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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这位历史上有名的愚笨之君继位不久，便发生了争权夺位的“八王之乱”。无能的晋惠帝在这场作乱犯上的战争中，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八个司马宗室轮流掌权，晋惠帝始终在诸王的股掌之间，四处逃难，饱受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之苦。眼看江山落A他人之手，自己却无力反抗，只能终日以泪洗面，任由诸王凌辱、践踏。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晋惠帝身为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令他最高兴，也最难忘的一件事竟只是喝到了一碗茶。
光熙元年（306年）时，东海王司马越一举歼灭叛党，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司马越将流亡在外的晋惠帝接回洛阳。然而，得以重返洛阳宫的晋惠帝，他的非人生活却并没有因为叛乱的结束而终止。司马越将晋惠帝幽居在深官之巾，独揽朝政大权。晋惠帝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都身不由己，皇帝之位形同虚设。
这天晚上，晋惠帝身边的一位近臣不知从何处给皇上偷偷地弄来一碗茶。此时的晋惠帝潦倒不堪，往日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近臣用来给晋惠帝盛茶用的茶具也并不是什么名贵的金银之器，却是一只瓦盂。然而，愚蠢至极的晋惠帝在黑夜之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端起瓦盂，只喝一口，便顿觉茶味甘美异常，不禁连声叫好，拍手称赞。这只是极为普通的一碗茶，仅是一位孤臣无以侍奉君主，万般无奈之下，以一杯盛在瓦盂中的粗茶聊为君王解渴之用，夜未央，心已碎。然而，晋惠帝的愚蠢之处正在于他从这瓦盂之茶中体会到的仅是茶味之美，此时此刻，却将自己的险恶处境以及同破家亡的悲惨全部抛到脑后。由此看来，国家在晋惠帝手巾，灭亡在所难免。
这碗令晋惠帝连声称赞的“好茶”并没有使他从绝境巾清醒，就在晋惠帝同洛阳皇宫这年，司马越大权在握后，犯上作乱，用毒饼将其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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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牡丹茶是中国福建历史名茶。采用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加工而成。其叶张肥嫩，叶态伸展，毫心肥壮，色泽灰绿，毫色银白，毫香浓显，清鲜纯正，滋味醇厚清甜，汤色杏黄明净。具有祛暑、通血管、明目、抗辐射、解毒之功效。白茶主要品种有白牡丹、白毫银针。因其绿叶夹银白色毫心，形似花朵，冲泡后绿叶托着嫩芽，宛如蓓蕾初放，故得美名白牡丹茶。
白牡丹是采自大白茶树或水仙种的短小芽叶新梢的一芽一二叶制成的，是白茶中的上乘佳品。而采自大白茶树的肥芽制成的白茶称为“白毫银针”，因其色白如银，外形似针而得名，是白茶中最名贵的品种。其香气清新，汤色淡黄，滋味鲜爽，是白茶中的极品。而采自菜茶（福建茶区对一般灌木茶树之别称）品种的短小芽片和大白茶片叶制成的白茶，称为“贡茶”和“眉茶”。贡茶的品质优于眉茶。
相传在我国的西汉时期，有个为官清正廉洁的太守，在为官上秉公执法，爱民如子，不过对于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阿谀奉承的现象是在看不下去，无法忍受这种官场之风气，因此决定弃官与其母亲一起隐居与山林之间。母子二人驾着马车来到一座山间时，从远处飘来阵阵的清香，闻之，令人心情大为舒畅。这时正好有位樵夫经过于是问明香气从而何来，樵夫告诉他们此香味是由前面不远的益处莲花池畔那边的白牡丹茶树上飘来的。
母子二人觉得这边十分的安静舒适，有如世外桃源一般，因此定居在这边，建房种菜，在这边休养生息。可是后来由于其母亲年老衰落的缘故，生了场病卧病在床，虽然迟了挺多草药，但是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使其十分焦急。在一晚的梦中一个老仙人告诉他，要制其母治病，必须要有仙茶。醒来时他感到十分无奈，不知仙茶在此地，该如何去寻找。正在其焦虑之时，忽然发现眼前的白牡丹变成了茶树，茶树长满了茶叶犹如多多白牡丹一般，因此他将其采摘下来泡成茶给母亲饮用，不久其母亲的病真的好了。后来母子二人悉心照顾这些茶树，将采摘下来的茶制成茶叶与当地老百姓一同饮用。这茶后来就得名为白牡丹茶了。
普洱，在英语中亦被称为Pu-er或Pu-erh。
普洱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因自古以来即在普洱集散，因而得名。普洱县城又作普洱哈尼族自治县，隶属思茅地区，位于云南省南部，距昆明373公里，原称宁洱县。普洱为哈尼语，普为寨，洱为水湾，意为水湾寨，带有亲切的家园的含义。
