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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编后：依托陕西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打造集种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为一体的陕西茶产业龙头中华茶院，带动陕西茶文化商业化、茶经济产业化运作速度。围绕这一龙头，积极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研究，提升陕茶品质，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艺，重塑泾阳茯茶品牌；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礼、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装等资源，开发皇家宫廷茶艺和佛家、道家茶艺，融入陕西特色旅游，为来陕旅游者增添一处文化观赏胜地，向世人展示陕茶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节选自《秦茶的始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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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惟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其运输途径为:
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积极发展本土茶叶，由中国引进茶籽、茶苗，并于1893年聘请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在高加索，格鲁吉亚开辟茶园，设厂生产茶叶，至今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仍是欧州唯一的产茶地区。
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绕过非洲的新航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也从非洲延伸到亚洲，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荷、英、法、美、俄等势力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殖民者以探险家、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学习饮茶，记录茶事见闻，十六世纪末西欧逐渐认识中国有一种奇特的饮料叫茶（发Cha音）。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于1610年首先将茶（绿茶）运到西欧。饮茶习俗遂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在东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合恩角，含盖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岸线，有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专卖权，当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即由爪哇转运华茶到伦敦。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开放港口对外贸易。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的茶叶直接贸易。[page_break]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诏“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集中于厦门的英国商船全部转向广州，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及后起的美国等国商船齐集广州，广州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福建、江西、安徽等内地名茶（以武夷茶最负盛名），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走赣江至赣南，由挑夫运过大庾岭（南岭），至韶关转运至广州，经由洋行（行商）交易出口，船运至西欧及美洲。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再创高峰，甚至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1685年成立粤海关，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分别征税。凡经营洋货入口和出口土货的均称为“洋行”，由于行商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具有官商性质，当时称广州既有的十三家官商为十三行，茶叶是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当时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垄断茶叶的出口经营，外商购入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才能出口，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之时，始将公行制废除，开放自由贸易及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茶叶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福州的茶叶出口值已超越广州。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失利，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其后汉口、镇江于1858年，九江于1861年，杭州于1896年相继开放，欧美列强争夺营销茶叶之重利，华茶源源输出欧洲及美洲，1886年华茶外销量高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十九世纪初，英、荷、法相继在其亚洲殖民地发展茶产业，最初也是从中国引进茶籽及制茶技工，继而大力发展及推广阿萨姆大叶种红茶而取代了华茶的地位。
