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尽普洱茶的历史发展”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尽普洱茶的历史发展”相关知识！
对于爱普洱的茶虫来说，想要成为一个资深茶虫，光知道了普洱茶分生熟，如何冲泡普洱茶这些知识，那肯定是不够的。想要深入了解普洱茶，就应该先从它的历史开始，贯穿始终，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今天，昆仑说茶就从普洱茶的历史讲起，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上古时期
普洱茶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据东晋常璩所著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可知，商周时期云南茶叶的种植传播到巴蜀之地。《茶经》中《七海》云：“巫山株橘，南中茶子”，均指巴蜀为茶之故产地。
三国时期
清道光《普洱府志》卷十二记载，“旧传武侯遍历六茶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鋩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而名其山，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发西南，使得云南的茶叶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开展。
至今，云南仍有茶树乃“武侯遗种”的传说。
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里，至今还流传着“武侯遗种”的传说。武侯便是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公元225年，他率军南征到了缅甸北部重镇腊戎，因而打通了通向印度、缅甸的商路。因为云南一带气候湿热、蚊虫很多，军中疫病盛行。当地医师用野生茶叶煮水让战士服用，使得疫病得到操控。
诸葛亮认识到茶叶的功用，在南征后回来蜀国的时分，他看到许多病弱的战士不能跟从其回国，只能留在当地，所以诸葛亮做了两件对茶叶开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一是从当地部落领袖哪里购得茶籽运回蜀国耕种;另一个就是让那些留下来的战士在当地兴种茶叶，将茶叶作为今后跟蜀国交换的商品。
诸葛亮的这两项行动不仅为留下的战士找到一条活路，还推动了茶叶在当地的开展。到现在为止，当地的基诺族还奉诸葛亮为茶祖，每年举办祭拜活动。
唐朝
唐，陆羽所著《茶经》（公元780年）有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译文：茶是中国南方出产的一种优良木本植物。树高有一尺、两尺甚至几十尺的。在巴山峡川一带，有主干粗到两人才能合抱的茶树，砍掉枝条，才能采到茶叶。茶树的外形似瓜芦木，叶子似栀子，花似白蔷薇，种子似棕榈，蒂似丁香，根似胡桃树。
唐朝时，樊绰所著的《蛮书》记载了很多关于云南的前史，其间在《蛮书·云南志·管内物资》（公元863年）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的记载。银生城，即今日的景东县城，城界诸山，即景东城边哀牢山、无量山及其两山余脉。涵盖了今日的普洱、版纳、临沧、玉溪、红河以及老挝、缅甸、越南的部分区域，这便是公认的最早关于普洱茶产区最早的文字记载。
元朝·明朝改名
元朝有一地名叫“步日部”，因为后来写成汉字，就成了“普耳”(其时“耳”无三点水)。普洱一词首见于此，从此得以正名写入前史。
普洱茶，最早记载为“普茶”，明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改“普日”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统辖，后“普耳”改称“普洱”。明人饮普洱茶蔚成风气，明代方志学家谢肇涮著《滇略》中记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太祖·朱元璋
明清时期
清朝为普洱茶的极盛时期，据《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见其时盛况。无论是王公贵族仍是精致人士，都以饮用普洱茶为风潮，更有“冬饮普洱，夏饮龙井”的习俗雅兴。其时，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质料生产区域，而普洱与思茅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之一。
明清时期，以普洱（现宁洱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乃至欧洲。茶叶，成为了衔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普洱府正式建立，云南省每年都向请朝廷进贡普洱茶，普洱茶因被定为贡茶而名扬全国。
曾经的普洱府
设普洱府本是为推广改土归流，加强清政府对云南西南边远地方的统辖，此时，因为普洱府统辖的扩展，六大茶山正好划进了普洱府统辖区，普洱所产名茶悉数进入朝廷，呈于皇帝和王公大臣的案头。皇帝除了自己饮用外，还将普洱茶赠送给功臣和外国使节等。
普洱府秋集图·茶马古道上的清明上河（局部）
乾隆时期，普洱茶行销全国，名动国内，成为官府的重要税收来历，据《普洱府志·食货》记载，“洱茶名重全国，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60公斤计，合36万-42万公斤)，如山作茶者(指茶商及工匠)数十万人，茶客收购运于各处。”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今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普洱建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再次兴旺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结前，因普洱产区一些私人号制茶运营普洱茶，一些普洱茶得以保存下来，被称为“号级茶”。
1951年12月，经中心私营企业局核准，“中茶牌”（民间称“八中茶”）商标注册成功，因为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艺盖印，因印色之别有了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产的茶称之为“印级茶”。
1972年，“中茶牌圆茶”停用，开端改成“云南七子饼茶”，仍用八中茶商标，但因印色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便开端了“饼级茶”的时代。cY316.cOM
古人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钟爱普洱之人，必先观其历史脉络，在这滚滚长河中，领略一番大自然的瑰丽。
茶文化精选阅读
云南有三美，云朵、孔雀，普洱茶。
