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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牟融《游报本寺》：「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李嘉佑《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的诗句「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都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名寺出名茶】
所谓「名寺出名茶」，在寺僧的努力培植下，在历代都出现知名的茶来，唐朝国史补中提到的一些名茶，例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灉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的「鸩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这些历史名茶，就是出于寺僧创制、宣传出来的珍品。至于近代的一些名茶，例如「黄山毛峰」，主要产地是安徽省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的极品，是产于齐云山的水井庵：「霍山黄芽」，主要产在安徽省大别山的太阳乡长岭庵；而休宁「松萝茶」是产在安徽省的歙县，是明朝比丘大方结庵于松萝时所创制的名茶。
从各种茶诗、茶文和名茶的出现，无不表明茶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佛教需要茶，而茶藉由佛教寺庙的建立、寺僧的研究采制技术、讲究品饮艺术及茶文学的宣传等等过程逐步发展。
因此，今天讲茶艺，研究茶文化，已经脱离不了宗教的关系，所以饮茶文化或者饮茶生活，也算是是某一种生活的信仰，某一种信仰的生活了，而无需要再问饮茶时是否要信仰那一种宗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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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古代茶具的概念及其种类
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茶具一词最早在汉代已出现。据西汉辞赋家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我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在唐诗里触处可见，诸如唐诗人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褚家林亭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宋、元、明几个朝代，茶具一词在各种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如《宋史礼志》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宋代皇帝将茶器作为赐品，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南宋诗人翁卷写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名句，元画家王冕《吹萧出峡图诗》有酒壶茶具船上头。明初号称吴中四杰的画家徐责一天夜晚邀友人品茗对饮时，他趁兴写道：茶器晚犹设，歌壶醒不敲。不难看出，无论是唐宋诗人，还是元明画家，他们笔下经常可以读到茶具诗句。说明茶具是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壶、茶杯这类饮茶器具。事实上现代茶具的种类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古代茶具的概念似乎指更大的范围。按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具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中茶坞是指种茶的凹地。茶人指采茶者，如《茶经》说：茶人负以（茶具）采茶也。
茶籯是箱笼一类器具。唐陆龟蒙写有一首《茶籯诗》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可知茶籯是一种竹制、编织有斜纹的茶具，茶舍多指茶人居住的小茅屋，唐皮日休《茶舍诗》日阳崖忱自屋，几日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煎柴蕨，乃翁研茶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诗词描写出茶舍人家焙茶、研（碾）茶、煎茶、拍茶辛劳的制茶过程。
古人煮茶要用火炉（即炭炉），唐以来煮茶的炉通称茶灶，《唐书陆龟蒙传》说他居住松江甫里，不喜与流俗交往，虽造门也不肯见，不乘马，不坐船，整天只是设蓬席斋。束书茶灶。往来于江湖，自称散人，宋南渡后誉为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压波堂赋》有笔床茶灶，瓦盆藤尊之句。唐诗人陈陶《题紫竹诗》写道：幽香入茶灶，静翠直棋局。可见，唐宋文人墨客无论是读书，还是下棋，都与茶灶相傍，又见茶灶与笔床、瓦盆并例，说明至唐代开始，茶灶就是日常必备之物了。
