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是一种生活态度,不争,不躁,不妄动,身可以劳累,心要淡定、宁静。
茶,是一种习惯,
不闻,不问,不争论,
只要有片刻的宁静给我思考。
闲,是一种心态,
不计较,不比较,舍得忘记,
敢于放下,大闲之人闲其心。
几许炎凉,一处枯槁,不言红羞与绿娇。
暗自里、和着酒肴,烹着茶膏,
煮些许虚无缥缈,淡墨浅骚。
悠静清浅的时光里,提一杆枯瘦墨笔,
书一阕婉诗隽词,煮字为茶,以文疗饥。
时而行吟在绵雨霏霏的白沙堤畔,
时而驰骋于荻花瑟瑟的迟暮江边,
任思绪醺醉,阑珊。
品摩诘一首诗,赏佛前一朵莲,
寂然,静默,让心灵入禅。
就这样,竟缓缓洇出一脉香,沁出一缕甜…
浅浅时光,几许温暖。
拥一份恬静安然,用心灵的素笔,
轻描流年的芬芳。
听风吟起,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不染悲伤。
香痕点滴墨为姿,流水清风砚作池。
帘幕轻寒花未彻,半含朝雨海棠时。
就像暖阳柔柔徜徉在窗前
暖,如茶的生活。
品茶
品的是茶,静的是心,
悟的是人生,涤的是灵魂。
焚香:看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心境
插花:人生在世,求淡雅之美,
淡名,淡利,无争,无夺。
一切自然,一切脱俗,
一切入幽美邈远的意境去。
方为一盏无味而至味的茶。
时间从来不回答,
生命从来不喧哗。
一杯茶,
一辈茶,
茶从来不说话,
宁静至此升华。
万壶馆是中国茶都茶文化博览馆的一部分,或说一个分馆,场馆内陈列16000多个茶壶,此乃唐裕先生私人所藏,2003年,他将自己珍藏的三万多把茶壶捐赠给故乡安溪。
唐裕,祖籍安溪,旅居印尼,著名侨领、社会活动家,素有“民间大使”之称,为中国和印尼、新加坡的建交,作出卓越贡献,是世界安溪乡亲联谊会创会会长,充满传奇色彩。
而收藏茶壶之多,之巨,种类如此浩繁,如此专注,几十年如一日,蔚为大观,不得不称其传奇啊!收藏茶壶之多,之广,之久,独唐裕一人啊!
收藏乃个人所好,搜罗天下奇珍异宝,而不独享之,更不为牟利记,无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家乡,日月可鉴,精神可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也是传奇。
现陈列于馆中的茶壶,造型各异,只要你想象得出,大概都有形迹可寻,更多的是你眼力不济,想象不到,谁能说清它们的造型样式,恐怕难也,也是传奇。
万壶馆位于茶都一隅,密密麻麻、挨挨挤挤、尘风满面的茶壶,外行人看来,数量之多,造型之奇,让人震撼,这也就热闹了,但倘若你在远观,俯瞰之外,近前一步,细察一番,或许也别有一番情趣。而玩壶高手,一定惊愕于名家之壶,真乃大手笔,那也是一段传奇。
明清名壶,制壶大家,陈鸣远、顾景舟、徐汉棠等等之壶,一代大师手作,难得一觅,睹物思人,见大师作品,窥他们性情,想象无边,似乎也很好。
而茶壶和茶叶挨得如此近,一脱胎于泥土,一萌生于泥中,茶和壶不分离,也是因缘。
而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茶乡赤子唐裕,万壶馆因他得以传奇。
下午两点,会议一开始,首都博物馆征集部章文永主任首先介绍了首博的概况,并就博物馆业的发展推广建言献策。紧接着,文化产业部张鹏主任认为要实现博物馆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让博物馆、企业和大专院校实现有效互动,优势互补。云南省博物馆的韦坚副馆长就博物馆的产业化发展作了深入浅出的发言,其“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发展思路让人耳目一新。
期间,中国茶业新复兴计划项目召集人周重林老师发言中大开大阖的格局和天马行空的思维将会议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当参会人员还沉浸在他精彩的演讲氛围里时,来自官渡区民营和行业博物馆的三位代表就他们在博物馆业发展过程中的大胆尝试和取得的成功经验作了有趣的分享。与此同时,蒙顿茶膏博物馆的馆长提出了如何吸引观众入馆参观的问题,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座专家、领导和代表各抒己见,把整个会议推向了新的高潮。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蒙顿茶膏博物馆向首都博物馆损赠“京城第一茶膏”的仪式将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据悉,“京城第一茶膏”由蒙顿茶膏博物馆监制出品,是将云南六大茶山的原料拼配,“低温萃取、低温干燥”制作而成,重720克,呈正方形,外以实木包装盒相衬,古朴方正,厚得典雅。