沈从文说云南的云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云南的云，每一片都有一种不同的性情，是流动的美。只要你抬头看看天空，从云里你就能取得一种诗的感性和热情，就仿佛自己也在飘浮。
孔雀之美，早已因其开屏时羽毛绚丽多彩而闻名于世。翩翩起舞，在白云之下，碧水旁边，仿佛便是人世间的最美丽，它是吉祥和善良的象征。
普洱茶之美，在于穿越了时空，带来了千百年前的岁月的关怀，娓娓动听，醇美抒怀。好的普洱茶外形富于光泽，滑润褐红，给人以自然之美；而观其内质汤色，晶亮剔透，给人以美感和联想。好的普洱茶汤色就其品质不同，会呈现红宝石、玛瑙红、石榴红、陈酒红、琥珀色等。这些色的亮，亮出了普洱茶的历史，亮出了普洱茶的文化，亮出了云南的古老茶树，亮出了普洱茶的陈香陈韵。这种亮是普洱茶自身拥有的内在品质，它不需要人为的作用，真正突出了普洱茶的自然之美。
中国六大茶类，每一类茶都有一段自己的历史，今天茶媒网就来和大家说说红茶的发展史。
红茶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树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理由是印度有野生茶树，而中国没有。但他们不知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而且还有茶树王。《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药学专著，自战国时代写起，成书于西汉年间。这部书以传说的形式，搜集自远古以来，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据考证：这里的荼是指古代的茶，大意是说，远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口尝过百草，以便从中发现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植物，竟然一天之内多次中毒。但由于服用茶叶而得救。这虽然是传说，带有明显的夸张成份，但也可从中得知，人类利用茶叶，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
据考察，茶字最早出现在《百声大师碑》和《怀晖碑》中，时间大约在唐朝中期，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前后，在此之前，茶是用多义字荼表示的。
茶字的基本意义是苦菜，上古时期人们对茶还缺乏认识，仅仅根据它的味道，把它归于苦菜一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人们认识到它与一般苦菜的区别及其特殊功能时，单独表示它的新字也就产生了。
茶与粮食，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可是，由于气候等原因，当地并不产茶，官府为了增强控制少数民族的力量，对茶叶的供给采取限量，直接分配的办法，以求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与此同时，官府不仅控制茶叶的供应，俞且，以少量的茶，交换多数的战马，给兄弟民族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茶叶作为一种饮料，从唐朝开始，流传到我国西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茶叶从发明到利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它之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除了可作为饮料被人们饮用外，还因为它对人体能起到一定的保健和治疗的作用。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南征北战。一次，兵至云南励海，士兵因水土不服，多害眼病，诸诸亮命令士兵采茶煮水喝，不久，把眼病治好了。直到现在，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了茶这种植物，最先利用了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如我国史籍所载，在未知饮茶前，古人夏则饮水，冬则饮汤，恒以温汤生水解渴。以茶为饮则改变了人们喝生水的陋习，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至于茶在欧美一带，被认为无疑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欧洲若无茶与咖啡之传入，饮酒必定更加无度，茶给人类的好处无法估计，我确信茶是人类的救主之一，是伟大的慰藉品等等。世界各国饮茶及茶的生产和贸易，除朝鲜、日本以及中亚、西亚一带是唐朝前后就从中国传入者外，其他多是16世纪以后，特别是近200年以来才传入发展起来的。
从明朝开始,普洱作为云南边疆的特产直接是对传统的西藏,俄罗斯,蒙古等地区销售,到了明末,后金兴起,营养好,能耐存放的普洱茶成为清人能繁荣发展的重要食品；当清代明入中原后，清人不忘记普洱茶的功劳,普洱一跃成为名贵贡茶，到雍正年间(很巧合,1725年前后,雍正朝代也是福建铁观音诞生的年代),政府重视茶叶的税收,并先后在攸乐、易武地区组织了官方管理的督办、采造。
高档普洱青茶成为宫廷享用的贵重茶品以及馈赠外宾、从属国、边疆朝贡的珍贵礼品。中低档茶的茶马贸易达到鼎盛，不但经济上成为与康藏、四川地区互市的重要商品,在政治意义上还起到了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不便利，生活习惯未能广泛影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到了清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影响力加大,普洱产销达到一个高潮，大量私商字号先后涌现，商品不但在国内普及,而且能远销至东南亚。
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山河破碎,战争频繁,作为国饮的茶无论产值还是产量,一度被国外超越,国弱茶贱,为了挽救茶业，由民国政府组织公办茶叶公司(中茶的前身)，数次选国内名优茶叶参加世界各国商品博览会;普洱身影也在其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贵,四川成为大后方,云南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质的输入和存放基地而美国人援助中国军火条件就是用云南的锡和茶进行交换，由于国民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努力，以现代体制运作和管理的公司以及大型茶厂相继成立：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成立；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成立；1941年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成立等等当时的背景都为了战争需要!
