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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茶文化(上)

2021-11-24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元茶文化(上)”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元茶文化(上)”相关知识!

中国的唐代是近五千年中气温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所以,茶树的栽培北限可以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但是,到了宋代,气温要比唐代低23℃,因此,南方的茶叶生产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宋代茶业的发展

⑴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

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建安设立贡焙,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官,西溪又次之。

北苑贡茶采制很讲究,对当时茶叶制造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跑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年。这表明了宋朝的官焙对当地茶叶起到了一个技术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各地私焙的兴起,又反过来对官焙有质量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土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土产茶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

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⑵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

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

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

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秭归)和江南一带。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

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如欧阳修的《归田录》(1067年)中载: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口,日注为第一,自景(公元13031038)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汴上,遂为草茶第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

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⑴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熊蕃和熊克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等。

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

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

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比唐代都有新的发展。

⑵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

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北苑贡茶进入皇室后,在茶品与官品之间有严格的对应规定,茶的赐用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如龙茶只供皇帝饮用,或只能由皇帝恩赐给执政、亲王、长公主。凤茶,专供皇室成员、大学士和将帅。近臣可得到京挺、的乳等茶。

宋代饮茶礼仪中,赐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赐茶包括皇帝向大臣们赐茶,朝廷向外国来使赐茶、宫廷游观活动中的赐茶,皇帝向国子监的监官、学官及太学生赐茶,还有在宫廷中的婚丧礼仪中也有赐茶的内容。由赐茶而衍生出来的还有大型的宫廷茶宴。

第二,贡茶的精益求精,促成了斗茶、品茶艺术的形成和提高。

由于皇室十分重视贡茶的质量,各贡茶督官对品质的改进十分重视,贡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方官的仕途,因此,茶叶产地的质量竞争也十分激烈。斗茶,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于此同时,在斗茶活动不断升温之际,对品茶、斗茶技艺的理论探讨也不断进行,典型的就是蔡襄的《茶录》,《茶录》就是专门为仁宗皇帝了解贡茶及其品尝煮饮技巧而写的一部专着,其中论及到民间斗茶的用器、过程、评判优劣的标准等等,如《茶录》一类的着作对沟通皇室与民间的联系,对斗茶及品饮艺术的理论提升,对进一步推广和指导各种贡茶的质量竞争,都具有很强烈的影响。至于宋徽宗以一种茶叶专家的姿态撰写《大观茶论》,更不容下官平民们等闲视之。其影响力、倡导力更是巨大。这些影响其实就是朝廷由上而下的一种间接的干预。

⑶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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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茶文化(下)


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

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

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乾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

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斗茶对茶叶品质的要求,在蔡襄的《茶录》中已有完整的记述。

茶色: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水泉不丹能损茶味。

斗茶对器具的要求也很高。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汤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这样描述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

杨万里的诗作《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也详细地记述了分茶的种种妙境。诗中称: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当然,有的时候独自一人,用分茶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结,并不刻意追求其中的诗文画面,心绪随着碧云悠悠,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诗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指的就是这种分茶排忧之法。

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取西夏,1234年,又联合南宋又灭掉了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于1264年把统治中心从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克临安,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都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

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

在用茶上,不管团茶或散茶,大多碾为茶末来饮用,如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七律七首中,对茶叶的碾、杵、煎有形象的描写,如玉杵和去舂素月,金刀带雨煎黄芽;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

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

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蒙古族色目人对汉人有很强的歧视性和排斥性,不少汉族文人对元代统治者有种本能的反抗性,在元代统治者下,不少人采取了洁身自好的归隐生活方式,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虽为朝廷命官,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

如赵孟頫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

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一泉。贪恋君思当北去,野花啼鸟漫留连。

我尝游惠山,泉味胜牛乳。梦想寒月泉,携茶就泉煮。

又如赵原《陆羽烹茶图》,其画风古朴,题诗清新。诗曰: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

再如倪云林题《龙门茶屋图》诗云:龙门秋月影,茶屋白云泉。不与世人赏,瑶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风舞沦涟。何当蹑飞凫,去采池中莲。

