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人与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是中国最古老最普通的饮品。或说茶是苦菜（许慎《说文解字》），或说茶为南方之嘉木（陆羽《茶经》），那只是说了茶的植物性一面；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论茶也。（许次纾《茶疏》）茶与水结合才能尽显茶的本色。茶，是茶叶与水的共生物。
文人在文房四宝的拥戴中枯坐，一经吮茶，立刻以狂喜之心拥它入怀，轻啜慢品。茶是自然的、圣洁的，茶是优雅的、纯粹的，茶是温情的、清芬的，它使整个书房溢满氤氲。文人之于茶，犹茶之于水。在清冽的汤泉中叶芽舒展，文人的心境亦平展夷畅，此时将天地之甘露入肠，清心涤性，臻至物我两忘之境。
文人咏茶，总是在一片芳馨中孕育出无数佳作。尤其茶助诗思、诗兴遄飞，令人击节赞叹。
最有趣的是，文人咏茶往往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经意间成为一部茶史。大哉天宇内，植物知几族？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苏轼《寄周安孺茶》，洋洋120行将一部茶史入诗，写得气势非凡，令人喝彩。
文人爱故乡，亦极力推崇故乡茶。茶以诗名，茶以人传。文人与茶人合为一体，亦将茶文化一脉输入中国文化的血脉里。
茶的圣洁与清芬，成为文人馈赠之首选。以茶为礼、为寿，甚至兼馈煮茶之水，气醇风清传承至今。相传唐人刘禹锡以菊花粉和萝卜换白居易的六班茶；扬州八怪之一的茶仙汪士慎以《乞水图》换焦五斗的雪花水；清人厉鹗以一部《宋诗纪事》换大恒禅师的龙井茶留给文坛茶史连绵佳话。而文人收到茶礼，辄兴奋莫名，飞毫赋诗。
有明一代，散茶崛起，开创瀹饮之法，推动茶业繁盛，饮茶之风普及到社会各层面。大儒沈德符以敏锐嗅觉述评：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野获编补遗》）中国茶文化从兹在世界茶文化中以扛鼎之姿独树一帜。
于是嗜茶的文人不再清高，遇上真正茶人，必然顶礼膜拜。冒辟疆、钱谦益援笔记茶痴朱汝圭，董其昌、张岱着文赞茶家闵汶水茶文化的精神在向独立的人格拓展。
秋雨滂沱之时，冬雪霏霏之夜，我寻一把曼生壶，一只成化杯，泡一壶茶，自斟自啜，或听雨打芭蕉，或看雪舞群山。我把中国茶史上的文人茶人默默地数着，想着他们的故事。茶熟香温且自看，茶的滋味，就是养生、养气、养德的滋味啊！
一杯浅茶，一杯平民化的茶，一杯渗有禅味的茶，一杯去湿利肝明目的茶，一杯让你体味人生的茶；再借南宋罗大经的一句诗送给你：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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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繁华的社会里，物欲横流，很多人追求一种奢华的物质生活，“物精极、衣精极、屋精极”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人们相互争斗和倾辄。社会流行着奢侈和虚夸之风。当时有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对这种奢华之风非常不屑，他们常聚在一起品茶、探讨、博古论今无所不谈。
创始人陆羽著有《茶经》一书，陆羽用自己的一生从事茶的研究，他对的栽培与摘采；、茶器的制作；烹茶时水源的选择；烹茶、酌茶时身体的动作进行了规范和总结，并赋予一种特殊的内函，即饮茶、赋茶、以茶示俭、以茶示廉，与文人的精神是极为吻合的。
文人在陆羽的基础上溶入了琴、棋、书、画，它更注重一种氛围和情趣，注重一种人文精神，提倡节俭、淡泊、宁静的人生。在饮茶、制茶、烹茶、点茶时的身体语言和规范动作中，在特定的环境气氛中，享受着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没有躁杂的喧哗、没有人世的纷争，只有鸟语花香、溪水、流云和悠扬的古琴声，的精神得到一种升华。它充分的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希望社会少一些争戈，多一些宁静；少一些虚华，多一些真诚。的朴实也说明了们反对追求奢华的风气，希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可以说“文人”是一种“艺”和“道”的完美结合。光有“艺”只能说有形而无神，光有“道”只能说有神而无形。所以说，没有一定的修养和良好品德的人是无法溶入到所提倡的精神之中的。
被文人视为一种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发情感的风雅之事，有独酌自饮的清幽，也有集会联谊的雅趣。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18世纪晚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一家人新年团聚时喝茶聚餐的情景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闽越时期武夷山是否种茶，已不可考。但说到武夷茶，有一个人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江淹是河南兰考人，字文通，出生于公元444年，卒于公元505年。历仕宋、齐、梁三代，可谓“三朝元老”。江淹幼年丧父，由母亲教他识字，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很受当时文人推崇，大家尊称其为“江郎”。