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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茶文化事业的贡献
在历史上，佛教对茶和茶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饮茶之风佛教认为茶德精神，是与禅学相通和相融的，所以，提倡禅宗修炼时饮茶。佛教信徒遍及整个中国；加之僧人行遍天下，对饮茶的传播和号召力，比一般人更见效，速度更快，为饮茶很快普及到民间做出了贡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说的是由于佛教的推动，使当时初不多饮的北方，也开始饮茶成风。
２、创造了饮茶意境佛教不仅提倡饮茶，而且还创造了饮茶意境，把饮茶与禅宗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诗僧皎然（约720─约789），是茶圣陆羽的挚友，自称谢灵运十世孙。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这里，皎然把饮茶过程中的静心、自悟贯彻到禅宗思想中去，使饮茶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神韵和精神寄托。所以说，饮茶便得道，可以涤昏寐、破烦恼、清我神，这样就把饮茶与佛教的大彻大悟联结起来了，使饮茶提高到一种新境界。所以得道，意谓僧侣虔诚苦心清修获得或成就了某种思想、功德或事业。
杭州的净慈寺，始建于五代。历史上寺僧提倡以茶悟性，因此颇多茶艺高手。宋时，苏东坡第二次来杭任知州时，于元佑四年十二月卄七日到北山葛岭寿星寺小叙。南山净慈寺南屏谦师闻讯前去拜会，并亲自为苏氏点茶。东坡深知谦师点茶有道，品饮后更觉谦师茶艺高明。于是，当场作诗一首。一开始便称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接尾还说：先王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苏东坡还在诗中特别注明：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知于心，应之于手，非可言传学到者。对谦师茶艺，敬佩不已。事隔几年，苏氏再作诗《又赠老谦》。烹茶达到如此境界，实出僧侣之手。烹茶三昧手的典故，也一直为今人津津乐道。
3、最早提出茶道概念世上第一个提出茶道这一概念的唐代长兴抒山妙喜寺住持皎然，他与茶圣陆羽是忘年之交，是一个爱茶诗僧。在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最后说到三饮便得道时。对这个道，皎然又作何解释呢？皎然说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说茶道的含义，非常深奥。若要揭开它的全貌，只有神仙丹丘子知道。但在这里，却是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发展史上，诗僧皎然第一个提出了茶道这个概念，比日本茶道之说要早600多年。如今说到茶道时，许多人认为出自日本人之口，其实它是地道的中国产物。
4、发展茶叶生产俗语说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佛教崇茶、尚茶，更为茶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用亲手栽制的茶与诗人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它便是庐山云雾茶的前身。
唐时，有许多名茶出自寺院。当时浙江普陀山的僧人广植茶树，创制了着名的普陀佛茶。杭州灵隐、天竺两寺种的茶，这便是如今西湖龙井茶的最早产地。
宋代，贡茶产地福建建溪，其地从南唐开始便是佛教盛地。建茶的兴起，应是包括南唐僧人在内的历代僧侣努力的结果，才引起宋代朝廷的注意。又如福建武夷山天心观僧人栽制的大红袍，安徽九华山寺院僧人栽制的九华毛峰，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僧人栽制的罗汉茶等，无一不与僧侣有关。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历史名茶，或多或少地印有佛教的踪迹。
5、传播茶事文化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对茶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茶的向外传播，更是功不可灭。
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佛教由中国传入高丽，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的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据《东国通鉴》载，在唐时，新罗兴德王之时，遣唐大使金氏（大廉），蒙唐文宗赐予茶籽，始种于全罗道之智异山。公元十二世纪，高丽的松应寺、宝林寺等着名寺院积极提倡饮茶，使饮茶之风很快普及到朝鲜民间。
中国茶传入日本，一般认为始于汉代，但有文字记载的是唐代，第一个从中国学习茶事的是日本来华学佛的高僧最澄。他于公元８０５年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后将茶种带回日本，种于近江（今滋贺县境内）的台麓山。接着日本高僧海空也几度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也带去饼茶和茶籽，他们都为中国茶种传到日本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最先把中国禅宗茶理带回日本的僧人，是宋代从中国浙江天目山径山寺学佛的南浦绍明和在浙江万年寺学佛的荣西禅师。他们回国后，都将中国的饮茶之道，在日本寺院和民间广为宣传。高僧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宣传饮茶好处，使日本饮茶之风很快地普及开来。
次年（805），日本高僧空海又来华学佛，回国时（806），也经宁波出海回国，再次带去茶种，种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等地。此后，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815）四月，巡幸近江，经过梵释寺时，该寺高僧、遣唐使永忠，亲手煮茶奉献，天皇赐予御冠。天皇巡幸后，下令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贡品。从此，日本茶叶生产才开始发展起来。
宋时，最先把中国禅宗茶理带回日本的僧人，是宋代从中国浙江天目山径山寺学佛的圣一国师，还有南浦绍明，以及在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学佛的荣西禅师。他们都是经明州（宁波）回国后，将中国的饮茶之道，在日本寺院和民间传播开来的。高僧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宣传饮茶好处。加之荣西高足明惠的积极推广，使日本饮茶之风很快普及开来。
还有日本高僧道元，到宁波天童寺学法，后回日本静冈静牧之原巿的大圆觉寺修行，并将从四明山带去的茶种，播种于静冈牧之原一带。如今，静冈已成为日本最主要产茶区，其地所产的静冈茶始祖，就出自宁波天童寺周边的四明山区。
对佛茶的认识
何为佛茶，尚无统一认识。只有透过事物现象，方能看出事物本质。为此，综合相关资料，认为佛茶需符合以下几个基本特性。
1、茶与佛教的缘由茶与佛教结缘，如上所说，是一步一步深入的，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活需要和尚家风以茶悟性沟通神灵。但这几个阶段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更是由前因后果的。它步步深入的结果，便是茶禅一味，即茶理与佛性是相通的。
2、何谓佛茶凡能称得上是佛茶的，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凡佛茶，应是隶属寺院所有，僧侣培育采制的茶；（2）凡是佛茶，应是心灵上的养生、修心、悟性之物；（3）凡是佛茶，应是蕴含佛法意境，确保它是天然无污染的生态有机茶。
其结果是：佛意天成，茶是可以大彻大悟的。
3、佛茶的意境凡称得上是佛茶的，应该说这种茶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却隐藏在饮茶心中，虽不能言，却是能意回的。这就是：
（1）凡是佛茶，应体现出一种意念：相信有佛意蕴含其中。
（2）凡是佛茶，对僧侣而言，此是悟性之物，充分体现和的境界，保持一颗平常人的心。
（3）凡是佛茶，饮茶有利修性养生，饮茶有利于保佑平安。