在本次损赠仪式上,首都博物馆还将一件“粉彩三果纹瓶”(清?乾隆,公元1736-1759年)回赠给蒙顿茶膏博物馆收藏。整个彩瓶木盒盛装,瓶体绘桃、石榴和佛手,称为“三多”,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孙”。
据介绍,蒙顿茶膏博物馆面积200多平方米,是中国首座由民营企业全资打造的茶膏博物馆。该馆是茶膏文化的集大成者,展示了历史悠久的茶膏文化,由序厅、历史厅、原料厅、工艺厅、金瓜墙等部分组成,共有茶膏藏品200余件。
今年5月18日,在文体旅游局和省市区三级博物馆领导的支持下,蒙顿茶膏博物馆正式授牌。这不仅为行业的产品研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更重要的是,它开始了一场关于文化产业的探索之旅,并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坚定前行。
本次蒙顿和首博的损赠仪式充分体现了文化产业互动交流的重要性。在这之前,蒙顿茶博物馆就与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云南省博物馆、普洱市博物馆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这次会议和捐赠更加体现了蒙顿茶膏博物馆把自己作为一项文化产业来发展的核心定位,以及达成这项事业的理想和追求:让博物馆的发展过程成为茶膏文化酝酿创新的过程,让它成为时代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实验基地,为茶行业的文化归属和城市的文化变革开拓道路。
实际上,在博物馆的设计中,蒙顿茶膏并不追求茶文化历史的完整性。事实上,它取材的范围只限于茶膏史,但是它讲述的内容是充满想象和令人神往的:从宋代的“玉蝉膏”到清朝的宫廷御用茶膏,从白茶膏到普洱茶膏,让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对历史和文化、工艺和原料、艺术和技术产生新的理解,使参观者完成对一项文化产业的感知和认同。
据介绍,本着让博物馆业发展更上的一层楼的目的,本次活动特意邀请了首都博物馆、省博物馆的专家、官渡区民办博物馆的部分代表,组织召开了这次博物馆业产业交流会,旨在开放胸襟、交流互动,群策群力,为昆明博物馆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策略,以期实现政府与民间的良好互动,强化昆明博物馆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功能,探索博物馆业长久稳健的发展之路。
当然,博物馆业交流和开放的故事永远没有尽头,如何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去打造、经营和管理一个充满创意的博物馆,依然是众多博物馆需要面对的问题和必须完成的目标,这既与多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休戚相关,也是时代诉求和人类社会和谐的必然皈依。
一、幸福镇大宗山野生古茶树群落
幸福镇大宗山野生古茶树群落,位于幸福镇蔑笆山村民委员会附近的国有原始森林中,与凤庆县大万民山毗邻,属大宗山山脉。该野生古茶树群落位于海拔2196米至2500米,地理座标为北纬24°1447.3"至24°1513.5",东经99°5213.6"至99°5235",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山地季雨林,分布面积近21100亩。野生茶树分布较集中的地段,每隔5-10米就有株高10米以上的野茶树生长,株高0.3至3米的野生茶树随处可见。品种为五柱茶系大理茶,云县人称勐稿茶、大树茶或宝洪茶,属野生乔木型,鳞片、嫩梢、叶背、萼片均无毛,唯子房被毛,味苦涩,香气浓,新茶饮后易引起肠鸣腹泻。该野生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性的有4个分布点:
第一分布点:位于大宗山海拔2110米至2403米,北纬24°14东经99°52之间,野生茶树平均株高40米左右的有20多株,主干基围平均1.55米,树龄估算约千年左右。
第二分布点:位于大宗山大平掌海拔2363米至2400米,地理座标北纬24°15东经99°52之间,有一株野生古茶树,株高43米,主干基围2.25米;同一位置另有一株野生古茶树,株高41米,主干基围2.2米,但已自然死亡。根据原始森林的生长规律推算,该野生古茶树龄在千年以上。
第三分布点:位于大宗山脚淘金河边海拔2196米至2360米,地理座标北纬24°14东经99°52之间,有一株野生古茶树,株高41.3米,主干基围1.7米,树龄约1000年以上。
第四分布点:位于大宗山的大岔河,有一株野生古茶树,株高50米左右,基部周长2米,地处河谷山崖,极隐蔽,难发现。
二、幸福镇大宗山栽培型古茶树群落