1949年新中国以后开始逐步国有化,1956年全面实现公私合营，消灭了私有企业,进入完全的国有计划经济时代。但由于管理过于政治化、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等的人为破坏，生产规模不断遭受重大破坏，仅能相对满足边区销售,谈不上什么对外创汇,普洱茶业的发展基本停顿。
到了文革末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应香港等东南亚地区茶叶客商的要求,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的技术人员攻关成功,推出了熟茶发酵技术，并在很短时间里将该技术成熟化并推向全国市场,并经由香港茶商的中介，开始了同法国长期而稳定的普洱茶贸易,先后打开日本、东南亚等市场。此时对外交易的中心在香港及广州，产品主要为新制生、熟茶品。
本世纪80年代中期，继香港经济腾飞之后台湾经济也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龙,普洱茶作为我大中华的文明之一被人怀念并受到世界广大华人的推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医认为普洱老茶具有补益气血的作用，陈年茶价值被发现,并抬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茶业、酒楼业对于香港回归后事业发展的担忧，导致陈年茶大量出仓，投入市场变现。同时台湾由于邓时海《普洱茶》一书的推波助澜，正式在文字着述上将普洱茶品茗提升到文化层面，导致商家将大量港茶贩入台湾炒作。海外市场则将文化影响扩大到韩国等亚洲国家。此时价格第二次抬升。新茶得到更大的需求，对于做旧的迫切需求，也导致了深圳、广州等大规模仓储（湿仓）的发展。此时的消费，由于老茶价格的抬升，新茶收藏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陈年茶方面是湿仓茶完全占有市场。
2000年前后大陆经济开始发达，先后在广东,北京形成消费热点区域，并带动北方市场的发展,海外则带动东南亚等地资金的大量涌入建立起许多的中小型茶厂与私人作坊，临沧，思茅、版纳等地开始有规模、有计划地推广茶叶种植，至2005年广州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市场消费的主流完全回归为收藏干仓新茶,品饮当年熟茶的正常状态了!
日前对普洱的健康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独特的收藏魅力,正吸引上亿中国人孜孜追求!。
可见在不远的未来,国强茶旺,随着大中国元气的恢复,2030年前后，将对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喝中国茶,喝工夫茶,喝普洱茶的潮流,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作为六大茶类之一的黄茶，在我国的发展从萌芽到衰落经历了五个时期，这里来分时期分别详细看看黄茶的发展历史。
萌芽期：西汉朝至唐之前，黄芽之名已出现，主要是出现在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这两种，蒙顶作为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人工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产地，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蒙顶黄芽也是历史悠久，其人工种植的茶树历史悠久最早的蒙顶甘露是我国最早的贡茶。其茶早在唐贡茶之前已经名动天下。但蒙顶甘露和蒙顶黄芽具体的产生时间都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蒙顶茶的统称已经出现，而且至唐初时已经名动天下。因为蒙顶茶芽头树梢时有微黄现象，有可能蒙顶黄芽出现时间不排除在汉已经出现。而霍山黄芽纯粹是因为芽头发黄而被称为黄芽，其地方志里也是如此记载，此地产茶的历史也是汉朝就有记载，而最早的茶品名称就是寿州黄芽。汉朝的茶品基本可以肯定都是紧压的团茶。工艺上基本上应该是晒青。这个时间段谈不上黄茶的出现，只是黄芽这一词的出现最早明确的记载应该是霍山黄芽。它的黄是指芽头天然发黄，就如今天的安吉白茶芽头发白一样。都是色素缺乏的表现，是一种低色素茶种。
