高寒山区,种出来的稻谷口感不好,没人要,卖不起价。你看到的地种的都是烤烟,上面盖着白色的地膜,那是塑料,不是水!”

“山上到处都是树,怎么还会干呢?”

“以前我们这里盛行牛经济,一到冬天就放火烧山,将杂木杂草烧成灰,但草根还在,到了春天这些草根就会萌发,被草木灰的肥力一催,长成茂盛的优质牧草,牛吃了很长个长膘。后来政府推行退耕还林政策,许多养牛的草山与耕地都种上松树等经济林木,显得山更青了。”

“松树是抽水机?”

普洱市知名茶人李琨接过村干部的话回答说:“松树本身不是抽水机,但是只种单一的松树,就会形成抽水机现象。我们这里海拔高,属于针叶林分布区,种的大都是速生用材型松树,或者种油松收割松香。一片森林要涵养水源,一年四季流水叮咚,需要多种林木共生,并且要有高大的乔木,小乔木,灌木,以及各种野草,这样一来才能形成生物多样性,这样的森林系统非常茂密,阳光照进来,往往很难照透,从而使得山林阴凉潮湿,能涵养水源。如果只是松树,缺乏其他乔木,灌木与杂草,太阳一晒,就一直晒到黄土,林间的水汽就很容易被蒸发,从而出现到处是森林,而大山干旱的现象。”

我明白了云南大旱的真正原因了,一是水田系统的废弃,不但导致水田无水,而且导致以前用于灌溉水田的水库、沟渠、坝塘、扬水站等水利设施废弃,这些本来都是常年承载水体的,以前雨一下,森林可以留住水,水田与各种水利设施能留住水,而现在天一下雨,水就马上跑到江河里流走了,就跟城里到处是钢筋水泥建筑,连土地都打上水泥地板,一下雨,水不能往地里去,就在水泥地上到处流,从而雨稍微下大点城里就到处淹一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种的都是单一的经济林木,到处是森林却涵养不了水源。

长期以来,原住民在哀牢山深处已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套生存方式,其创造的农耕文明是一个自循环系统,而现在这个系统已经被打破,由于谷贱伤农,大量水田改种烤烟、甘蔗等其他作物,加上原生林被大量砍伐,多种林木与杂草共生的旧有林业经济被抛弃,种上了水源涵养功能差、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经济林木,山区的水循环与生物多样性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到处是干旱的青山之现象。通过哀牢山生态困局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用生态经济观念重整山河是迫在眉睫的事。为什么提的是生态经济,因为重建生态系统,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是很难完成的。而在景东花山我们看到,茶叶不但能养农富农,而且是打造生态经济的一大利器,是广大山区重整山河,恢复生物多样性,打造山清水秀的美丽乡村的一条路径。

云南茶叶千百年来都是混林混农茶园,也就是说我们的先民一边将茶树东一棵西一棵种在村寨旁的树林里,其中有各种果树、薪炭林、水源林以及被原住民供奉起来不能砍伐的神树,茶树与其他树种及杂草构成了一个生物多样性的自循环系统;与此同时,我们的先民还将茶树种在田边地埂,与稻谷、玉米、豌豆、花生以及其他果树与杂木林等一起共生共长,形成远看是树林,近看是田地与菜地的独特风景。到了民国,尤其是解放后由于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混林混农这一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的茶园模式被抛弃,先是改造成只有茶树的满天星纯茶园,然后又大规模推行低产茶园改造,营造了云南茶园面积最大的现代丰产台地茶园。这种单一追求产量的茶园到了90年代与21世纪最初的几年,可谓登峰造极,将一座座山砍得光秃秃的,然后开成只有茶树的万亩茶园,成为云南现代茶产业的骄傲,作为范本在四处宣传与推广。

这一切在2005年以后得到改变,随着原生态茶叶观念的盛行,现代丰产茶园被冷落,老茶园与古树茶受到追捧,于是普洱市率先提出了建设生态茶园的命题,对全市的台地茶园进行生态改造,通过广植覆阴树,茶园稀疏留养,发展林下产业等措施,重新恢复生物多样性,这样一来生态系统得到重建,而其所产茶叶能以“生态茶”之名卖上更好的价钱,从而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山区打造生态经济指明了方向。

做生态农业不光是投入的问题,其要真正落地还需要考虑品牌与市场的问题。在景东大街乡,我们看到了一处早在五六年前就在建设的生态茶园,不但做了栽种覆阴树,稀疏留养、乔木型留养等工作,而且还高规格修建了电脑控制操作的滴灌系统。但现在滴灌系统已经废弃不用,因为运转起来成本太高,而投资的茶企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不强,茶叶卖不起价,支撑不起建设高投入式生态茶园的高昂费用。当然,建生态茶园不只是高投入一条路径,也可以采用投入相对少的模式,但对于茶农茶企而言,随着生态茶园的普及,不远的将来市场上将到处都是生态茶、有机茶,其将面临巨大的销售压力,利润也将大幅下滑。

通过茶叶的案例可以看出,生态农业不但要在产业上游的种植与加工环节进行投入,更要在下游的营销与品牌环节进行精心打造,这样一来生态农业才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才能用生态经济重整山河,重塑云南美丽乡村。

这次我们来景东花山乡,就是想看看茶企怎样经营生态茶园,创建生态茶品牌,推动生态茶产业的进程。基地的茶园已经放养了好几年,其生态品质是毋容置疑的。但光有品质还不够,还需要对之进行品牌化运作与产业化开发。