后来，江淹当上了官，文章写得少了，世人以为他才思已尽，于是有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且不论江郎是否才尽，单说江淹与武夷山结缘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走上仕途后文采依然出众。江淹曾两次出任吴兴县令（浦城），在闽北留下大量足迹，至今在浦城、政和等地都有被命名为“笔架山”的山峰，这都是当地人为纪念江淹而起的。江淹在担任吴兴县令时曾游武夷，并在他的《江文通集》序言这样记到武夷山：“地处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芽，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也。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文中的“灵芽”指的就是茶，这应该是关于“武夷茶”最早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用“碧水丹山”来形容武夷山，江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据说，江淹离开武夷山后，曾梦见五彩的生花妙笔，写文章文思如泉涌，于是有了“梦笔生花”之说。
唐代的武夷山已颇具盛名。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诏封武夷山为“名川大山”，颁令禁止樵伐。据《福建简史》记载，茶是除了盐之外唐代福建唯一的特产，武夷山作为茶之精品自然也在其中。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唐代散文大家，生卒年均不详。他是一位监管国家勘界、绘制地图的职方员外郎，因工作需要来到武夷山，品饮武夷茶后深感珍奇，因此将之送给焦刑部，并赋诗一首《送茶与焦刑部书》（志书说送茶时间在元和年间，即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之间）。《送茶与焦刑部书》是这样写的：“甘晚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用甘晚侯比喻武夷茶，意指滋味厚重、先苦后甘，回甘晚，但非常持久。后来，清代的蒋蘅写了《晚甘侯传》一文，其实与孙樵的甘晚侯是一个意思，只是用词方法不同而已，均符合岩茶提倡的岩骨花香之意。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可以了解到，武夷茶从一出现就成为了人们馈赠亲友的佳品。
唐代与武夷茶结缘的还有晚唐诗人徐夤。徐夤是唐朝进士，唐朝灭亡后，他参加了五代十国中闽国的科举，高中状元，被闽王王审知任命为国相，主持国事。根据史料，徐夤的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字昭梦，莆田籍贯。他的《尚书惠蜡面茶》是武夷山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1100多年。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记叙了唐时期武夷茶作为蒸汽绿茶的采摘时间、制作工艺，它对后人考证唐代茶史起了重要作用。
从江淹、孙樵、徐夤各自所处的年代看来，唐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茶市正从西南逐渐向东南推移，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武夷山试种、试做武夷岩茶的事迹，说明了武夷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而品质优异，从一开始就脍炙人口，作为中国品牌最持久的名茶而闻名于世。
书法、茶道文化遗产，那是我们先辈们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十大国粹的元素！
“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金农(1687—1763)，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别号很多。金农的书法，善用秃笔重墨，有蕴含金石方正朴拙的气派，风神独运，气韵生动，人称之为“漆书”。浙江的博物馆藏一幅隶书中堂，从中可见冬心先生对茶的见解:
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候七碗之入口，而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稽留山民金农。
金农的爱茶之心从作品中流露无遗，大约是看到刘松年所画的《卢仝煮茶图》有感而发(金农曾临摹过一幅宋人《玉川先生煎茶图》，不知是否刘氏之作)。从金农所描述的廖廖数语中,破屋数间，玉川子静坐候汤的形象生动地浮现了出来。金农笔锋一转，又谈起烹茶之道来，“茶未易烹也”，的确是一句内行人的话，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曾论到:“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我们从金农作品中可知，他不仅研读过《茶经》和《水品》(明徐献忠著)而且还向烹茶专家学习过此道。因而，对看似容易的烹茶自有深刻的体会，决非附庸风雅，故作清高之词。正因如此，金农对当时一些“烹茶”之道，一眼就能看穿其实质:“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