幸福镇大宗山栽培型古茶树群落,位于幸福大宗山的灰窑、哨山、慢遮、蔑芭山等村民委员会,面积约600亩,品种属五柱茶系大理茶,当地村民称大树茶。幸福大宗山栽培型古茶树群落最具代表性的是灰窑村民委员会团山地村民小组的古茶树,该群落中,平均株高10米,根部基围0.52-0.95米,冠幅5×6米的古茶树有7株,其中一株高10.2米,根部周长0.9米,根据树势推测,树龄150年以上。平均树高7.5米,根部基围0.55-1.48米,冠幅3×5米的古茶树有13株,根据树势推测,树龄在200年左右。
云县位于云南省西部,临沧市东北部,在东经99°43—100°33,北纬23°56-24°46之间,南北纵距94.4公里,东西横跨84.2公里,总面积3760平方公里。县境地处滇西横断山系纵谷区南部,最高海拔3429米、最低海拔748米,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等气候类型,土壤条件优越,物种丰富,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县份之一。在海拔1800—2500米之间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都有野生型或栽培型古茶树分布,品种有五室茶系的大苞茶种,五柱茶系的滇缅茶种、大理茶种,秃房系的拟细萼茶种,茶系的香果茶和普洱茶种。主要分布于县境内属云南省临沧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大朝山、黄竹林箐、大宗山、万明山和大丙山,面积37431亩。
茶馆即是专门饮茶的去处。是社会上饮茶相当发展情况下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叫法也是五花八门的:茶馆、茶楼、茶社、茶坊、茶室、茶肆、茶棚、茶圆、茶寮、茗坊等等,很多茶馆还带有其他的功能,例如打牌、听戏、零食等等。只饮茶的是清茶馆,备有棋类的可叫作“手谈”馆,还有猜谜语的“笔谈”馆。在北京,兼卖茶与酒饭的又叫“二荤铺”。
很多茶馆有很好听的名字:陆羽茶馆、云来茶楼、香茗居、仙来茶楼等等。
茶坊茶馆早在两晋时我国就已出现。张载《登成都楼》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据此可以判断成都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有茶店。
唐朝时茶馆开始流行,到宋朝时已十分繁荣,《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汴京城(今河南开封)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成书于南宋(公元1274年)的《梦梁录》也记载了当时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
“茶坊”在宋以前早已成为中国人饮茶品茶的娱乐社交场所。宋代社会饮茶的情况,正如有些古书所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由这一社会饮茶实际决定,在茶馆中,除一般的茶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在清朝是茶馆最兴盛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很严,茶馆是市民们的主要而重要的市井活动场合。关于这一点,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就是集中的体现。
300年前,“贡茶”在马背上意外发酵的“美丽错误”造就了普洱茶。但直到300年后,这份美丽才享有了它的天价。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普洱茶的价格逐渐“疯狂”,在短短几年间,其价格上涨了成百上千倍。
现在,原产云南的陈年普洱茶“比黄金还贵”,是“能喝的古董”。无论从市场的一般规律还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普洱茶在营销上无疑是成功的,找对了市场的共振点,就能引起产业的“蝴蝶效应”。
在这个“疯狂”的季节里,普洱市进山的土路从早到晚都烟尘滚滚。“收茶的人是用麻袋装着现金,睡在茶农家里,抢收春芽的。很多时候是那边进账,这边立刻刷卡,买茶的人甚至比卖茶的人多,晚来一步,即使一个月前交了订金也会被人抢走原料。”
据了解,2007年春普洱茶青价格比2006年上涨了200%~300%。2006年卖100元/公斤的毛茶在2007年4月就卖到300元/公斤。老班章(滋味最好的古树茶)甚至卖到1800元/公斤,而景迈、易武的古树茶也同样涨到450元/公斤。勐库乔木茶卖到200元/公斤,无量山乔木茶卖到250~260元/公斤。据了解,售价最便宜的台地茶也从2006年的十几元/公斤上升到现在的50~60元/公斤。