总之，佛茶：应是佛门所有，能保持洁净（清洁化生产），还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悟性、保平安）。有了这种茶，能使净和力的境界，为其它茶所无法达到。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佛茶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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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明代，海州作为沿海疆域受到红蝇赶散事件的波及，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明代海州制盐业的发展给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代海州经济很快得到了崛起。板浦的汪姓、许姓、以及李汝珍、吴承恩、吴敬梓等许多名门旺族儒商雅士都是明代移民海州的，他们的到来给海州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海州茶及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明代海州佛、道教的兴旺，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尤其是三元宫、法起寺、碧霞寺等善男信女云集，寺僧们每每布施佛茶，讲解经卷，这对云台山茶叶在苏北鲁南地区提高知名度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的场景从明代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大娘子在去清江浦的途中专门往云台山三元宫进香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明顾乾《云台山志》就记载悟正庵在宿城山顶，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天下分六榷，而海州居其一，海州产茶之山以云台为最，明代海州茶以云台为最。以此看出，明朝海州有茶，而且产茶地就不止云台一处，应该说当时的茶叶品种也不仅仅一种云雾茶。连云港的茶叶好于他乡贵于他州，这主要是由于它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明代《西游记》描写花果山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可见其环境之好。
由于明代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茶马互市，朝廷对茶叶生产和发展极其重视，此外，海州制盐业的发达，使海州成为商旅云集之地，明万历神宗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就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在此之前，朱元璋的女婿就因贩卖私茶、走私淮盐被斩，可见明代海州盐业的鼎盛地位。朝廷对茶叶生产的重视和盐业的繁荣相应地推动了海州茶文化的发展，从吴承恩《西游记》和李汝珍《镜花缘》这二部以明朝的口吻说唐朝事件的小说里其对海州的茶文化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从茶叶生产，茶叶品种，泡茶用具，饮茶风俗等都具备了当代茶文化的雏形。
明亡后，清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和台湾郑成功的来袭，实行了严厉的裁海政策。据《嘉庆海州志》载顺治十八年秋，尽迁云台山口军民、灶户于海内，钉塞海口。至康熙十六年春始复。裁海，给云台山的经济及茶叶种植造成了重创，使得云台山这座海内灵山被废为界外，三百里云台弃为榛莽，山民被迫迁出,流离失所亡命他乡。短短二十年的裁海给海州茶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即便康熙四十九年做海州知州的姚陶，费尽心机想恢复云台山的茶叶生产，但终是力不从心，后来离任时带着遗憾而去。云台山的茶叶直到清末才得以逐渐复苏。清初的裁海政策给云台山的茶叶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茶园荒芜，仅在悟正庵、法起寺周围散乱地存有为数不多的茶树，山僧每年只采一、二斤，视为龙团凤饼，秘不示人。清代许多朝廷重臣都很难喝到地道的云台山的云雾茶了。因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在整肃海州盐政之余，坐在三元宫的屏竹禅院中悠闲地品评着云台山的云雾名茶后，即兴赋联说：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山还沥沥，一庵同吃赵州茶。这位边疆大吏从云台山的云雾茶想到了赵州和尚从谂的吃茶去这个具有佛意禅理的名偈，形象地把云雾茶比作赵州茶。从而，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振兴海州茶的信心和决心。
清末民初，因受周馥、张謇等振兴实业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广东候补直隶知州宋治基联合海州士绅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云台树艺公司，在云台山中择68处山地，广植桐、柏、樟、杉等树木，在向阳的山坡上栽种茶树，真是有山皆种树，无地不栽花。屋绕三分竹，围墙半亩茶。绿肥红瘦处，看罢夕阳斜（张学瀚诗）。由于云台山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肥培管理，茶树吸山川之灵气，蕴花果之精华，树艺公司生产的云雾茶外形优美，汤色绿亮，香高味浓，口感爽滑，曾获南洋劝业会金奖，云台山的云雾茶一时名闻遐迩。可是好景不长，未几，战乱爆发，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事纷起，尤其是云台扁担会的革命，使得树艺公司无疾而终，云台山的茶叶发展计划也就此搁浅。云台树艺公司的成立要比清政府的振兴茶叶计划早了多年，直到四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才派郑世璜等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民国三年（1914）及民国八年，云南、浙江又先后派朱文精、吴觉农等赴日本学茶，并先后在南京钟山等筹设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安徽祁门设茶叶试验场，但都因战乱关系未能发展（据吴觉农《茶经述评》）。以此也能看出连云港许多有识之士对家乡茶叶发展的远见卓识。
早期连云港地区有记录的茶叶种植只在云台山区，在《嘉庆海州志》物产条里面记载海州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但在赣榆条中，却仅记山茶生秦山，却无茶叶的记载。其实，山茶树和茶树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时下连云港各茶叶适种地区如市区的花果山、南云台、朝阳、宿城，赣榆的门河、班庄、夹山、金山、厉庄等中西部山区及灌云的伊山都大面积种植茶树，青青的茶叶走出了云台山，渐次散漫到了全市各地。云台山的云雾茶擅花果之精华，赋予此茶独特的自然品质，再加上云台山茶人的精采细做，形成了该茶特有的外形风格。赣榆的夹谷春茶也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
由于市民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对茶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几年前，连云港市的文学艺术界和茶叶经营人士及众多爱茶人筹建的茶文化研究会就举办过多次座谈切磋及茶文化研究活动，对连云港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有了统一的认识并充满信心。在连云港，喝茶、学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许多人把喝茶看成为一件雅事，品茶的外延在扩大，品茶的内涵也在增加，过去，被用来解渴的茶叶，现在已经被健康和文化所代替。喝茶是品位，是修养，是文化，更是文明，这样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港城人接受。
发展茶文化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安定，家庭和谐，睦邻友好，增进市民的身心健康。茶叶种植业的发展，有利于环境建设，相信，把云台山建设成云雾茶的世界，金镶玉竹的海洋，对于我市的旅游业将会带来更好的看点。未来的连云港，山更青，水更绿，茶更香。
茶，就是文化，弥散着浓郁深厚的文化芬芳，让我们静谧陶醉，让我们清洁高尚。
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
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
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乾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
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斗茶对茶叶品质的要求，在蔡襄的《茶录》中已有完整的记述。
茶色: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水泉不丹能损茶味。
斗茶对器具的要求也很高。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汤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这样描述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