普洱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达2000年之久。民间有武候遗种(武候是指三国时期的丞相诸葛亮)的说法，故普洱茶的种植利用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万历年才定名为普洱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普洱与思茅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明朝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兴旺，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公里：有思茅三冢村外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断续30公里;普洱茶庵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公里，石上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
说道乌龙茶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了乌龙院，不过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就不是很了解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其起源的典故和史料记载吧。
相传清朝雍正年间，在福建省安溪县西坪乡南岩村里有一个退隐将军，也是打猎能手，姓苏名龙，因他长得黝黑健壮，乡亲们都叫他“乌龙”。有一天，乌龙与往常一样，身背猎枪，腰别茶篓，上山打猎，兼采一些野生茶叶，过午时分，乌龙忽见一头山獐从前方溜过，他急提猎枪，击伤山獐。
等晚上到家，乌龙急于宰獐至深夜，竟把茶叶搁置，翌日清晨，炒制成茶，其苦涩之味尽除，香醇更胜往常，乌龙大喜，连忙邀来乡亲茯友一起品尝，众人啧啧称厅，且探究其因，仿效采制，广为传开。此后，南岩茶叶声誉远扬，遐迩闻名。于是村民扩种茶树，以茶为生。乡亲们为感念乌龙的贡献，就把所制的茶叶都称为"乌龙茶‘.世代因袭，沿用至今。后来乌龙去世了，乡亲们为纪念他，在山岩上建了一座"打猎将军庙"。
乌龙茶起源于福建，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乌龙茶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要溯源北苑茶。北苑是福建建贩凤凰山周围的地区，在唐末已产茶。据《闽通志》载，唐末建安张廷晖雇工在凤凰山开辟山地种茶，初为研膏茶，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已产制龙凤茶，宋真宗(998年)以后改造小团茶，成为名扬天下的龙团凤饼。当时任过福建转运吏，监督制造贡茶的蔡襄，特别称颂北苑茶，他在1051年写的《茶录》中谈到“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续诸焙所产者味佳。”北苑茶重要成品属于龙团凤饼，其采制工艺如皇甫冉送陆羽的采茶诗里所说：“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
要采得一筐的鲜叶，要经过一天的时间，叶子在筐子里摇荡积压，到晚上才能开始蒸制，这种经过积压的原料无意中就发生了部分红变，芽叶经酶促氧化的部分变成了紫色或褐色，究其实质已属于半发酵了，也就是所谓乌龙茶的范畴。
上面就是乌龙茶的来源典故其史料的记载了，不管怎样是否真如上面所载，乌龙茶在中国备受人们喜爱这是毋庸置疑的。
编者注：晋商与茶叶的传播，可谓是不可跨过去的历史，晋茶商与茶叶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无论是《乔家大院》，还是最近在拍摄的《大盛魁》，作为重要出口物质的茶叶，都在晋商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鲜有人知的晋商大户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开创了近代茶叶的万里茶路。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学术界多有争议。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伍湘安经过考证，认为万里茶路起源于湖南安化。湖南黑茶茯茶网刊登此文，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资讯，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及原文链接。
晋茶商与安化黑茶
--"万里茶路"源起安化
伍湘安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安化·413500）