古时把烘茶叶的器具叫茶焙。据《宋史地理志》提到建安有北苑茶焙。是有名的，又依《茶录》记载说，茶焙是一种竹编，外包裹箬叶（箬竹的叶子），因箬叶有收火的作用，可以避免把茶叶烘黄，茶放在茶焙上，要求温度小火烘制，就不会损坏茶色和茶香了。
除了上述例举的茶具之外。在各种古籍中还可以见到的茶具有：茶鼎、茶瓯、茶磨、茶碾、茶臼、茶柜、茶榨、茶槽、茶宪、茶笼、茶筐、茶板、茶挟、茶罗、茶囊、茶瓢、茶匙等。究竟有多少种茶具呢？据《云溪友议》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如果按照唐代文学家《茶具十咏》和《云溪友议》之言，古代茶具至少有24种。这段史料所言的茶具概念与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散茶、芽茶、叶茶的概念非常混乱，有的甚至释义相反。如散茶，宋时也称草茶，南宋《韵语阳秋》对唐时宜兴贡茶考证说：当时李郢茶山贡焙歌云，'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观研膏之句，则知尝为团茶无疑。自建茶人贡，阳羡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由这里看，散茶是不加研膏的草茶。但是，在明丘濬的《大学衍义补》（1487年）中，其按称：宋人造作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所谓大小龙团是也。这就是说，宋朝的散茶，不是草茶,而正好是紧压茶类的团茶、饼茶。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茶类生产，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以采造团茶和饼茶为主，但也有旅摘旋炒的炒青一类茶叶。所以，茶叶的名字，除团茶、饼茶或片茶一类的称谓外，与这些紧压茶相对的，还有芽茶、散茶一类的名字。毛文锡《茶谱》（935年前后）称：眉州洪雅、昌阖、丹棱，其茶如蒙项制茶饼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片甲、蝉翼是散茶之最上者，以其芽叶的形状而名。这也即是说，散茶是各种非紧压茶的统称，其下还可以有片甲、雀吉、麦颗等一类专名。至于芽茶，可以是散茶，但也可以如毛文锡《茶谱》所说的蒙山压膏露牙、不压膏露牙和宣城用茗牙装面的小方饼--丫山阳坡横纹茶等一类的紧任茶。唐朝散茶生产、消费的数量不大，有关散茶的记述也不多。至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随散茶生产的发展，史籍中正式出现片、散两种茶叶花色。片茶，福建称为腊面茶或腊茶，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散茶，包括蒸青、本茶或炒青一类的茶叶，有的地方，把蒸青、炒青也称为草茶。明朝所称的芽茶和叶茶，实际就是宋元所说的草茶。所以，明清芽茶、叶茶的独兴，从发展的角度说，也可以称是过去草茶或散茶的盛起。
元朝时团茶、饼茶主要用作贡茶，民间一般只饮散茶和未茶。尽管元朝的茶类生产已转入以散茶为主，由于充贡的建茶仍是龙团凤饼，所以时人仍有以团、饼为天下第一茶的传统印象。入明以后，如《馀冬序录摘抄内外篇》所载：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即是指明朝初年，建宁贡茶还一如宋制，专以来造龙团凤饼等一类的紧压茶，后来朱元璋认为这样太重劳民力,才下令罢造龙团,改造芽茶以进。这一改革，从统治阶级的本意来说，是通过轻摇薄赋等一些体恤民力的措施，把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茶、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朝叶茶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地名茶的繁多上。如前所说，宋朝散茶在江浙和沿江一带发展很快，但文献中提及的名茶，只有回注、双井、顾渚等不多几种，但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1591年）中，其所辑录的今茶名就有（雅州）雷鸣茶、仙人掌茶、虎丘茶、天池茶、罗茶、阳羡茶、六安茶、日铸茶、含膏茶（邕湖）等97种之多。
《事物绀珠》，成书于万历初年；上述记载表明，散茶或叶茶经过明朝两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在中国不但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名特茶叶，而且其地域从云南的金齿（治位今保山）、湾甸（州治在今镇康县北）起，向北绵延一直到今山东的莱阳，基本上各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茶叶产地和代表名茶，从而也奠定了我国近代茶业或茶叶文化的大致格局和风貌。