杨万里的诗作《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也详细地记述了分茶的种种妙境。诗中称: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当然，有的时候独自一人，用分茶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结，并不刻意追求其中的诗文画面，心绪随着碧云悠悠，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诗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指的就是这种分茶排忧之法。
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取西夏，1234年，又联合南宋又灭掉了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于1264年把统治中心从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克临安，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都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
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
在用茶上，不管团茶或散茶，大多碾为茶末来饮用，如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七律七首中，对茶叶的碾、杵、煎有形象的描写，如玉杵和去舂素月，金刀带雨煎黄芽；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
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
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蒙古族色目人对汉人有很强的歧视性和排斥性，不少汉族文人对元代统治者有种本能的反抗性，在元代统治者下，不少人采取了洁身自好的归隐生活方式，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虽为朝廷命官，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
如赵孟頫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
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一泉。贪恋君思当北去，野花啼鸟漫留连。
我尝游惠山，泉味胜牛乳。梦想寒月泉，携茶就泉煮。
又如赵原《陆羽烹茶图》，其画风古朴，题诗清新。诗曰：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
再如倪云林题《龙门茶屋图》诗云:龙门秋月影，茶屋白云泉。不与世人赏，瑶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风舞沦涟。何当蹑飞凫，去采池中莲。
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
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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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传到伊朗的时间距今约1000年，但伊朗开始种茶的历史不长，在19世纪末叶才有了茶树的栽种。到20世纪50年代，伊朗里海南岸才陆续出现茶园，多为家庭经营的分散茶园。虽然发展过程颇多曲折，但是伊朗茶叶市场总的趋势是一直向前发展的。
伊朗的茶叶产量和进口量同步增加，近年来，伊朗每年的茶叶消费已上升至10万吨左右。大宗茶叶由国内生产，其余部分则从印度、中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进口。
促进伊朗人喝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原因。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是禁酒的，《古兰经》和“圣训”都认为酒“使人失去礼智，彼此怨恨，是罪恶之源”。哈里发欧麦尔当政期间(公元634年至644年)曾三令五申下令禁止饮酒、酿酒，甚至下令砍掉所有的葡萄树，连带葡萄图案的装饰也要抹掉。时至今日，虽然世界上有些伊斯兰教徒已开禁，但在伊朗酗酒、酿酒或走私酒，一经发现，轻者坐牢，重者死刑。而茶不像酒那样会使人迷失本性，所以伊朗人只要有空就会喝茶。伊朗特殊的国情造就了伊朗饮茶的特点和长盛不衰。许多伊朗人每天非茶不欢，而每天喝茶的次数也多得惊人，一天十五六杯茶是最起码的。
伊朗人尤其喜爱红茶，而他们品茗的方法十分独特，体现了伊朗特有的品茗习俗。它既不属于清饮，也不是西亚、欧洲那种与其他食品相结合的调饮文化系统，而是别致的“含糖吸茗”。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品茶方式。新沏出的红茶略苦微涩，西方人一般加牛奶，而伊朗人从不加奶，只加方糖，而且用法特别。红艳的红茶端来后不是细细品味，更不是牛饮，而是拿块特制的方糖直接放在口中，含着吸茶。糖块融化的快慢决定茶水的甜度，用这种饮茶方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茶水的甜、涩、香等各种口味。而且，伊朗人还要求，但凡是送到客人面前的茶必须是琥珀色的纯茶水，杯子里不能含有茶叶渣滓。
伊朗人品茗对茶的器具也有相当的要求，香茗配好具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伊朗人的茶杯是玲珑剔透的玻璃杯，并且玻璃杯也是红色的，这样杯色与汤色相映成趣，艳丽别致。伊朗人在饮茶时候，通常配置一把长颈水烟壶，可以一个人独用也可以几个人共用。水烟是一种比卷烟、早烟相对环保型的烟，许多有害气体经过水会被过滤掉，口感也会好些。边品茶边抽水烟，再欣赏着大自然的风景，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雅趣。
喝茶不仅健康，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伊朗喜欢以茶代酒款待来客，因为他们认为茶是一种美好的物品，是精神的象征，是崇尚文明的表现，更是一种美德。茶宴、茶会、茶艺、茶话等都属于客来敬茶的范畴，主人通过茶作为媒介可以为客人洗尘、致敬、叙旧、同乐、祝福。伊朗人常在工余闲暇，或往茶室一坐，或在沙发上一躺，沏上一壶好茶，悠然自得地细吸慢斟。此时饮者会感觉香郁味醇，醒脑提神，忘却了一天的烦恼。
伊朗的茶室风格各异，其中最有情调的茶馆是室外茶室，里面种着树木、花草，有的还设有中央喷泉。这种茶馆叫花园宾馆，夏天时生意很红火，人们可以在里面边喝茶边乘凉。泡茶的在室内，喝茶在室外。在伊朗的室外茶室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能够在品茗的同时与山水林木相依相偎，人、自然和饮茶环境融为一体，这恰恰体现了伊朗人饮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意境。红色玲珑剔透的玻璃杯盛着红艳的茶水，旁边放着一把茶壶，一支长颈水烟壶，代表饮茶形式、器物的和谐统一。其实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茶文化追求的品茗意境，即人与自然的相契和谐，中国明代的大部分茶画都是反映山水林木和宇宙间广阔天地的作品。繁忙之余，步入茶馆，沏上一杯红茶，看壁上字画，观杯中汤色，亦浓亦淡，如酽如醉;赏手中茶具之别致，或古朴大方，或精巧玲珑，香雾缭缭，云气袅袅;细吸慢饮，悠悠回味，只觉齿颊留香，清香扑鼻。
伊朗甚至还有很多茶室是由一些浴室改装来的，每个大堂中间是一方清泉，周围分出若干区域，每个小区自成体系，就是相互独立的小包间。这些建筑风格一般都沿袭古式，看不尽的雕梁画栋，在这些地方品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古色古香的伊斯兰风情。伊朗是个具有四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政府很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所以在当地可以看到很多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茶馆。这些茶馆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其饮茶器具、内外装饰、服务员服装等都还原历史，坐在其中品茶就好像回到了波斯古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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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西藏喇嘛教大型茶会至少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一是4000人一同饮茶，二是茶釜巨大。