我们说,一座山就是一个自循环的生物圈,人虽然能参与天地之造化,但要融入其中,而不能去干焚琴煮鹤的事。我们的先民千百年就融入这个生态循环之中,利用了生物多样化,而不是通过毁弃多样化,来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立在基本温饱之上的更高物质与精神享受。而到了近现代,准备严重不足的中国,被迅速拖进现代化的命题,各种狂飙突进的发展,使得国人在享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欠下了严重的生态赤字,重整山河,构建和谐的发展模式变得日益紧迫。云南连年大旱,也给沾沾自喜于绿色生态优势的滇省敲了警钟。怎样重整山河,首先我们要打造生态茶叶经济,并将之作为范本在其他生态作物与经济林木中进行推广,以及在畜牧业中进行推广。其次,我们要构建生物圈。具体到一座山而言,我们一是要对单一经济林进行改造,让其像茶园一样体现生物多样性,不能只种万亩连片单一的松树,或者其他树种;二是要恢复山区水田系统,通过选育良种,找到口感好的谷种进行播种,采用生态方式进行管理,在品牌化的运作下打出哀牢山生态米的名气。

这样一来,有了生物多样的青山就能涵养水源,水田系统恢复了,大山也就变得更加滋润丰腴,才能用其宽广的胸怀与出产回报人类。我想,这就是景东花山进行生态茶园建设的意义:一个绝佳的生态经济建设范本!

茶膏,为什么连古代皇帝都为它疯狂?


在《简述茶膏千年史读懂过往的兴起与没落》一文中,我们知道了茶膏在过去的大起大落,感叹一种文化在流传过程中的曲折变迁,不如再来听听那些鲜为人道的小故事,看看在古人眼中的茶膏的模样。

茶圣眼中的茶膏

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尽管当时的茶膏并不是现在这样独立存在,但从“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畏流其膏”等描述来看,茶膏成为了当时鉴别好茶的一个参考。茶圣认为,应挤压出茶汁形成膏状物并保留附在茶叶表面,使得茶的表面看起来光泽、有细腻的皱纹状,这样才是最好的饼茶。

学者眼中的茶膏

不仅是茶圣,北宋的蔡襄在《茶录》中也指出“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其中的“珍膏”就是茶膏。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油膏其面”的做法就像破坏了一饼茶,但是古人似乎很热衷于将茶膏作为饼茶的陪衬,或者更应该说,茶膏使饼茶的价值提升了一个高度,这样一想,也还是挺有趣的。

不过北宋另一位茶学者陶谷倒是更关注已经成为独立产品的两款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还将其纳入自己的著作《茗荈录》之中。

皇帝眼中的茶膏

宋代饮茶风盛行,举国上下热衷于茶品,帝王之中嗜茶者也有不少,当中以宋徽宗赵佶最甚,还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书中有一段描写到茶膏的,大致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就是宋代好茶的代表,茶膏的存在对饼茶好坏的评判已经列为标准了。

看过了在茶圣、学者、皇帝眼中的茶膏,从这几个典故中,小编感受到了茶膏在古人心中的分量,而且与现在相比,古时的茶膏似乎显得更为神秘和珍贵。不知道你读过以后又感受到了什么,对茶膏的好奇有没有又多了一点?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意后续的介绍哦。 

“用茶代言”让普洱茶自己说话


一直以来,茶行业几乎是"以人代言"。很多人喝茶拍照片鼓吹自己的茶多么好喝……有主打各种山头概念的山头茶,有主打古树概念的古树茶,还有各种出品的新茶,策划方案写得非常美,把茶吹捧得"非茶"了,还有很多把茶包装的名字搞得五花八门。这么做无非是在说自己的茶有多好。很多人疑惑:"你的茶真的好吗?怕并不像你吹嘘的那样吧!"

"用茶代言",喝过才能证明所言非虚!

在茶叶品质时代,我们应该"用茶代言"而不是"用人代言"。让茶自己站出来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茶是不会说谎的,好不好,一喝便知。不用等着别人来评论这茶如何如何?

那怎样才能用茶代言呢?

首先,不要一味的模仿名山茶。比如在市场上存在有低至15至20元一片的"老班章"依然在卖,其实这种借老班章之名来卖"老班章"的做法不只一天两天,其价值和价格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失衡了,扰乱了市场秩序。不管我们的普洱茶好不好,不要一味模仿,这种做法会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

其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推广宣传,需要注意两点:1.定位自己的名气;2.不要急于宣传

定位自己的名气:如果品质被抬的过高,那么茶叶将名不副实。如果品质"被"压低,那价格和价值将出现巨大差异,尤其是价值(品饮喝收藏)将体现不出来。过高过低都不会对茶叶发展有任何好处,从而无法获得收益。只有让大众认可,才会有有效的"口碑宣传"。比如,刚打造的新品牌,由于受众小,没有大众认可,就没有广泛的"口碑宣传",在短时间内也无法获利。

不要急于宣传:太急达不到效果,但也不能太慢,否则跟不上节奏。

再则,对产品进行有效开发,拓宽渠道。以前做茶是炒茶的规则,现在是电商的规则。电商出现后,营销似乎不受待见了,电商废掉了传统的渠道。因为只要你开个店,经营得当就有人上门,关键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看见你,愿意来找你。

而想要在茶叶电商的世界里玩好,必须打造一个强大的品牌来支撑,寻求高品质的茶来作为茶叶发展的支点。比如说:易武古树茶能够在茶市低迷和状况良好的时候依然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其原因是有品牌,有支点(易武古树茶,其原料来自刮风、麻黑、丁家、高山等寨子的古树茶)。易武是品牌,产自各山寨且质量过硬的茶就是支点,二者少了哪一个,整个茶叶发展将会崩塌。除非你的资金足够充足,玩死了,从头再来。否者都需要"好好做茶,做好茶",让茶说话,让顾客自己找上门。

以上就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有关《乾隆皇帝用茶养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可以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感谢您的阅读!

文章来源:http://m.cy316.com/c/4866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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