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李晓龙：长嘴壶掺茶成都秀绝活”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李晓龙：长嘴壶掺茶成都秀绝活”相关知识！
每天下午的2点和晚上7点，成都锦里三国茶园都会表演几场独具特色的长嘴壶乌蒙茶艺。1.2米的长嘴铜壶，随着茶艺师李晓龙的双手上下翻飞，时而头上盘旋，时而腰间缠绕，潇洒自如。在掺茶之前大秀壶艺，高抛、转身、接壶、下腰、倒水，动作一气呵成。滚烫的开水在长嘴流过注入茶碗中，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水便掺好了。
李晓龙曾经是陕西汉中的一名警察，能够在茶园中表演茶艺，他笑言“很开心”。每天在茶园表演都会给他带来不同的感受，他认为，长嘴壶掺茶是一门表演艺术，而并非外界和其他同行所认为的是技术。当谈到他练就这一绝活有没有什么秘诀时，他说，长嘴壶茶艺是将中国武术中的18般武艺的套路融于其中，而他之前的职业也给他在学习茶艺上有帮助。他坦言，“除了自己领悟外，最主要的是要勤奋多练，茶艺师需要耐力和极大的韧性，必须要一直练习，这样长嘴壶到了手上才会有感觉。”
对于学会这一绝活，他说，要想把长嘴壶茶艺表演得漂亮，必须要把臂力和腕力练好，两只手要不停地“盘壶”，上抛下转，前旋后转，把长长的茶壶在空中划出弧度。而掺茶时全凭自己掌握的那一股腕力，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而且是悬空使劲，手艺不到家，茶水便会渗到茶杯外面去。
进入茶艺之门后，李晓龙知道了茶艺这门文化博大精深，十分注重精、气、功、韵、型。慢慢地，他有了自己的愿望，那便是他能同更多的茶艺师一起，把一直在世人眼中认定的茶技努力上升到茶艺的境界，虽然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需要付出很多，但自己能在这个进程中出一分力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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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祐，字从一，唐赵州（治今河北赵县）人。天宝进士，历任秘书省正字、侍御史。大历中为袁州刺史，世称李袁州。“大历十才子”之一。
【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钧归江州】
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
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
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
莫怪临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
【详解】
身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嘉祐，留有多首茶诗。如《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闲窥数竿竹，老在一绳床。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人归远相送，步履出回廊。”还有《题裴十六少卿东亭》：“平津旧东阁，深巷见南山。卷箔岚烟润，遮窗竹影闲。倾茶兼落帽，恋客不开关。斜照窥帘外，川禽时往还。”在《奉和杜相公长兴新宅即事呈元相公》中，也有“当山不掩户，映日自倾茶”的诗句。从这些留存下来的诗作，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无论文人高僧，还是达官贵人，通过饮茶谈诗论文、论道谈禅、会晤朋友已经蔚然成风。
一盏盖碗茶，品茗人世情。千百年来，成都这座城市都浸润着茶的清香。昨日，成都故事举行了茶文化专题故事会，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老师来到故事讲坛。摆的龙门阵是成都千年历史中鲜为人知的西蜀茶业与茶马古道。
成都自古是重要的茶叶产地
蜀地早在西周时期就以茶为特色贡品输纳王室。到西汉时期，蜀中已经饮茶成俗，并在武阳（今新津、彭山一带）形成着名的茶市。历史上，四川盆地长期以茶叶产量最高、名茶众多而享誉天下，其中最重要、最着名的产区就在西蜀，具体说即是以成都至雅安一带为核心的川西龙门山地区。
龙门山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南段以蒙顶山为代表的邛雅一带，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实际上，整个西蜀龙门山地区历史上均为重要的茶叶产地，而成都区域历史上一直是名茶汇聚。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等典籍，南宋绍兴十五年全国茶叶年总产量约4800万斤，四川约占其62.5\%,其中龙门山地区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所产即达2102万斤。
古往今来蜀中名茶汇聚
在昨天的讲坛上，彭老师还介绍道，唐代，龙门山地区的重要茶叶产地就包括蜀州青城县的丈人山（今都江堰市境内）.到了宋代，据北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记载，其时蜀中有八大名茶产地，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就行政区域而言，前七处都属于成都府路。而这些地方至今仍是重要茶产地。