冬心先生在作品中的一声长叹“呜呼”，深感要找到一位像卢仝那样精通此道的人来切磋茶艺，何其难也。其意似乎已经在“烹茶”之外了。
金农爱茶，其书法中所涉及到茶的虽不如郑板桥等人那么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金农在59岁时还写过《述茶》一轴，内容为:“采英于山，著经于羽，荈烈芳，涤清神宇。”他还书写过苏东坡的茶诗:“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服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同，门外无来辙。”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日本武士、中国文人与茶的故事
1906年5月，旅美日本艺术家冈仓天心在纽约出版了一本《茶之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茶道。这本书用流畅优美的文辞营造出一种空灵、唯美的茶道意境，十分契合西方人对东方之沉静、优雅、玄远的文化特质的想象，因而广为流传——在西方文化大举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茶之书》的出版和流行，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成功逆袭。
自此，在西方人眼中，茶道也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精粹。甚至连有着几千年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也认同此说，羡慕不已。
1944年，《茶之书》译为中文，周作人应邀为该书作序的时候就说：
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用盖甚大，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
显然，他已经全然被冈仓天心所编织出的日本茶道所俘获了。
喝着茶的武士
周作人说茶道之所以发生于日本，大概与禅及武士相关。
“茶禅一味”我们自然熟悉，唐代泰山灵岩寺的僧人和信众们修道士就靠饮茶来清心提神，到了宋代禅宗大兴时，“吃茶去”甚至成为悟道的禅师点化信徒的习语。而武士之于茶，别说西方人闻所未闻，中国人大概也不甚了了。人心好奇求异，冈仓天心关于武士与茶的记述，大概也是该书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吧！
那么，武士如何促成了茶道的发生？
冈仓天心记述了日本丰臣秀吉时代的两件茶事：
一是侍奉在丰臣秀吉身边、与他有着 “多年的情谊”的茶道大师千利休，被人诬陷说要下毒杀害秀吉。他当然怒不可遏，不容分辨便将其处死。不过，出于对茶道的敬重，他允许千利休自尽以保持“自我的尊严”。茶可破闷、降火、令人神志清醒，秀吉却偏听谣言，盛怒之下，“多年的情谊”只换得一个“体面的”死法，看来茶的功效毕竟有限，对武人难有作用。
二是“茶道全盛之时，太合（秀吉）手下的将领，于战胜后论功受赏时，与其分封广大的领地，不如赐予一件稀有的艺术珍品，还能够令他们满意。”论功受赏时，武人以艺术品为最高赏赐，恐怕冈仓天心自己也闻所未闻吧？该书中译者所做的注中就写道：“丰臣时期，或即扩大至日本历代，确实有狂热爱好艺术或茶道的武士藩主，也的确有天皇或大名以艺术品或是茶具，来行赏的事实，但似未成为本句所描述之一般现象。”况且天皇或大名用艺术品或茶具行赏是一回事，武士是否甘心甚至宁愿要艺术品、茶具也不要广大的领地，又是一回事儿了。
如此分析，不是要抹杀日本文化对茶道的贡献，而是想廓清如下事实：第一，套用周作人的话而反其意，茶道在中国人并非“心知其意而未能行”，中国历来不乏究心茶道的幽人韵事，畅谈茶道的著作也比比皆是，就我们耳熟能详的，即有张又新的《煎茶水记》、陆羽的《茶经》、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的《茶品要录》、宋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许次纾的《茶书》、陆树声的《茶寮记》、田艺蘅的《煮泉小品》、陈继儒的《茶董》等——周作人深谙茶道，何尝没有读过这些著作？他的遗憾，大概是茶道在中国未能孕育出果敢、决绝的武士精神，以至于中华民族在19世纪以来就衰落不振了吧！
这也正是我们想澄清的第二个事实——武士固然可以饮茶、品茶，甚至精通茶道，但茶道的最终指向，乃是一种平和、冲淡、剔除了攻伐欲念的返璞归真的日常生活境界，而不是那种漠视此岸生命，追求瞬间绽放而又刹那凋零的唯美、决绝的虚幻人生。
饮茶而“洗尽尘心兴难尽”的中国文人
唐代诗人钱起有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茶宴”，是以茶代酒来宴请宾客。从“竹下忘言”“一树蝉声”来看，赵莒的茶宴举办在盛夏的茂林修竹之中。宴会上品的紫茶，在唐代饮茶风尚中被视为上品。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三五好友寤坐清谈，比之于“竹林七贤”的痛饮狂啸，更是另一番风味。诗中说的“羽客”指修仙的道人，“流霞”则是道教传说中神仙的饮品，据说“每饮一杯，数月不饥”。
前文中说过，南朝人饮茶就已摒弃了羽化升仙的目的，而是借茶清心降躁，这里说的“全胜羽客醉流霞”，更说明此岸凡俗生命、世俗生活的快乐，比那些美丽而又虚幻的传说更具价值——不管它是神话故事，还是脱离甚至否定生命、生活本身价值的艺术境界。