"万里茶路"是由晋茶商开辟的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大动脉，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和文化史，它的历史意义可与"丝绸之路"媲美。关于"万里茶路"的起点，目前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太平天国（1851年）以前是福建省的武夷山，太平天国后，晋商转向安化从事茶叶贸易，安化才成为"万里茶路"新的起点。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应是安化。明万历23年（1595年）安化黑茶定为朝廷官茶后，晋茶商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明末清初就已来安化办茶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2008年5月18日～25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山西大学、山西晋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大型文献记录片《万里茶路》摄制组，在安化进行了为期8天的拍摄活动，安化境内大量与晋茶商有关的实物和史料，以及居住在江南、酉州等地的晋茶商后裔，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兴趣，摄制组成员认为：万里茶路的起点，安化提供的物证和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已出版发行的《安化黑茶》和将要出版的《黑茶之源》，对晋茶商与安化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安化县位于湘中偏北，产茶历史悠久，"先有茶、后有县"，明嘉靖《安化县志》记载："惟茶甲诸州县"，"早在汉朝属长沙，时称两梅山，有上梅山和下梅山之称。"宋熙宁5年（1072年）开梅山置县，上梅山是新化县，下梅山为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
《中国茶经》记载："湖南黑茶"原产地在安化。千年黑茶源自安化，唐·五代"其色如铁"的"渠江薄片"就是早期的安化黑茶。"黑茶"之名仅于湖南安化见之，为什么"安化黑茶"不习惯叫"安化茶"？因为明嘉靖3年（公元1524年）在安化首次出现"黑茶"一词，从这时算起，安化黑茶也有480多年历史。安化芽茶在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就定为贡茶；明万历23年（公元1595年）定为朝廷官茶。明末清初，晋陕甘等地茶商纷纷来安化办茶，在清代茶行、茶号最盛时达300余家，形成了"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繁华茶市景象。以苞芷园、小淹、边江、江南、洞市、唐家观、黄沙坪、酉州、东坪、马辔市等茶马古镇为起点，是"晋帮茶商在安化当地设庄制茶，经加工精制之后，运往汉口，经河南、山西转销西北各地或经张家口发至恰克图。"（摘自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梁四宝、吴丽敏教授《清代晋帮茶商与湖南安化茶产业发展》），开辟了纵贯中国、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贸大道-"万里茶路"，从此安化茶远销西北地区和俄国，造就了大德诚、长裕川、大德兴、大德丰、永聚祥、大盛魁、大玉川、巨盛川、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等一代商贾。
山西《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详细记载了山西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从祁县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共行7日，陆路计580里；从泽州行至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陆路计775里；从赊旗镇走水路到樊（今湖北襄樊）计水路345里；再从樊至汉口，水路计1215里；从汉口至益阳，计水路840里；从益阳至边江（安化境内）计水路255里；或不走汉口而由樊至常德，由常德再至益阳，计水路340里，再由益阳至边江抵安化境。以上陆路行程总计1355里，水路近三千里。若再从安化办茶后返回，经山西走西口（包头），或走东口（张家口）运至恰克图，万里茶路的终点是俄国的圣彼得堡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安化黑茶与晋茶商的历史渊源悠远绵长。最早来安化收购黑茶的是晋茶商，据清同治《安化县志》33卷·时事记记载："晋帮茶商赴安办茶始于明末清初，"国初，茶日兴"，贩夫贩妇，逐其利者常八九。远商亦日至，曰引庄，曰曲沃庄，曰滚包庄……皆西北商人也"，"国初"即清初。安化黑茶定为明朝官茶后，晋茶商越过产茶的四川和湖北，就是看好了安化所产之茶原料品质好，才来安化办茶行、茶庄。安化最早加工茶的茶行苞芷园就是晋茶商办的。在晋茶商之后，才是陕甘等地茶商来安化办茶，时称他们为"西帮"。在安化县城东坪镇黄沙坪桥口一口保存完好的古茶钟，是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晋陕茶商庆贺桥口关帝庙竣工而铸造，至今有240多年历史，钟上铭文清晰可见："今信大清国山陕两省众商人等捐资善铸洪钟一口重一千余斤，于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十三都桥口关帝庙永远供奉，乾隆贰拾捌年岁在癸未季春月孟旦。"这是晋茶商与安化茶叶交流重要的历史物证，是晋陕茶商乾隆时期就在安化办茶的历史见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山西曲沃茶商与安化茶人在乾隆年间创制的天尖茶、贡尖茶、生尖茶等，由晋茶商带回山西做为礼品送给上层人士、绅士及亲友，后成为朝廷贡茶，其加工制作工艺延续至今，已成为"安化黑茶"产品中的精品。
