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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煮点法
唐人饮茶也喜欢添加葱、姜、橘皮等调味料，如此或许可使茶变得好喝点，但也因加了佐料而使茶的真味被掩盖，无法品尝茶的真香，因此陆羽并不主张加料调味。至宋朝，由于茶的品质不断提高，茶味也越来越佳，或是因流行“点茶”之故，因此就不再添佐料了。
宋代饮茶法基本上是唐人的延伸，但比唐人进步，程序也较缩减，当时流行的是“点茶”，点茶和唐人煮茶的方法有些不同，两者相异之处，在于点茶法是改为开水冲调，而不是与水同煮，此为饮茶方法的一大改革，方法如下：
灸棘茶饼放太久香味会变陈，应先放于清洁的容器中用热水浸渍，以便将表面半凝固的膏刮除，再以铃钳夹住，用微火灸干。
碾茶——茶饼经过烘焙灸干后，包上一张清洁无味的白纸，用银制或铁制的茶碾击碎，碾茶的时间要短，动作愈快愈好，如此才能使茶色白，若耽搁过久，茶色即呈昏暗。
罗茶——棘团茶虽经碾碎，然并不十分匀细，须用茶罗筛出细粉，粗茶屑则弃之不用。茶罗的纲目愈细愈好，茶末细才能与汤完全融合，若粗则易沉淀于杯底。
候汤——唐代煮茶用釜，将茶末置入釜中煮，宋代点茶则用汤瓶盛水煮汤，用来点冲盏中的末茶，称为点茶。汤瓶宜小不宜大，小则候汤较易，点茶注汤时也较易控制出水量。因为汤瓶口小，煮水时不易观察判断，汤应煮至何种程度也最难分辨，所以说“候汤”难也。又因候汤难以目测，故除陆羽的三沸“形辨法”外，尚有“声辨”和“气辨”法，以辨别汤之老嫩；而如何将茶汤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老熟也不生嫩，确是需要相当的经验才可。
盏——用意如同今之温杯，即点茶前先用火盏使杯温热，如此茶末才能全融于汤中，若冷则茶末与汤分离。茶用以建安瓷最好，它呈深青色且有兔毫般的纹路，的身较厚，保温效果佳，不易冷却。温过的后，以铁匙或银匙量适量的茶末放入盎中，而置茶量也须适中，约一钱七分左右，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而聚。置好茶即可点茶了。据《大观茶谕》记载有两种点茶法：一是静面点：将茶放于盎中徐徐提瓶环绕的缘注入热汤，再以筅轻轻摇动不使右茶的浮沫产生；二是一发点：此法是置茶于盎中后，提瓶将热水一口气注入，随注入，随手以“筅”用力搅拌，使茶泡漂浮。这两种点茶法都不是最好的。另有一种点法是先将盅中的茶粉调成糊状，然后将热汤环绕注入，不使汤与茶直接沾染，然后再加以搅拌而使茶汤均匀，这才是最好的点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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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普洱茶(柑普茶)采用纯天然的新会柑(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云南普洱茶为原料，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特点：融合了新会柑清醇的果香味和云南普洱熟普茶醇厚甘香之味，让柑皮与茶叶相互吸收精华，形成了风味独特、口感一绝的柑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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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普洱茶盖碗泡
陈皮普洱茶在未拆之前多是这样独立包一个。
1.轻解“罗衫”：把包裹的纸轻轻解开;好的陈皮普洱茶都是单个独立用纸包裹，然后贴签，外面再用铝箔纸袋真空包装，拆开后如下图。
2.露出真容;
3.将陈皮普洱置于茶盘等中，温柔以待，掰开陈皮，是为方便取饮;
4.经过茶友反应及茶百科对比品饮，日常普通盖碗出茶量共7克较为合适(5克熟普、2克陈皮掰成小片状);每每试来，总想泡一杯浓淡相宜，确实蛮不容易的，倒也乐在其中多次尝试，也许这也是品茶的一大乐事;
5.温杯洁具烫盏，以减少茶与具器之间的温差变化;
6.投茶;
7.润茶醒茶;很多茶友都喜欢说“洗茶”，倒不如“醒”和“润”来得贴切温润;一是快速清洗茶叶;二是唤醒茶儿，使之精神焕发;快速润茶倒去茶水不饮，可装入废水桶内，用于浇花养草，一举两得。
8.注水;因为熟普溶出速度快，注水可以压低注水壶，力度温柔些，水柱粗些，是为注水时间短，能够快速出汤;
9.出汤;前1-5泡注水后要快速出汤，从6泡起每延长3-5秒即可;泡到色淡;可以进入“陈皮普洱茶的煮饮”阶段;以使茶鞠躬尽瘁，陈皮更好的出味入身心。
10.暖暖的陈皮普洱，真的很贴心。
陈皮普洱茶.煮
陈皮普洱，煮来品饮，我认为其味更妙，满室飘香，浓浓的茶香。观色、听水、闻茶香，过程更精彩。
1.出茶：出茶量亦可如前文所说7克;
2.洗茶：可把茶放入滤网，从上注水冲过即可;
3.入壶：把润过后的茶入煮壶容易内;
4.注水：500ML冷水或温水皆可;
5.煮茶：可以大火煮，然后转小火;亦可文火慢煮，水起波澜，听茶香;
