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马古道的悠悠历程”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马古道的悠悠历程”相关知识！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茶文化精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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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不管是喝茶的人还是不喝茶的人，都会有所耳闻这样一个关于茶的故事。悠悠茶马古道上，路途久远，长时间的运输使得马背上的茶叶慢慢发酵，变醇厚，变甘甜……
茶马古道因我国古代的茶马互市兴盛许久，是一条风景壮观，充满神奇色彩的文化路线。漫长的岁月里，茶马古道的商旅，早已将青石板磨得光滑，垄长的记忆也只剩下残缺的屋宇，它们悄悄地诉说这曾经的兴旺。
两千多年的石板道，早已被时间刻下了斑驳的痕迹，古道旁低矮的茅草屋，也只剩下断壁残垣了。走在那布满年代印记的青石板上，似乎还可以听到那久远的年代里隐约传来的阵阵驼铃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响彻在古老的道上，虽然奔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队已经离开许久许久了。也许偶尔，可以在路上遇见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着古老的服饰，头巾包裹着满头银发，背着背篓，艰难地跋涉着。
时间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而这条古道就创造了一个传奇。当你踏在古道的土地上时，也许数百年前便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商队马帮从此路过，你将与马帮们错时空相遇。
时间一点一滴地向前走，从不停歇。茶马古道，这条曾经繁华许久的古道也渐渐沉寂了。现如今，各式交通工具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茶马古道也从历史的视线中淡出。饱含岁月的青石板路，悠悠的驼铃声，哒哒的马蹄声，都远了，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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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普区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己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逎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蓭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蓭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兵五名住守。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蓭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蓭寨子。茶蓭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蓭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最古老的茶马古道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
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
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
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最古老的茶马古道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
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
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
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思普区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zh己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qi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ān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ān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ān塘设兵五名住守。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ān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ān寨子。茶ān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ān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最古老的茶马古道