时光车轮飞转，至今成都仍然有传承千年的名茶。据统计，如今在成都地区，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茶叶生产企业有蒲江等县市的绿昌茗、嘉竹、文君、花楸、贡品堂、蜀涛等10余家。而在历史上，这一带除蒙顶茶最着名外，同样称誉天下的精品名茶还有蜀州（今崇州市）横原的雀舌、鸟嘴、麦颗和蒲江的绿昌明，彭州（包括今彭州和都江堰等地）蒲村、堋口、灌口的饼茶，临邛的火番饼等。
茶马古道邛雅茶叶为主要货源
唐宋以来，我国内地与西部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以四川为主要产地的大量边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换回马匹、药材等土特产。而在四川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网络中，又主要有川甘、川青和川藏等道。西北方向的川甘、川青线在唐宋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盛于两宋；西南方向的川藏线与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旄牛道有大段重合，在明清时期达到极盛。
在古蜀上述着名的茶马互市道路网络和线路中，无论是秦汉以降的旄牛道，还是唐宋时期的始阳道（黎州路）、夔松道（雅州路）,明清时期的碉门道、北线川藏商道、南线川藏官道,民国时期的南线黎碉道、西线松茂道或曰西山道，均起于或经过龙门山地区，并以邛雅等地的茶叶为主要货源。
综上所述，西蜀成都地区在古代茶马互市发生发展和茶马古道开辟延续的漫长历程中，不仅是边茶最重要的生产基地，而且是茶马古道上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动的强劲动力源，在促成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成都是古代的一个大站台。从这里出发，茶、丝绸、石榴、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辣椒、马铃薯、烟草、红薯、玉米、棉花，香药有了行走的脚，从东走到西，从内走到外贸易和人文交流，就诞生在繁盛的道路集市上。天竺邛杖、蜀布路线就是从这里出发，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西到藏民居住区，北连西安，南通云南，并借助茶马道，可到达印度缅甸，甚至可通到波斯。川滇茶马古道，两三千年中，因势而兴，直到建国后，随着公路铁路等的修建，才渐渐衰落并消失。
成都是据点。川滇茶马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古代的成都又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关塞。中原与西南各族的交流，都以成都为中心。
成都是一座桥，也是路边的驿站。它繁茂的岷江水系，东望楚湘、南出云南，扇面经络一样遍布川西平原，一直云帆高挂，四通八达，担当着西南各族各地区与中原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任，无数水码头的地名，还让人怀想当年的繁盛。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十三年后，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
他向汉武帝汇报此行的所见所闻。汇报很长，汇报中，张骞巧妙而聪明地提出自己的下次出使任务。他说，我在大夏时，见到邛山的竹杖、蜀地的布。大夏人告诉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天竺买来的。天竺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风俗和大夏差不多，只是气候要潮湿炎热些。那里的人民把大象当战马。这个国家临着大海。
张骞向皇帝道出自己的见识：我猜测，大夏离我国有一万二千多里，在西南边。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的物品，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过去，既方便，又安全。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去结交天竺。
犍为郡是汉代时的大郡，汉代犍为就是今天的宜宾。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朝西南走，到成都后，走岷江，经今天的乐山到宜宾。从宜宾逆金沙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攀枝花附近，然后沿茶马古道，到达昆明，到达缅甸、泰国。汉时，犍为郡是遏制重庆和长江沿线各城的军事要地，也是从出入昆明和西南各地的咽喉所在。
在汉代及以后的各代中，犍为郡成为牵引蜀地西南各地以及长江沿线的神经节。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大驿站，而犍为则是前哨。
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史记》。《史记》成为千年经典，归功于作者司马迁。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司马迁写下了皇帝的想法。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多奇物，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张骞的此次出行有遗憾也有收获。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同伴没有找到天竺;收获是，他的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起来。