6.出茶：关火置放3-5分钟，或直接出汤慢啜，浓浓的陈皮香及药效更较前文的泡茶法妙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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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的最早发现利用，到到如今丰富多彩的格式品茶，有着5000年的漫长历史。茶最初作为药用，后被当作菜食。大约从汉代起茶逐步转为日常喝饮，已有2000年了，喝饮方式经历了多种变革。自汉至隋唐茶是碾末后，用鍑（锅）煮着喝的，并从解渴式的粗放饮法，提升到细煎慢啜式的品饮，以至形成饮茶艺术。宋元间则煮水不煮茶，是用水冲点末茶；明代以后，炒青茶出，改革为全新的撮泡法，并一直沿袭至今。
樵青竹里为煎茶，唐诗人谢过这句诗，描述的就是唐代茶的品饮方式。唐肃宗赐曾官至待诏翰林的张志和奴婢各一，张将其配为夫妻，取名渔僮、樵雪，并教以苏兰薪桂，竹里煎茶。
唐代用来煎茶的茶叶有多种多样，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作了概括：饮有粗茶、散条、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
粗茶，饮时用斫法。就是把茶叶连枝带梗砍下来，一起用刀切碎，放在锅里煎铸。这是最粗放的煮饮法。
散茶，饮时用熬法。散茶是采摘茶树上的嫩芽新叶，或不经加工，直接放在锅里熬，煮汁而饮；或经炒干，再放在锅里熬。前者如陆希声《茗坡》诗中所述：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病酒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这是采下新茶芽，旋即煎饮。刘禹锡在《山西兰若试茶歌》里所说的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这是即采、即炒、即时煎，采茶至煎茶顷刻间就完成。
末茶，饮时用炀法。末茶是把茶叶采摘下来，经过烘烤干燥，碾研成末后煮饮。
饼茶，饮时用舂法。把茶叶加工制成团饼，是唐代最流行的。饼茶制作要经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煮时把饼茶捣碎成末。
陆羽在《茶经》中所提倡的煎茶，用的是饼茶。饼茶煎饮讲究精美，而要真正达到精美，必须克服九难：一是造难，阴天采摘和夜间焙制，就制造不出好莱；二是鉴别难，口嚼辨味、干嗅香气，不算是会鉴别；三是用器难，沾有膻腥气味的鼎炉釜盂，不能用作煎茶饮用；四是用火难，有油烟的柴和沾染了油腥气味的炭，都不宜作炙烤、煎煮茶的燃料；五是择水难，急流和死水都不能作为煮茶用水；六是烤炙难，饼茶烤炙若外熟内生，就是炙法不得当；七是碾末难，青绿色的粉末和青白色的茶灰，是碾得不好的茶末；八是烹煮难，操作不熟练和搅动得过快，就煮不出好茶汤；九是饮用难，饮茶要持之以恒，夏天饮，冬天停，存属解渴，就不能说是饮茶。
唐代是饮饼茶的时代，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具体操作要领如下：
1）炙茶－饼茶的含水量一般较叶、片、碎、末茶为高，并在存放过程中有会自然吸收水分。炙烤的目的，是要把饼茶内含的水分烘干，用火逼出茶的香味来。炙茶很有技术，陆羽在《茶经》中告诫：炙烤时不要迎风，火焰飘忽不定，会使冷热不匀；还要经常翻动，否则也会炎凉不均；待炙到烤出像虾蟆背那样时方可。唐诗人刘兼《从弟舍人惠茶》有句：曾求芳茗贡芜词，果沐颁沾味甚奇。龟背起纹轻炙处，云头翻液乍烹时。这龟背纹与陆羽所说的虾蟆背是相近似的。炙烤好的饼茶，要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2）碾末－炙烤过的饼茶，待冷却候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末；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这和他说的煎茶九难中所说的碧粉缥尘，非末也的要求是一致的，即青绿色的粉末和青白色的茶灰，是碾得不好的茶末。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罗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罗约为60目，极为细密，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3）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煮水用一种大口的锅，称为鍑。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沾染了膻腻的油脂较多的柴薪，以及朽坏的木料都不能用。因为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是指炭火之有焰者。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奔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气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煎煮茶用了。