发展期：唐宋时期，黄芽的发展期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段，著名的《唐国史补》里是如此记载：叙诸茶品目：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书中所记载的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都有可能是早期蒙顶黄芽的肇始。而岳州浥湖含膏就是清朝记载的岳州黄翎毛，含膏冷，也就是今天的北港毛尖。今天的北港毛尖属于黄小茶。寿州黄牙就是沿用唐之前的寿州黄芽。不过已经由晒青团茶演化为蒸青团茶。蕲门团黄也是与寿州黄芽属于同一产地，古代同是大别山区的六安州之蕲州，现属湖北英山。
唐国史补记录唐朝最为著名的十四目极品名茶，也记录了唐最著名的酒类，可见唐朝最著名的十四款茶里有三种是黄茶始祖，另有一种蕲门团黄也存在是黄茶始祖的可能。此外，另有湖南岳阳君山岛，宁乡大沩山，湖北的远安鹿苑等地也从唐朝也开始产茶并扬名。而上述的蒙顶茶，霍山黄芽和浥湖含膏三种黄茶始祖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唐朝贡茶。而霍山黄芽至宋时，开始出现了向散茶的演变。因为宋朝贡茶地点在顾诸，其他地方的贡茶数量减少，出于降低成本，开拓市场的需要，两淮开始出现散茶。霍山黄芽开始向散茶演变。
高峰期：明朝，黄茶的闷黄技术正式出现。因为明朝的炒青技术出现，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制法作为炒青的源头，首先就影响到了霍山地区的霍山黄芽，但霍山黄芽炒青法下香虽高，口感也好，但韵味保存不够长久，但采用了闷黄技术后，该茶的韵味更厚更易保存。品质更为突出，将霍山黄芽香高味甜的特色充分的挖掘出来，同时也解决炒青茶香味易失散，陈化较快口感较苦涩的缺点。此时蒙顶茶也遭受运输上贡茶变质之苦，后来发现黄变的蒙顶茶也可以优秀，口味变的更甘和，韵味依然出色。慢慢摸索发展出了一种炒黄与闷黄互相结合的易保存的甘和的茶品，这就是蒙顶黄芽。可以说霍山黄芽和蒙顶黄芽沿着两条不同的演化路径发展出了不同的闷黄技术，霍山黄芽为了突出自己低色素氨基酸含量高的特色，朝高甜度高茶香的方向演变，采用了三锅或者两锅杀青，高火烘，湿闷，延长摊放时间，缓慢氧化发酵的技术，使霍山黄芽，口感接近绿茶，但内含物充分转化。使得茶质保存了绿茶的营养物质，提高了甜度，但却没有重火重发酵之弊。而蒙顶黄芽充分发挥了蒙顶茶芽紧致的芽头优势，也为了保持远途运输的优势，将蒙顶茶采用了三炒三闷的技术，使得蒙顶黄芽极易保存，韵味独特，甘甜平和。明朝也是黄茶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的霍山地区也出现了新的黄茶品种---霍山黄大茶，黄大茶的出现是黄茶从贵族茶向平民茶演变的有力证据，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因为制作程序极度繁复成本高昂，不适合平民饮用，而黄大茶采用较为简便的制作方式，可以大批量生产，满足平民的需求。霍山黄大茶采用粗老原料重发酵高火烘大批量制作降低成本的方法，形成了粗枝大叶高火香的特色，是一款真正平民可以饮用的黄茶。这就形成了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作为贡茶高端茶，霍山黄大茶作为平民茶的黄茶格局。蒙顶黄茶主要从西川向中原进贡，主要供应皇室，霍山黄芽不光供应皇室，同时也经山陕商人传播，经销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霍山黄大茶，具有解腻助消化的功效，古代广为散布我国北方地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地。是我国古代岩茶等重口味高火茶风行前的为数不多的高火茶。明代许次纾《茶疏》记载：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陕人皆用之。南方谓其能消垢腻、去积滞，亦共宝爱。顾彼山中不善制法，就于食铛火薪焙炒，未及出釜，业已焦枯，讵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笱，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黄萎，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这段记述与现时黄大茶大致相似。