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

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宋元时期茶具、茶文化的发展


北宋共历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太祖赵匡胤在位仅十余年,太宗于976年继位,年号太平兴国,茶事亦在促兴之列,因为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即下诏要求向朝廷贡茶,并且贡茶的样式必须是取象于龙凤,以别庶饮,就是要贵贱有别,使喝茶体现天子龙威。当时有名的贡茶基地是福建建安,产地境风凤凰山一带称北苑,故又称所产之茶为北苑茶。并苑茶以龙凤团茶(即以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而成的饼茶)著称。咸平年间,丁谓研制出更精良的大龙团进贡皇室。庆历间蔡襄造小龙团又胜一筹。以后,元丰间有密云龙,绍兴间有瑞云翔龙,大观初年出白茶,宣和年又有细水芽、龙团胜雪等。宋代还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使饮茶的含义又引申开去。宋徽宗亲撰《大观茶论》,鼓吹壮举茶之妙,由此,斗茶之风盛极一时,达官显贵、平民百姓、文人墨客乐此不疲,成为宋代品茗特色。

闲茶时先要把杯盏温一下,然后是调膏,即用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放入盏中,注入一点沸水,把茶末调制成膏状。接着是关键的点茶,即将开水冲入杯、盏、碗内,须冲点,收止自如,不多不少;再用一把小帚状的茶筅搅拌、旋转,以使茶面色泽鲜白、均匀,汤花(茶汤上的泡沫)要紧贴边沿,以保持时间久者为胜。当时用的是北苑茶,其名目已多达四十余种。起初,斗茶尚有斗择优进贡之意,后成为一种娱乐和自我调养的功夫。

将茶艺艺与书画诗文融为一体,使品茗提高到精神境界的,要数一批文化名人,如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他们品茗、赋诗、作画,留下千古名作。李清照创茶令,即一人出题考另一人,答对者饮茶,输者只能闻得茶香。

宋、元时期茶肆、茶楼兴盛。南宋临安茶馆接纳天南地北来客,成为社交场所。另外,随着茶饮推广普及,自宋代起的国家茶政开始对茶叶实行国家专营,称榷茶。而在边境地区则以茶马互市(以茶换马)形式做贸易。这两项针对茶事的国策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茶具与茶事相适应,五大名窑争奇斗艳,继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后出现了色彩缤纷的瓷艺世界。宋代民间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出名的磁州窑以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为特色,朴实淳厚的风格留下了茶史、民间工艺的珍贵资料。

五大名窑中的定窑一族,常见于文人笔墨,苏轼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

在宋、金享有盛名的钧窑,以其天青、蓝灰、灰绿、葱绿、黑绿、月白、红紫等丰富多彩的釉色见长。它在元代渐渐形成体系。

耀州窑系是与磁州窑系几可比肩的另一著名民窑系统。它以青瓷为主,兼烧白求恩釉、黑釉、绛番等,以刻花、划花青瓷为最著名。

南方的青瓷窑场,当以浙江龙泉窑为最著名。它起自五代,在南宋为高峰,清康熙以后衰落。其北宋产品造型稳重,品种丰富,流行浮雕莲瓣纹。南宋时,烧造了粉青、梅子青等名贵釉色,品种繁多,几乎涉及日用品的大部分,与茶事有关的也不少,如渣斗、杯、盏、碗、壶等。

五大名窑中汝窑窑址发现很晚,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有关记载也有些神秘。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文献中或称其釉色卵白、鸭蛋青、汁水莹厚如堆脂然,釉面开细纹片,即蟹爪纹。

哥窑和官窑也是五大名窑成员,以哥窑的龟裂开片最著名,形成独特的美感。

宋代盛行斗茶,深颜色的茶具更能够衬托斗茶所呈现的白色茶纹和泡沫,因此与唐代的青白色调比起来,宋代更钟爱黑色的底色。所用茶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建窑兔毫盏。其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苏轼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都是咏此茶盏的名句。

元代的制瓷也较可观,产品在器型、釉色等方面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这时江西景德镇青花瓶异峰突起,闻名于世。青花瓶不仅国内珍爱,而且远销国外,特别是日本,因茶汤之祖珠光氏特别喜爱这种茶具,后来青花茶具又定名为珠光青瓷。天目茶碗也传至日本,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佛僧到我国天目山佛寺留学,曾带回天目山的茶碗,这种茶碗施有黑釉,因此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带黑釉的陶瓷通称为天目瓷。天目茶碗有黄天目、白天目、黄践、曜变、油滴鳖盏、灰潜兔毛盏等。

中国的饮茶文化(上)