4）煎茶－已碾罗好的茶末放到水里煎煮，有一定的程序。当水至一沸时，先舀出一瓢来，随即用竹夹在鍑中取一定量的茶末，从旋涡中心投下，再加搅动。搅时动作要轻缓，陆羽说操艰搅遽，非煮也，就是说动作不熟练或者搅得太急促，都不算是会煮茶。当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末时，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沸水稍冷，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然后把鍑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开始向茶碗中酌茶了。
5）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陆羽在《茶经》中形容细轻的汤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薄的沫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厚的饽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一般每次煎茶一升，酌分五碗，乘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
唐代煎茶，是用鍑煮，用碗喝。唐佚名《宫乐图》，描摹了宫中奏曲赏乐的情景，也同时留下了当时品茶的情状：在长方形大案中间，有一个茶海，上置一长柄勺，每人面前有一茶碗。看来大茶海里是刚煮出锅的茶汤，每个用长柄勺舀出茶汤置碗内，再慢慢品尝。据沈从文先生考证，此画出自晚唐，画中应是宫廷煎茶品茶的再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民一开始接触茶叶，是从直接咀嚼鲜叶开始的，采下一片新鲜的叶子，咽下那苦涩中带着芬芳的茶汁，体会那一阵收敛性的快感，以及持续半天的神清气爽，这就是茶作为食物和饮品的前生。
以茶当菜是茶从药用发展到食用的过渡。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茗菜就是茶。其他的古籍中也有茶与其他香料共同煮食的记载，说明茶叶可以增加营养。而且茶可解除饮食中的有害物质，促进消化。
到了汉代，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化，茶有了新的服用方式，那就是煎服。在陶罐中加水熬煮，最后一起服下，是简单有效的良药。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说茶“治便脓血甚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则在《食论》中写道“苦荼久食益思”。到了梁代名医陶景弘那里，说“久喝茶可以轻身换骨”。归结起来，当时茶的功用主要是润肠通便、提神醒脑。
编写于唐朝的《唐本草》，对茶的功效有了更详细的论述： “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主下气，消宿食……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而此时，茶的饮用价值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就是对茶作为日常饮品归纳性的总结。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的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南方的茶也渐渐进入到北方生活体系之中。茶叶的栽培和加工技术得到革新，各地涌现了大量名茶。唐代中期，举国上下饮茶之风兴盛，饮茶的方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当时，人们不仅仅关心茶的品质，对于煎茶之水、之器，以及饮茶的环境都非常讲究。正是如此，论茶的专著《茶经》才有了写作基础。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僧侣，下至商贾绅士、黎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法以点茶为主。宋代点茶比唐代煎茶法更为讲究，包括将团饼炙、碾、罗，以及侯汤、点茶等一整套规范的程序。
宋代的点茶形式是将团饼经炙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状，然后再用筛罗分筛出最细腻的茶粉投入茶盏中，即用沸水冲点，随即用茶筅快速击打，使茶与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沫为止。
宋代点茶时强调水沸的程度，谓之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只有掌握好水沸的程序，才能冲点出茶的色、香、味。宋代点茶，煮水改用肚圆颈细高的汤瓶，因为很难用眼辨认煮水的程度，因此只能依靠水沸的声音来判断煮水。南宋罗大经在《茶瓶汤侯》中详细记载了煮水的要领：近世瀹[1]茶，鲜以鼎镬[2]，用瓶煮水，难以侯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他认为：水初沸时，如砌虫声卿卿万蝉鸣；忽有千车稛载[3]而至，则是二沸；听得松风并涧水，即为三沸，此时，便应及时提起汤瓶，将开水注入已放有茶粉的茶盏中，随即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水与茶充分交融，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色茶沫为止。罗大经还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宜老，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