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最原始的解释就是普洱地区产的茶。这个定义通行于明代以前,到清代,由于公元1732年前后普洱的农民起义遭到镇压,兵祸无情,普洱当地的产茶量降为零,普洱茶以地名命名的时代宣告结束。第二个定义是指用滇西、滇西南生长的大叶种茶制成的晒青毛茶和紧压茶(通常被称为生茶),这类茶经过长时间的存放有可能变成自然后发酵茶。第三个定义是晒青毛茶经过后发酵加工形成的散茶和紧压茶(通常称为熟茶),它的销售比重大,传播最为广泛。茶叶采摘后,经过杀青、揉捻,在阳光下晒干,制成晒青毛茶,再经过一种后发酵工艺制成熟茶,具有醇厚、耐泡、陈香的特点。
“茶马古道”是普洱茶最动人的传说,也是茶叶市场最美丽的风景。
既然现在的普洱茶不是根据其地名而来,那么它的产区又在哪里呢?明清以前,普洱茶的产区主要是思茅和西双版纳,后来逐渐发展到云南的昆明、大理、临沧等地。1973年以后,随着普洱茶人工后发酵技术的发展,普洱茶的产地逐渐扩大,甚至扩及省外和国外。但是普洱茶作为历史名茶,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工艺性特点。云南原产地的普洱茶才是爱茶人心中的至爱。
普洱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然而史书记载普洱茶的相关文献很少。从云南种茶历史看,清中期以前,茶叶主要产在思茅、西双版纳地区。那时普洱茶的初制主要是由茶农完成的。他们把采摘的茶叶在阳光下暴晒,先制成晒青毛茶;再经蒸压成型,制成圆形紧压茶。这里有两个细节关系到普洱茶品质的形成:晒青毛茶是绿茶中含水分最多的,同时在茶叶运输过程中,为了防止茶碎,须在茶叶中洒些清水,将茶潮软,这就更加大了茶叶的含水量。将这些茶叶运往思茅或普洱的总茶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这批茶叶已基本完成一个初步的冷发酵过程,由生茶变成发酵较轻的熟茶。在思茅或普洱的总茶店,一部分散茶经挑拣后内销,一部分蒸压成饼茶,每7圆为一筒,外包笋叶,这时为了使笋叶柔软也要将其浸湿,然后销往藏区。从思茅经传统的茶马古道普洱—景谷—景东—南涧—祥云—丽江—滇藏线到达拉萨。这条路全过程需要100天,尽管路途遥远、空气干燥、气温较低,但茶叶本身和笋叶中包含的水分仍使这些饼茶缓慢地冷发酵,形成云南特有的大叶种发酵后的普洱茶,其独特的陈香和浓郁的汤色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喜爱。因此普洱茶的品质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特定的地理、气候原因和特定的运输过程形成的历史产物。当时,这些工艺很难让人们理解,造成了普洱茶的神秘感。有人说它是错误的产物,但它是美丽的错误。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交通条件和运输条件改善,进入藏区的时间缩短为40天左右,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很难完成,因此,各个厂家开始研究人工简化工艺,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人工冷发酵、蒸气热发酵,以及20世纪70年代渥堆发酵的研究。今天我们饮用的普洱茶大多是人工后发酵生产的普洱茶。悠悠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不复存在,但普洱茶的故事、普洱茶的传奇却永远留了下来。
20世纪90年代末,普洱茶开始在我国内地萌芽,主要以纪念茶和工艺茶为主,普洱茶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政界、商界和文化界中,此时的普洱茶主要是以礼品的形式在这些人群中流通。此时为普洱茶消费的萌芽期。
2000~2001年,随着普洱茶的慢慢普及,云南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开始迅速进入市场,由于大部分厂家采用的茶青都是台地茶,再加上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普洱茶的认识不足,这一时期的普洱茶消费主要集中在普洱生茶。
2001~2002年,随着我国台湾、香港等地茶商陆续进驻最大的茶叶市场—广州芳村南方茶叶市场,由于这些茶商较早地接触普洱茶,经过他们的宣传和普及,喝普洱老茶慢慢成为消费主流,“喝熟茶、藏生茶、品老茶”的风气一时在消费者中流传。此时普洱茶的文化研究和推广宣传也逐渐展开。
2003~2005年是普洱茶的迅速发展时期,云南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云南的千山万水之间,普洱茶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此时的普洱茶市场也进入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时代。收藏市场、拍卖市场迅速扩张,消费市场、礼品市场进一步囊括普通消费者。普洱茶茶叶产品从当初的台地茶、古树茶、野生茶等茶青的竞争和不同山头茶青的竞争,进入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普洱茶竞争时代。