明朝叶茶的突出发展，还表现在制茶技术的革新上。元朝散茶的采制，如前引《王祯农书》所见，虽其工艺流程已颇系统、完整，但介绍的只蒸青一种，而且从高档茶的要求来看，不免粗略。至明以后，如闻龙《茶笺》（1630年）所说，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宜于蒸焙,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为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普遍推开，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使炒青等一类制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明代罗廪《茶解》（1609年）的炒青技术要点载，采茶须晴昼采；当时焙,否则，就色味香俱减.采后萎调，要放在箪中，不能置于漆器及瓷器内，也不宜见风日.炒制时，炒茶，铛宜热；焙，铛宜温。具体工序是：凡炒止可一握，候铛微炙乎，置茶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薄摊，用扇扇冷，略加揉挼，再略炒，入文火铛焙干。这段文字，讲了杀青、摊凉、揉捻和焙于这样一个过程，在这几道工序中，书中指出，杀青后薄摊用扇扇冷，色泽就如翡翠，不然，就会变色。另外原料要新鲜，叶鲜膏液就具足；杀青要初用武火急炒，以发其香，然火亦不宜太烈;炒后必须揉挼，揉挼则脂膏熔液,等等。有些制茶工艺，如松萝等茶，对采摘的茶芽还要进行一番选拣和加工，经过剔除枝梗碎叶后，取叶腴津浓者，除筋摘片，断蒂去尖,然后再付炒制。所有上述这些工艺和认识，在近代茶叶科学出现之前，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制茶经典性的工艺和认识，即便是现在，其许多工艺和技术要点，仍沿用于中国各种名特和高档茶叶的制作过程之中。
明朝叶茶的独兴于时，还表现在促进和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上。除绿茶外，明清两朝在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方面，也应运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黑茶，据文献记载，四川在陕洪武初年便有生产，后来随茶马交易的不断扩大，至万历年间，湖南许多地区也开始改产黑茶，至清朝后期，黑茶更形成、发展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花茶源于北来龙风团茶掺加龙脑等加工工艺，后来如旅岳《茉莉词》（约12世纪）所示，至迟在南宋前期，就发明了用茉莉等鲜花窨茶的技术，但花茶的较大发展，还是兴之于明代。据朱权《茶谱》（1440年前后）、钱椿年《茶谱》（1539年）等茶书记载，明朝常用以窨茶的鲜花除茉莉外，更扩展到木樨、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桅子、木香、梅花和莲花等十数种。乌龙茶，亦有称青茶的，是明清时首先创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说，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约十五六世纪）.入清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还形成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取决于其本身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朝尤其是茶的对外贸易的刺激和促进的结果。
饮食疗法是中医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重食轻饮的倾向。而在古代保健饮品的研究中，又存在着以茶概饮的倾向。这两个倾向都不利于全面了解我国古代饮食保健的真实历史。
具体说来，重食轻饮表现在人们热衷于食疗文献的研究，热衷于食疗品和药膳的开发利用，甚至把保健饮品当成是食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组成部分。
即便在保健饮品的研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还是酒和茶，以为这两大饮品就足以代表整个保健饮品。近几十年来茶疗兴盛，但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茶叶的治疗保健作用。现有的茶疗一词，有时混淆了茶叶与茶剂的概念。对茶疗法呈现出来的一边倒、全盘肯定的赞誉，掩盖了茶叶作为保健品的局限，没有顾及历史上辨证用茶的经验教训。
本文经甄别遴选，用古代固有的饮品名称茶汤为总名，来代指古代不含酒精、需经一定制作程序的植物性保健饮品。在对中国古代茶汤在数千年间的发展进行研究之后，本文认为重食轻饮、以茶概饮的研究倾向存在很大的缺陷。饮和食都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古人在保健饮品方面进行的探索同样令人眼花缭乱。茶叶饮品只是诸多饮品之一，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植物性的饮品在历史上各显其能。概而言之，古代茶汤发展的主要脉络如：
在先秦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先民们最早对水饮的关注点是水质的安全。因此水泉甘苦与清洁是评价水质最重要的依据。先民通过选择水泉与清洁水源等措施，被动地防护不良水质对人体的伤害。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人们逐渐开始主动进行调水养性。单一的水饮到《周礼》产生的时代已经开始分化，形成了酒和浆两大系列，由此产生了酒人和浆人两大分工。浆人负责制作六饮，本文考证就是古代最早的简单饮料。这些饮料用水与谷物为原料，根据处理谷物方法的不同(发酵与不发酵、发酵程度及产物的不同)，被分成不同名目的饮品。这类饮品既可解渴，也能有益于养生.