焦味和闷黄，正是黄大茶的品质特征和制法特点。可见黄大茶至少有四百多年历史了。据《霍山县志》载：霍山茶叶远销苏州、京都、山西、山东、张家口和东北一带。这与现今黄大茶销区亦差不多。许次纾《茶疏》里记载的黄大茶片段成为现代茶友评价黄茶的主要依据，很多茶友认识黄茶都是从这个片段里来了解黄茶，因为黄茶的资料和典籍极少记录，现代资料也极少公开，所以绝大部分茶友都认为所有的黄茶都是辄就黄萎，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觉得黄茶就是萎黄，不上档次。这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读书法造成的误解。
颠峰期：清朝是我国黄茶的颠峰时期，原来的黄茶制作技术得以广为传播，很多地方的独自发展的黄茶技术也开始成熟，也有很多地方自己独创了黄茶，风格独特，韵味不同与绿茶，但外形色泽上茶农和老百姓并不把它们和绿茶明确区分，只有霍山黄芽，蒙顶黄芽和霍山黄大茶三种带有黄字，多少有人知道一点，其他黄茶其实很多都当绿茶饮用，并不与绿茶明确区分。清朝，很多黄茶纷纷出现，如：温州黄汤，贵州海马宫茶，广东大叶青，莫干黄芽。另外有成名较早的黄茶开始入贡，如：君山银针，远安鹿苑。
衰落期：民国至现在，从民国近现代专业茶叶制造研究体系建立，很多茶人将黄茶作为六大茶类一个类别区别出来，主要是依据的工艺是较绿茶多了一道闷黄工艺，外观上主要概括为两黄：黄叶，黄汤。但并没有在韵味上加以概括。发酵工艺上定位为微发酵工艺。这一概括可以说是科学严谨的。但民国战乱频繁，加上为了用红茶绿茶出口挣外汇，很多黄茶竟然失传了，至解放后，很多茶区绿改红，计划经济时代，又有很多黄茶因为产量减少，技术也开始遗失。至70年代后，传统黄茶除君山银针和沩山白毛尖还有霍山黄大茶，别的黄茶基本停产或遗失。连大名鼎鼎的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都技术遗失的非常严重，50年代初，蒙山地区还以蒙顶黄芽为主，后来都改为甘露为主。到现在能炉火纯青的掌握蒙顶黄芽制作技术的师傅已经屈指可数了。而霍山黄芽剩下的只有技术梗概，至72年才有人重新恢复，现在也是与蒙顶黄芽一个状态。而当年大师们制定的分类标准本来应该是帮助黄茶发展的利器，如今却成为黄茶发展的桎梏，当年的大师大部分都是见过极品黄茶传统工艺的，知道黄茶发黄是可以微黄，金黄，嫩绿微黄，焦黄，有很大的黄变范围，甚至可以不黄，其区别的主要依据是微发酵的闷黄工序，外观上的黄叶黄汤只是参考标准，就如我们不能用半红半绿的标准把重火的岩茶排除出乌龙茶一样，黄茶的核心标准是采用了微发酵的闷黄工艺，以这种工艺达到改善口感香型香高并改善保存条件，并不是说黄茶越黄越好。只是在大部分的黄茶里概括出来黄叶黄汤的共性，不是说都是一个样的黄，更不是越黄越好，作为一个茶类，因为不同的原料，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加工技术，不同的火度，不同的发酵度，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原料，根本就不能是同一种的黄色，一个黄变程度。作为一个品类，衡量一款黄茶还是应该参照此种黄茶的本来面目去加工，去体现他的茶香甜度和韵味。可是作为六大茶类里因为程序繁复成本高昂造成遗失严重，所以，解放后至今，能够见到黄茶本来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很多茶友和专业茶人都只能以大师们当初定制的标准为参考来衡量所有见过的黄茶，但标准是统一的，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就出现了不以茶的品质来衡量，而是以黄变程度来衡量黄茶，越黄越好，汤也是越黄越好，根本就抛弃了黄茶本来甘甜平和的本质特点，甚至还出现了以是否鲜爽作为黄茶标准的茶人，标准混乱的一塌糊涂，黄茶一时变得真假莫辩。谁也说不清楚了。我再次特别声明，黄茶可以有不同的黄变程度，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更不是萎黄的，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的便宜茶，工序比绿茶繁杂很多，怎么可能便宜?