1993年4月是“普洱热”的一个分水岭。这年4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举行。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会议最大的收获是解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悬案:世界茶叶原产地在中国,在云南思茅。后来,这些专家回去都成为义务宣传员,把普洱茶从思茅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从1993年开始,思茅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茶叶节”,宣传普洱茶文化。事后证明,这一举措使思茅的普洱茶发展势头领先于云南西双版纳、临沧等主要产茶区。
此时,邓时海等一批台湾茶人的茶书相继出版,对宣传普洱文化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年份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直接表述,也让普洱老茶获得巨大的升值空间,而文化的附加值让普洱茶在市场表现上有着更多的发挥余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要把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来建设,希望把“云茶”打造成继“云烟”之后云南省又一知名产品。这为整个普洱茶产业提供了政策环境。
2005年3月26日,沈培平当选为思茅市市长。他上任后不久,将思茅市定位为“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并将普洱茶定位为思茅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就在沈培平当选思茅市市长的这一年,茶叶节的重要活动“马帮茶道·瑞贡京城”开始了。这一活动被誉为有关普洱茶的最大的行为艺术,沿着旧时的马帮进京的路线一路北上。媒体对此争相报道,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普洱茶在最大范围内进入全国公众视野。此后类似的“创意”活动层出不穷,用于文化宣传和商业运作。
知名度的井喷式提升和文化价值的赋予,让普洱茶在茶叶拍卖会上抢够了风头,一饼普洱茶从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元不等的天价,成为人们的热闹谈资。虽然这一再被指为普洱茶商之间的“零和游戏”,但在“全民普洱风潮”下不足为奇。
就在普洱茶稳步发展的同时,思茅市更名普洱市一事也冒了出来。真正提出更名始于2001年。当年4月,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桂枢首次在全球普洱茶专家面前提出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的建议。
此后,更名的呼声日渐高涨,从民间热议上升到政协提案、人大议案。2005年根据思茅市人民代表大会形成的更名议案,思茅市最终做出了更名申报的决定。直到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随着追求功能性保健产品的消费者增加,普洱茶已经开始走出云南大山,从沿海城市风靡至北京,收购、囤积普洱茶的人士大有人在。
最近流传着一个普洱茶的故事:有个买家,前几年用一辆宝马3系的钱来买普洱茶,有懂行的人看了他的茶说,现在把茶卖掉可以换一辆宝马5系,但是再过几年出手,可以换一辆7系。普洱茶越存越值钱的说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
幸福镇大宗山的古茶树资源分布于幸福镇蔑笆山、哨山、控抗、帮洪、帮信、安腊大箐等附近的国有原始森林中,与凤庆县大万民山毗邻,应同属大宗山山脉。茶树群落海拔1850-2500米,地理座标为北纬24°14'47.3" -24°15'13.5",东经99°52'13.6" -99°52'35",分布面积近21100亩,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山地季雨林。