虽然古代有饮之用，必先茶的说法，但本文考证的结果是，现有文献无法证明秦汉以前已经出现了茶饮。直到西汉初才出现了作为药用的荈i宅(茶的早期名)。西汉后期茶叶由药入饮，有了饮茶与买茶的记载。汉代多种字书记载了茶的当时名称。但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茶饮的记载增多，已认识到茶醒酒，令人不眠的功效，并初步了解茶的形态产地、烹茶法等内容。但早期的往往与其他物品共煮为汤羹，或与谷物煮称茶粥。到六朝末期，茶饮的地位也在进一步提高，成为祭祀、待客的饮品。然而这一时期与茶饮同时发展的还有其它多种植物性的饮品。
在茶汤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唐本草》首次将茶单独立条。
唐代中期以前，饮茶多见于南方。唐开元间因学禅人士对茶的需求，导致社会仿效，饮茶成风，蔓延全国。此后陆羽撰写了第一部《茶经》，使得饮茶保健扩展到品茶寻趣，茶道于是大行于世，并向域外传播。此后茶始销边，茶始收税，始有茶马交易，促进了此后茶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唐代出现了代茶饮品、解暑冷饮，以及民间多种茶之别(其他植物饮品)。唐代中药新剂型饮子，是作汤代茶的特殊汤剂。唐代茶饮的兴盛，不仅没有造成饮品单一的局面，反而促进人们更多地关注并寻找类茶物、代茶品。
宋代的茶业也颇为繁盛，但这一时期对茶叶保健作用的关注远逊于畸形发展的品茶、斗茶风尚。受宋代好香药的影响，以香入茶、以茶入药、茶药混用现象在宋代司空见惯。唐代的作汤代茶在宋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用甘香汤药材做汤待客，并作为日常保健之需，已经成为社会风俗。因此宋代的饮品形成了茶、汤两大系列。当时社会嗜好各种保健饮品，除汤以外，还有熟水等称呼。本文收集并分析了宋代医药书中记载的70余首保健汤方，其共同的特点是甘香药为屑，甘草共点汤，而且还要加盐，使汤药带有咸味。
元明时期整个社会好用香药的风气渐次平息。元蒙入主中原，加速了各民族乃至域外的饮食文化交流。保健饮品在元代有了初步的分类，已经出现诸品茶、诸品汤、渴水、熟水、浆水五大类保健饮品。受北方游牧民族饮品习惯的影响，以酥入饮(包括茶与汤)逐渐增多。明代茶叶由紧压茶向叶茶发展，花茶、茶果、茶菜等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宋代香药为主的保健汤出现了汤味由咸变甜、组成由香药转向花果的倾向。外来的舍利别(果汁糖浆)因具有止渴作用而被纳入中国的渴水，并与传统的煎混杂起来。宋代好用香药作保健汤的风气受到元代医药家们的批评，使人们对饮品的选择与运用更为谨慎。
清代的茶业发展虽然没有唐、宋、元、明那样具繁荣昌盛，但在关注茶汤保健作用方面的努力却并未停滞。清代以前占主体的传统绿茶因其性寒，过服、久服容易损人的弊病日益被人认识。性温的发酵过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普洱茶登上了饮品舞台，弥补了绿茶的不足。各种代茶的新品蓬勃发展，茶菊兴起，是继茶叶之后的又一重要饮品。除此以外，人参叶茶、苦丁茶等民间代茶品也在各地运用。花、果、地衣等都可以制成饮品。这时的代茶新类型包括经过发酵制成的神曲类茶。原有的茶果、茶菜类的点茶品，又增加了茶腿(火腿用于点茶)一项。受西洋医药传入的影响，各种蒸馏制成的药露盛行，成为点茶用的新品种。
以上简要回顾了古代茶汤发展的轨迹，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保健饮品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留存下来的植物性保健饮品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功能多样、适应范围很广泛。这些保健饮品与时俱进，变换频繁。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寻找最佳保健饮品上投入的聪明才智与热情。
'茶叶只是古代诸多植物性饮品最出色的一种，但它绝不能代替全部的古代茶汤。所以只关注茶叶的历史是无法反映古代饮品文化的真实历史面貌。
宋代是我国茶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饮茶和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不仅在饮茶方式上从唐代的煎茶（又称煮茶、烹茶）演变为点茶，而且宋代的陶瓷工艺进入了黄金时期，出现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五大名窑。与此相应，宋代的茶具别具风格。由于宋代盛兴斗茶，因此茶除饮用外，还有娱乐功效，上至皇室下到市井，斗茶遍于世，并以茶汤鲜白为佳，为显示点茶技艺的高超，宋人对黑釉盏十分钟爱，尤其建窑出产的兔毫盏被视为珍品。
元代，蒙古族人的习俗影响到中原，饮茶方式弃繁从简，散茶逐渐取代了团茶。元代茶具以青白釉居多。