古人认为饮茶是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施茶。前三句正确，最后一句有失公允，应改为＂多人得利＂，得些啥利呢？一利止渴，二利小憩，三利社交，四利获取信息。当今政界、商界、实业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聚饮，茶是当今社会的＂公关饮料＂。就是今之文人生活在今之信息时代，要作文就必须进入公众社会，聚饮是了解当今社会芸芸众生现状的好场所，若一味效古人＂月下独饮＂，纵饮得飘飘欲仙，亦将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与时代隔膜便干涸了创作源泉，便无文可作了。点送茶分茶斗茶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茶道向民间性、娱乐性发展。点送茶是民间茶俗，分茶、斗茶是茶艺游戏。较之唐代，宋代茶事更多文化内涵。就古代茶事而言，唐代讲俭朴，明代务实，惟宋代花哨。宋人吴自牧着《梦梁录》卷十六《茶肆》中说：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请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这段文字记叙了南宋时代都城临安（杭州）的民间茶俗。文中讲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提茶瓶者。茶瓶是宋代盛茶用具，蔡襄《茶录》云：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茶瓶有嘴有柄，较之唐代的鍑和碗进了一步。点茶就是往茶汤里冲入开水，同时用＂茶筅＂＂击拂＂，即用竹刷子搅动浓稠的茶汤，要求汤面泛花而茶盏边壁不留水痕。提着茶瓶穿梭在巷陌街坊大概送的是点好了的茶，而不是开水，因为宋人是煎水不煎茶，水烧至＂连珠＂便要投入茶末，再烧一会儿，至＂鼓浪＂时即成＂茶膏＂，然后注入开水，即可饮用。提茶瓶者沿门施茶，让街坊邻里无须自己操劳，便可马上享受品茗之趣。在宋代烹茶并不那么容易，有茶有水还得有闲，才可能耐着性操作茶事。沿门送茶这风俗很美，丰富了社区文化，定会受到市民们的欢迎，就如同今之市民欢迎快餐食品一般。提茶瓶是七十二行中之一行，职业侍茶人，是否无偿服务？无从考证。
提茶瓶者沿门点送茶在＂朔望日＂显得最为重要，朔日是农历每月初一，望日是农历每月十五，是早晚三炷香祭祀家神的日子，茶在西周时代曾作祭祀品，南宋临安的百姓们或许以茶代酒，是否古风犹存？待考。提茶瓶者点送茶遇上本街婚丧之事还起着＂往来传语＂作用，北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载：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
邓之诚的注解云：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寻常月旦望，每日与人传语往还，或许集人情分子。看来提茶瓶者利用点送茶之机，在本社区内传递信息，如某家老人去世，某家少壮夭折，某家嫁女，某家娶媳，某家做寿，某家乔迁这些社区大事全靠提茶瓶人＂传语往还＂，有时还当＂分子头＂，歙钱集体送礼。提茶瓶者点送茶不仅给千家万户送了茶，还送去茶之精神：致清导和。于联络感情、和衷共济大有裨益。
上面所提到的东京，即今之开封，时为北宋都城。说明提茶瓶点送茶早在北宋就已有之。
点送茶另一方式是＂龊茶＂，送茶人是＂街司衙兵百司人＂，身份不高贵，但比寻常百姓是楼上铺晒席--高出一篾片。就因为有那么小小一点权势，他们便可借点送茶之机，敲街市商贾的竹杠。和尚道士也点送茶，以广结善缘，沽名钓誉，并借机张罗＂生意＂（为人办法事），以此作进身之阶。
在南宋大酒楼还有另一种点送茶。食客登楼就座，便有跑堂的＂提瓶献茗＂，待以上礼，别具一格的是盏中加入时令鲜花，以增茶香，称之为＂点花茶＂。
点送茶是茶道与民俗的结合，颇富民间色彩。宋代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浮浪子弟一方面继承唐代的品饮艺术，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唐代茶道基本精神，将饮茶变成了玩茶，分茶、斗茶便是他们百无聊赖的创造。
分茶游戏始于北宋末年，蔡京着《延福宫曲宴记》记述了一件事：北宋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癸巳，徽宗皇帝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宴会之上徽宗露了一手：令近侍取茶具，亲自煮水煎茶，注汤击拂，其手法妙在不同于一般点茶，盏面乳白色，幻化出＂疏星朗月＂图象。
这便是古怪刁钻的分茶游戏。要求击拂后盏面的汤纹水脉的线条、多彩的茶汤色调、富变化的袅袅热气，经茶人臆想，组合成一幅幅朦胧画面，状若山水云雾，状若花鸟虫鱼，状若林荫草舍称之为＂水丹青＂。据说僧人福全最擅此道，他甚至能将茶汤幻成一句诗，若同时点四盏，便得四句诗，并连贯成一首绝句。这位分茶能手颇有名气，常有施主请求他表演，以一饱眼福。福全骄矜自咏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这位僧人自视甚高，竟不把茶神陆羽往眼里瞧。社会风气如此，也难怪这位和尚自吹自擂。
宋代诗人咏分茶游戏的诗句有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矮低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杨万里的《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写的最生动传神，诗曰：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禅弄泉声，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宋人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煮水、击拂，而将茶事升华为一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从茶事中＂分＂出一个未载入艺术史册的艺术门类。显上人就是当时颇有造诣的＂分茶艺术家＂，巧手击拂，竟在盏面形成这样的画面：高天行云，飘飘浮浮，游离不定；万木萧索，江影幻变，不可捉摸。倾瓶点茶，线条潇洒，盏面又如现狂草，字体雄健遒劲。我们姑且称之为＂分茶画＂，有如今之抽象画，却昙花一现；有如今之朦胧诗，却无法印成铅字。宋人游戏人生并不足取，但他们对艺术的灵性令人佩服。或许他们缺乏唐代艺术家的大气派，但丰富的想象力及细腻的艺术感觉并不逊于前人。
分茶或许过于雅奥，在宋代并不普及。蔚为全社会风尚的是斗茶。
斗茶又叫＂茗战＂、＂点茶＂、＂点试＂，是茶事中的＂兢技项目＂。主要比赛煎茶、点茶和击拂之后的效果：一比茶汤表面的色泽与均匀程度。汤花面以鲜白为上，象白米粥冷凝成块后表面的形态和色泽为佳，称之为＂冷粥面＂。茶末在茶汤面分布均匀，形成＂粥面粟纹＂；二比汤花与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汤花紧贴盏壁而散退叫＂咬盏＂，不佳；汤在散退后在盏壁留下水痕的叫＂云脚涣乱＂，亦不佳。两条标准以第二条为最重要。比赛规则一般是三局二胜，谁水痕先出现便叫输了＂一水＂。苏东坡有诗云：＂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谁争先。＂另有附加标准，是比较茶汤的色、香、味。色尚纯白、青白、灰白、黄白次之。为了便于较色，茶盏流行色以黑为佳，普遍使用的是黑色兔毫建盏。
描写斗茶的诗作如北宋晁冲之的＂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一方面慨叹世风日下，一方面又欲罢不能而随波逐流，在《陆元钧宰寄日注茶》写道：＂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从众。＂大文豪苏东坡倒乐此不疲，《西江月》一词吟道：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经苏东坡这么一美化，斗茶倒成颇有诗意的雅事。
斗茶源于前朝，兴于宋代，究其原因：一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达，丰裕的物质生活刺激了人们对茶艺的进一步探索，于是茶道社会化、大众化，并成为一门娱乐艺术。斗茶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去其游戏人生的一面，赋予庄重严肃的主题。重新设计近乎罗嗦的程序，从而改造成今之日本茶道。在本书前面已论及。再者，宋代政治不重开放，而重＂内修＂，治国的重心着眼于国门内之事。虽有外患内乱，大部分时间是＂太平年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安而忘危，连皇帝宋徽宗也有闲心着《大观茶论》，以品茶为乐，何况一般庶民百姓？所以，当时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下至浮浪歌儿、市井小民，无不以斗茶为能事。
点送茶、分茶、斗茶在宋代兴盛，风光了二、三百年。宋亡于元，蒙古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虽未能取代中原的农业文化，但已如洪水猛兽在中原大地冲击扫荡一番。蒙古人也要饮茶，但那因为吃了牛羊肉片，要用熬煮得发苦的茶汁化食去腥膻，并不解茶道，对斗茶之类的游戏更不感冒。皇帝忽必烈不欣赏，茶道自然遭到冷落。到明朝烹茶由煎茶变成冲茶，斗茶之类游戏随之消逝。茶宴茶话茶会以上三者皆由＂煎茶待客＂演化而成的聚饮方式。茶宴源于魏晋，兴于唐代，重在宴请；茶话是品茗清谈，重在一个＂谈＂字，或叫＂闲聊＂；茶会是以茶聚会，重在社交；茶话会是后二者的结合，今已风行全国，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茶之一德是可联络感情，表达敬意，久而久之，这一品质演化为煎茶待客的习俗。
