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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普洱茶市场跟古代的普洱茶市场有何不同?过去与现在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普洱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有所不同。
过去茶叶贸易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需要大批茶叶的都是塞外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又盛产良马。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一个国家的国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用普洱茶去换良驹的贸易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骑兵退出了军队主力的舞台。用普洱茶换马匹的贸易方式对国家不再有任何战略意义，普洱茶也从战略物资沦为普通商品。
商品地位的下降使得过去普洱茶的贸易由国家主导转为由商人主导，普洱茶毛茶的收购以及普洱茶成品茶的销售不再由政府进行操控。普洱茶市场的兴衰与否完全是茶农与茶商自己的事情，换言之普洱茶市场的好坏，政府并不会过多干预。
现在很多茶商看到云南地方政府有对普洱茶产业进行扶持便雀跃不已，认为自己手中的茶叶很快就会升值，很快就会被市场消化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地方政府对普洱茶产业的扶持一方面是解决当地茶农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财政税收。这些投资作用于地方的基础建设，与实际的普洱茶市场关联并不紧密。
普洱茶市场的繁荣与否取决于普洱茶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有库存被大量消耗后才会快速回暖。政府出钱去收购茶商的库存这样的做法并无先例，茶商想要降低库存还是得从市场本身想办法。
当前普洱茶市场环境与2014年下半年大致相当，在毛茶没有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很难有大的起色。过去普洱茶市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兴盛完全因为过去普洱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如今只能用看待普通商品的眼光来评估市场何时才会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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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江南品茗清谈之风盛行。当时有一种既可供人们喝茶，又可供旅客住宿的处所叫茶寮。饮茶之风到唐代盛行，唐代封演在《封氏见闻记》中说："自邹、齐、仓、隶，渐至京邑。饮茶之风到唐代盛行，城市多开有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唐代的城市已有煎茶出卖的店铺，这也是我国茶馆出现之初的情况。
宋代饮茶之风更盛，自京至各州县，到处设有茶坊。北宋建都汴梁后，城内的几条繁华街巷都设有很多茶坊。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城就有茶坊中饮茶的画面。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茶馆装饰得十分讲究，据《梦粱录》记载："今杭州城茶肆亦好之，种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宋代的茶饮经营也相当灵活，除白天营业外，还设有早茶、夜茶，同时还供应汤水茶点等。
宋代茶馆多称茶坊，也有叫茶肆、茶楼的。
元代时一般茶馆叫茶房，也有叫茶坊、茶店的，明清茶馆更为发展，城市乡村，到处都有。
茶馆的名称，明代才出现。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书中就有关于"茶馆"的记载。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和饮茶方法的改进，明代城市里的茶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是我国茶馆鼎盛时期。茶馆不仅遍布城乡，其数量之多，也是历史上少见的。据记载，清代北京有茶馆30多家，上海有茶馆60多家。清代的茶馆经营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以卖茶为主，也有的兼营点心、茶食、烟酒，还有的兼营说书和演唱。
北方多见大鼓书和评书，南方则偏重只说不唱的纯说书，即评话和讲唱兼用的弹词，一直延续到现代。
现在，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各地的茶馆渐渐增多，尤其是国内的一些着名的旅游城市及风景点，供游人品茗休憩的茶馆、茶座，更是星罗棋布。
四川人喜爱在茶馆里饮茶的风俗是全国出名的。成都的公园都有茶馆，一般都设在最佳观景点，品茗观景，其乐融融。成都还有一种比较高雅的茶馆，名曰文化茶园。不仅是品茗之处，也是文化娱乐的场所。人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四川清音、巴山名歌、京剧清唱等。
江南，尤其是江、浙、沪一带的茶馆、茶座也相当兴盛。目前，浙江的杭嘉湖一带，不仅城里有茶馆、茶座，连农村集镇，甚至热闹一点的村坊也有茶馆、茶店。
我国南北各地还有一批像扬州富春茶社、成都春兰茶社、北京老舍茶馆等闻名国内外的茶馆。
斗茶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还没有定说。但在北宋建州的武夷山、建安已经有之。最能证明的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那首《和章岷从事》，此系中国茶文化史上出名的诗篇，它把建州采茶的时节和情景、斗茶的目的、使用器具、上品的香气和滋味、观看者的神情、胜败者的形态等等，描绘刻画精致入微。该诗不愧为中华茶文化瑰宝，也是闽北茶史的荣耀。
