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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明代，海州作为沿海疆域受到红蝇赶散事件的波及，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明代海州制盐业的发展给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代海州经济很快得到了崛起。板浦的汪姓、许姓、以及李汝珍、吴承恩、吴敬梓等许多名门旺族儒商雅士都是明代移民海州的，他们的到来给海州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海州茶及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明代海州佛、道教的兴旺，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尤其是三元宫、法起寺、碧霞寺等善男信女云集，寺僧们每每布施佛茶，讲解经卷，这对云台山茶叶在苏北鲁南地区提高知名度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的场景从明代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大娘子在去清江浦的途中专门往云台山三元宫进香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明顾乾《云台山志》就记载悟正庵在宿城山顶，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天下分六榷，而海州居其一，海州产茶之山以云台为最，明代海州茶以云台为最。以此看出，明朝海州有茶，而且产茶地就不止云台一处，应该说当时的茶叶品种也不仅仅一种云雾茶。连云港的茶叶好于他乡贵于他州，这主要是由于它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明代《西游记》描写花果山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可见其环境之好。
由于明代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茶马互市，朝廷对茶叶生产和发展极其重视，此外，海州制盐业的发达，使海州成为商旅云集之地，明万历神宗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就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在此之前，朱元璋的女婿就因贩卖私茶、走私淮盐被斩，可见明代海州盐业的鼎盛地位。朝廷对茶叶生产的重视和盐业的繁荣相应地推动了海州茶文化的发展，从吴承恩《西游记》和李汝珍《镜花缘》这二部以明朝的口吻说唐朝事件的小说里其对海州的茶文化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从茶叶生产，茶叶品种，泡茶用具，饮茶风俗等都具备了当代茶文化的雏形。
明亡后，清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和台湾郑成功的来袭，实行了严厉的裁海政策。据《嘉庆海州志》载顺治十八年秋，尽迁云台山口军民、灶户于海内，钉塞海口。至康熙十六年春始复。裁海，给云台山的经济及茶叶种植造成了重创，使得云台山这座海内灵山被废为界外，三百里云台弃为榛莽，山民被迫迁出,流离失所亡命他乡。短短二十年的裁海给海州茶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即便康熙四十九年做海州知州的姚陶，费尽心机想恢复云台山的茶叶生产，但终是力不从心，后来离任时带着遗憾而去。云台山的茶叶直到清末才得以逐渐复苏。清初的裁海政策给云台山的茶叶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茶园荒芜，仅在悟正庵、法起寺周围散乱地存有为数不多的茶树，山僧每年只采一、二斤，视为龙团凤饼，秘不示人。清代许多朝廷重臣都很难喝到地道的云台山的云雾茶了。因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在整肃海州盐政之余，坐在三元宫的屏竹禅院中悠闲地品评着云台山的云雾名茶后，即兴赋联说：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山还沥沥，一庵同吃赵州茶。这位边疆大吏从云台山的云雾茶想到了赵州和尚从谂的吃茶去这个具有佛意禅理的名偈，形象地把云雾茶比作赵州茶。从而，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振兴海州茶的信心和决心。cY316.cOm