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其实聚饮亦很有趣,主要有茶宴、茶会、茶话会等方式。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分茶游戏。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茶室、茶馆。独饮对饮品饮聚饮独饮、对饮、品饮、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杯茶独酌,慰孤独,益神思,得茶之神韵。寒夜与友对饮,促膝相谈,可得茶之趣。"茶三酒四",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可领略茶之美味。

多人聚饮,办茶会、茶宴,以茶会友,亦可止渴、小憩、开展社交、获取信息,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关饮料"。

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有独饮、对饮、品饮和聚饮几种。

独饮是何滋味?李白《月下独酌》写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酒未能使有"醉仙"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反刺激得发狂,竟为幻觉所驱使,与月与影对饮,且歌且舞。这便是酒道,酒是躁狂之物,能使人迷幻,失去常态。李白若是以茶代酒,月下独饮,会如此么?这决不会的。

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圆形、鸟形、掌形,还有薄片形,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月芽薄片形。阳羡茶是唐代名茶,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阳羡即今之宜兴,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

《走笔》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若要办茶诗大奖赛,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全诗31句,行文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诗人睡梦正酣,见茶至而兴奋不已,感激不已。茶中自有一份真情,见茶如见朋友面。茶非平常物事,乃是感情的载体。茶中有王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王道又很霸道。但罪不在茶,茶是雅物。诗人反关上门,煎茶独饮,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一碗润了喉,二碗提了神,三碗来了文思,四碗宽了心胸,五碗轻了肌骨,六碗只觉手眼神通,七碗竟飘飘欲仙。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提神醒脑、启迪心智、致清导和其快感竟如登仙境。这便是茶中之道。茶使卢仝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神游仙境;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罗曼谛克,醉入幻境。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以茶代酒"、"饮茶解酲"是茶道的胜利,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

张源于1595年前后着的《茶录》叙饮茶体会和心得,顾大曲序说: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这位"隐士"无所事事,深山苦读,若不是以"独饮自娱",他能坚持30年么?恐怕不能。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以茶为伴,"琴棋书画"后应添一字:"茶"。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历千余年之久,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

陆游的《夜汲井水煮茶》、杨万里《舟泊吴江》,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

月下窗前,独自品茗,慰孤独,益神思,可得茶之神韵,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心有所得,总想说道说道,说给月听?说给影听?那要饮酒,饮得酩酊大醉,以便恍兮惚兮,进入虚幻,生发狂想。茶却是"现实主义"饮料,越喝越清醒,虚与实,阴与阳,一清二楚,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

若是严寒的冬夜,拥炉独饮,虽可领悟茶之神韵,但终究有些冷清。此刻,有故人不期而至,不由喜出望外,然后促膝而坐,共同煮水煎茗,室外大雪纷飞,屋内炉火跳跃,釜中茶汤鼓浪,白气袅袅,香味四溢,此情可入诗,此景可入画。宋代诗人杜来的《寒夜》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原诗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把"寒夜茶"和"窗前月"、"雪中梅"视为同等的雅事。寒夜与友共饮佳茗,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提出的"茶宜"之"无事"、"佳客"、"幽坐"、"吟诗"、"精舍"、"会心"、"赏鉴"等项。若仅为止渴而饮,便没了情趣。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怡养从容雅致、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三人为众,三人一块饮茶正合"品"字之义。"品"字字形是三个"口"字组成的,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独饮太清冷,对饮虽有情趣,二人促膝相谈,如同唱二人转,不是你说就是我唱,没个喘息时刻,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不会戛然中断,相对而言,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那茶自然就更有味!

多人聚饮(指三人以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如茶宴、茶会、茶馆、茶摊。特别是茶馆,南来的,北往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张王李赵,五方杂处,茶人为解渴而来,又解渴而去,似无茶道之可言!但较之闹市通衢,较之商店市场,较之餐馆酒家,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五知己共一茶桌,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约一二良友,叫上一壶好茶,边饮边聊,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神经顿时轻松,觉得十分惬意。人虽多,但各人头上一方天,谁不妨碍谁。若是饮酒,划拳行令,噪声聒耳,一旦醉酒失态,发难斗殴,不仅妨碍公共秩序,也有损个人健康。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聚众饮酒不可,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对饮、品饮,但因茶德高尚,是文明饮料,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