斗茶，在古代还有个更雅的名字，叫茗戏。其到底斗什么、战什么?在古代其宗旨有二：一是挑选贡品，二是文人游艺。选贡品重在茶质和外型的精美程度。因此先后在福建任转运使的丁谓、蔡襄就别出心裁，各出花样：丁谓把团茶改为饼茶，每斤8饼;蔡襄则将一斤制成20饼，自然更为小巧玲珑。对这种劳命伤财的行径，稍后的大诗人苏轼极为不满，赋诗讥之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表露出诗人体惜民间疾苦的情怀。
而文人雅士则把斗茶作为游艺，他们不但比茶质，还要比茶器和操作技艺。当时茶的形态和冲泡方法，和今天的条型茶是不一样的。团饼茶要研成粉末方可冲泡，有好几道程序，很麻烦。这种冲泡法，后来还延伸为完全游艺式的分茶。当时茶汤贵白，以纯白为上，与现今的岩茶以橙黄为佳，明显不同。那时对茶之泡沫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江茶以盏中无水痕为绝佳，建茶以水痕久现为胜。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著有《北苑别录》的赵汝砺分析说：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此。江茶畏流其膏，建茶恐其膏之不尽。膏者内含物也，拿现今的武夷岩茶来说也是如此，内含物丰富者泡沫也多。泡沫系茶碱及氨基酸之类，台湾茶人陈焕堂称之为皂素，并说此是如人参般的补品，不可弃之。
如今的斗茶，名称色彩斑斓：有的叫茶王赛，有的称名茶赛，有的谓选状元等等。层次上有省级的、地区级的、县级的、乡的、村级的，还有行业、团体的。早些年大都系政府行为，慢慢地转向企业化操作。现在众多的茶赛，还是比较规范、严谨、公正的，它订有审评项目，即8个感观因子：形状、色泽、整度、净度;香气、滋味、汤色、叶底。各项中有分数比例，到了决赛阶段，因为都是好中选出的优者，要定出上限下限分数，这样不会出现奇高奇低现象。
斗茶是件严肃的事情，但每次斗茶都有新鲜事。评委们会反复品闻，各抒己见，力求一致看法，充分体现茶的和静的精神。世人有云：盏里有学问，茶中文化深。斗茶在武夷山已延续千年，不管它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始终是弘扬武夷茶文化的一种好载体，受到茶人的喜欢。
法大约始中唐，南宋末至明朝初年，多用于末。明初以后，用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朝后期，张源著《录》，其书有、火候、汤辨、泡法、投、饮、品泉、贮水、具、道等篇；许次纾著《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所、洗、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录》和《蔬》，共同奠定了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录》，罗廪撰《解》。十七世纪中期，冯可宾撰《岕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人冒襄撰《岕汇钞》。这些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道。
道艺
道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五大环节。
1.备器 道艺的主要器具有炉、汤壶、壶、盏等。
2.选水 明清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专书论水。明清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录》“火候”条载：“烹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新文武之候也。”
4.候汤 《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辨。一日形辨，二日声辨，三日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贵，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
5.习 壶泡法 据《录》、《疏》、《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洗、浴壶、、涤盏、酾、。 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考》记：“杭俗烹用细茗置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注汤、。 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泡青，主要程序有治壶、投、出浴、淋壶、烫杯、酾、等，又进一步争解为孟臣沐霖、马龙入宫、悬壶高中、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色、喜闻幽香、品啜甘露、领悟神韵。
对道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外，还有陈继舒儒、徐渭、陆树声、张大复、周高起、张岱、袁枚、屠本俊、闻龙等人。
茶市(2)[Teamarket]茶叶贸易的市场，一般位于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城镇。
茶市的记戴，最早见于西汉王褒《僮约》：武阳买茶。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9年，在武阳(今四川彭山)即已出现茶叶集市。白居易名作《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可证唐代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叶集散中心。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唐代全国茶税四十万贯，浮梁一地占了八分之三，是一个特大茶市。北宋初，榷货务，十三场即为大茶市。林逋《无为军》诗云：酒家楼阁摇风旆，茶客舟船簇雨樯。茶客即茶商，生动地描写了无为军茶市的兴旺。