据传，宋神宗初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光临某寺，老和尚不认识，冷淡地说声＂坐＂，吩咐小和尚一句＂茶＂；寒暄几句，见来人气度不凡，热情起来，招待升格，改口说声＂请坐＂，吩咐小和尚＂敬茶＂；苏东坡道明身份，老和尚热情加倍，招待再升格，忙说＂请上坐＂，吩咐小和尚＂敬香茶＂。临别时老和尚索取墨宝，苏东坡借汤下面挥联讥之，联曰：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苏东坡将老和尚大大奚落一番，并留下这千古名联。说句公道话，老和尚于礼节上并无大错。佛门实乃清静之地，你来我往，对所有人一概待为上宾，敬奉香茶，大概谁也无此耐心，寺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香茶。只是老和尚倒楣，撞在苏东坡手里，落下千古笑柄。
这副楹联也说明，在中国，待客以茶为上，若不想一视同仁，可在茶品上别亲疏贵贱。陌路之人，讨得一杯粗茶水，也算对方尽了地主之谊。
若约佳宾聚饮，茶宴是最好形式。
茶宴起于何时？有人认为，当上推至三国，吴主孙皓宴请满朝文武，对大臣韦曜＂开后门＂：＂密赐茶荈以当酒＂，以免迫于形势醉个半死。但这只是大型酒宴的小插曲，不算茶宴。
应当说，茶宴源于魏晋南北朝，兴于唐宋，《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乃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的侄儿俶因将＂茶宴＂擅自改为＂酒宴＂而挨了40大板，这说明陆纳以茶果待客已非一日，称之为＂素业＂必已坚持多年。《晋书》也有类似记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唯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桓温是古代名臣，＂宴饮＂只备七盘茶果。陆羽主张茶道＂精行俭德＂，与桓温设茶宴的宗旨是一致的。
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茶事拾遗》曾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字仲义，吴兴人，天宝十年（751）进士，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象＂竹林七贤＂那般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为记此盛事，写下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中唐时，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同列为贡品，特别是顾渚的紫笋被陆羽评为仅次于蒙顶的天下第二名茶。每年早春采茶季节，湖、常二州太守在顾渚相聚，联合举办茶宴，邀集名流专家品茗，对新茶作出鉴定。有一年，白居易被邀请，因病未能躬逢盛会，最后写诗感叹其事，诗的题目是《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道是：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薄黄酒对病眠人。这次茶宴不仅为互通友好，还有经济合作性质。两州太守既都来自名茶之乡，为确保名茶声誉，提高贡茶品质，让龙心大悦，自有必要在一块切磋切磋。茶原产滇黔，名茶却多在江南，这与江南茶农及地方官的努力创名牌有关。茶宴虽为谋求友谊与合作而办，但并不枯燥乏味，可茶话--边品茗边闲聊，可歌舞助茶兴。如此盛况，难怪白居易以病卧北窗自叹。
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山东泰安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他写过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文曰：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不用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三月三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环境好，＂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红蕊拂衣＂，人已回归大自然。客亦佳，什么＂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皆是鸿儒而非白丁。茶煎的好，茶具好，茶也喝出了神韵，＂不令人醉，微觉清思＂，正好＂言诗＂。这篇序比陆羽的《茶经》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
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写《茶疏》的明人许次忬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只有品茗才配＂清言雄辩＂。若是饮酒，那只能说＂酒话＂，酒乱神思，必然会走火入魔，失去理智，不合逻辑，乱说乱道。而茶益神思，边饮边谈颇相宜，严肃可也，轻松可也。在中国有＂茶余饭后＂一说，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朋友相交，有事相商，或想一块聊聊，便以＂到我家喝茶＂相邀。
茶宴重在宴请，茶话重在清谈，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
诗人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曰：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料。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一边品茗，一边畅谈文学。茶好景亦好，景助茶兴。从此往后，文人雅集以茶代酒，＂不复醉流霞＂。
宋代亦有茶会。朱彧（y）《萍洲可谈》卷一云：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以茶结同乡之缘，叙同乡之谊，互通家乡消息。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一节中说：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取缘设茶汤供众。寺院作斋会，富户以茶汤助缘，名叫茶汤会，实则相当今之＂基金会＂，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要几个＂茶汤钱＂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讨几个酒钱＂不知文明多少倍，因之茶有十德，茶的形象美好，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茶汤钱＂，给侍者的小费也叫＂茶汤钱＂。
此后，中国茶会走出国门，并被西化。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张德彝《使英杂记》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会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聚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则意洽情投，鲜有作秋扇之歌者。每会所费，少者百余镑，多者至六、七百镑，合银二千四、五百两。此俗＂最古＂也不会早于16世纪。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10年转运欧洲，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10英镑。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在中国，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茶礼＂或＂下茶＂。茶会虽已英国化，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
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4000人出席，喝了8000杯。
由茶会、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其释义是：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就是饮茶清谈。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佳节来临，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共祝良辰，互表心愿，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共创四化大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倡廉反腐，带了个好头。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用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招待外宾，庆贺佳节，学术讨论，开业庆典，签约奠基，表彰先进，送旧迎新诸如此类，纯洁了社会风气，节约了巨额开支。此风传入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这足以说明，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宇宙时代，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祥地