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行茶仪式是:喇嘛排列成行,披法衣静坐,神态庄严,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此茶已碾碎,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待茶熬煮得香浓时,由年轻僧人酌茶,并分施给众僧;施主拜伏在地,大唱赞美歌;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并一同用茶。礼成。

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共8000杯,费银50两。此事见于咸丰二年(1852)葡萄牙教士忽克所着《中国西藏旅行记》。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鲍尔写的《西藏人民》一书。

西藏高原上的茶文化


藏族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饮食习俗别具风格,其中酥油茶便是藏民族特有的营养饮料,以其原料的营养性、制作方法的独特性而闻名遐迩。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高原茶文化。西藏高原上的茶文化,至少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茶叶在唐以前亦称“”,《尔雅·释木篇》中说:“木,苦荼(茶)也。”藏语称茶为“荚”,是当时汉语“”(茶树)的译音。茶叶具有消食、止渴、去腻等特殊的功能,对于缺氧、干燥和以肉食、酥油、糌粑为主食的青藏高原人来说,确实是不能一日无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国王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昧,觉得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是为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

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即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

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系于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宋朝时开辟了多条通往藏区的“边茶古道”,相继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市)、黎州(四川汉源县)、调门(四川天全县)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从而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茶道。这条古茶道行程5000公里。当时雅州曾规定:吐蕃一匹上等马可换茶叶120公斤;一匹中等马可换茶叶80公斤;一匹下等马可换茶叶40公斤。元、明、清三朝都先后在拉萨、萨迦、日喀则、江孜、墨竹工卡、拉孜、昂仁等地设立过“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贸易。

据记载,明初茶贵马贱,每匹马可换茶50多公斤;明末茶贱马贵,每匹马可换茶250多公斤。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到西藏的茶叶量更大,据1941年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就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西藏的茶叶约2.6万多包。这种“茶马互市”不但成为藏汉经济的干渠,而且促进了西藏民间贸易的发展。后来,茶马贸易又扩大到私商交易,有不少四川、云南茶商将茶贩运到西藏,利获数倍,形成了蜿蜒于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腹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茶马古道。汉地与藏地之间的茶马贸易,以及中原地区形成的高雅的茶文化,对西藏高原茶文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西藏饮茶日益成风。久而久之,一种新型的、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逐渐形成,饮酥油茶也日益成为藏族老百姓的日常必需。

在西藏高原这种带有草原风味、具有独特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一千多年来,已深入到藏族人民的社会风俗、社会礼仪和生活艺术各个方面,从茶礼、茶具、烹茶方式和饮茶习俗等形成了西藏高原茶文化的特色。喝茶是藏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客来敬茶,是藏族茶俗中最主要的内容,反映出他们日常生活的恭敬、和睦、祥和的气氛。

在西藏民间,藏族把敬茶作为远别的一种重要礼仪,祝愿亲朋好友一路平安。村口、车站、机场,常常可以见到送行的人们背着盛满酥油茶或甜茶的暖水瓶,为亲友送行;小孩生下来的第二天(女孩是第四天)亲朋好友也要带上酥油茶为之祝贺;到医院里去探望病人,带上一瓶浓浓的酥油茶或甜茶,病人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在西藏,不管是在农区、牧区,还是在城镇,无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常住的友人,一踏进主人家门,首先端出的是香喷喷的酥油茶,主人双手捧上,恭敬地请你喝一杯,接着再寒喧议事。请喝茶是藏族人民好客的表示。

在西藏高原形成的以酥油茶、甜茶为主体的多姿多彩的茶文化,把茶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共同构成中华茶文化的大观。

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上)


最近的二十多年是中华茶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中华茶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喷涌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着《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知识,宣传茶与健康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茶叶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茶叶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茶叶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茶叶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茶叶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茶叶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茶叶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茶叶业务的国家商业部茶叶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知识宣传,扩大茶叶销售。由茶叶加工处张大为同志、茶叶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知识,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知识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茶人之家。浙江省茶叶公司茶叶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茶人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茶人之家》刊物(后改版为《茶博览》),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中华茶文化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1983年10月,浙江省科协主持,浙江省茶叶学会、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分会联合在杭州召开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推动茶叶界与医学界联合研究茶在医药中作用的会议,是对茶与人体健康认识深化、茶的药用价值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利用的一个转折点。吴觉农先生称赞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个创举。