斗茶是宋代茶事活动主要内容之一。当时流行于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之中的斗茶形式，主要是猜测茶叶的产地、辨别茶叶的采摘时间、说出当下喝的是春茶还是秋茶，以及辨明点茶之水的来源和品质，这种带有强烈赌博色彩和游戏乐趣的斗茶方法，通过日本僧人传到了日本，经日本几代茶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受浙江余杭径山寺《禅院清规》的影响，在不断融入日本本国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集日本品茗文化艺术为一体的茶道。而流行于民间的主要斗茶形式，是以评出点茶技术和茶品的优劣为主，斗茶又称茗战，这种斗茶形式促进了当时茶叶品质和点汤技艺的提高。
宋代当时还流行一种点茶游戏称为分茶，分茶又称茶百戏。分茶的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中注入沸水，然后用茶筅击打茶汤，使茶汤表面形成白色茶沫。与此同时，白色茶沫会幻化出各种图案或文字，但这些奇特的现象又会转瞬间消失殆尽。这种技法高超的分茶法早已失传，于是我们也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去感受当时奇妙的现象。
宋代因承唐代，饮茶之风更加普及。宋代梅尧臣《南有嘉茗赋》说：“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鲞铺”中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宋代开始，茶就真正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宋代饮茶，基本上仍因循唐代的准则，将这—高雅的享受更加发扬光大，这和宋代理学的清谈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对茶品、火候、煮法及饮效等津津乐道。宋代茶法中已经不再于茶中添煮薄荷、茱萸、橘皮等物了。当时存在着“茶礼”及“奠茶”两种习俗，这使得茶特别为民间所重视，至今，民间相亲时，还流传着宋代时就已形成的习俗——让女方奉茶给来为男方相亲的亲友。
此时有关茶的著作主要是宋代蔡襄的《茶录》，另外“工书画、通百艺”的宋徽宗也以帝王之尊，亲著《大观茶论》二十篇，虽然它和蔡襄的《茶录》有多雷同，但仍不失为研究茶道的珍贵文献资料。
宋代文人中有很多品茗行家，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都著文立说来赞茶。此时关于茶的吟咏可谓藻墨丰富、举之不尽。其中苏东坡与蔡襄“斗茶”，与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是茶史上的一段佳话，而民间也常以斗茶为乐。
“墨茶之辩”说的是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司马光问苏东坡：“茶与墨相反，茶欲白（白茶），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此二物？”苏东坡脱口而出一句：“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可谓妙人妙语。还有一段关于蔡襄品茶识茶功夫的故事：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制作了8个茶饼，并以雅号“石岩白”命名，其中4个送给了蔡襄，另外4个赠与京城的翰林学士王禹玉。一年之后，蔡襄自福建返回京城造访王禹玉府第，王禹玉以最好的茶招待他，蔡襄品过后很诧异地问道：“此绝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以得之？”蔡襄真可谓此道中的行家。
此外，宋代时，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留学，总结出了“吃茶养生法”，日本的茶经自此诞生，日本的茶道开始发扬广大，到了江户时代形成了无数流派，并且融人到了日本人的精神中，并和宗教与礼教相结合发展出了“日本茶道”。
宋朝带给“茶文化”最大的影响，应是把“茶”的范围扩大到了四大汗国空前广大领域中。当时，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北抵北冰洋，西达西亚以及地中海以东之地。虽然并无元代茶事的史料记载，但在元曲之中却可见“坐烧丹忘记春秋……淡饭一杯茶去”之类的语句，可见茶在当时寄托了隐逸之情，其普遍性已达到和酒、饭并列的程度。