茶原为中国南方的嘉木，将茶叶作为保健饮品，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
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则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未必可信，但成书不会晚于西汉初年的《神农百草经》则说明，至少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认识到了茶的药用功效。唐代茶圣陆羽撰写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全面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烹饪方法及用具等，既反映了我国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的功用并开发饮用的事实，也很好阐释了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茶文化。称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的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实不为过。
中国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经历了药用、食用、作酒、饮品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了煮茶、蒸茶、煎茶、泡茶、冲茶等不同饮用方式，有了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花茶等不同茶品类型，有了饮茶、品茶、敬茶等不同目的和茶具、茶点等相关物品，还有茶祖、茶神、茶艺、茶道、茶俗等不同衍生文化，足以说明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茶不仅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农产品和具有良好康养价值的保健品，也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人们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了茶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人在草木间”的“茶”隐喻着天人合一的境界，“茶禅一味”阐释的是对于人生的品悟，而“茶寿”则揭示了饮茶和健康长寿之间的关系。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茶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我国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中，茶类遗产有2项，分别是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在2019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二批36项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茶类遗产有6项，分别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和福鼎白茶文化系统，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湖北赤壁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贵州花溪古茶树与茶文化系统，云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而在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所发布的5批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茶类遗产有15项。除了上述8项以外，还有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等。当然，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大批具备条件的项目尚未被列入。
而且，一些看起来似乎与茶无关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本身却也是茶的重要产地。如浙江安吉的白茶、德清的莫干黄芽等。还有那些产自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桑叶茶，以及与其他遗产地核心要素组合而成的竹叶茶、枸杞茶、苦荞茶、八宝茶等等。
对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农村部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食物与生计安全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传统农耕技术、相关农业文化和生态与文化景观，既是遗产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认定的基本标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认识——
茶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
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的景迈山、宁洱县的困鹿山和镇沅县的千家寨等为核心区域的“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于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被原农业部列入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包含着3540万年以前的宽叶木兰化石、2700年树龄的野生型古茶树、逾千年树龄至今依然壮硕生长的过渡型古茶树和千年万亩古茶园为代表的栽培型古茶园，加上采用现代理念和技术建立的生态茶园，形成了茶树利用的完整的演化链。“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园”是古茶园的典型景观。高大乔木和茶树一起遮蔽着下层的灌木、作物和草本植物，茶树上攀附着各种寄生植物，农业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生物多样性丰富。据调查，仅在澜沧景迈芒景古茶园生态系统中就有植物物种125科489属943种。布朗族、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茶树栽培利用方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具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与传承性，祭拜“茶神”等活动延续至今。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
普洱古茶园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对于生态茶园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按照以茶为主、立体种植、多物种组合的形式，形成林-茶-草的复合生态系统结构。纵横交错的高大乔木为茶树遮阴，茶树下种植牧草或其他作物，通过增加物种多样性减少杂草和病虫危害。
2013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日本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则是一种典型的茶树种植与草地管理相结合的复合农业生产系统，成为日本传统土地利用形式的典范。静冈县是日本最大的茶叶产区，当地茶农发现，在茶树周围种草可以改善茶叶的颜色、香气和口感，从而可以长出高品质的茶叶。此外，茶树通常种植在陡峭的山坡上，草地的覆盖不仅可以减缓因降雨和地表径流带来的水土流失，还可以增加土壤微生物活性，提高土壤肥力的可持续性。茶园与周边草地的镶嵌结构，使得茶树和草地相得益彰，不仅因草的生态隔离作用而减少了茶园病虫害，而且草收割后作为废料还田于茶园中，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循环，保护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据调查，该地区已记录的物种达300多种，包括7种濒危物种，是日本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半天然草原之一。