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山西"三和茶号"在清嘉庆末年来安化办茶。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三和茶号"在道光百两茶（公元1820年）的基础上，与江南边江裕盛泉茶行刘姓兄弟创制了"花卷茶"，有"祁州卷"、"绛州卷"，后俗称"安化千两茶"。通过不断改进，现在"花卷茶"有十两、百两、五百两、千两等系列，特别是"安化千两茶"以外形古朴大器,制造工艺特殊，茶叶品质优异，保健功能显著，茶文化底蕴深厚，享有"中国茶文化的化身"和"世界茶王"的美誉。为保护历史传统品牌，安化县茶业协会已成功注册了"安化千两茶"商标，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于2008年6月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安化黑茶"系列产品，由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清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共同创造，这是晋茶商在安化留下的茶文化历史实证来源湖南黑茶茯茶经网。
据田庄乡高家溪谌氏家族族谱记载，高马二溪茶叶品质好，为防假冒，在清嘉庆23年（1819年）由晋茶商雕刻印板，委托当地人谌信介经手印制引票送黑毛茶，这块雕板原物保留至今有近190年。清同治年间晋商与谌氏在酉州合办的"晋丰厚"茶行牌匾保留至今，还有天一香、天来香、巨盛永、宏源川、兴隆茂、诚记、大玉川、巨盛川、晋安等老茶号都与晋茶商关系密切。现在随处可见的古茶碑，如：清雍正8年（1730年）苞芷园的茶叶禁碑，以及众多的古茶亭、古茶桥、古门楼、古雕花门窗等茶文化历史遗存，都是晋文化与安化黑茶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只有让历史实物说话才是真实可信的，回眸历史，是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在明末清初就开辟了"万里茶路"，"万里茶路"真正的起点在安化，而且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晋茶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安化茶叶历史品牌--"安化千两茶"、"天尖茶"、"贡尖茶"等都是晋文化融入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安化茶文化的发展。没有晋茶商在安化的历史，就没有晋茶商与"安化千两茶"、"三尖茶"等黑茶品牌的创造，就没有安化黑茶的辉煌历史。只有恢复和发展晋与安化的密切联系，着力推介"安化黑茶"，弘扬晋茶商和安化茶人共同创造的茶文化，才能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才能使安化茶产业再创辉煌。
5000年历史的中国茶文化，可以说几乎渗入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贩夫走卒，不管在哪个阶层里找，总不乏充满了瑰丽色彩的茶香传说和故事。其他的且不去说，单说皇帝就不在少数，而这些帝王的茶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和荒唐论调的应当莫过于《茶经》里记载的一位皇帝与茶之间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
关于惠帝与茶的故事，陆羽是从东晋人卢綝的《晋四王起事》中引来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就是说，惠帝蒙受屈辱被迁出宫，返回首都洛阳后，有关部门负责人拿来瓦盂，盛上茶，敬献给他喝，迎接他的归位。
虽然卢綝小说的名字叫《晋四王起事》，可事实上，卷入那场皇族混战的王远不止四个，而是有八个(更确切地说，应该有九个，其中淮南王司马允并未计算在内)，后人把那段历史叫做八王之乱。《晋四王起事》记载的不过是八王之乱的上半场。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历史发生在惠帝朝，虽然台面上的是惠帝，但在整个事件中他却不是主角，不仅如此，甚至在本来惠帝应当成为主角的《晋书惠帝》中，他也不是主角，原因很简单，因为惠帝是个白痴，没法成为主角，也控制不了局面，所以才直接导致了皇族的混战。