清末民初，因受周馥、张謇等振兴实业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广东候补直隶知州宋治基联合海州士绅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云台树艺公司，在云台山中择68处山地，广植桐、柏、樟、杉等树木，在向阳的山坡上栽种茶树，真是有山皆种树，无地不栽花。屋绕三分竹，围墙半亩茶。绿肥红瘦处，看罢夕阳斜（张学瀚诗）。由于云台山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肥培管理，茶树吸山川之灵气，蕴花果之精华，树艺公司生产的云雾茶外形优美，汤色绿亮，香高味浓，口感爽滑，曾获南洋劝业会金奖，云台山的云雾茶一时名闻遐迩。可是好景不长，未几，战乱爆发，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事纷起，尤其是云台扁担会的革命，使得树艺公司无疾而终，云台山的茶叶发展计划也就此搁浅。云台树艺公司的成立要比清政府的振兴茶叶计划早了多年，直到四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才派郑世璜等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民国三年（1914）及民国八年，云南、浙江又先后派朱文精、吴觉农等赴日本学茶，并先后在南京钟山等筹设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安徽祁门设茶叶试验场，但都因战乱关系未能发展（据吴觉农《茶经述评》）。以此也能看出连云港许多有识之士对家乡茶叶发展的远见卓识。
早期连云港地区有记录的茶叶种植只在云台山区，在《嘉庆海州志》物产条里面记载海州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但在赣榆条中，却仅记山茶生秦山，却无茶叶的记载。其实，山茶树和茶树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时下连云港各茶叶适种地区如市区的花果山、南云台、朝阳、宿城，赣榆的门河、班庄、夹山、金山、厉庄等中西部山区及灌云的伊山都大面积种植茶树，青青的茶叶走出了云台山，渐次散漫到了全市各地。云台山的云雾茶擅花果之精华，赋予此茶独特的自然品质，再加上云台山茶人的精采细做，形成了该茶特有的外形风格。赣榆的夹谷春茶也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
由于市民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对茶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几年前，连云港市的文学艺术界和茶叶经营人士及众多爱茶人筹建的茶文化研究会就举办过多次座谈切磋及茶文化研究活动，对连云港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有了统一的认识并充满信心。在连云港，喝茶、学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许多人把喝茶看成为一件雅事，品茶的外延在扩大，品茶的内涵也在增加，过去，被用来解渴的茶叶，现在已经被健康和文化所代替。喝茶是品位，是修养，是文化，更是文明，这样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港城人接受。
发展茶文化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安定，家庭和谐，睦邻友好，增进市民的身心健康。茶叶种植业的发展，有利于环境建设，相信，把云台山建设成云雾茶的世界，金镶玉竹的海洋，对于我市的旅游业将会带来更好的看点。未来的连云港，山更青，水更绿，茶更香。
茶，就是文化，弥散着浓郁深厚的文化芬芳，让我们静谧陶醉，让我们清洁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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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干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和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如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讲到的：“客迎携酒~}，僧待置茶瓯”;贯休咏及的：“红黍饭溪苔，清吟茗数杯”等。所以，唐诗反映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的茶会一开始就寓有节俭和尚茶的雅意。
一、山东茶文化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陆羽的记述，神农氏是中国第一位发现茶的饮用功能的始祖，而西周鲁国周公则使茶得以闻名于世，故而山东茶文化发展源远流长。饮茶于山东普及，始于唐宋时期，唐代宗李豫时(公元762年至779年)《封氏闻见记》中记有“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723年左右)泰安灵岩寺，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到了中唐，北方饮茶已较为普及，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华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自宋代至今，茶已成为山东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而“孔孟之乡”山东作为华夏礼仪之地，更是提倡中国传统礼文化。客来泡茶，是许多地方的民俗和礼仪。茶，蕴含着一种“礼”的象征。