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成都，南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及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均系规模较大的茶市。元、明、清茶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茶市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但宋代茶市，依然只是官方控制下的商销茶叶流通体制;历经元、明、清的发育、培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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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茶人不断提升制茶工艺，积累品茶经验，丰富茶文化内涵。自古以来，“舌尖口利”的茶人们总能品味出烹制茶汤过程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略微的差异给茶味带来的微妙变化。比如水品影响茶的口感：“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比如烹制茶汤的技巧：煮、煎、点、泡，用不同的工艺茶香迥异。
无论采用哪一种烹制方式，煮水都是烹茶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煮水器的选择，历来受到茶人们的格外重视。
穿古越今话茶器
煮水器品种繁多，随历代茶人饮茶习惯的不同而发展变化。据沐莲堂主人郭雪女士介绍，在茶圣陆羽所著《茶经》的记载中，烹茶是用风炉燃火加热，以鍑煮水;到了宋代，执壶就代替了鍑成为茶炉上盛水的容器，也叫汤瓶、茶吹、茶吊子;直到清代，煮水仍用茶炉和茶瓶，只是茶瓶多了个名字，叫茶铫，造型也更加丰富多彩;近代以后，直至今日，煮水便主要是用茶壶了。
从鍑到壶，又有不同的材质。对于煮水器的材质，历代茶人也有不同的见解。陆羽在《茶经》中有所论述：瓷器和石器很雅致，但是不够坚固耐用;银器很清洁，但过于奢侈;相较之下，还是铁器耐久又实用。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却认为：“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不可用”。清代学者震钧钟爱砂壶，他在《茶说》中说：“铜铫必不能洁;瓷铫又不禁火;而砂铫尚焉。”
选对茶壶见茶香
茶人云“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是强调水质和茶器对于茶韵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茶器对茶汤口感的作用，除通过壶质的密度影响茶汤的气韵外，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改善水质来调节茶香。郭雪女士介绍道：“比如铁壶就有很强的调水能力。古人煮茶都是用泉水或者井水，水质甘甜，那么人们就拿这种水去分析结构，发现其中铁的成分很大。而铁壶能够增加水中的铁离子，因此茶人喜欢用铁壶煮水……银壶也可以改变水质，用银壶煮出来的水较铁壶来说更轻薄，喝到口里是柔柔稠稠的。”
那么究竟什么材质的茶壶煮水更好呢?郭雪女士的答案是：一要看个人喜好，二要与茶品相符。“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用银壶煮水来泡岩茶、红茶、乌龙茶，铁壶用来泡普洱茶。”
茶人乐事：煮茶听松涛
铸造精致的茶壶不仅是烹茶品茗的必备良器，也因受到茶人喜爱而成为收藏器物的一个品类。近年来，日本铁壶日渐成为收藏界的新宠。
郭雪女士对日本铁壶有深入的了解：日本受中国茶道影响很深，铸造铁壶的很多名家大致最集中出现在明治时期，包括藏六、井上等许多名家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出自他们之手的铁壶上常常能看到岁寒三友、四君子、竹林七贤等中国元素。
铁壶分很多种，在日本，铁壶分为两大派：一种是南部铁器，这种一般就是普罗大众、寻常百姓家用的壶，朴实无华;而京都派比较适合收藏，有很多有名的堂号，比如龟文堂、龙玉堂、金寿堂。
“有些很好的铁壶在壶下面会有响片，水煮开的时候，你听到的水声犹如松涛一般。想象一下四面竹影婆娑，听着松涛，看着眼前香烟渺渺——仿佛这天地之大都在这一把壶中。我想这对于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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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是在公元八世纪时，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以及西藏本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1，而在这之前，公元六世纪时，茶便随着藏王与唐王朝的联姻而进入了藏区，唐朝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记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藏王室对内地的茶已有十分深入的了解。藏族民众大量饮茶的记载在宋代已出现，如《新安志》卷下《洪尚书》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千百年来在这个全民信仰喇嘛教，并有着独特的白然环境及饮食结构的地区，茶早已成为藏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他们的饮茶习俗及茶文化现象与内地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介绍了作者进入藏区寺院、牧民中考察藏茶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并对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1、道孚县及灵雀寺概况隶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位于川西北海拔2900-5000米的高原，90%以上的居民都是藏胞，道孚在唐代属吐蕃。这里气候较恶劣。冬寒夏凉，耕地有限，藏胞以逐草而居的牧业为主，在邻近县城一带也有一部份半农半牧民。