1984年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涌动。当年,湖北天门成立了陆羽研究会,将中国茶叶史上的先哲正式搬上舞台,昭显中华茶文化的辉煌。1987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吴觉农选集》出版发行,1988年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也正式出版发行。同年,杭州成立筹建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安徽电视台拍摄了《茶圣陆羽》,将其搬上屏幕。庄晚芳先生提出倡导中国茶德廉、美、和、静四字原则,引起茶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1989年4-5月,台湾地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会长黄正敏、台湾天仁集团副董事长李瑞贤、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经理蔡荣章等茶业界同仁两次访问大陆,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艺表演,为刚兴起的大陆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同年9月10日至16日,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全面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多彩的内涵。该活动由国家商业部土特产品管理公司、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新华社北京分社、中国农副土特产品开发公司联合主办,全国有120余家茶叶主管企业参加展出,有8支茶艺表演队参加了演示。日本、美国、英国、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多家企业应邀参加贸易洽谈。启功先生题写了展览会会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国家各部委及北京市等单位的十余名省部级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茶界前辈黄国光、陈椽、阮宇成、钱梁、陈观沧、裘览耕、刘祖生、杨兴祥、王郁风、于宝森等出席了开幕式。吴觉农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也驱车策杖参观了展览。他在认真地观看了展览的各部分内容后十分兴奋,为展览会挥毫题词祝贺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圆满成功。这次展示活动,集全国茶界之力,文化内容突出,反应强烈,震动很大,为中华茶文化的复苏吹响了号角。

复苏阶段,主要是指1990年至1999年。

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成功举办,在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昭示了中华茶文化的美好前景,为全国性的茶文化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

为了弘扬茶文化,业内的民间社团纷纷组建。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担负起国内茶人和世界华人的茶文化交流任务;1992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成立大会,也将弘扬茶文化列为工作任务之一;199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经过多年酝酿在杭州宣告成立。早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中国茶叶学会以及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将很大的精力转移到弘扬茶文化的工作上来。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规格一次比一次高,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影响一次比一次广泛。同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参与主办了许多地方性的茶文化活动,如: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以及茶与佛教的茶事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茶文化的传扬。此外,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通过相关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密切和加强了同东南亚各国的茶文化交流,进一步传播了中华茶文化,提高了中华茶产业的国际地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从成立之始就将弘扬茶文化、发展茶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积极利用各种会议和商品展览展销活动,大力营造茶文化氛围,提升茶文化宣传力度。继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十年后,与国内贸易部商业发展中心联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99中国茶文化展示周活动。此次活动比1989年的规模更大,档次更高,展品更精,文化内容更丰富。全国政协三位副主席及国家各部委的约二十位部级领导出席了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央候补委员王如珍还专门前往参观,有效地推动了茶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中国茶叶学会在这些年中,除了交流茶叶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外,在茶文化宣传上。以茶与健康为主题,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在茶对人体的保健功能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使饮茶知识广泛深入人心,大大地促进了茶的消费和利用。

中华茶人联谊会积极加强与港、澳、台茶人和海外华人的茶文化交流,多次组织海峡两岸茶人的交往,密切了两岸茶人的情感,促进了两岸茶文化的互动与发展。

与此同时,茶文化的弘扬也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本地茶产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举起茶文化的旗帜,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特色经济,引领企业和农民进入市场。

浙江杭州市借助国字号茶叶机构集中,茶文化资源深厚和地理区位的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举办茶文化活动,1990年又率先举办了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以后每年都举办大规模的茶文化宣传活动。2005年,该市又提出打造杭为茶都的口号,并利用杭州的茶叶机构吸引国内外宾客参观,展现茶祖国的灿烂历史和茶文化发展现状。河南是产茶的小省,茶区集中在信阳地区。信阳市政府从1993年起每年都举办茶文化节,至今未断。上海市匣北区政府从1994年起连续每年举办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云南思茅市也从199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国际普洱茶文化节,新昌、安溪、溧阳、英山等重点产茶县政府每年也都举办各式各样的茶文化活动。