山东不仅有饮茶之风气，也产茶。《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据竺可桢研究和有关考古资料，指出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热，所以关于上古时期这一地区有茶的传说是有可能的。后由于气温骤然变寒使茶绝迹。据地方志记载，山东在元、明时期，昆嵛山区曾设有管理茶叶生产的机构“茶场提举”。又《中国茶叶》1979年曾报道，1940年日本石川县茶叶组合副组长本山亮一来山东调查种茶的可能性，在津浦铁路沿线北纬36°以南的旷野中，发现一株唯一的大茶树，“粗有三抱，高达五丈余”。
同年日本《茶》刊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载了大茶树照片一幅，但没有山东省茶的试验、生产记载。新中国建立后，山东于50年代开始从南方引种茶。在1952年到1966年期间，山东省进行“南茶北引”试种，从1966年起山东省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茶叶生产,在对山东省宜茶土壤和气候条件进行全面调查以后,主要选择了三个区域开展大规模的引种试种:
(一)东南沿海茶区，包括崂山、胶南、日照、莒南、莒县、五莲、临沭等市县。
(二)鲁中南茶区，包括沂水、沂南、平邑、蒙阴、临朐、泰安、新泰、莱芜、费县、苍山、郯城、枣庄等市县。
(三)胶东半岛茶区，包括海阳、乳山、文登、荣成、牟平、蓬莱、招远、莱阳、即墨、平度等市县。
其中，东南沿海的茶叶种植面积一直巩固在2万亩左右，几乎不存在冻害问题，种茶的经济效益高于相同条件的其他经济作物收入，是山东省最适宜茶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继续坚持“南茶北引”，大力发展茶生产，取得了显着成就。山东省的茶生产经历了5个阶段，目前已形成3个重点茶区。
1、零星种植阶段(1952～1961年)
1952年泰安县率先开始引茶种植于徂徕山。1959年，省商业、农林、供销等部门从安徽黄山引进茶籽，在东南沿海7个县种植约330hmz，除青岛中山公园所剩几株外，其余全部死亡。1960年从中国茶叶研究所运来茶籽，栽植于省园艺研究所(泰安)，法如种麦，越冬死亡。
2、计划引种阶段(1965～1970年)
1964年省委书记谭启龙在青岛考察工作，见到中山公园的成活茶树，即向农林、商业、供销部门交待了引种任务。1965年首先在五莲、青岛、临沂等地试栽，1966年扩大到淄博、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在总结以前引种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种茶的地形必须是背风向阳半山坡，并把好三关，即播种质量关、出苗关和越冬关。1967年在26个县播种近130hm2，成活率达45%，1968年播种成活率达85%，1970年种植160hm2，成活率达95%。自此总结出山东种茶必须抓好四个结合：种茶与植树造林(防护林)相结合、种茶与深翻改土相结合、种茶与兴修水利相结合、种茶与畜牧养殖相结合。
3、扩种和高产攻关阶段(1971～1980年)
197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山东省“南茶北引”成功的报道。1973年10月，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日照县召开了6省区(山东、西藏、新疆、陕西、河北、辽宁)“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与会专家认为山东省“南茶北引”是成功的。这一结论打破了理论界长期认为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历史。到1978年，全省茶园面积达到近7300hm2，以后又在日照、胶南、五莲、荣成等地安排了茶叶高产栽培攻关试点，促进了茶叶产量的提高。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⑴先秦纳贡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
明代杨慎《郡国外夷考》记载:《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说明早期蜀人已用茶来作为自己的部落和地域名称了。也证明巴蜀在战国之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茶区。《华阳国志》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后，大肆封邦封国。所以巴蜀一带成了西周的属国后，向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⑵汉魏立业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
三国魏张揖所着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⑶西晋称冠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西晋孙楚《出歌》中吟到: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更加明确地指认茶的故乡在巴蜀地区。