尽管《晋四王起事》这本书已经佚失，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幕八王之乱的上半幕里，主角无疑是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一个又矮又黑又丑，自以为是却又傻瓜透顶的女人，一个跟她父亲贾充一样除了好事什么都做的骄横跋扈的家伙。她先是找来枪手蒙混过武帝对自己老公的考核，让司马衷做了皇帝，自己也顺利当上了皇后。当上皇后两年之后，她就唆使楚王玮和东安公繇(后被贾后封为东安王)，杀掉自己婆婆杨太后的娘家人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又蠢又坏的杨俊兄弟;废黜杨太后，并活活将她饿死。紧随除掉杨家势力之后，贾后就以惠帝的名义诏书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调来中央主持工作，等到人心和局势稍稳，贾后再次假造惠帝诏书，让楚王玮免亮及瓘官。这个飞扬跋扈又满脑猪油的楚王，竟以为贾后暗示他可以处死亮瓘二人，没想到事成之后，他即以擅自杀人的罪名被贾后除掉。而贾后的另外一个功臣东安王繇(司马繇不在八王之乱的八王之列)才做了半个多月的王，就因谋废贾后和专行诛赏、欲擅朝政被罢官，后来被成都王颖所杀。在平静了8年之后，到了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后和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开始激化。这年十二月，贾后设计让太子喝醉，然后逼迫他抄写一封给惠帝的所谓密件，要陛下当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借此，太子被废为庶人，先后被押送到金墉城和许昌，太子生母谢淑妃也被杀掉。见到有机可乘，赵王伦和他的心腹孙秀在收到太子旧属求助推翻贾后恢复太子的请求后，便去劝谏贾后杀死太子，断绝祸根，贾后终于上当杀了太子。其后不到一个月，赵王伦和孙秀就以贾后杀死太子为由起事，废杀贾后。很快，赵王伦便在朝中掌控了无可替代的绝对权力，并有了取惠帝而代之的野心，而朝中大臣们却更愿意立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允为皇太帝，对于这样一个人，孙秀当然是要将他除去的。司马允死后没过多久，赵王伦便即位称帝，这时候惠帝则被迁往金墉城去了，这次经历正是《晋四王起事》所谓的惠帝蒙尘。见到赵王投机取巧做了皇帝，其他几个有实力的王当然都不干了，于是讨伐赵王的战火迅速燃烧起来，很快成都王颖、河间王顒、齐王冏和常山王乂组成的反赵王联军便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永康二年(公元301年)四月初九，赵王伦被逼写诏，恭迎惠帝复位，第二天，惠帝回宫，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正是发生在这一天。接着，赵王被逼自杀，而刚刚还是盟军领导成员的齐王司马冏，此时又站到了当初赵王的位置，独专朝政、宴乐无度，结局自然又是促使其他几个王再次联合，再次将齐王冏诛杀。至此，《晋四王起事》中该死的四个王都先后死掉了。当然接下来还有三个王要陆续死掉，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们这里要说的了。
除了《茶经》中引述的《晋四王起事》那一段之外，宋代《太平御览》里对这本书还有以下两点引述：惠帝还洛阳，道中有老公蒸鸡素木盘中，盛以奉帝。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于客舍作食。宫人持斗余粳米饭以供至尊，大蒜盐豉。到获嘉市粗米饭，瓦盂盛之。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株，盐豉而已。我们将他们与《茶经》中引述的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尽管惠帝存在智力障碍，但是他的皇帝位置却是最正统，因此，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在他重回洛阳的前前后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有所表示;他吃鸡、米饭、大蒜盐豉等等食品时，都在非正式场合，惟有茶是在正式场合，而且是比较庄重的场合下由官方特供的。由此可以说明，在西晋那个年代，茶已经不止是一种普通的饮料(或者说食品)了，而是能够传达某种含义的特殊用品，在上面的故事中，它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以茶表敬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茶已经上升到了礼的高度。
司马衷是个白痴，但是官方奉茶给他时的认真严肃态度却是不容怀疑的，在忠君和畏君的传统思想环境里，皇帝作为至尊的符号作用并不会因为他的智力原因而减弱太多。举个例子来说。在《晋四王起事》所记载的惠帝又回到洛阳，已经死了四个王以后，长沙王乂开始在洛阳掌权，于是成都、河间二王联合起来征讨长沙王乂，八王之乱的下半场正式拉开大幕。在这下半场里，河间王顒的部下张方，一个臭名昭着却又极会打仗的家伙，奉命去攻打长沙王乂，司马乂就让晋惠亲征，张方的部下见到皇帝的车驾，纷纷惶恐而逃，尽管那个皇帝是个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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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要讲究，容不下任何影响茶叶品质的东西。我喝过两种茶叶，一种是经过茶叶店铺精加工后的茶叶，一种是茶农制出的茶叶。两种茶叶，从形状到味道都有着天壤之别。这两种茶叶，你都有品尝过吗?