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
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
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
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
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
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
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
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最古老的茶马古道
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
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
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
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
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
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
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
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
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
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最艰苦的茶马古道
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
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
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
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
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贵重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的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步伐缓慢地顺着之字形路线攀上西藏海拔4600米的扎尔加玛（音）垭口。如今的旅行者乘坐汽车越过这一曲折爬升的路段。
4月，四川省名山生态茶园，小心翼翼的手指采摘着当年茶树冒出的第一轮新芽，这是成色最好的茶叶。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种植茶叶便是在四川和云南湿润的丘陵地带。
在四川省的协庆寺，喇嘛们把茶混进糌粑（炒熟的青稞粉）里开饭。这里的茶要佐以盐巴和酥油，茶叶则来自买来的茶砖。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背深深地弯着，驮起想象中的茶包，青筋毕露的手捉住丁字形的木拐，头埋下，眼睛盯着往外斜分的脚，两位老人向我演示他们当年排成一排，步履蹒跚地顺着湿滑的卵石小道前行。照旧日的规矩，甘绍雨走了七步后停下来，把木拐往地上顿了三下。接着，两人将拐杖绕到背后，架住加了木框的驮包，用无形的竹掸子擦去额头的汗水。依他们讲，当年的背夫号子里说得很清楚，上山时七步一停，下山时八步一停，而平地走上十一步也要停，否则不可能走得长久。
运茶的背夫有男有女，一般负重70到90公斤，最壮的男人能背135公斤。背得越多，薪饷拿得也越多：回家的时候，每公斤茶值一公斤大米。背夫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的是草鞋，若遇到山顶的垭口积雪，就安上简陋的铁鞋钉。唯一的食物是一小包窝头，偶尔能吃上一碗豆花。
“我们路上当然有人死，”甘绍雨正色说道，眼皮半合起来，“遇上暴风雪，或者跌下山崖，小命就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公路，人力运茶的历史很快结束了。新政权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将背夫从繁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那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罗永福说。分到土地后，他开始自己种稻子，“那段惨痛的日子过去了”。
传说，茶叶是在公元641年，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入西藏。西藏不论贵族还是牧民都喜欢喝茶，其中大有原因。在寒冷的天气里，茶是一种热饮，若不喝茶，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牦牛奶或羊奶，要不就是青稞酒了。在寒风凛冽的高原腹地，牧民们围着牛粪火堆取暖，一碗酥油茶带着独有的咸味、些许油腻又强烈的口感，相当于一小顿饭了。