我们如果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自先秦、秦汉及至西晋，巴蜀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闽东茶叶发展历史悠久，茶文化根基深厚，茶产业发展稳固且完整，茶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11月初，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理事长范增平教授受宁德市海峡茶叶交流协会邀请，作了题为《中国茶文化创意与茶产业发展》的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兼顾历时性的梳理和现实性的反思，从茶文化创意的维度，为宁德市茶人在突破瓶颈，促进宁德市茶产业升级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使在场听众受益良多。
引导：政府扶持茶文化创意
范教授在简要梳理发展产业对茶产业对国家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围绕着茶文化创意这一命题展开讲解。他说：茶文化是再创茶产业辉煌发展的重要法门，没有内涵的产业经营型态已无法长久，必须从文化层面去加持产业发展，使产业的特点被彰显，文化上的感性消费才能带来精神的快乐，才能提升产业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坦洋工夫的名满天下，还是畲乡茶产业的悄然绽放，事实都证明了文化内涵是产品中重要的成分，将文化内涵具体的转化，套用在产品外在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创造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提高附加价值，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之一。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跨领域的，除了必须结合地方文化及人才，尚需政府等方面的协助，因此在经营策略上就必须整合各方资源，不像一般产业只顾企业本身即可，因此其策略是多方的。
范教授认为，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之产品仍具有故事性、传奇性、独特性，甚至于有典故的，所以它是文化资产的一种，当然必须文化政策的配合及整合，否则如以一般企业的经营形式，则势必造成群龙无首。
宁德市茶叶局的设立和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政府引导的重要性。
因此，政府适时地扮演领导者来加以协助及整合，有其必要性，所以在政策上，政府可以提供机会、设备、奖励措施，鼓励文化产业及一般企业的赞助，甚至从教育政策着手。
改变：企业发展茶文化创意产业
改变就是创意，金骏眉就是通过改变正山小种获得了成功。范教授说。
那么如何改变，范教授认为：改变不是无中生有，应该是传统产业随着时代、市场的发展加以变化。
变化的首先是茶文化产业化。在悠久历史文明进程中而产生的茶文化资产，如：各地茶馆、茶厂古迹、饮茶文物器皿、祭典节庆茶礼、相亲聘婚茶礼、茶歌、茶舞等民俗艺术。这些资产由居民与专家因地制宜，做适当的规划与发展来提升地方文化的内涵，都可以成为地方发展的茶文化产业。
范教授继续说道：另一个变化是茶产业向休闲产业方向发展，这也是从变化中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茶产区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是发展地方特色游憩的最好资源。观光旅游业配合推动地方特色，地方名茶特产，规划旅游、观光、休闲，将地方产业与自然、人文资源互相结合，发展产业观光达到相互成长的效果。
旅游、观光、休闲的目的，是亲自体验地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产业生活、民俗文化，藉此发现该地固有的价值，使人民对地区有更深层的认识，产生热爱乡土的建设动力。
此外，还应该把现代的多元文化思潮应用于文化产业的创意与设计专业中，是文化创意设计的主要观点。着重地域与民族的特性，在变化中追求差异消费意识的特色。
他说：闽东有浓郁的畲族风情和特有的山海地域特色，茶叶品种也是最为丰富的，有白茶、红茶、花茶、绿茶等等，如此多样的品种和文化样态，很有发掘的潜力。
设计：茶文化的美感、价值和故事
范教授说：美感、价值、故事应该是茶叶文化创意设计应该注意的三个要素。外在生态要有美感，更需注重内在价值，特别是故事性。
在愈来愈讲求产品附加价值消费型态的时代，其发展方向是透过故事性来发掘人文的宝藏，以说地方的故事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因此，相对于现代设计运动的普遍性，适度展现本土特质的差异性，思考差异性与本土文化表现在文化产业上，展现差异消费的特色，攫取地方产业的独特优势，才能出奇致胜。