小的时候，总会与小伙伴一起到茶叶店去挑茶叶梗赚零花钱，挑得越干净，工钱也就越高。在他们看来，高品质的茶叶是容不下一根茶叶梗的。若是冲泡的茶叶中有茶叶梗，泡出来的茶叶会有些酸涩，就是说不好喝。所以，他们会花钱让茶叶看起来更“精致”些。
有朋友这样说道，有时品一杯茶，偶尔会有粗枝大叶在杯子中起舞，免不了要笑叹茶商的失误。随着思想的深入想了一想后会突然发怔，错误的开始可能是那双采摘的手，也可能是那双分拣的手。茶农自家喝的茶叶可没这么多讲究。一个粗瓷大碗，撒上几片刚制成的新茶，冲入沸腾的开水，任茶叶沉浮，任茶香弥漫，他们都无暇顾及这些。偶然想起，端起碗来，大口地喝，觉得心里舒坦极了。
我喜欢这第二种茶叶，即是茶农自家制作用于自饮的粗茶，这样的粗茶更具自然风味，更具本土气息，也更加有味道。茶既然为茶，就不能轻易改变。是非对错有如过眼云烟转瞬消散，留驻记忆的永远是氤氲在杯中的茶香。那是一片叶子的香，在诸多叶形相近的同伴中，锯齿轻缘，脉络清晰。而，在我心里，粗茶才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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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民一开始接触茶叶，是从直接咀嚼鲜叶开始的，采下一片新鲜的叶子，咽下那苦涩中带着芬芳的茶汁，体会那一阵收敛性的快感，以及持续半天的神清气爽，这就是茶作为食物和饮品的前生。
以茶当菜是茶从药用发展到食用的过渡。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茗菜就是茶。其他的古籍中也有茶与其他香料共同煮食的记载，说明茶叶可以增加营养。而且茶可解除饮食中的有害物质，促进消化。
到了汉代，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化，茶有了新的服用方式，那就是煎服。在陶罐中加水熬煮，最后一起服下，是简单有效的良药。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说茶“治便脓血甚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则在《食论》中写道“苦荼久食益思”。到了梁代名医陶景弘那里，说“久喝茶可以轻身换骨”。归结起来，当时茶的功用主要是润肠通便、提神醒脑。
编写于唐朝的《唐本草》，对茶的功效有了更详细的论述： “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主下气，消宿食……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而此时，茶的饮用价值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就是对茶作为日常饮品归纳性的总结。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的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南方的茶也渐渐进入到北方生活体系之中。茶叶的栽培和加工技术得到革新，各地涌现了大量名茶。唐代中期，举国上下饮茶之风兴盛，饮茶的方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当时，人们不仅仅关心茶的品质，对于煎茶之水、之器，以及饮茶的环境都非常讲究。正是如此，论茶的专著《茶经》才有了写作基础。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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