沿着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的茶叶，有着最粗糙的形式。茶叶都是亚热带常绿灌木山茶树上长出来的，只不过，绿茶是未经发酵的嫩芽和树叶制成，而专供西藏的砖茶，直到今天都是用茶树长大了的老叶子、茎和细枝制成。各种茶中以它味道最苦、最涩。经过多道蒸晒工序之后，茶里便掺入粘稠的米汤，压进模具，再次晾干。黑色的茶砖重半公斤到三公斤，至今仍行销于整个西藏地区。
到11世纪，砖茶成了藏地的通货。宋代用它从西藏购买强健的战马，以迎战北方彪悍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的先辈。砖茶成为中原与藏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物资。
用120斤的砖茶，汉人能换回一匹马。这一兑换率是四川茶马司在1074年定下的。背夫从雅安附近的茶厂茶园跋涉到康定，一路海拔升高了2500多米。之后，茶被封装进防水的牦牛皮箱子，用骡子和牦牛的商队运到拉萨，这段行程为期3个月。
到13世纪，汉地每年要以数百万公斤茶换回25000多万匹马。可所有这些马匹都没能挽救宋朝，1279年，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灭。
不过，以茶易马的做法却贯穿整个明朝（1368～1644），并持续到清朝（1645～1912）中期。18世纪内地对马的需求开始下跌，茶又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高原兽皮，羊毛，黄金，白银，还有最重要的——只盛产于西藏的中药材。像罗、甘、李这些最后一代的运茶背夫，把砖茶包卸在康定之后，返程时便背的是这些商品。
正如中央皇权控制着四川的茶叶买卖，在神权统治的西藏，喇嘛们也会影响贸易。茶马古道连接着藏地的各大重要寺庙。数百年来，藏地和汉地各自的势力角逐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路线。主干路线有三条：一条始自云南南部的普洱茶之乡，一条来自北方，还有一条从东边切入西藏腹地。作为中线的后者路径最短，大部分茶叶都经它运输。
如今，古道的北线变成了柏油铺就的317国道。在拉萨附近，它跟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并行。南线变成了318国道，也是柏油路。这两条公路是今日的贸易干线，大卡车川流不息，装载着各色货物——从茶到课桌，从太阳能电池板到塑料盘子，从电脑到手机，凡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几乎所有货物都是单向流动的——向西，进藏，满足那里飞速膨胀的人口的物质需求。
古道中线的西段从未被修成公路。这段路蜿蜒穿过藏地僻远的念青唐古拉山，那里条件极其恶劣，所以几十年前就被废弃了，整个地区不向游客开放。
我已经看过了汉地残存的古道，要想在西藏达到同样目的，必须想办法进入这些封闭的深山。我打电话给妻子苏?伊巴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我要她8月份跟我在拉萨碰头。
我们的行程是从位于茶马古道西端的哲蚌寺开始的——要是骑马的话，这儿离拉萨不到一天的路程。哲蚌寺建于1416年，有一间巨大的煮茶房，七口直径两三米的铁锅架在烧柴火的硕大石灶台上。
彭措卓巴站在一口大锅旁，切下厚得像百科全书般一大块一大块的酥油，放进沸腾的茶里。“从前，这儿一度有7700名喇嘛，每天要喝两顿茶，”他说，“当时这间煮茶房里有一百多名喇嘛干活。”他套着件栗色无袖的藏袍，在寺里当掌茶师傅已经有14年了。“对西藏的喇嘛来说，茶就是生命。”
如今寺里只住着400名喇嘛，所以只用了两口小锅。“一口锅要下25块茶砖，70公斤的酥油，3公斤的盐巴。”彭措卓巴一边说，一边用一人高的木勺在锅里搅动着供200人饮用的茶。“最大那口锅的容量是这个的七倍。”
苏和我从寺里出发，前往离拉萨有五小时车程的那曲市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我们想看看令茶马古道得名的传奇马匹。赛马节要持续一周，原本是在开阔的平地上举行的，但十年前修起了一座混凝土体育场，好让官员们可以坐着观瞻。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藏族群众就挤满了看台：妇女的颧骨高高的，穿着高跟鞋，长辫子上沉甸甸地挂着白银和琥珀的饰品；男人们头戴毡皮高边帽，身着袖子长长的藏袍；孩子们光脚穿着便宜的运动鞋。小贩们叫卖辣土豆和听装的百威啤酒。刺耳的扩音器用汉语和藏语播报每一场赛事。这里弥漫着赛马盛事的氛围，只是看台边上每隔10米就站着警察，赛场周围有人列队巡逻，人群中还混着便衣。
一入赛场，马和骑手们似乎便打破了地球引力的规律。一名藏族骑手飞驰得如同失控，像杂技演员那样左右翻身下马，拾起地上的哈达。泥块高高溅起，迸入湛蓝的天空。骑手高高扬起哈达，掉转马头，迎接人群爆发的欢呼。
那曲赛马节弘扬的是早年藏民生活于马背上的文化遗产，这一类的庆典能延续至今的已经很少了。通过几百年的选择育种，藏人培养出一种特异的良马。这种马身高不过13.5掌（相当于1.4米左右，比大多数美国马的个头要小），四肢精悍，面孔英俊，肺部很大，适于西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缺氧环境。藏人把它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冰雪皑皑的山口不知疲倦且步伐沉稳地行进。几百年前，汉人最想要的便是藏马。
而今，那曲坐落在国道317上，从前贸易路线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只要从这里再朝东南方驱车一天——近得诱人——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是古道原先途经的地方。我被一个念头给迷住了：兴许，在深深的山谷里，还有藏族人在古道上骑着那不知疲倦的马儿呢。说不定，在西藏高原不为人知的广大腹地，古道沿途仍有贸易存在？不过，古道也有可能早就像四川境内那样没了影，被呼啸的寒风和翻卷的大雪给抹掉了。