此外，范教授还强调了茶文化的人情味。喝茶嘛，最关键是感觉愉快就好，要以天下茶人一家亲的理念去理解。范教授说。
政府要有将茶叶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甚至是第四产业的观念、态度和认识。他说，政府应该对相关法令政策的研修、制定与推动;学术界理论的宏扬与传播，以及产业界自身的排除困难求新求行的能力等，发展文化创意设计的能力，传统茶产业在工业界自能发挥功能，并促进茶产业的发展。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
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
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系于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高原这种带有草原风味、具有独特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一千多年来，已深入到藏族人民的社会风俗、社会礼仪和生活艺术各个方面，从茶礼、茶具、烹茶方式和饮茶习俗等形成了西藏高原茶文化的特色。喝茶是藏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客来敬茶，是藏族茶俗中最主要的内容，反映出他们日常生活的恭敬、和睦、祥和的气氛。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在西藏高原的茶文化中，还有奶茶。奶茶有两种，一种是茶水烧开后直接加牛奶放盐(或者不放)；另有一种在拉萨等城镇最为盛行，因为要加糖，所以人们称之为甜茶。
在农牧区，一般藏族的早点喜欢吃强木都。吃法是先在碗里放上少量糌粑、干酪粉(细奶渣)和酥油，再倒上茶水，茶水喝完后，将糌粑用勺搅着吃。藏族一天到晚离不开茶，一般早上更要喝茶。如果在农牧区，你可见到几乎每个藏族家庭都有火钵，上面经常煨着一壶清茶。有条件的家庭早茶必须是酥油茶，到中午以后就喝清茶了。
藏族民间对喝茶也十分讲究，喝茶时不能作响，而要轻啜慢饮，喝茶发出声响被当成缺少修养的表现。在西藏民间，藏族把敬茶作为远别的一种重要礼仪，祝愿亲朋好友一路平安。村口、车站、机场，常常可以见到送行的人们背着盛满酥油茶或甜茶的暖水瓶，为亲友送行；小孩生下来的第二天(女孩是第四天)，亲朋好友也要带上酥油茶为之祝贺；到医院里去探望病人，带上一瓶浓浓的酥油茶或甜茶，病人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在西藏，不管是在农区、牧区，还是在城镇，无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常住的友人，一踏进主人家门，首先端出的是香喷喷的酥油茶，主人双手捧上，恭敬地请你喝一杯，接着再寒喧议事。请喝茶是藏族人民好客的表示。在西藏高原形成的以酥油茶、甜茶为主体的多姿多彩的茶文化，把茶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共同构成中华茶文化的大观。
现代饮茶之道茶艺文化和唐宋茶道文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这一切都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诏书。
朱元璋明初，茶饼制作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茶饼上镏金镂银，更有雕龙画凤，称之为“龙凤团茶”，但是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
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贡茶而改贡散茶，点茶道随之衰落，中国的茶道因此发展到泡茶道。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关于朱元璋下诏的原因，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出身穷苦的朱元璋体恤民情、节约财政；二说朱元璋不懂风雅、一介粗人。
不管历史如何评说，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因为泡茶道的简便，茶也就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现代茶文化的讲究
1、礼节：礼仪节度。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示致意、问候、祝愿等惯用形式。
2、礼貌：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
3、仪式：具有专门程序、规范化的活动。
4、仪表：外表。包括容貌、服饰、姿态、举止等。
现代社交茶文化礼仪的表现就礼仪使用的媒介把礼仪表现分为语言类礼仪、身体语言类礼仪、饰物类礼仪、酒宴类礼仪。
1、语言类礼仪：语音类、口语类和书面类。
2、饰物类礼仪：由服饰、化装美容等代表的礼仪；通过各种物品代表的礼仪。