美洲有英属、法属、及荷属殖民地，最早饮茶者为荷属阿姆斯特丹人民，（约在十七世纪中叶）。1690年波士顿已有领有执照的茶叶销售商。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及印度贸易特权的特许书，同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授权英属东印度公司直接运输茶叶至美洲殖民地，每磅抽税三便士，遭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抵制英茶输入，而于1773年12月16日发生闻名于世的波士顿茶叶事件，此举引起英国会决议封锁波士顿，不久酿成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的茶叶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美国率先设计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吨级的彩虹号首航至中国载运茶叶等土特产，缩短茶叶海运时间，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之竞赛，大大缩短新茶海运时间。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气轮船才取代快速帆船由东方载运新茶之欧美。
明清乃至民初纵横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是连接滇、川、藏，以马帮运输茶、盐及土特产的古商道，是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对外经济贸易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驿道，对华茶的向外传播亦有着重要地位。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陈升号用工匠精神谱写茶界传奇
自古以来，普洱茶就以“滋味醇厚”风行于世。业界和市场上更是流传着“班章为王，易武为后”的说法，可见老班章普洱茶在爱茶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提起普洱茶，人们常常会想到“老班章”这个名字，因为“老班章”普洱茶具有这种非凡的品质，被茶界视为普洱茶至尊，嗜茶之人都以能得到正宗的“老班章”普洱茶为幸事。而陈升号老班章茶品质极佳，充满强烈的山野气韵，茶汤幽香绵长，回甘迅猛霸气，介于兰花香与花蜜香之间。在陈升河、陈柳滨父子的精心呵护下，老班章良好的“先天基因”得以充分展示，还通过先进制茶工艺彻底提升了口感，其制品一举成为业界评判老班章茶的标准。
陈升河的工匠精神
老班章茶园历来不使用化肥、农药，是纯天然、无污染、原生态的茶叶产地。陈升河做出了决定：留在勐海办厂，用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奉献出“让天下爱茶人士都称道的陈升好茶”。
一杯好茶离不开优质的原料，更离不开源于追求极致的精湛工艺和悠悠匠心。陈升河对其产品的种种苛求铸就了陈升茶的极致品质。公司秉承“以制药的理念”制茶，每一款陈升号产品原料均出自陈升茶业原料基地，生产全过程执行严格的企业标准，率先在业界实现了茶叶从鲜叶采摘、初制生产加工到晾晒全程不落地的生产流程。
言传身教匠人精神
陈柳滨出生于制茶世家，在父亲陈升河的培养和茶文化的浸润中长大。由于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对采茶、制茶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随父亲来到云南，陈柳滨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既掌握了制茶工艺的知识和技术，又继承了父亲的执着与细致，尤其在拼配方面的造诣，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在“鸡饼”“青云”“气韵山河”三款普洱茶相继面世并取得出色的市场反响后，陈升号再度发力，重磅推出新品——“老班章父子亲”。此款茶为陈升河之子兼传承人陈柳滨在父亲的严格监督下，经历无数个日夜和反复尝试，主导研发拼配而成的一款茶品。业内人士认为，此款产品茶质醇厚，滋味饱满，富有层次感，饮后余韵持久，是近来市场上少有的佳品。
陕西省紫阳县不仅盛产富硒茶，还是我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的主要发源地，至今知之者不多。
唐贞元末年，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开始茶马贸易，产于汉中、安康的山南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亚等地。明初，茶马贸易达到全盛时，陕甘茶马古道主要路线为：经紫阳、汉阴、石泉到西乡，再过洋县、城固、汉中、略阳，进入甘肃徽县，然后从古河州临夏出境。
紫阳的瓦房店为汉江支流任河与渚河的交汇之地，上通巴蜀，下接荆湘，便利的交通和繁忙的贸易，使之成为商旅马队的市井。明清时期汇聚了17家会馆，现在仅存西北五省会馆和江西馆。西北五省会馆主要经销茶叶，从其建筑的奢华可见当时经营规模之大。紫阳茶在这里经过采摘、制作、收购、挑拣、包装等工序后，进入陕甘茶马古道。茶商从瓦房店出发，用马驼或人挑背篓，经关垭子进入红椿坝，翻罗家店子进入尚坝，过羁马庄进入汉中镇巴县的巴庙、碾子垭，再进入西乡县腊西坝、茶镇，最后到达南郑县十八里铺，这条线路大约10日可到。运输茶叶使沿途每三四十里便形成一个集镇，其民昼夜治茶不休，已经到了男废耕，女废织的程度。
茶马古道促进了紫阳与外界的交流。明清两代，以鄂、川、湘、皖为主的大量移民沿茶马古道迁入陕南垦荒，带来了先进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去年，到紫阳寻根的甘肃朱氏家族，据说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经茶马古道走出的紫阳先民后裔，如今已繁衍至四五千之众。
昔日马帮走过的这条茶马古道上，至今仍回响着清脆的马蹄声。曾经穿越紫阳至汉中茶马古道的曾晓勤在《夜宿羁马庄》中写道：古茶商遗下的商业习俗至今还在延用，逢大宗交易便有牙子客从中撮合，拉下袖子，两手靠拢一言不发，捏指头论价。偶闻铃声，那是山民赶着马队在运板石
无数次遭遇渡江的艰难，尤其深夜在裕溪口或二坝下火车之后，步履艰难的我从来没赶上过当班的轮渡，几次在凄风苦雨中面对长江等候到黎明。当长江大桥建设的喜讯传来，我认为这是理所当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为它捐赠了自己两百本书的销售款，以寄托对它早日建成的企盼。
2000年5月2日，作协组织我们采写《世纪金桥》的纪实文学，分配我5万字的任务，写芜湖的人文地理到开工前期的准备工作，大可以找点资料来“编辑”一下就可交差。一接触材料，才发现开工不是简单的必然，百年一座九曲桥，是多少人前仆后继的争取，争取其中有汗水也有泪水。于是开始了业余时间的采访，走近大桥才理解，事业的辉煌，蹦是因为有了那些艰难的铺垫。