赛马节过了一半，一个阴沉的雨天上午，苏和我钻进一辆“陆地巡洋舰”，悄悄动身去寻找藏区茶马古道而今的容颜。我们在土路上开了一整天，颠簸地翻过一个个垭口，差点滚下陡峭的山坡。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两座巨大垭口之间的嘉黎县，这里从前是茶马古道上商队的歇脚之地。我们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马匹能带我们爬上5412米高的怒岗（音）垭口，但一匹马也没找到，村民指点我们去镇子边上的一家酒吧。藏族牧民在里面喝啤酒，打台球，摇骰子打赌。听说我们要马，他们全笑了。早就没人骑马了。
出了酒吧，泥地里没看见筋肉健硕的马匹，倒见到了铁马——结实的国产摩托，打扮得和它们血肉之躯的前辈一样，盖着红蓝相间的藏族羊毛坐垫，车把手上缠着流苏。给钱的话，两名牧民小伙愿意带我们到山脚下，之后的路，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背包像马鞍袋那样横捆在摩托上。牧民小伙开摩托极为娴熟，跟他们的祖先在马背上没什么两样。我们磕磕绊绊骑过了泥巴足有半米深的黑色泥潭，水花飞溅地渡过了蓝汪汪的溪流，摩托的排气管在水里汩汩喷发。
沿山谷驰去，我们经过了藏族牧民的黑色帐篷。好些帐篷前都停着硕大的国产卡车或陆地巡洋舰。牧民们哪儿来的钱买车呢？肯定不是靠传统的牦牛肉和酥油生意吧。
到怒岗垭口脚下的萨楚卡牧民营寨只有30公里，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道路颠簸得把我们的脊骨都给抖散了。牧民小伙燃起了一小堆蒿草营火，吃罢牦牛肉干配酥油茶的午餐之后，苏和我徒步走向垭口。
叫我们惊喜的是，古道非常明显，就像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石路，在牧场上蜿蜒向前，途中不时点缀着几头犄角高大的黑牦牛。我们艰难地往山上走了两个小时，穿过了两处泛着蓝色微光的冰斗湖。可一过了这两座湖泊，所有的绿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石头和蓝天。半个世纪前，运茶的骡队已不再走过这山口，可古道在此前的上千年里曾受到不断的修缮。古人把大石头搬开，修起石阶，这工程至今完好。苏和我走着之字形路线上坡，顺着石头小道直上垭口。
马鞍形的怒岗垭口显然是没人走了。尚在飘动的零零落落的经幡越见稀疏，玛尼石堆上白骨森然。四下里是一片唯有了无人迹才能带来的寂静。苏眺望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巅，它们如同天然的金字塔一般。几百年来，曾站在此地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我顺着苏的目光，看到存留下来的古道伸向了下一个山谷。
“你看见了吗？”她问。我看见了。在我的想象里，上百头骡子组成的商队步子沉重地向我们走来，蹄子周围扬起尘土，身躯两侧一左一右地驮着茶包，押运的藏民神色警觉，提防着埋伏在垭口的土匪。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垭口返回的时候，摩托骑手已经在等着了。我们坐上后座，开始返回，在冰蚀山谷里颠来簸去。
半路上，我们停在两顶黑色的牧民帐篷前，牦牛粪整整齐齐地码在它们周围。每顶帐篷都挂着阔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草场上停着一辆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两辆摩托。牧民邀请我们进帐，端上了滚热的酥油茶。
帐篷里面，一位老妇正摇着转经筒默念经文，一名青年在从帐外透射进来的光柱中做饭，还有几个中年男子坐在厚厚的藏毯上。靠着比划手势和一本袖珍字典，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那么多车。他们笑容灿烂，谈话却东拉西扯。等我们把盛得冒尖的大碗米饭就着蔬菜和牦牛肉吃个底朝天，主人拖出一只蓝色的金属箱子，开了锁，掀开盖子，示意我们过来看。里面是几百条死掉的肉虫。
“这是虫草，”主人骄傲地说。他解释说，每一条干虫子都能卖4到10美元。他上了锁的蓝色箱子里大概便装着一万美元的虫子了。虫草是一种感染了寄生真菌的幼虫，只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真菌最后会杀死虫子，以它的身体为养料。
每年春天，藏族牧民就在草场上游走，用一种小而弯的铲子寻找虫草。虫草的茎干露出地面不超过3厘米，略带紫色，呈牙签状，极难辨认——但这些虫子比藏民所有的牦牛加起来还值钱。
在亚洲各国的中药店里，虫草都是被当成万用灵药来卖的，据说能使年老者体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不在话下：消炎去肿，提神化痰，就连癌症都能治。药店把它们摆在控温玻璃柜里，品质最高的每克能卖到80美元，两倍于现在的黄金价格。主人合上了他的宝箱，把它藏进帐篷的角落里。我们离开之前，他坚持要我们再多喝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乘摩托车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忆古思今，茶马古道上新旧贸易的相似之处使我感叹不已。藏族人再不骑马了，西藏城市地区的主要饮料也不再是茶了（红牛和百威随处可见）。然而，正如茶叶仍从汉地的传统产茶区运送出来，西藏高原也仍是某种珍宝——冬虫夏草——的唯一产地。鞋子和香波，电视和烤箱，也许正顺着翻新成柏油大道的古老贸易路线源源不断地向西输入，可也有一样东西被回赠到东边。今天，为了神奇的虫草，藏区之外的国人不惜高价，正像当年他们渴求那无敌的战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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