明代，朱元璋罢团茶兴散茶，推动了茶业向多样化发展。在明代，从制茶到饮茶方式进一步更新，完善了炒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的工艺，在饮茶方式上以泡茶清饮为主。所以，在茶具制作上出王兕了一种鼓腹、带流和手柄或提梁的茶壶。景德镇瓷器在明代独领风骚。永乐时期的“甜白瓷”，宣德时期的“祭红”，嘉靖时期的“五彩”等都是我国制瓷史上空前的杰作。从气势恢宏的巨型龙缸到精巧无比的茶具、薄胎瓷雅玩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制瓷业工艺技术具有高超水平，在世界上熠熠生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期紫砂壶异军突起，成就了我国茶具制作灿烂辉煌的历史，紫砂壶一跃成为群芳之冠的茶具。由于紫砂壶的特殊材质，加之工匠和文人雅士的融合，使紫砂壶造型多样，既有古朴别致的风格，又有清新自然之韵，融我国传统的人文理念于其中，形成了中围茶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紫砂壶泡茶更能留住茶香，于夏日茶汤不易馊，于冬日茶汤不易凉，用茶汤温润滋养茶壶，年久可使其光泽如古玉，即便不放茶，壶中的水也带茶香。因此，几百年来，得到可心的紫砂壶并把玩滋养是茶人梦寐以求的雅事。
清代，六大茶类齐全各有其位，尤其是清中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鼎盛时期，茶业空前兴旺。紫砂茶具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众多的名家精品，同时景德镇的五彩、珐琅彩及粉彩瓷，广州的织金彩瓷，福州的脱胎漆器等茶具争奇斗艳。
瑞岩寺坐落在武夷山北面的吴屯乡，四周群峰环绕，山岚氤氲，云雾不绝，寺院清幽。寺院周边山上，僧人们从武夷山山北移栽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岩茶，这种岩茶通过僧人们精心管理，长得十分茂盛。
瑞岩寺的竹筒茶与当地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据悉，瑞岩寺始建于唐朝广明庚子(880年-881年)年间，因乡人翁藻光剔度为僧后名声大噪。翁藻光出家前是吴屯人，幼年喜欢在寒冬季节里扣冰洗浴。出家后，人称他为“扣冰和尚”。
翁藻光年轻时曾南下云游，信奉云门宗。云门宗为中国佛教五大禅宗之一，认为万事万物皆体现“真如”，皆有佛性，其说教方式是“云门三句”，即：“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云门三句的义理后来成了僧尼们制做云门竹筒茶的祈愿秘笈。
唐广明元年(880年)，彭王当捐募巨金建瑞岩寺于吴屯的吴边山下，请翁藻光担任住持。翁藻光竭力弘扬云门禅宗，据说文偃宗师曾来过瑞岩寺，见扣冰精心伺弄着那些野生茶丛，认为那些翠绿茶丛乃为佛界“灵物”，就指点“扣冰和尚”如何采摘和窨制这些野茶的方法。扣冰得云门禅宗大师点化，并按云门大师所说如法炮制，将野茶采来后，萎凋缩水，虚火旺炒，然后遵循太极图案中“阴阳鱼”的走势进行搓揉，烘焙。再砍来纤纤玉竹，取其一节，将茶叶塞入压紧，封存。饮用时，将其置入沸水中煮。滤其茶汤啜之。此茶有玉竹之甘香、野茶之馥郁，消积健胃，解渴生津，涤心去浊，醒脑明神，取其名为“云门竹筒茶”。
据说当地百姓一有病恙，便到寺中求医问药，“扣冰和尚”常将云门竹筒茶送给百姓，具有多种疗效。
后来扣冰和尚圆寂，他的弟子张氏仍沿用此法制作云门竹筒茶。每年的庙会活动或行醮斋礼仪时，都要用到大量的云门竹筒茶。后来，云门竹筒茶发展到武夷山周边庙会的专用茶，佛教色彩更加浓厚。至于如何制作云门竹筒茶的工序与技法，如今在吴屯《张氏家谱》中亦有记载。由于云门竹筒茶产量不多，加上工艺独特，显得弥足珍贵。
2000年7月，武夷山举办“凯捷杯”茶王赛，瑞岩寺云门竹筒茶的传人张旺，也带上这一佛门茶品，展示了云门竹筒茶的独特风格，云门竹筒茶吸引了一些港澳茶商茶客，就连老外们也青睐武夷佛门的特色茶，深得茶叶行家青睐，堪称武夷茶中一绝。
来自香港佛教协会的佛茶研究专家程涵露女士赞叹：中国各地茶乡竹筒茶样品极多，特别是云南贵州一带，但那些竹筒茶只是特产而已，没有附着佛教文化。像云门竹筒茶能融入佛教智慧的秘笈，只有瑞岩寺的最特别。
至唐代（公元618～904年）全国的茶产地已达13省，制法均以蒸青团茶为主。各地的名茶不下四五十种，其中以蒙顶的“黄芽”及顾渚的“紫徇”最为有名。
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的茶叶可分为角茶（即粗茶）、散茶、末茶及饼茶四类，各类均有其不同泡法，若依其形状可归纳为八等级：胡鞭型、牛臆型、浮云型、指水型、膏土型、地潦型，此六型均属精制上级品，义竹香型及霜荷型可归粗老之下级品。
到了宋代，饮茶之风更为普遍，民间的名茶不下百余种，其制法已由蒸青“团茶”发展到蒸青“散茶”。据《文献通考》记载：依其外形不同，分为三类：（1）片茶，如龙凤、石乳分十二等；（2）雨前、雨后分十一等；（3）脑茶，如脑面等分十二等。
散茶为宋代的产品，所谓“唐重阳羡，宋崇建州”，建州即福建省建宁府，如今的建瓯、建阳、崇安、政和等县。