那么，如何才能让凡俗生命活泼起来，让世俗生活充满趣味？
途径自然有很多，钱起的方法就是饮茶。“尘心洗尽兴难尽”，实在是道出了千古茶道最精微、高妙的神髓——洗尽尘心，也就是把那些扰乱人的心绪、桎梏人的自由的世俗功利目的涤荡干净，剩下的，也就是关注生命、热爱生活本身之价值的赤子之心了，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兴”。有如此兴味，如此真性情，方能体验茶之美，妙悟道之境。
清代人陈金诏《观心室笔谈》中所言尤为精辟：
茶色贵白，白亦不难，泉清瓶洁，旋煮旋啜，其色自白。若极嫩之碧萝春，烹以雨水文火，贮壶长久，其色如玉。冬犹嫩绿，味甘香清，纯是一种太和元气，沁人心脾，使人之意也消。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酌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迟，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不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以心受者自知。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而香清味鲜，更入精微。须真赏嗜者之性情，从心肺间一一淋漓而出。
相信读过这段生动、真切的文字的人，都会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中国茶道“洗尽尘心兴难尽”的超越境界，就融会贯通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从茶叶、茶水和茶具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握、茶汤的观察与品味、茶香的玩索，每一个步骤，都在物质性、技艺性之中融入了情感、审美和精神的体验。所谓“色香味三者俱全”，需要充分、全面调动人的知觉，才能心领神会。
茶道的精微，无须借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来强化，也很难用一句道家精神或禅宗智慧来概括，更不用说后人勉强塑造出来的“武士道”了。
它是从色、香、味等感官积极体验出发，中经身体器官的畅适，而最终实现“意消”与“心受”——“意”就是“意见”“意思”，是人的思虑、欲念；“心”则是人的情感、意志、体验的中枢，是性情的本体，“意消”“心受”合起来说，就是扫除了蒙蔽在生命本真之上的世俗尘埃，回归元气淋漓、生机无限的生命本体，也就是陈金诏说的“纯是一种太和元气”。
这是道家、儒家、禅宗哲学共同的终极旨归，如果遗其形骸、取其神髓，现代生命哲学，又何尝不是以此为旨归？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古代文人斗鸡、斗蟋蟀的癖好由来已久，在古书中有不少的描绘。对此许多人都很熟悉，但知道古代文人有「斗茶」习俗的似乎就不多了。
「斗茶」，也叫「斗茗」、「茗战」，它的缘起可以上溯到宋代。当时社会上饮茶的风气极盛，人们对于品茗的追求已由过去单纯的解暑止渴上升为陶冶情性的饮艺活动，宋代朝廷也特别崇尚品饮，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地方为挑选贡品形成了评定茶叶品位高下的特殊方式，斗茶之风也就由此而生。
浪漫的宋代文人则进一步把这一「高级娱乐」推而广之，在茶品、行茶会、茶具等方面有了相当高的追求，使得斗茶风习更加风雅卓著。
福建建安首开宋代斗茶风范，这是与该地盛产茶类佳品「建茶」有关。当时斗茶所选的茶叶大都为建茶中的白茶，此外，也有用武夷茶的。苏东坡有一品茶诗云：「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即指此物。斗茶者对源质水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特别讲究用水的功夫。一般的斗茶者多选用泉水、江水等活质水源，高雅一点的也用植物沥水。
选用好茶叶、源水和茶具之外，就开始正式比斗了。斗茶者先将茶碾成细粉，置于茶碗中，然后用沸水注入，使茶与水融合到最佳程度。
在比斗过程中，首先要看茶末是否浮在水面上，如果茶末浮而不沉，不能与水交融则表明茶未碾细；其次是比茶的颜色，对白茶来说，茶色越白越好，其它色种越纯者其品级就愈高。斗茶者在品饮过程中也有很多讲究，要求能真正品玩鉴赏饮之「真味」，领悟其中的「意境」和艺术「真谛」。
历史上有不少文人墨客都对斗茶游戏作过精彩的描绘。最著名的是北宋茶学家蔡襄，他在《茶录》中仔细刻写了斗茶的过程和斗茶的要诀，提出斗茶赢家的标准要：「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苏东坡也有：「斗赢一水、功敌千钟」的词句说明赢家的「功不可没」。
一代名相范仲淹在其《斗茶歌》中云：「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勾划输赢两家心态，「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则写出了斗茶清香四溢的场面。
文人们斗茶的雅俗很快传入民间，并迅速风行开来，成为一种时尚。各地的城镇墟市还建立了许多专门用来斗茶品茗的场所茶室，连处在深山老林里的佛门静地也大兴斗茶之风。南宋开庆年间，斗茶的游戏漂洋过海传入了日本，逐渐变为当今日本风行的「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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