唐代以前
最早的茶具同食具、酒具共用。西汉时期王褒《僮约》中“烹荼尽具”就提到洗净茶具，“荼”指“茶”，“尽”作“净”解，这便是茶具发展史上最早谈及饮茶器具的史料。
唐代
到唐朝时茶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饮料，更为讲究饮茶的情趣。茶具不仅作为器具，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讲究茶具的质地、艺术性，借以提高茶的色、香、味。陆羽的《茶经·四之器》中记载了唐代各种煎饮茶器，当时贵族王朝主要用金银茶具，普通百姓则用陶瓷茶具，生活讲究的大户都备有全套的碾茶、泡茶、饮茶器具，可见唐代煎茶、饮茶之风极为盛行。
煎茶来源于煮茶，是指将鲜叶碾磨成末，在水达到二沸时，放入茶末，水达三沸时茶便煎成。煎出来的茶汤色、香、味保持最原始的味道。
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盛于宋”。宋朝相对于唐朝，茶具更为简洁，除“金银为上”外，陶瓷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点茶之风日益盛行。宋代最有代表的史料记载是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用白描的手法画出了饮茶、备茶的12种茶具，并冠以特定名号，取名“十二先生”。
点茶法在宋代成为流行时尚。点茶就是将茶叶碾成茶末放进茶碗中，注入少些沸水用茶筅调成糨糊状，再注入沸水，同时再搅动，直至茶末上浮，形成粥面即可饮用。点茶在宋代也用于当时极为盛行的斗茶。
元代
元代茶具未能有很好的发展，主要保留了宋代茶具的特色。但由于元代游牧民族的关系，散茶开始兴起，茶具也朝着豪放、厚重方向发展。
明代
到了明代，茶的加工、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茶具也产生很大变革。景德镇的白瓷、青花瓷异军突起，开始在国内流行，甚至名扬海外。当时的瓷窑主要生产色白、精巧茶具，同时“茶洗”出现，“茶洗”形状如碗，底部有小孔，作饮茶之前冲洗茶叶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瓷壶、紫砂壶，有“壶趣”一说。
清代
清代茶具种类基本与明代相似，主要以瓷器和紫砂为主，其中景德镇的瓷器、宜兴的紫砂最为出色。景德镇的彩瓷比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创制了珐琅彩、粉彩等新品种;宜兴的紫砂除基本使用外，还融合了绘画、诗文、书法、篆刻等新的艺术形式，使紫砂壶有了更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四川的竹木茶具、福州的脱胎漆器等也相继出现。
现代
目前市场上仍以“景瓷宜陶”最为流行，但茶具的种类和样式更为多样，质量更为上乘。
关于茶具小编建议大家自己用的话实用就好，如果不做收藏很多买回来的都会放在家蒙尘。
普洱茶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的普洱县命名,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万历年才定名为普洱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
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普洱与思茅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明朝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兴旺，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公里：有思茅三冢村外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断续30公里；普洱茶庵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公里，石上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
普洱茶发源地在云南,然而将普洱茶以藏放转陈旧方式来品饮是广东省一带的传统,尤其是香港,旧普洱茶不但作为港人的日常饮料,同时大量出口到东南亚、欧洲及美洲各地，所以香港一地可以说是陈旧普洱茶的推广地。从前几年开始，报章媒体不断报导普洱茶的保健功效，减肥、抗癌、消血脂、排尿酸、降胆固醇等，并且也得到了医学研究的证明。
从明朝开始,普洱作为云南边疆的特产直接是对传统的西藏,俄罗斯,蒙古等地区销售,到了明末,后金兴起,营养好,能耐存放的普洱茶成为清人能繁荣发展的重要食品；当清代明入中原后，清人不忘记普洱茶的功劳,普洱一跃成为名贵贡茶，到雍正年间(很巧合,1725年前后,雍正朝代也是福建铁观音诞生的年代),政府重视茶叶的税收,并先后在攸乐、易武地区组织了官方管理的督办、采造。
高档普洱青茶成为宫廷享用的贵重茶品以及馈赠外宾、从属国、边疆朝贡的珍贵礼品。中低档茶的茶马贸易达到鼎盛，不但经济上成为与康藏、四川地区互市的重要商品,在政治意义上还起到了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不便利，生活习惯未能广泛影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到了清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影响力加大,普洱产销达到一个高潮，大量私商字号先后涌现，商品不但在国内普及,而且能远销至东南亚。
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山河破碎,战争频繁,作为国饮的茶无论产值还是产量,一度被国外超越,国弱茶贱,为了挽救茶业，由民国政府组织公办茶叶公司(中茶的前身)，数次选国内名优茶叶参加世界各国商品博览会;普洱身影也在其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贵,四川成为大后方,云南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质的输入和存放基地而美国人援助中国军火条件就是用云南的锡和茶进行交换，由于国民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努力，以现代体制运作和管理的公司以及大型茶厂相继成立：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成立；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成立；1941年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成立等等当时的背景都为了战争需要!