茶树分布较集中的地段,每隔5-10米就有株高10米以上的野茶树生长,株高0.3至3米左右的茶树随处可见。以1号野生大茶树为代表的群落位于大宗山海拔2403米至21100米,北纬24°14'东经 99°52'之间,株高平均在40米左右的有20多株,主干基围平均1.55米,树龄约1000年;以2号野生大茶树为代表的群落位于大宗山大茶树平掌,海拔2363米至2400米,地理座标为北纬24°15',东经99°52',主干基围2.25米,株高43米,同一位置另有一株高41米,主干基围2.2米的古茶树,根据村民介绍于2003年初自然死亡,根据原始森林的生长规律推算,该两株野生古茶树树龄在1000年以上;以3号野生大茶树为代表的群落位于大宗山脚,海拔2196米至2360米,地理座标为北纬24°14',东经99°52',株高41.3米,主干基围1.7米,树龄约1000年以上。
在大宗山的大岔河有一株树高50米左右,基部周长2米,基部直径0.637米的野生古茶,由于地处河谷山崖,所处地形复杂,极为隐蔽,难发现。另在幸福镇灰窑、哨山、慢遮、蔑芭山等村有约600亩的人工裁培型古茶树群落,最高大的是团山地古茶树共7株,平均株高10米,根部基围0.52-0.95米,冠幅5×6米,海拔1826—1886米,属于勐库种,树龄150年以上。其中一株高10.2米,根部周长95厘米。同时,在团山地村民小组的耕地上有 13株平均树高7.5米,根部基围0.55- 1.48米,冠幅3×5米的栽培型古茶树,根据树势推测,树龄在200年左右。当地村民称此茶为“大树茶”。
前天,谈起书中反映的早年汉口茶馆盛景及茶馆文化,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张岳峰唏嘘不已。他说,当年汉口茶馆兴盛时,许多普通市民每天做完事,都要到茶馆聊天、乘凉或看戏、听评书,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且最适宜的地方。
1931年大水反致茶馆生意兴隆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的茶馆一共有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
到1918年,仅汉口茶馆就增至696家。10年后,增加到1117家。1931年武汉大水后,百业萧条,大批失业者涌进茶馆,茶馆生意反而格外兴隆。到1933年,茶馆竟增至1373家。
武汉沦陷后,茶馆业在日寇铁蹄下只残存了250家,从此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武汉三镇一共只有300多家茶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经济的实施,汉口茶馆业基本消失。
“浑水茶馆”兼营曲艺表演民国汉口的茶馆,分“清水”和“浑水”两种。“清水茶馆”以卖茶为主,茶馆里不打牌不唱戏。“浑水茶馆”既卖茶,又有唱戏、卖曲、打牌、赌博及其他娱乐活动。
当时汉口六渡桥的汉来春茶馆,三层楼房,有100多张茶桌和80个雅座,还附设了理发室和小卖部,夏天还开放平台,供茶客乘凉。著名的“浑水茶馆”是“德华茶楼”,也有三层楼,在三楼设专厅唱戏。
茶馆为戏曲、曲艺提供了演出平台。如汉口六渡桥的几家茶馆不仅是汉剧戏班经常演出的地方,而且汉剧演员们还经常到茶馆里聚会,谈家常,说戏艺。
民国汉口茶馆有等级之分,按照经营规模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有25张茶桌以上的是甲等,有l5-25张桌子的是乙等,有5-10张桌子的是丙等,5张桌子以下的是丁等。茶座则分雅座和普座。普座设条凳,泡下等茶;雅座设躺椅、靠椅,泡上等茶。在一些高级的茶馆里,冬天还铺设狗皮毯。
民国政府曾开5家“民众茶园”上世纪20年代末,汉口市政当局把茶馆作为施行民众教育的地方,设立半官方性质的“民众茶园”,以进行休闲教育,倡导正当娱乐。
武汉市政当局将特一区三码头谈笑楼改为第一民众茶园,中山马路生成里口味春茶楼改为第二民众茶园,硚口正街同德茶楼改为第三民众茶园,河街集稼嘴怡心茶楼改为第四民众茶园,汉阳东门外码头改为第五民众茶园。还委定驻各园指导员。
在这些政府开办的茶园,市政当局规定除备桌椅茶壶等必需品外,还必须备有“党国旗”、“总理遗像”、通俗图书、报纸、乐器、棋子、揭示牌、办公室、演讲员、茶园信笺信封及各种文具。设民众问字处,代写书信,代教读书,代做对联等;设书报阅览部,公布每天报上的重要新闻,提供有益通俗图书供民众阅览;还设民众游艺部,教民众演唱有益之歌曲、戏曲,举行小型音乐会、游艺会。
初秋的凤庆县小湾镇茶王村,村民李玉禄正忙着收购鲜叶,加工玉禄号老村长古树茶。他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我们村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特别是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后,来这里看古茶、品古茶、休闲度假的游客多起来,村民的日子更好过了。”