同时,茶文化人士也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发掘和整理茶文化遗产的工作中,茶文化书籍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这十年中,出版发行的有《中国茶经》、《中国茶事大典》、《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古代茶叶全书》、《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名茶志》等等,还有历代的茶史、茶道、茶艺、茶具、茶馆、茶人传记、各地名茶以及众多介绍茶文化的丛书,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茶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在此期间,茶文化弘扬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市茶叶学会在1992年成立了少儿茶艺,在小学中普及茶文化,将茶文化列入学生德、智、体、能的教育中,收到很好的效果。目前受茶文化熏陶的学生已达四万余人。1999年,少儿茶艺活动被引入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组织了多所学校,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少儿茶艺在乡村也有发展1994年浙江省武义县组织了乡村少儿茶艺,培养传承中华茶文化的后来人。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为弘扬中华茶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台有影、电台有声、报刊杂志上有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业在全国悄然兴起,更多的人群走出酒楼,走进淡雅清和的茶馆,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因而茶馆也就成为传播茶文化的重要窗口。

发展阶段。经过茶界同人和热心茶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近二十年的努力,2000年后中华茶文化已进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茶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融合的阶段。

各地的茶文化研究社团继续发展,茶文化活动更多更活跃。各地茶文化活动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如: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从2000年举办第一届国际茶文化节和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后,到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茶文化节和六届茶文化博览会。每届活动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次,将本来茶消费极盛的广东茶文化推至炽热的程度。又如:山东省利用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为基地,大力宣传茶文化,从2001年起举办了三届中国济南国际茶博览会,把有浓厚饮茶习俗的销茶大省山东的茶文化氛围搞得红红火火;还有,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发掘、重庆永川茶旅游文化的发掘、四川蒙山茶文化的发掘、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发掘、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的发掘、陕西法门寺及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禅茶文化的发掘,以及陆羽《茶经》的研究和茶历史遗址的发掘研究等等,使人们对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2001年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标志着茶界同仁重视结合茶产业的发展实际,研究吴觉农先生的光辉茶学思想,弘扬当代茶圣的崇高精神,将引导中国茶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0年后,泡茶饮茶艺术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人们从审美角度宣传茶文化。各地大力发掘和整理深藏在民间的各种饮茶习俗和各种茶类的泡饮方法,并经过艺术加工搬进茶馆,搬上舞台。2001年和2002年,几个全国性的行业社团联合在广西横县举办了两届全国茶道茶艺表演赛。2003年和2004年又在云南思茅举办了两届全国民族茶艺表演赛,推动了饮茶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地的茶艺培训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茶艺培训工作开办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国外来华接受茶艺培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我国的茶艺表演也开始进入西欧,向西方世界进军,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华茶文化的关注与兴趣。茶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全面复兴,弘扬茶文化的各种刊物也应运而生,尤其是《茶博览》的恢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茶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将茶文化推向高潮。200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先生适时的提出倡导茶为国饮,将茶文化定位为以茶会友、以茶清政、以茶修德,将弘扬茶文化与党中央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相融合,赋予了茶文化更强大的生命力。

武夷茶的历史茶文化(上)


南朝时期(479~502),品饮武夷茶开始形成一种带有文化色彩的艺术(即茶艺)。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论证:武夷岩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就以晚甘侯之名而闻名。文人为武夷茶赐封了晚甘侯这带有雅号的爵位,说明茶艺自此时起即具萌芽状态。晚甘,蕴含着甘香浓郁,美味无穷(俗称为先苦后甜)之意,此雅号的文化色彩与茶味一样,是异常浓郁的。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文人孙樵馈赠15饼武夷腊面茶给刑部尚书焦某。随礼的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函文用拟人化的笔法赞颂武夷茶,诚请焦尚书尽享武夷茶(晚甘侯)的侍侯,慎勿贱用之,即要高层次的细品慢饮,切勿牛饮解渴。

此时,民间的品饮也开始讲究茶具、炊器等,并在火候、配水等方面下功夫。把茶叶、饮用和文化气氛联系起来,初步体现了茶文化的艺术内涵,为宋代兴起的茶艺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武夷茶生产兴盛时期,饮茶方式日益讲究,从煮饮改为品饮。当时对于名茶泡饮,主要目的不在于解渴,而在于鉴赏。宋徽宗《大观茶论》称,武夷等地之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名山、名水、名茶、加上名人赞扬渲染,武夷岩茶身价更是不凡。

品饮名茶的习俗是随着茶事之兴而趋雅致。宋代武夷山人讲究品茗艺术。文人羽士把饮茶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具有高尚的意境,时称斗茶。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过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就是当时斗茶盛况的写照。斗茶时比味、比香、比色,评比时众目注视,争议时手舞足蹈,胜者趾高气扬,输者垂头丧气。斗茶者的神态,刻划得栩栩如生。斗茶为文人学士所崇尚,其内容有点茶、试茶,以品评茶质之高低而分输赢。