明代的茶风更加繁荣昌盛，其原因有这样几点：明初年首都南京所处的江南一带一向就是盛产茗茶的地方，注重科举的政策使得文士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居于首位，而文士一向视茶与琴、棋、诗、画一样为必备的素质。朱元璋本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茶课税很轻，由于利厚，民间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很高，茶商也很乐于贩运茶叶。明代《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明代茶饮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明代延续宋代的政策，以茶来怀柔四方，即“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政策性贸易，这也是明代对于茶的重视的一个原因。
明代，在重科举政策的影响下，文风大盛。崇尚风雅的文士，在吟风弄月之时，常常以品茶助兴，这种风气早已形成，当时的名士袁宏道在他的《袁中郎全集》中说道：“茗赏者上也，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曾经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他回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是当时文士和茶关系的代表。而当时的著名画家也多有以“茶事”为题之作，如文徽明之《烹茶图》，沈周之《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圈》，仇英之《松亭试泉图》，唐寅之《品茶图》等，明代的茶书著作有四十余册之多，许次纾的《茶疏》是其中的代表。明代的茶肆经营较为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从户内发展到户外，并不时有“点茶”、“斗茶”之会举行，大家相互较量技术高下的风尚大为盛行。
明代，在制茶工艺上发明了“炒青法”，在炒青法发明之前，茶叶的制作采用的是“自然发酵”，而炒青法发明之后才逐渐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由于制成的茶已经逐渐从团茶演变成散茶，因此对唐宋时期的茶法有所增补或删除，主要是从原来的煮茶演变成了泡茶，程序因此被缩减，不过，当时在普遍采用“泡茶”方法的同时，“煮茶”法并未消失，而仍有沿袭，只不过在器具和过程上更加简便罢了。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在开发传统茶饮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了现代科技手段，使古老的茶饮文化得以推陈出新。深入细致系统的科学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茶饮技术，为大众的健康生活服务。
民国时期的茶学家吴觉农、胡浩川在1934年发表了《中国茶叶复兴计划》，赵烈的《中国茶业问题》、胡山源的《古今茶事》等茶学著作也相继问世，奠定了现代茶学研究的基础。尽管这批有志于茶学事业的人士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茶饮业发展十分缓慢。
解放后茶饮事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近千家国营茶场，很多省市地区都建立了茶叶研究机构、贸易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在浙江农业大学、西南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中都开设了茶学系或专业，出版了《中国的茶叶》、《茶典》、《中国茶文化》、《中国药茶大全》等数百种茶饮及药茶的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还出版了《茶叶科学》等数种茶叶学术期刊。茶学和医学机构都开展了茶饮的研究。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回归自然热，随着国际上“中医针灸热”的兴起，“茶疗热”也逐步升温。我国的一些具有抗衰老、美容、减肥功效的保健茶，红遍海内外。茶饮已被广泛用于治疗癌症、冠心病、艾滋病、糖尿病等现代疑难重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3月“云南沱茶”在西班牙获第九届世界食品评选会金像奖，同年10月“鹭江牌保健天然减肥茶”、“宝鼎牌美的青春茶”等产品获巴黎美食旅游协会评选的金牌奖。由国家卫生、外贸和科技管理部门联合组成的“中国保健国际交流推荐系统”，首次向国际上推荐了“中华枣茶”、“大宁保肾降脂茶”、“英葵减肥茶”、“盘王健齿茶”等优质保健茶。我国的茶叶出口量在1989年达到20.46万吨，位居世界茶叶出口量第二位。近年来国内各大中城市还掘起了一大批茶楼茶坊，成为餐饮娱乐界的一支新生力量。
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茶饮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必将在人类健康生活中，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芒。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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