离县城七十余公里的玉科区为纯牧区，4000余米的白日山使该地区一年中有八个月因冰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我们进入藏胞家中，帐房中看到，产自四川雅安、灌县、天全等地的康砖茶、金尖砖茶是每户大量贮存着的必备品，在牧区，帐房内地灶上的火终日不息，熬煮着砖茶水，藏民多围坐火旁饮用加入牛奶、酥油的茶水，其饮用量可高达每人每日3900ml。在每个藏民家庭除了茶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悬挂的喇嘛教领袖的肖像，以及一些宗教摆设、用品，可见藏传佛教已进入了每个藏民家庭。位于县城的灵雀寺建于清代，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伙却吉、昂翁彭措所建，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一个属庙，现有入寺喇嘛三百余人。我们在灵雀寺的厨房中看到两口直径2.5米、深1.5米大铜锅，这是专用来烧茶水的，年青的专职茶水喇嘛每日不断熬煮“甲处”(茶水)供僧侣饮用。寺院举行念大经和法会期间，这两口锅要熬煮供二干余人饮用的茶。寺庙建有贮存砖茶的专用仓库，一个比孔(仓库)可容纳一千五百驮(每驮100市斤左右)茶叶。
2、茶在藏胞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由于藏胞多食牛羊肉类及奶制品，缺少蔬菜，所以用茶去脂，补充维生素。这个观点忽略了茶在藏胞中的神圣地位，我们从下述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藏族的禁忌与道德规范中规定，向客人敬茶时，禁忌拿脏碗使用，禁忌将手指放在碗口上，禁忌用一只手端碗，斟茶后，还要将手先在裙裤上擦一下，然后双手捧上，请客人饮用2。同时，茶在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可作为“神物”去求得，可见藏胞将茶看得比汉民更为神圣，已成为他们圣洁庄严的象征。
茶在汉族的佛、道教派里，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工具。但在藏传佛教中，茶已完全成为了“圣物”，神灵的恩赐。在“色拉寺调查”中看到，寺庙所有佛事活动中，所需物品的清单中排列第一位的总是茶，寺庙向穷人施舍的第一物品也是茶3。我们在灵雀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僧侣们以虔诚之心，双手捧饮寺庙款待的茶。在诵经的大殿，成百身披红色袈裟的诵经喇嘛，面对热气升腾的奶茶，诵经膜拜，此种规仪早已超出一般生理需求。
我们在灵雀寺还了解到，茶甚至成为喇嘛升迁的重要条件。在灵雀寺的经学组织有三个扎仑，它的制度十分严密，其中有一个呷热扎仑，这个扎仑的主要职能是在喇嘛中定资历。呷热扎仑的喇嘛必须在西藏拉萨学经满三年，同时要取得命名为“名打娃”的学位。而要获得“名打娃”学位，必须是在西藏寺庙里给全孔村的喇嘛熬过茶的。由此看来，寺院将茶作为自身锻炼与提高的象征。第三个扎仑叫雀热扎仑，雀热的任务是讲经和对经学的辩论，具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熟习经典、能言善辩的喇嘛才能参加。寺院规定，如需退出雀热，必须给全扎仑的雀热喇嘛熬一次茶才能退出。在这里，茶又成为喇嘛们寄托圣洁感情与怀念的物品。
在藏区，茶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小的日用品，而寺院内的茶具则更披上了圣洁、至上的色彩，那些向宗喀巴供奉茶水的玉制、银制、金制茶碗，熬煮茶的雕花大铜锅已成为灵雀寺的宝物，而从这宝物之中倾出的茶水更成为前来祈祷的藏民们所渴望得到的“神水”。
喇嘛庙中的奉茶、饮茶活动是与诵经活动融为一体的佛事活动，来自于神灵赐予的茶将成千上万藏民联系在一起。寺院给茶赋予了至高的神秘的色彩，而茶也帮助寺院将藏族百姓臣服于神灵之下。这种规模大，极其庄严的茶事活动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功能需求，与唐代文人士大夫煮茗于山野，独斟于青灯形成强烈的反差。藏传佛教将茶作为灵物、汉族僧俗将茶当作修身养性之物，获得现实之中的自我完善，而藏民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祈祷于未来，这种差别与藏区更接近佛教发源地，还保留着佛教原始形态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藏民族与汉民族通过茶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精神世界。
藏民族的饮茶习惯与汉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茶的选择上，干百年来，藏胞坚持使用的是便于运输，便于贮藏，价格便宜的砖茶，这与藏区恶劣的气候和相对落后的交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沏茶方面，严酷的环境使他们无法去追求水的甜美、纯净，冲泡的温度和火候，他们改沏、泡茶为熬茶，再加上牛奶和酥油，变单纯饮料为食品，这种饮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行为，喝奶茶、酥油茶等在寺院是集体围坐喝饮至天明，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们热衷于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严酷的自然条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形成了藏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现象，这种更贴近大自然的质朴、粗犷、尚群体的茶俗，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求通过它获得现实的精神力量的“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人民为中国茶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1.陈麟书等：《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P155,1986a