1949年新中国以后开始逐步国有化,1956年全面实现公私合营，消灭了私有企业,进入完全的国有计划经济时代。但由于管理过于政治化、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等的人为破坏，生产规模不断遭受重大破坏，仅能相对满足边区销售,谈不上什么对外创汇,普洱茶业的发展基本停顿。
到了文革末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应香港等东南亚地区茶叶客商的要求,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的技术人员攻关成功,推出了熟茶发酵技术，并在很短时间里将该技术成熟化并推向全国市场,并经由香港茶商的中介，开始了同法国长期而稳定的普洱茶贸易,先后打开日本、东南亚等市场。此时对外交易的中心在香港及广州，产品主要为新制生、熟茶品。
本世纪80年代中期，继香港经济腾飞之后台湾经济也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龙,普洱茶作为我大中华的文明之一被人怀念并受到世界广大华人的推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医认为普洱老茶具有补益气血的作用，陈年茶价值被发现,并抬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茶业、酒楼业对于香港回归后事业发展的担忧，导致陈年茶大量出仓，投入市场变现。同时台湾由于邓时海《普洱茶》一书的推波助澜，正式在文字著述上将普洱茶品茗提升到文化层面，导致商家将大量港茶贩入台湾炒作。海外市场则将文化影响扩大到韩国等亚洲国家。此时价格第二次抬升。新茶得到更大的需求，对于做旧的迫切需求，也导致了深圳、广州等大规模仓储（湿仓）的发展。此时的消费，由于老茶价格的抬升，新茶收藏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陈年茶方面是湿仓茶完全占有市场。
2000年前后大陆经济开始发达，先后在广东,北京形成消费热点区域，并带动北方市场的发展,海外则带动东南亚等地资金的大量涌入建立起许多的中小型茶厂与私人作坊，临沧，思茅、版纳等地开始有规模、有计划地推广茶叶种植，至2005年广州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市场消费的主流完全回归为收藏干仓新茶,品饮当年熟茶的正常状态了!
日前对普洱的健康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独特的收藏魅力,正吸引上亿中国人孜孜追求!。
可见在不远的未来,国强茶旺,随着大中国元气的恢复,2030年前后，将对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喝中国茶,喝工夫茶,喝普洱茶的潮流,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云南高原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古滇国，在西汉时代就有部分地区成为中原的行政区，诸葛亮南征平定夷越后，又对云南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但崇山峻岭和高原深谷把云南与中原隔得远如天涯，同样也阻断了群山中散居的各民族的联系。一直到了南诏国时期，云南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南诏国通过东征西讨，建立了八大行政区：直辖区十赕区、永昌节度、银生节度(开南节度)、弄栋节度、宁北节度(剑川节度)、丽水节度、铁桥节度、拓东节度，其辖区已包括今天的云南省的大部分和东南亚一些地方。银生节度是当时南诏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境内设有银生城(今景东县)、开南城(今景东文井)、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宁洱县)、柳追和城(今镇沅县)、利润城(今勐腊易武)、送江川(今临沧)、朴赕(今南涧公郎)、羌浪川(今越南莱州)、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大银孔(今泰国景迈)、通镫川(今墨江县)、河普川(今江城县)、邛鹅川(今澜沧县)、茫乃道(今西双版纳)等，治所设在银生城，就是现在的景东县城(开南节度时设在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它的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全境、临沧市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缅甸、泰国北部等地，银生城是唐时大理国滇西南的重镇。
樊绰来到云南，从南诏都城太和城到了银生城，考察云南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风俗，他徜徉在无量山哀牢山间、李仙江畔繁华的银生城里，走在繁茂的茶林里，看当地傣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茶、制茶、饮茶，写下前文所述的那段文字，记录下了一段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云南茶主要产于以银生城为中心的无量山、哀牢山等群山之中，这是樊绰行历南诏之后给云南大叶茶生产范围做的准确解释。散收、无采造法，点明当地少数民族采制茶叶方法还十分简单，当时中原一带茶事鼎沸，采茶、制茶已十分讲究。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接着又说：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饼茶的制作要经过采、蒸、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可谓制作精良。相比之下，樊绰认为银生茶确为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南诏少数民族的泛称，也是银生城的统治者，这种以椒、姜、桂一同烹煮的饮茶习俗倒是如今白族三道茶的始祖。