今年50多岁的李玉禄,生在茶王村,长在茶王村,与古茶树结下深厚的感情。“这些连片的古茶树,都有上千年树龄。我们过去以种粮食为主,不注重对古茶树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茶叶价格偏低。自从实施扶贫攻坚工作以来,县委、政府把茶王片区列入综合帮扶,帮助群众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居房,修通了水泥硬板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容干净了,村貌变美了,山区群众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玉禄指着房前屋后挂着牌子的古茶树说,“这些古茶树成了我们的摇钱树,每年到村里来买茶、品茶的世界各地游人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吃生态火腿、山地土鸡、野生木耳,住农家小院、买特色产品,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收入。今年以来,我家共接待游客7000多人次,收入突破20万元,我们的生活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一年一个新台阶。”
地处小湾电站南边的茶王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村,村民的主要收入
由于内地茶馆公共空间的性质,其与戏园的渊源更增强了这种公共性。据王笛教授的研究显示,北京的茶馆脱胎于戏园,而成都的茶馆,有条件的则辟出一个台子或园子供演戏之用,称为茶馆戏园,有时就简称茶园;或许因为这个传统与基础,成都的电影,也首先出现在茶园。广州的茶楼虽然也唱女伶,那只是为了招徕食客,终究唱不起大戏,更难与电影结缘,始终成不了“茶园”。茶园出现以后,各种取缔禁令、营业规则,不断出台,经久不绝;而针对一般意义上的茶馆,则鲜有这样干过。这是因为,演戏,尤其是民国以后的戏剧,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宣传手段。
所以,从民国时期的《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中我们看到,在戏茶园众多的成都,官方不断地发布《戏曲取缔规则》,以“诲淫”、“诲盗”等名目审查和禁止茶园演出某些曲目或剧目。有时还以有女伶演出为由加以禁止:“查妇女清唱,对于风化秩序在在有关。如其散布在各街茶社内营业,妨碍甚大。兹为体恤业人等生计起见,准其另觅偏僻地点,仿照戏园规模设备,唱台不得接近街面,以便取缔,而杜流弊。”而在广州的茶楼,作为商业招徕的唱女伶,何曾被禁过。
自古以来,禁与堵从来就不是办法,那些官员们,开始学习疏导与利用起茶园来。如1929年济南市社会管理局发布的《茶园管理规则》(《济南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就没有简单地取缔茶园唱戏,而只是在第八条要求“艺员等所唱曲调不得涉及淫秽致伤风化”,同时在第九条规定“各园须将艺员姓名籍贯年龄及献艺处所呈报本局备查”,以为抓手。而在同一时期,在国民政府牢牢控制下的汉口,官方已直接干预或者参与到茶园的建设中去。《新汉口》1929年第4期还刊发了一篇市教育局的经验文章———《筹设民众茶园之经过》。而从《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1929年第18期发布的《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茶园规约》看,上海是将茶园在逐步的国有化了。
但是,国民党的经济基础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从1941年第1-2期合刊的上海《国民教育》登载的《怎样办理民众茶特园》,以及1948年第6期《上海教育》的《设置特约民众茶园的前后》看,要想通过国有化完全控制茶园的公共空间,是不现实的;合作,可许还能收到些效果。
由此,笔者想起,当年纽约时报的记者体验了一把广州茶楼的欢乐祥和,只叹茶叹食不谈国是不招惹是非;如果他体验了内地官方对茶园的干预与控制,可能还是会觉得酒吧更好些吧。
此次北京茶博会上最受瞩目新产品,莫过于传承于清宫御用茶膏秘制工艺的御香君普洱茶膏。此次亮相,御香君便吸引了外国使团、经销商、消费者和各大媒体的目光。咨询、试饮、洽谈、抢购,络绎不绝;御香君的展位前经常都是人头攒动,极具人气。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光临御香君展位的宾客达6千余人次,现场试饮消耗一次性品饮杯4千多个,现场销售额达到近20万元,宾客人流量与销售额都创下了此次参展茶饮品场馆的最高纪录,使御香君普洱茶膏成为本届茶博会上的一大亮点。
御香君普洱茶膏是云南贡润茶叶有限公司推出的全新产品,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该公司旗下的贡润祥普洱茶膏作为论坛唯一指定茶礼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认可与喜爱。而“御香君”品牌在保留了“香气扬、汤色亮、口感醇”的高品质的同时,价格更加亲民。
