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乌龙茶对中华产生积极作用影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乌龙茶对中华产生积极作用影响”相关知识！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绿茶之清芬、红茶之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更是醇厚幽远、独具岩韵，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所谓的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
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为僧管山、制茶及经营武夷岩茶的“下府人”（即闽之下四府）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加之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
清《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
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工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之品饮方法。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全崇安”盛名当由此而出。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十哲”之位。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苗种植繁衍。
终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 ”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岩茶。因此清《台湾通史》编者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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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妇女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的英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妇女都只是男人的陪衬。
在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一般只能看到男人潇洒的身影，妇女没有表现和发泄自己的场合。
英国的饮茶风气形成后则完全不一样了，家庭里的下午茶为女主人提供了一种表现自己的特殊场合。
在这里，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只有这时妇女才成为了真正的主人。
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妇女无须外出工作，因此邀请女友一块儿喝茶是她们摆脱孤独的最好的办法。
久而久之，英国下午茶发展成为一种类似日本茶道的仪式，并成为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英国家庭妇女地位的提高与饮茶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县志》和《山志》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嗣是玉华、清源、碧石寺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一百余人。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院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主要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本来“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该山中几无农田。僧人便茶为主产，以茶为生;念经参禅，以茶解困;消闲待客，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岩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系闽南茶商所有，成品茶则运往闽南、潮汕及海外销售。为此，释超全《安溪茶歌》有“迩来武夷漳人制”之句。有人将制作人与发源地点、制作工艺混淆起来，大概是误解了此意。
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还有另一途径。武夷茶早年往北“茶马互市”，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后，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转赣江南下往广州。由于明、清时福建实行过海禁，大量福建沿海农民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
《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品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是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有的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迟的下抵清光绪末年，早的上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当包头、茶师。
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闽南僧人、茶商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持“乌龙茶发源于闽南”观点者，则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铅山和上饶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代早期，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且迁到铅山县和上饶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的事实。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族谱及口述，都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后再移居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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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oolongtea)，亦称青茶，属半发酵茶，品种较多，铁观音和大红袍都属于乌龙茶。在福建方言中，“乌龙”的意思是“糊里糊涂”。所以，足球比赛中，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也叫“乌龙球”。为什么把一种很好喝的茶，称为“糊里糊涂”的茶?这源于当地一个传说。
传说，当年有一位茶农在山上采完茶青后，将茶青鲜叶放在竹篓里，然后背下山。山路崎岖，在下山的过程中，竹篓里的鲜叶随着人体上下颠簸、左右摇晃，茶青鲜叶经过碰撞后，产生了花一样的清香。茶农将这个偶然的发现，用于茶叶加工，竟然形成了后来的一种特殊的“摇青”工艺。当时，自然科学不发达，茶农无法解释这种神秘现象，于是，将这种茶称为“乌龙茶”，就是“糊里糊涂的茶”，乌龙茶也就成了这类茶的通俗名称。