农业文化遗产为人们看茶提供了新的视角。农业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茶文化系统，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产品或食品，也不仅仅是茶艺、茶道，而是包含着物种资源、生计保障、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景观等在内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复合系统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物质循环、物种多样、和谐共生的生态农业思想，生物利用的生存智慧和康养价值及其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通过“国际茶日”活动，让茶类农业文化遗产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并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更好的走向世界，让人们更好的领略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民国时期，品茗艺术沿袭清代的方式，同时逐渐走向民间。武夷民间品茶的方式因地而宜，最有特色的是吴屯乡的民间品茶。茶会由女主人邀请女眷来家团聚，一边叙说家常，一面佐食品茗，类似茶宴。敬茶时女主人站立，按辈分大小向客人敬茶，受茶者抚碗颔首，以表谢意。茶席上有山村土菜:腌蕨苗、薰味田龙、霉豆腐、霉豆子、鲤鱼干、南瓜脯以及本地特产鲤鱼煮豆荚等。茶具朴素粗放，使用精陶壶和大碗茶，别具农村风味。崇安县的民间还流行一种别具一格的早茶习俗，人们在品茗中品尝着传统小吃麻糍粿(即胡麻饭)。粿味香甜油腻，而茶味却能去腻、解甜。这种茶俗别有一番独特的情韵和功效，因此颇得人们喜爱。清晨，城乡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此类茶摊，饮茶餐粿者怡然自得，颇有情趣。
与此同时，对名丛采制成茶后首先用以敬神，然后分享的习俗，成为民国时期的一种饮茶文化。被誉为茶中之王的大红袍一俟收获，即冲泡成茶汤，敬奉在神像尊前，然后焚香顶礼。礼毕，茶主端杯一一向茶工敬茶，谨祝工人平安生产。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武夷旅游事业的发展，武夷茶文化已成为热门的旅游项目，其形式多彩，包括鉴赏茶艺、观览茶园、品啜岩韵、研究茶效、征集故事、演唱茶歌、吟诵茶诗、评鉴茶质等。其中以鉴赏茶艺最为吸引人。1990年10月武夷山市举办第一届武夷岩茶节前，专家在挖掘继承古人煮茶、斗茶、鉴茶的基础上，把品茶和观景、赏艺融为一体，整理总结出一套颇富雅兴的武夷茶艺，使品茗者在静穆、优美、和谐的气氛中心领意会独特的岩骨花香之胜(即心领意会岩韵)。武夷茶艺丰富了武夷文化的内涵。武夷茶艺的程序有二十七道，合三九之道。二十七道茶艺如下：
恭请上座客在上位，主人或侍茶者沏茶、把壶斟茶待客。
焚香静气焚点檀香，造就幽静、平和的气氛。
丝竹和鸣轻播古典民乐，使品茶者进入品茶的精神境界。
叶嘉酬宾出示武夷岩茶让客人观赏。叶嘉即宋苏东坡用拟人笔法称呼武夷茶之名，意为茶叶嘉美。
活煮山泉泡茶用山溪泉水为上，用活火煮到初沸为宜。
孟臣沐霖即烫洗茶壶。孟臣是明代紫砂壶制作家，后人把名茶壶喻为孟臣。
乌龙入宫把乌龙茶放入紫砂壶内。
悬壶高冲把盛开水的长嘴壶提高冲水，高冲可使茶叶翻动。
春风拂面用壶盖轻轻刮去表面白泡沫，使茶叶清新洁净。
重洗仙颜用开水浇淋茶壶，既洗净壶外表，又提高壶温。重洗仙颜为武夷山一石刻。
若琛出浴即烫洗茶杯。若琛为清初人，以善制茶杯而出名，后人把名贵茶杯喻为若琛。
玉液回壶即把已泡出的茶水倒出，又转倒入壶，使茶水更为均匀。
关公巡城依次来回往各杯斟茶水。
韩信点兵壶中茶水剩下少许时，则往各杯点斟茶水。
三龙护鼎即用拇指、食指扶杯，中指顶杯，此法既稳当又雅观。
鉴赏三色认真观看茶水在杯里的上中下的三种颜色。
喜闻幽香即嗅闻岩茶的香味。
初品奇茗观色、闻香后，开始品茶味。
再斟兰芷即斟第二道茶。兰芷泛指岩茶。宋范仲淹诗有斗茶香兮薄兰芷之句。
品啜甘露细致地品尝岩茶，甘露指岩茶。
三斟石乳即斟三道茶。石乳，元代岩茶之名。
领略岩韵即慢慢地领悟岩茶的韵味。
敬献茶点奉上品茶之点心，一般以咸味为佳，因其不易掩盖茶味。
自斟漫饮即任客人自斟自饮，尝用茶点，进一步领略情趣。
欣赏歌舞茶歌舞大多取材于武夷茶民的活动。三五朋友品茶则吟诗唱和。
游龙戏水选一条索紧致的干茶放入杯中，斟满茶水，恍若乌龙在戏水。
尽杯谢茶起身喝尽杯中之茶，以谢山人栽制佳茗的恩典。
武夷茶艺中便于表演的为18道：即焚香静气叶嘉酬宾活煮山泉孟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玉液回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初品奇茗游龙戏水尽杯谢茶。
继1990年举办第一届武夷岩茶节之后，又于1992年、1993年分别举办第二届、第三届武夷岩茶节。27道独具特色的武夷茶艺逐渐定型，深受海内外茶友雅爱。此后，武夷茶艺遂成为武夷山市重要交际场合中的高级酬宾礼仪。
不可低估茶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具有悠久历史的茶文化得以弘扬。二十多年来，茶文化活动在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促进了茶产业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但其威力是巨大的。它像微风细雨滋润土地一般滋润着人的心田，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振奋人们的精神。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组成部分，它的弘扬，改变了茶产业的发展现状，推动了茶经济的发展。从1980年至2004年期间，全国茶叶年产量从30.38万吨，增加至83.5万吨，增长了1.7倍，其中名优茶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由1%-2%上升到20%。消费量由1980年的13.27万吨增加至2004年的52.5万吨，增加了近3倍，人均年消费从130克增加到400克左右。茶文化对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过去经济比较落后的革命老区信阳。经过十多年的茶文化弘扬工作，不仅使茶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也使全地区改变了面貌，成为比较富裕的新信阳。福建省的安溪县经过十多年弘扬地方特色茶文化，使得安溪铁观音茶名扬国内外，这些年其茶叶价格以两位数攀升，该县由过去的贫困县一跃而为农民年人均(2004年)收入4000元以上(其中，茶农年人均经济收入1740)的富裕县。云南省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也是通过坚持弘扬当地的普洱茶文化，使普洱茶价格成倍上升，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当然，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都归结于茶文化，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上海市匣北区政府在2004年国际茶文化节上有这样一条标语：十年茶文化，一个新匣北。这恰当地形容了茶文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促进了社会安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三农问题仍然很突出，农民收入低,大量劳动力涌进城市,形成民工潮.茶文化的弘扬,促进茶叶消费量的增长、拓宽了茶叶市场的空间，使一千多个产茶县和近八千万涉茶农民看到发展茶叶经济的希望。许多产茶县发挥茶叶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生产，茶叶产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茶产业的发展吸引住了劳动力，减少外流，有些茶区目前已感到劳力不足，开始出现外出打工的农民回流的现象。茶叶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农村很快富裕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给农村带来繁荣安定的局面。在城市，由于茶叶消费的增长，茶叶零售门店的数量增多，茶馆的大批设立、茶叶市场的兴办，增加了城市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员，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帮助。据2004年国家首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北京市2004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第三产业上升明显，占国家经济总量的67.8%，已经比肩发达国家。茶叶零售、茶馆、茶叶批发市场均属于第三产业，因此茶文化的弘扬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较好作用。