2.熊坤新：《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中国藏学》(16)4；32,1991。
3.宋赞良；《色拉寺调查(续)》，《中国藏学》(16)4；152-167,1991。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我国饮茶，素有喝茶和品茶之分。所谓品茶是以茶为对象的品饮活动，是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高度统一的生活艺术。从唐代开始，我国古人已用细煎慢品代替了解渴式的粗放吞饮，并有意识地把品茶作为能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和表现自我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品茶是人们运用审关美观对茶叶进行鉴评和欣赏，是中华民族纯洁清雅风尚的一种体现。
乾隆与茶乾隆皇帝嗜茶成癖，朝野人士皆知。当他８５高寿时，向御前一位老中医透露了隐退之意，老中医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听后哈哈大笑，风趣地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乾隆是中国帝王中长寿者之一。他高寿的原因很多，其中经常饮茶是一个重要因素。乾隆不仅饮茶成癖，且尝遍神州名茶，寻遍各地名泉。有一次，朝中一位大臣呈献一份名茶，乾隆尝后，觉得此茶非同寻常，其味甘醇爽滑，具有特殊的浓郁兰花之天然香气，他便问谁知该茶产于何地。一位大臣奏上：“此茶发现于福建安溪南岩观音石下，其色褐绿，身重似铁，气香形美赛观音。”乾隆据此赐其茶名曰“南岩铁观音。”
乾隆饮茶用水也十分考究。他遍尝北京各处的井水和泉水后，最后选中北京西郊玉泉山的泉水，赐名为“天下第一泉”。乾隆游江南时，随从专门用车拉着玉泉水供乾隆沏茶饮用。可是途经济南时，无意间品尝到趵突泉水，觉得其甘冽胜过玉泉水，就把带来的玉泉水倒掉，全部换为趵突泉水，并亲笔题“激湍”两字勒石于泉边。
孙中山以茶代酒孙中山先生一向倡导“以茶代酒”，他生前多次到杭州，登六和塔，尝虎跑泉，掬泉品茗，留下千古名言：“味真甘美，天之待浙何其厚也！”他十分关心兴旺祖国茶叶，为此，他颇有兴趣地写道：“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
鲁迅饮茶着迷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喜欢饮茶，而且还颇有研究，曾是昔日广州陶居、陆园、北园、妙奇香等茶楼的座上客。他品茗还有独特功夫，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种清福，首先必须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
老舍视喝茶为艺术著名作家老舍生前曾多次说过：“喝茶本是一门艺术。本来中国人是喝茶的祖先，可现在在喝茶艺术方面，日本人却走在我们的前面了。”老舍对祖国茶艺术之落后不无遗憾。
明清时期，曾有金崇安、银浦城的说法。崇安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因为武夷山在当时是福建省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故以金称之。根据《福建省新志》记载，福州的丝绸，泉州的蓝靛，莆仙的龙眼、荔枝，顺昌的纸张等福建名产都必须途经武夷山的分水关和浦城的小关销往中原各地。乾隆年间，政和县令蒋南周的诗歌写道：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何如？足见当时武夷山的商贸地位已非常发达。崇安因分水关而金，浦城因小关而银，分水关和小关的地位如此突出，其中很大部分的原因源于明清时期的内河贸易政策所致。
明朝初年，由于部分元末割据势力逃亡海外，与倭寇相互勾结兴风作浪，残元在北方势力还十分强大，明朝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北方经营，朱元璋从军事战略上考虑，下令片板不许入海，海禁逐渐成为明朝的一项既定政策。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不过，这种海禁仅局限于民间，官方并未禁止。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朝贡贸易已经开始，大将徐达北伐元大都、镇守北平，其粮草物资大多依靠海运。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宝船体积之大，出海人员之众，均属世所罕见。
海路被禁，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被管制起来。明朝初年，政府严令禁止走私茶叶，为此，朱元璋杀掉了涉嫌走私茶叶的十三驸马。受此影响，明朝的茶叶贸易主要以陆路及内河运输为主，茶商需要有官凭才能经营茶叶，这也为明政府充实了国库收入。清朝在经济政策上完全沿袭明朝制度。在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的历史里，海路不通，分水关成为福建西北最重要的关口，同时也是中原入闽的交通要道，因为崇阳溪连接建溪、闽江，西边的信江连着鄱阳湖、赣江、长江，陆路距离最短。在此有利形式下，武夷山成为当时东南一带最著名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常住人口在乾隆四十年时甚至超过了13万。
总而言之，武夷茶市的变化与茶路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里茶路的中断意味着以内河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下梅茶市从此走向没落；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东南五口，开辟福州茶港，使闽北茶叶走水路到福州旦夕可至，也标志着一条新的以海洋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茶路的形成，促进了赤石茶市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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