御香君普洱茶膏传承清宫茶膏秘制工艺,经186道工序历时72天,每克茶膏富含茶多酚、儿茶素、茶碱、茶褐素等原茶精华达60%以上,其含量高于普洱原茶数十倍。医学证明,茶多酚、茶褐素可以高效排毒,清理血管内垃圾,并能促进肌肤细胞生长和脂肪分解、实现平衡养生之效。作为“茶中黄金,养生瑰宝”御香君普洱茶膏携带、饮用更加便捷,是忙碌都市人调节因突出的环境污染或过分的营养摄入所导致的健康失衡的好帮手,更加适合当今社会的健康养生理念,“懂茶的都喝膏了”。
在制作过程中,为完整保留原茶有益物质和原茶活性,御香君普洱茶膏采用了创新科技“恒温仿生浸提工艺”,结合“小分子纳米筛”技术的应用,既完整保留了原茶活性和醇厚香气,又有效剔除了原茶中可能存在的农残和存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良物质,让人饮用更加安心。同时,御香君普洱茶膏采用分子团切割技术,有效剔除多余氟含量,让微量元素达到最易于人体需要的标准,有效规避了其他同类产品中容易发生的因饮茶过多而导致钙流失的现象。
通过此次北京茶博会,御香君普洱茶膏不仅让与会者在氤氲的茶香中尽情品味茶膏的醇厚风味,更进一步展示了茶领域新品类、新文化,引领了茶业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有人说,茶产在南方,北方谈不上茶文化,说北京人只会喝茶末,茶里泡的是茶末。北京解放以前,老百姓确实喝不起好茶,只能喝一些碎末,就是卖出好茶后剩下的茶末,但并不能由此说北京没有茶文化,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档次还很高。
首先,北京地区出了一个茶的亚圣,仅次于陆羽的圣人,他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卢仝。卢仝是涿州人,离北京仅百里左右。范阳卢氏家族是一个文化家族,从汉代就出文化人。卢仝为什么被称亚圣呢?这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诗,原名叫《走笔谢孟谏议送寄新茶》,诗中有一段形容饮茶过程,所以人们又通俗地叫它《七碗诗》。他写道“一碗喉吻润”,头一碗茶只不过润润嗓子;“两碗破孤闷”,把心里闷气破解一下;“三碗搜枯肠”,李白说:“斗酒诗百篇”,而卢仝说饮三碗茶就有“文字五千卷”。接着“四碗发轻汗”,“人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喝茶以后,把污浊之气发泄出来了;然后“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最后说第七碗,“七碗喝不得也”,因为此时“两腋习习清风生”,我喝七碗的时候就要上天成仙了。然而又马上转折――我不知道老天爷,你是不是看见了,那些茶农在山里种茶是多么辛苦!天下的苍生是多么辛苦!我们是不是应当分给他们一点茶呢。他写了一种雨露均分的思想,这首诗把茶的精神写出来了,从生理反应,一直到思想反应,最后端出儒家雨露均分思想,不愧是亚茶圣。
再有,北京是六朝古都,文人荟萃的地方,任何一种文化,到北京以后就要抬升一步,得到一种提炼。其实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层次很高,比如文人士大夫的茶文化,在《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后转到栊翠庵,妙玉请大家喝茶,这妙玉看不起刘姥姥,就弄个犀牛角杯给她,而用玉杯请宝钗、黛玉和宝玉喝茶,那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要扔了,还是汝窑的。贾宝玉有点同情心,说,你给我吧,我出去卖了,卖点钱。还有用的水,是梅花上的雪,集了一大瓮。实际上曹雪芹所写的这些都是北京文人的茶文化,可见北京文人的茶文化是非常讲究的。北京有很多好的茶人,即使在元朝也是如此。有人说,元代的人喝茶是为了助消化,因为少数民族爱喝牛奶和羊奶,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颐和园旁边有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说,我若几天没有喝到饼茶,心里就像堵了一样,可见他对茶的爱是非常深的。
当然最兴盛的时期,我认为是明清的宫廷茶文化,中国茶文化这时到了一个最高点,当然它仅仅是一个侧面了。因为从宫廷茶文化和朝廷的礼仪上来讲,唐、宋、辽、金、元反映得比较清楚。比如说外国使臣来了,我们要赐茶,外国使臣走的时候,也要送茶叶。这都是一种正式的礼节。但到了明、清两代不仅如此,它还和文明教化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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