(三)促进了相关文化的兴起，活跃了文化生活。茶文化涵盖面很大，它是人文文化、科技文化、休闲文化、审美文化、养生文化、社交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综合体。它与相关文化紧紧相连，因此茶文化的弘扬必然拉动相关文化的兴旺，并且相互融合、相互益彰。例如：近年来兴起的茶旅游文化、陶瓷文化、茶与歌舞、茶与诗词、茶与书画、茶与音乐、茶与摄影等等，特别是禅茶文化的兴起令人鼓舞。台湾的一位茶文化研究者说：台湾是禅文化推动茶文化，大陆是茶文化推动了禅文化的兴起。这里并非是说茶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二十多年来，茶文化的弘扬确实是走在相关文化的前面，起到了领头作用。茶文化活动给许多地方带来了极佳的经济效益，而且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各地每逢举办茶文化活动，当地群众都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当成节日，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四)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赵州柏林禅寺净慧和尚说：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有着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特殊社会化育功能。目前适逢我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上人心浮躁，拜金主义抬头，人与人关系冷漠，甚至出现尔虞我诈、道德沦落的情况。茶文化就像在炎热夏季吹来的一股凉风一样，给浑浊社会注入一剂清新剂。国学大师文怀沙说：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只听说酗酒闹事，却不曾听说品茶打架。全国茶馆的大量设立，为净化社会风气，建立祥和和会，提供了孕育的环境。特别是随着天下茶人是一家的倡导，精行俭德，淡泊名利，敬业爱国，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茶人精神得到广泛传诵，对社会和茶业界都起到了很好的感化和引导效果。在当前经济活动中，茶叶行业虽然存在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从全行业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来看是比较融洽的，经营上相对比其他行业规矩、规范。茶文化还对青少年的素质培养起到了较好作用，上海、杭州、北京、等许多地方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了茶文化课，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茶为国饮的倡导将会使更多的人接受茶文化的熏陶，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大力弘扬茶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一)茶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祈求。中华茶文化的精神可以做多方面的诠释，但其核心是和。和始终贯穿了茶文化的全部。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关键。茶使人心态平和，使人理智，使家庭和睦，使社会和谐，使世界和平，茶文化的和，是超越地域、民族、宗教、阶层，直指人心的和，是最贴近群众、最贴近生活、最易被人们所接纳的文化。在日常品茶生活中，使人们接受茶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净化心灵，领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
(二)茶文化的弘扬要与其他文化紧密结合。弘扬茶文化，要冲破就传统文化论传统文化，就茶文化论茶文化的局限,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时代同步发展，要与相关文化更好地结合，借助相关文化提升茶文化的氛围，丰富茶文化的展现形式，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范围。历史上，茶被列为琴、棋、书、画、诗、茶、花七件雅事之一，后来又被列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生必需七件事之一。因而茶上能攀文人雅士，下又植根与平民百姓，这是茶与茶文化的优势。北京老舍茶馆将品茗听戏、名点茶宴、名茶鉴赏、陶瓷茶具、民间工艺等等融为一体，营造了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使人流连忘返。广东早茶，一边品茗，一边餐饮、一边聊天，家人亲朋聚会，其乐融融。上海秋萍茶宴馆，用富含哲理的茶文化和美食文化，使宾客陶冶情操，享受人生，受益匪浅。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邬梦兆先生还推出了诗、书、画、印、歌五位一体与茶文化结合，很有创意。目前正在兴起和有待发展的茶与旅游、茶与保健、茶与陶瓷、茶与工艺美术、茶与宗教、茶与考古、茶和园林、茶与美食等文化，都将使茶文化的层次和范围得到提升和扩展。因此，只有将茶文化广泛地融进其他文化中，茶文化才能做大做好。
(三)弘扬茶文化要从娃娃抓起，要向社区和家庭推进。上海等地在中小学中开展茶文化教育有很好的经验，应该努力在全国各地推开。有人建议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应该有茶文化的课文，这应该积极地呼吁有关部门予以考虑。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加强，茶文化也应进入社区，可以采取一个茶企业承包一个或几个社区的形式，与社区组织联合举办一些茶文化活动，宣传茶文化知识，开设茶座，倡导饮茶，将茶文化作为社区群众养生、娱乐、陶冶情趣的一项内容。现在人们的生活逐步宽裕起来，要加强对家庭主妇、家政服务人员以及宾馆、饭店服务人员的茶文化培训，使饮茶和茶文化更快的进入每个家庭和全社会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农村中也要广泛建立品茗俱乐部、平民茶馆，让茶文化深深地扎根与民众之中。只有这样，茶文化才能保持永续的传承和发展。
(四)弘扬茶文化，要极力打造知名的活动品牌。目前，全国茶文化活动比较多，力量分散，规模相对小，内容重复平淡，宣传力度弱，社会影响不大，企业效益不佳。许多活动一过就销声匿迹，后续乏力。我赞成应多开展一些地方性的茶文化活动，这样有利于普及茶文化，活跃文化生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活动应该有特色，要长期坚持且不走形式。当前问题是如何将全行业的力量集中起来，打造全国全行业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型活动，如每年搞一次或两次茶博览会(展示会、研讨会、文化节)之类的全国性大型茶文化活动。把规模做大。做出影响，做出更大的效果。有些活动还可以做到国外去，让中华茶文化传遍全球。在行业内也可以确定每年的某一日或某一周为中华茶文化节日，统一时间、统一策划、统一口号、统一组织，各地各企业根据全国统一的要求，结合本身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上下联动，各方呼应，长期坚持一定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五)弘扬茶文化，企业应该唱主角。总结二十多年文化的发展，热心茶文化的人士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茶叶社团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政府部门给予了有力支持,特别是企业的积极参与，是推动茶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今后茶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将东方的中华茶文化传播到全球，也只有凭借企业的力量才能实现。但从目前企业参与的广泛性和力度看还是不够。弘扬茶文化有益于茶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社会文明建设，它既是有经济效益的工作，也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从经济的角度讲，有人说：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推动力，文化是市场竞争的最后力量。这些年茶产业经济的兴盛也证明了这一点，茶文化活动开展的地区，茶产业经济发展就快；茶文化工作做得多的企业，社会知名度就高，商品市场占有率就高，经济效益就好。在弘扬茶文化中，每个企业都应该成为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使企业成为推动茶文化传承和发展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茶人是茶文化的传播者，更是茶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者，全国的茶人都要身体行，用行动感动人心，感动社会，将茶叶行业塑造成诚信的行业、规范的行业、文明的行业。
让中华茶文化永放光芒！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着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着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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