传说归传说，一种茶类的加工工艺是经过无数次摸索、实验、改进的结果。不过，这个故事倒是让人们一下子记住了乌龙茶的“摇青”工艺，也理解了铁观音、大红袍的香气是来自“摇青”这道关键的工序。
古时茶农觉得糊里糊涂的“摇青”工艺，现代科学给出了清晰的解释。一般，茶农制茶时，将晒青(就是晾鲜叶)摇青交替进行，多为三晾三摇，也有六晾六摇。摇青是使茶青叶缘相互碰撞，导致叶缘破碎，叶子中的茶多酚少量发生氧化，转化为茶红素，这就形成了“绿叶红镶边”这个乌龙茶最显著的特征。另外，摇青也是茶的香气形成的关键工序。经过摇青，茶青叶中内含的物质成分，由5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从而产生了花香、果香等类型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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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亦称青茶、半发酵茶及全发酵茶，品种较多，是中国几大茶类中，独具鲜明汉族特色的茶叶品类。乌龙茶是经过采摘、萎凋、摇青、炒青、揉捻、烘焙等工序后制出的品质优异的茶类。乌龙茶由宋代贡茶龙团、凤饼演变而来，创制于1725年(清雍正年间)前后。品尝后齿颊留香，回味甘鲜。
乌龙茶起源于福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乌龙茶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溯源北苑茶。北苑茶是福建最早的贡茶，也是宋代以后最为著名的茶叶，历史上介绍北苑茶产制和煮饮的著作就有十多种。北苑是福建建瓯凤凰山周围的地区，在唐末已产茶。
《闽通志》载，唐末建安张廷晖雇工在凤凰山开辟山地种茶，初为研膏茶，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已产制龙凤茶，宋真宗(998年)以后改造小团茶，成为名扬天下的龙团凤饼。当时任过福建转运吏，监督制造贡茶的蔡襄，特别称颂北苑茶，他在1051年写的《茶录》中谈到“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续诸焙所产者味佳。
”北苑茶重要成品属于龙团凤饼，其采制工艺如皇甫冉送陆羽的采茶诗里所说：“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要采得一筐的鲜叶，要经过一天的时间，叶子在筐子里摇荡积压，到晚上才能开始蒸制，这种经过积压的原料无意中就发生了部分红变，芽叶经酶促氧化的部分变成了紫色或褐色，究其实质已属于半发酵了，也就是所谓乌龙茶的范畴。因此，说北苑茶是乌龙茶的前身是有一定科学根据。
武夷山茶则在北苑茶之后，于元朝、明朝、清朝获得贡茶地位，获得发展。现所说的乌龙茶则是安溪人仿照武夷山茶的制法，改进工艺制作出来的一种茶。乌龙茶创制于1725年(清雍正年间)前后，福建《安溪县志》记载：“安溪人于清雍正三年首先发明乌龙茶做法，以后传入闽北和台湾。”
乌龙茶的产生，还有些传奇的色彩，据《福建之茶》、《福建茶叶民间传说》载清朝雍正年间，在福建省安溪县长坑乡南岩村里有一个退隐将军，也是打猎能手，姓苏名龙，因他长得黝黑健壮，乡亲们都叫他“乌龙”。
一年春天，乌龙腰挂茶篓，身背猎枪上山采茶，采到中午，一头山獐突然从身边溜过，乌龙举枪射击但负伤的山獐拼命逃向山林中，乌龙也随后紧追不舍，终于捕获了猎物，当把山獐背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乌龙和全家人忙于宰杀、品尝野味，已将制茶的事全然忘记了。翌日清晨全家人才忙着炒制昨天采回的“茶青”。没有想到放置了一夜的鲜叶，已镶上了红边了，并散发出阵阵清香，当茶叶制好时，滋味格外清香浓厚，全无往日的苦涩之味，并经心琢磨与反复试验，经过萎雕、摇青、半发酵、烘焙等工序，终于制出了品质优异的茶类新品——乌龙茶。安溪也遂之成了乌龙茶的著名茶乡了。
乌龙茶的药理作用，突出表现在分解脂肪、减肥健美等方面。在日本被称之为“美容茶”、“健美茶”。乌龙茶为中国特有的茶类，主要产于福建的闽北、闽南及广东、台湾三个省。四川、湖南等省也有少量生产。乌龙茶除了内销广东、福建等省外，主要出口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主要生产地区是福建省安溪县等地。乌龙茶系出名门，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宋代龙团凤饼，经各朝各代的演变，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定形为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乌龙茶。乌龙茶的起名众说不一。但有一种说法目前被普遍认同，说乌龙茶是由早期种植的软枝乌龙茶树定名。
历史上众多茶类都是误打误撞得名。传说福建制茶先民，偶然采摘鲜叶后未能及时从筐里取出，积压了一段时间后，新鲜茶叶叶缘已擦破，呈半发酵状，并散发出阵阵香气，格外清香浓厚。于是，先民们经心琢磨与反复试验，经过萎雕、摇青、半发酵、烘焙等工序，终于制出了品质优异的茶类新品——乌龙。装哥更愿意把此“乌龙事件”当作乌龙茶名的起源。
另据史料考证，1862年福州即设有经营乌龙茶的茶栈。1866年台湾乌龙茶开始外销。而现在全国乌龙茶最大产地当属福建安溪，安溪也与1995被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学会等单位命名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
1000多年前，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亚欧各国的贸易通道。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络绎于途，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是产茶最早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中国茶对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茶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通过丝茶之路，中国径山茶宴传至日本，形成了对日本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日本茶道;中国茶及茶道传至朝鲜半岛，形成了在韩国有广泛影响的韩国茶礼。中国茶传播欧洲，形成了欧洲人的下午茶习惯，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茶传至美洲，带去了新的饮食文明和创造财富的机遇。历史的事实表明，茶给世界人民增添了健康与幸福，世界也因茶而改变。
中国茶的对外传播给世界各地带去了新的文明生活方式
世界各国的饮茶风气，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入的。汉时中国茶已带进日本。唐时，中国茶及饮用方法正式传入日本与朝鲜，后来逐步形成了日本茶道与韩茶茶礼。通过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中国茶运销俄罗斯、西北亚及阿拉伯国家。从明代开始，荷兰、英国商船从中国采购大批中国茶运销欧洲，逐渐使欧洲掀起了饮茶热，后来又带动了美洲的饮茶热。由此，中国茶及其饮用方法逐渐传播至全世界，这种健康饮料的推广与普及，给世界各国带去了客来敬茶、以茶休闲、以茶健身这种新的文明生活方式，普遍提高了人们的心身健康水平，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茶种与产制技术的对外传播使世界形成了茶产业