当时长安一带的饮茶风尚却大相径庭，要先炙茶，然后碾茶罗茶，制成茶粉，才投入沸水中煎煮。水又有讲究：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经》)，煎饮十分繁复。至于放姜、葱、薄荷之类，陆羽认为不过是沟渠间弃水耳，是不堪一饮的。在银生城豪华的府邸里，当银生节度使传令婢女把一盏又香又麻又辣的醇茶倒进樊绰杯中，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银生城之所以成为了滇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银生往北可直通都城太和城，南可扼制西南诸夷，东西有无量山、哀牢山重山之险、三江之隔，实为战略咽喉之地。另外，据茶学专家和历史工作者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它是唐时云南茶的生产和集散转运中心，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茶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考证过，在《茶经评述》中说到：银生城古址在今云南景东县，唐时南诏国的重镇，是与波斯、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罗门指古印度。茶叶把普洱、西双版纳、临沧这些瘴疠之地连在一起，把银生与大理紧紧连在一起，再和遥远的西藏、中原、国外连在了一起。
清朝的檀萃(1725～1806)在《滇海虞衡志》(1799)中说：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藏族古谚中云：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为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藏族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自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641)入藏之后，茶叶便成了藏族人必不可少的饮品，并形成了独特的饮用酥油茶的习惯。
然而西藏虽是茶叶消费大区，但却不产茶，那么唐时西藏的茶从何而来呢?专家认为：主要是与西藏山水相连的云南和四川，特别是云南。唐王朝为控制吐蕃，要求四川和云南限量销售茶叶给吐蕃，但南诏毕竟是一个自主政权，不同于四川，并曾与唐朝反目而与吐蕃结盟，云南茶当时就用人背马驮向大理、丽江、中甸、西藏大量输出。这条跨越崇山峻岭、高峡深谷、雪原丛林的路后来就成了最早开辟，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一条茶马古道，成了维系青藏高原牧民生存的维生素之路。
当时的银生城周边大量出产好茶，这些大叶子茶因内含物质丰富，味苦而涩让樊绰喝不习惯，但对藏胞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佳品。银生节度及周边茶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靠人背马驮运到了银生城，又由商贩用马帮运到大理，运到吐蕃的神川都督府，运到西藏。银生城成了滇藏茶马交易的中心。银生茶是南诏与吐蕃最重要的交易货物和政治砝码，银生茶能为南诏王带来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金子，茶还真是一棵能生银子的摇钱树呢，银生城的得名大约缘于此。银生城得名缘于茶，银生节度的设置也为了茶，当时银生节度所辖地方，威远、奉逸、柳追和、通镫川、河普川、邛鹅川、茫乃道，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连成一片恰是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部分地区，恰恰与今天的普洱茶主产区重叠吻合。
作为银生茶的产地和集散中心，当时的银生城城墙高耸、城郭宽阔，城内街道宽敞，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一业兴而百业旺，茶叶生产和交易的兴盛带动了整个银生城的兴旺发达。
到了宋朝大理国后期，银生节度废置，但银生茶的影响却不衰减。南宋李石在《续博物志?卷七》中仍记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李石的记录与樊绰惊人的相似。近来有人对樊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提出质疑，认为樊绰没有到过银生，所述为道听途说，须知作为书记官的樊绰在云南生活多年，为写三万字的《蛮书》准备了多少年，查了多少资料，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还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的敬业精神吗?如果樊绰所述不实，那么，时隔一个朝代的李石在修史时仍然作出同样的结论，恐怕就不能说是一个巧合了吧!樊李二人可是对云南茶记录最早的人。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出：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的是滇西南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元时景东军民府辖地也是傣族聚居区，宋元时期普洱一带的风土人情与唐时差异不大，茶叶生产仍然以银生(景东)为交易集散中心。时序更迭，岁月荏苒，历史舞台上不断更换着主角，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想南图霸业，直至元时才将云南行省划入版图，而云南茶却随着愈来愈深的马蹄印经年累月地输入藏区，并逐渐拓展形成新的纵横于茶区内外的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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