斗茶讲究水质、茶具。当时推崇建窑出品的兔毫盏。这种盏底小壁斜,下狭上宽,使茶汤易干而不留渣,使茶的香味散发益显,越宿不馊。建盏在盏口沿下1.5~2厘米处有一条明显折痕的注汤线,它是为斗茶观察水痕而设计制作的。建窑生产的瓷器为宋时全国八大名瓷之一,产地为崇安相邻的建阳县。崇安星村镇的遇林亭窑也生产兔毫盏和其它高级茶具。遗址尚存。

宋代斗茶,是将龙凤团茶碾为细末入盏,注水搅动,以比试茶的汤色和在盏中的水痕来决定品种的优劣胜负。茶之汤色以纯白为上,青白次之,灰白又次之,黄白再次之;盏中水痕,以盏无水痕为绝佳。武夷岩茶斗试,以水痕先出现者为负。

宋代斗茶很重视操作技艺。斗茶时,按茶盏的大小,用银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搁入涤烫过的茶盏中,向盏内注入沸水,调成膏状。在点注时,要准确而有节制,不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水少则粥面紧。注茶时还需一手注水,一手执茶筅,旋转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成汤花。运筅轻重缓急要得当,与点注配合默契,才能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

宋代的斗茶,既是斗色,亦是斗品。宋黄儒《品茶要录》: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其次拣芽。斗品最为上。武夷岩茶就是通过斗茶、评品,精选为贡茶的。从而促进了武夷茶的生产,提高茶叶的质量,扩大了武夷茶的影响。

在宋代除了斗茶,朝野上下还流行分茶,即以沸水冲茶末,使茶乳变幻成图形字迹的一种游艺,又称茶百戏。宋初陶谷在《荈茗录》中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此茶之变也。诗人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生动地描绘了分茶的情景:分茶何似煮茶好,煮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空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势字嫖姚。茶水交融,呈现奇妙的变幻,有如悠远美丽的景色,又似劲疾潇洒的书法。

宋代朝廷饮茶的茶品,多是武夷茶。苏轼、范仲淹的诗文为武夷茶增辉添誉,影响到宫廷官宦时常参加斗茶活动。宋徽宗赵佶即酷爱斗茶、分茶之艺。蔡京在《廷福宫曲宴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逸事:北宋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有通百艺之称的宋徽宗,召请宰执、亲王等近臣,宴会于延福宫。酒后茶余,兴致勃勃的皇帝,命侍臣取来茶具,亲自注汤表演分茶之艺。不一会儿,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可见分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隋唐五代茶文化(上)


隋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隋代统一全国后,为茶业的进一步南北交流和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修凿,对促进唐代的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唐代茶叶产地自唐代始,茶叶的产地快速增加,到中唐时期最为兴盛。正如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的: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开元、天宝之间,即公元713756年,至德、大历间,即公元756779年。建中即公元780783年。

陆羽《茶经》中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中载有八个产茶区,一个郡,四十二个州。

山南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淮南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浙西湖州,常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剑南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浙东越州,明州,婺州,台州;黔中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陆羽例举的这些茶叶产地,只是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产地。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⑵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生产的大发展,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而西北及中原地区不产茶,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都证明了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

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我国贡茶的历史很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皇室祭祀前送到,还是在唐代中期开始的。原先的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贡焙,只是一般的贡茶制作场所。后来,由于陆羽的推荐,试贡后受到皇帝的喜好,因此,成为定制,制茶技术在此间也产生了很大的飞跃。

到了贞元(785805)以后,单单长兴一个地方,每年采造就要役工三万人,历经一个月时间。此地不但茶叶质量很好,而且数量也很大,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茶叶的发展。

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使唐代茶叶市场平添了许多活跃的气氛,如封演所着的《封氏闻见记》中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北方茶饮,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南方的茶叶市场更加热火朝天。在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地发达起来。

唐代晚期,我国茶叶南北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泗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

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在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这其中就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

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因此,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交易。

⑶唐代茶叶名品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及贡茶制度的促动,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商货不在焉。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着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150多种。

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上)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着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二、齿礼时敬茶;三、宾礼时敬茶;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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