茶原产中国，中国茶种唐代传入日本与韩国，清康照年间传入印尼的爪哇，清乾隆年间传入印度，清道光年间传入斯里兰卡，清光绪年间传入俄国的格鲁吉亚，中国茶专家刘峻周在格鲁吉亚指导种茶30年，发展茶园230公顷，曾获沙皇政府授予的勋章。如今全世界已有64个国家种茶，种茶面积达300万公顷，年产茶390万吨，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茶产业，丰富多采的茶产品，充分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中国2012年种茶面积238.5万公顷，产茶176.1万吨，均为世界第一;出口31.3万吨，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六大茶类齐全，是世界上茶类最丰富的国家，因此，中国茶产业在世界上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茶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十五世纪，随着欧洲人新航路的开辟，殖民者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获得了大量财富。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欧洲人到中国大量采购茶叶、瓷器等东方物产运回欧洲，以奢侈品的高价在欧洲出售，赚取高额利润。美洲的银矿制成的银子正好迎合中国人的需求，并解决了银矿产品的出路。欧洲人将赚得的钱，充实本土日用品工业的发展，大量西洋工业品进入国际市场，因而赚得了更多的钱。这种经济上的良性循环，进而更促进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这其中，中国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重要因素。
茶曾使欧美国家税收增加，国力增强
欧洲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赚取了高额利润，无论是荷兰或英国以经营茶叶为主的东印度公司都发了大财。与此同时，中国茶叶带给这些国家国库的税收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以英国为例，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收入平均每年达到330万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1/10左右。因此可以说，中国茶对英国国力的增强，无疑是达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
茶增进了人类健康，提高了工作效率
茶之所以成为欧美人喜爱的饮料，是因为他们深切体会到饮茶有利于健康，特别是他们发现了茶是维生素的补给源。他们过去长时间航海在海上，由于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和水果，缺乏维生素C而患上了坏血病。后来他们得知中国茶尤其是中国绿茶富含维生素C，因此每次航行都带上中国茶叶，从而补充了维生素C，增强防病抗病的能力。
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主要靠工人的体力劳动来完成工业生产中很多的作业过程，那时机械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工人集中精力并保持充沛的体力，投入繁重的工业生产?自从有了廉价的茶叶以后，资本家让工人喝大碗茶，从而使工人提神醒脑、精力充沛地投入劳动作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早期工业化时代，在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的工作条件下，加牛奶和糖的茶，可以快速补充营养、恢复体力。于是，茶成了英国各个阶层的生活必需品。
下午茶，促进了科技进步
英国剑桥大学是一所世界有名的大学，该大学有个卡文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自1871年创办以来，共培养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上百个皇家学会的会员、数以千计的物理学著名教授，成为世界现代物理学尖端学科的发祥地。说起来，这一切的获得，都与下午茶有关。一直来，卡文迪实验室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开始两周一次、后来几乎每天一次举办下午茶时漫谈制。到时，科学家们一边品茶、一边自由漫谈交流，相互启发，有时就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忽然开窍、有了新思路。很多新观点、新看法，就是在这种品茶交流中探讨出来的。所以他们也开玩笑地说，欧美国家的很多发明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不少是在喝茶时自由讨论中获得灵感的。
中国茶传播至世界各地，依附于茶物质的茶文化，诸如客来敬茶、以茶休闲、以茶健身以及清、敬、和、美的茶道理念，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饮茶爱好者，从而更加丰富了世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
宋，就是最早的极简！
宋人喜好斗茶及使用黑釉瓷茶盏，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风格的反映。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其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追求。加之宋人崇尚以茶养生，受理学思潮的熏陶，重视人的内省，通过人内心的沉思，达到人心里的进化。而庄严肃穆、如面壁参禅式的斗茶，恰好反映了宋代重视内省功夫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素质。故而也就受到帝王的喜好。
上行下效，促使建窑黑釉瓷茶盏大量生产，更多的瓷窑烧造黑釉瓷茶盏。而兔毫盏便是建窑黑釉瓷茶盏中的代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当时文人墨客对黑釉兔毫盏的记录中也可看出：蔡襄《茶录》下篇：茶色白，宜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然其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喜共紫瓯今宜酌，慕君潇洒有余情。
建窑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在北宋晚期至南宋鼎盛一时，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这与建盏自身的特性、斗茶的需要以及当时上层社会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它在宋朝的兴盛也在情理之中。《中国陶瓷》：斗茶的风习，始于宋初，徽宗朝为盛，南渡以后衰歇。此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宋代建窑黑瓷的突然兴起与宋代上层社会饮茶、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
就北宋和南宋两代，建窑黑釉器的生产工艺精湛，影响颇为深远。宋代闽北和闽东的大批瓷窑都纷纷追慕效仿，像南平、建瓯、松溪、蒲城、崇安等地，都烧制过建窑风格的黑釉瓷器。它的影响还远及江西、四川、浙江、山西等地。江西吉州窑的鹤鸽斑是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可与建窑兔毫盏齐名，为时人争购，为后人珍藏。
总之，受当时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影响，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非常讲究，同唐朝的质朴相反，违背了茶圣陆羽的初衷。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外观和造型，而且更看重其质地，由前朝的陶或瓷，发展为玉、金、银或漆器，并相沿成风，日趋奢侈。
至明代初年，废团茶而代之以散茶，冲泡散茶的饮茶法代替了碾末而饮的点茶法，斗茶之风也渐趋消失，曾经盛行一时的建窑黑釉盏，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黑釉盏中的珍品兔毫盏，由于其烧制技术要求较高，伴随着斗茶文化的衰落，也随之日渐减少，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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