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时任市水电局副局长的朱诚，在滔滔不绝的三个小时介绍中，只字不提他任职大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所作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大桥人的谦虚谨慎与精明干练。把时，没想到大桥指挥部寒酸得只有3排平房，我亲眼看到王名轸副市长疲惫不堪而焦头烂额地应付着方方面面的矛盾，听说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亲眼看到了北京及芜湖人都称之为丁大桥的原大桥办主任丁庆龙，那开膛破肚的手术遗留的伤疤下从胸口拐弯到腹侧，酷暑天背后也垫着个大垫子，为跑立项而摔断的腿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就连黄世巧副主任在女儿考大学期间也没时间照顾她，这也未必不是他们为大桥建设所作的另一种牺牲。
前任老市长刘健农更是功臣，30多岁时就参与了筹建芜湖大桥的建设工作，年过古稀时任芜湖政协主席，又担任了大桥筹备小组组长。他却说工作都是别人做的，头天采访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严谨地纠正了一些口误。
原市委书记金庭柏同志风采依旧，专程从安庆来芜接受我们的采访，他回忆了一波九折的大桥立项过程，他为此没能赶上老母亲临终的最后见面。他深感内疚的却是：在芜湖任职的8年中，没有加快大桥建设的立项，退休前夕才了却这一心愿。
鸠江区委书记章传几终于接受了采访，还派车让我们参观了安置拆迁农民的乡镇企业和农民住宅区，看到了为大桥作出牺牲的农民崭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还有：当年全市第一个组织小学生为大桥捐款的大队辅导员邬丽娜；以身作则带头拆迁的广福村晋书记，面对通车后即将减员分流却仍然顾全大局从容不迫的轮渡所凤副所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匆忙的采访中，让我震撼的不仅仅是长虹卧波的世纪金桥，比大桥更辉煌的是芜湖人创造的事业，比事业更辉煌的是大开放中的芜湖人。因为巍峨大桥的立体诗篇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书写的，他们就是构建大桥的钢筋铁骨。受到这一精神的感昭，三个月中我白天上班，星期天采访，夜里写作，写下了6万多字的文章还言犹未尽，在即将出版的书中留下许多遗憾。当我们可以悠闲地“走过长江”时，还要为我的拙笔向大桥人深表歉意。
茶叶、瓷器、丝绸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具声誉的三种商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和品质。伴随着这三类商品的输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境内三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已久负盛名，而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网络庞大、路线复杂、覆盖6省区20多个民族的茶马古道，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公元1990年夏秋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00天，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正是这次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茶马古道的前身是不晚于汉代便已形成的以滇、藏、川境内横断山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马帮盐运古道。经过唐、宋、元、明的扩张与修葺，这条古道盛极一时，清代以后，茶马政策有所松弛，官营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印度取代了中国在亚洲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茶叶输出日渐衰落，茶马古道也随之萧条。民国时期，日军占领缅甸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供应通道，马帮携带物资频繁往来，帮助战区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宁洱县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原马帮上京城，出缅甸、老挝的必经之路。61岁的李天林在这里土生土长，家里世代以开马店为生。在他的记忆中，他家的马店在民国初期还有生意，但“差不多1954年的时候，由于有了公路，车多了，马帮少了，我家的马店在这时候就关店了。”现代运输方式的普及使得茶马古道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只有交通不便的少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茶马古道。
汉代至今，这条古道从喧嚣到沉寂，从繁华到没落，它曾承载着马帮的梦想与希望，写满数不清的风云变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道路，从中原走向吐蕃，从此与故土生死永隔。但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去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开通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封锁，为各民族提供了交往的便利。茶、盐、布匹和日用器皿与骡马、毛皮、药材等的频繁交换，使边疆与内地建立了持久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除商品外，这条古道也成为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茶马古道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原生的古老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内地来的商人甚至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千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这条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沧桑、民族兴衰的古道，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沉默地面对着世界的万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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