3、酒宴类礼仪：通过设宴喝酒吃饭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的礼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瑞泰茶栈，始创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在这之前绍兴山区无较大规模的制茶能力，每逢茶叶收购季节，各地的茶商们络绎不绝地赶到绍兴山区的各处茶叶集散地，如平水、王化、宋家店、汤浦、王坛、青坛、双江溪，再由茶商运至茶厂进行加工。开始时，王化人宋周瑞以日铸岭产的茶叶携带至上海请洋行翻译评审，认为这种茶叶品质上乖，实为饮料精品稀物。
于是，宝顺、怡和、旗昌等6家洋行纷纷与宋周瑞议定，由瑞泰茶栈承包制造，先做一批洋庄珠茶，保利定价，在上海交货，这样经营达44年，以后逐渐扩大，经营非常顺利，洋行对宋也很信任，资金可以预付，瑞泰茶栈向茶农购置毛茶者采用品质优良的开春嫩叶，收购茶叶都用现款交易。贸易经营顺利，使瑞泰茶栈有了大量盈利，在1890年扩建8家茶栈，分设在王化经、寺前、上灶等地，这些小小的村庄，成为茶叶制造的集中地，当地农民在茶季时进茶栈工作，闲时种田，农家经济收入增加来源，茶叶生产也随之发展。以后逐渐扩大生产，成立子侄、亲戚的瑞字号分支茶栈，至19世纪中叶，瑞泰茶栈专门从事收购、炒制和运销平水珠茶，其规模之大，执平水茶市之牛耳。最盛时达25家，其中有的几经归并停办。
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由原来的广州移到接近茶叶出产地的上海，上海成了茶叶经营的集中地。自1845年瑞泰茶栈开业，至1874年是茶叶出口初始期，1875年至1879年是茶叶出口全盛时期，当时运销欧洲、美国。在美国由威斯马丁的祖父负责经营王化瑞泰的珠茶，很有影响，这期间瑞字门下的茶栈扩展到18家，在章家埠、双江溪、汤浦等地也陆续办起茶栈。
随着茶叶在上海集中出口后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洋庄茶栈形式，充任洋行的买办，向内地或上海毛茶行贩收购毛茶加工，同时与内地联系制造土庄茶叶，这些土庄茶栈的茶叶质量每况愈下，引起人们不满。王化各茶栈素来经营洋庄大帮，加工精细，但因土庄与上海洋行买办私下沟通，质劣利厚，难以匹敌，所以在1934年，王化的瑞字号茶栈均遭亏蚀，达28万银元，茶玫仅存8家。直到1946年，瑞字号茶栈重振旗鼓，恢复经营，仍由各茶栈运到上海洋行销售，艰难经营到建国前夕。瑞字号茶栈历时100余年，到建国后，茶叶经营归国家管理，瑞字门下茶栈也停止营业。
无论是洋庄茶栈，还是土庄茶栈，内部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就瑞字号而言，过去每到春节过后，就要着手制茶的准备工作。先是老板亲自去上海了解行情，确定全年的购销数量及其分档品位。然后筹集资金，落实评样阿大、账房先生及头脑等三名主要骨干。并请泥工修理屋宇、茶灶，木工修理茶箱、风车，竹工修理筛、笾，而且还要请少量人工购柴劈柴。
春季开摘，阿大根据老板安排的品位、数量要求，派出水客先生去本县邻近村及章家埠、汤浦和嵊县北山一带茶区驻点，向茶农收购叶厚、芽多、品质优良的开春嫩叶毛茶。收购茶叶都采用现款交易。购得的茶叶，请人肩挑到王化茶栈，由阿大先行复验，不合之处，立即照知水客，严格把关，非到关键时刻，阿大不亲自出马。
老板主要委托阿大、账房和头脑三位骨干。头脑有人事安排、调动权。头脑下设副作,具体安排生产。另设看火头脑,负责茶灶房煨茶。制茶旺季时，每个茶栈雇工少则百余人，多则几百人，男女老少都有。男劳力以筛、扇为主，称里场师傅；劈柴、搬运、送货等力气，也由男丁完成，称武场师傅。老少妇女，主要是拣茶、煨茶。老板根据加工数量，把工钿交给头脑。由头脑支配。里场、武场师傅用年薪制，煨茶工定生产定额计酬，拣茶工按拣出茶头多少每天过秤计酬。除里场和武场师傅外，其他报酬当天结清。
茶叶的加工工艺复杂，要经过煨、扇、筛、拣等十几道工序，且全部由手工操作。手炒一镬茶约需10余小时，所以茶农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六月做燥茶的说法。少量的大茶叶或茶团，还要牵细。最后做成顶蚕、正蚕、蚕目、中目、虾目、副虾、和目、麻芝、头圆、贰圆、珍眉、针眉、秀眉等十三个花色。
茶叶加工完毕，包装也极讲究，要先制成锡罐，外面裱糊黄纸，顶面开6寸圆口，可以倒入成品，再加封固，接着装入木茶箱，每箱净重份量必须一致，茶箱所用板料必须除净水气，拼板缝隙及茶箱四角都用夏布吊角裱湖。箱外再用牛皮纸裱糊，然名用桐油漆成黑色，印上商标、栈名、地址、等级、重量等字样。最后用竹篾按木箱大小编成竹篓出运。当时，每家茶栈都有商标。如瑞康茶栈的鱼日牌，瑞大茶栈的鹤鹿牌，均因保质保量，深受外商欢迎。茶叶出运，每批500担，从王化肩挑十五华里至汤浦装船，再到蒿坝运宁波转至上海。也有挑过日铸岭至上灶，装船至绍兴转杭州到上海的。到沪后，茶叶先入申栈仓库，再由申栈送洋行成交。期间的转手费用极多，如九五扣佣，茶栈磅费等陋规不下数十种，及至绍兴茶栈结账，利润已经相当微薄。
绍兴山区的瑞字号茶栈，每年端午、八月半及腊月廿四至廿六夜，要祭拜财神菩萨。其祭品祭仪与一般绍兴民间过年祝福大致相同。祭时店老板全家老幼朝拜，祈求茶叶丰收，茶栈兴旺发达，财运亨通，一帆风顺。除上述三次祭祀外，农历三月至六月是茶栈做茶的旺季，老板还要在每月的初二和十六两次祭财神，祭拜时由老板和其雇佣的长工朝拜。祭祀活动完毕，茶栈雇佣的长工可以开荤。茶栈的制茶工作结束，栈方还须举办一次酒席宴请所有员工，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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