由于宋徽宗（公元1101～1126年）爱好品茗，不惜重金奖赏，以寻求新颖的贡茶。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中，亦谈及新茶，二十种中，以建溪的白茶品质最优。所谓白茶，亦是朱子安著《东溪试茶录》中所称：贡茶七等之首——白叶茶。此白茶，依作者的推断，应是福建白茶，以及台湾省高级乌龙茶的前身。所不同者当时是采用绿茶的制法而成。
宋代所产名茶，除福建武夷的“龙团”、“粟粒”及“铁罗汉”外，尚有绍兴的“日铸”，婺源的“谢源”以及隆兴的“双井”，皆属绝品。
到了元朝，团茶渐被淘汰，散茶大为发展。依茶青鲜叶老嫩的不同，分为两类：芽茶如“探春”、“紫徇”、“柬尖”等；叶茶如“雨前”、“雨后”。
元朝（十二世纪末），福建、浙江等地绿茶的制法，已由蒸青变为炒青，以提高其香味。也有人说炒青绿茶为明朝朱元璋所发明，因为他曾竭力倡导发展“炒绿”。
到明朝，不但绿茶的制法有所改革，连其他的“白茶”、“青茶”、“黄茶”、“黑茶”以及“红茶”，均有突破性的发展。
公元1591年许次所写的《茶疏》中云：江南之茶，唐人首重阳羡，宋人最重建州。如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
在秦时，史料中关于茶叶的不多，因此略去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载，例如《尔雅》和《说文解字》之类字书以及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自汉代，我国的茶叶进入了有文字可据的信史时代，《尔雅》中有“苦荼”的释文。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有茶的町靠和直接记载的国家。
两汉茶业的范围广大。陆羽《茶经》列举了四个汉代茶人“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为西汉蜀郡成都人，而丹丘子和黄山君一寓浙东，一居皖南。而《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两汉时今湖南有一地名“荼陵”（今茶陵）的地名，陆羽在《茶经》引《茶陵图经》说“陵谷生茶茗焉”。这表明茶的生产和饮用已经从巴蜀经荆楚一直传播到了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
两汉时，除了南方茶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和传播外，据推测在这四百多年间可能也会有少量茶叶流传到北方，可惜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很缺乏，比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能找到的现在只有《赵飞燕别传》中所写的赵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不过这部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足以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从两汉不多的有关茶的历史资料来看，此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仍是巴蜀，这一点可以从神爵三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订立的《僮约》来得到证明。王褒在这份详细规定劳务的契约中写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两句。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标志着饮茶和茶业的发展。汉代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一定的发展，然而从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来看，茶（藓诧）仍然被列为药物，可见汉代茶的饮用，还保留这早期药用的一些原始性状，这说明汉代还处于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1、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2、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4、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5、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6、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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