张骞是汉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却发现了商机。大夏有蜀地物产。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而大夏的蜀地物产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那印度的蜀物是怎么来的呢?毫无疑问，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出名，那是古道的下游主干，而这条古道的中游就是四川，上游起点则在长安。
从长安到成都后，路分两线：一条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西昌、会理、然后从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经永仁、大姚、祥云至大理，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另外一条，从成都经乐山、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再到云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而至大理。这就是天竺邛杖、蜀布的行走路线。
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通往印度这条。还有一条，从成都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然后到理塘、巴塘，到昌都、林芝、拉萨，最后到达江孜、亚东，通往尼泊尔、印度。
这条线很难走，山高路远，加上恶劣的地形和气候，如果沿这条线到达印度，太困难。这条线，更多地充当着西藏与四川的运输线。中原借这条线与西藏交换马匹，而西藏借这条线，运输四川和中原地区的茶叶和食盐。
《史记西南夷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马是指筰都的马，僰僮只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牦牛。这几句话，向我们透露了，在汉初，四川人已经开始用物产去交换周遍夷国的特产。
张骞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到达了滇越。因为在他踏上这条路时，司马相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之前。皇帝派司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被写进了后来的《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成都与川西藏区的民间联系一直存在，司马相如让这条通道更为畅快。利用这条道路，将成都平原的茶叶和盐运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马帮，驮运到西藏各区，换回西藏的马匹。藏族谚语也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张骞从犍为郡出发时，司马相如已过知天命之年。张骞出使前的蜀地周边，汉藏文化已经交融频繁而热烈。这条川藏道建立得最早，也保持得最为频繁。
川藏茶马古道从汉代到清末，几经变迁改道。怎么改，都以成都为大站和首发站。唐代，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文成公主入藏，并没有经过成都，走的是青藏道。而川藏茶马古道在唐宋时尤其蓬勃，因为从成都西边，就是藏区。宋代在从中原到青藏的沿线设计了多个茶马互市。四川的汉源和雅安也设立有茶马互市，专门针对康区。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等物品。
说到川菜，外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辣，因为巴蜀居民喜欢食用辣椒。辣椒并不是中国的原产。辣椒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把它带到欧洲。1493年，辣椒传人西班牙。明代后期，辣椒才传人我国。辣椒怎么进入中国，怎么进入四川，并使四川成为食用辣椒和种植辣椒的大省呢?
辣椒传人有两条路径，陆路和海路。根据学者考证，浙江辣椒种植比福建、台湾、广东、广西都要早七十年以上，可以认定浙江是辣椒从海路传人中国的最早落地生根点，这是辣椒传人中国的第一条路径。辣椒在中国各省传播，由浙江传到中西南地区的湖南和贵州，雍正年间增加了西部地区的陕西，乾隆年间由湖南周边地区扩展到四川。马铃薯、烟草、红薯、玉米等物品也是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在中国迅速传播推广，它们进入四川的传播路线，都与辣椒相似，都是由湖南经贵州和云南传入。云贵川的往来太频繁了。经由川滇茶马古道，从印度等地外域传入中国的物品有棉花，香药(即海药)。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所有人的感受中，成都是平静而安详的。她的那份沉着与自信，犹如那两条穿城而过的江水，终日默默流淌，毫无声张；她的那份闲适与平和，犹如遍布大街小巷的茶坊，身处其中，一杯清清的茶水便会让人消融了红尘的喧嚣，淡化了岁月的苦难。
在专事人类学研究的吕卓红博士眼中，成都的茶馆是她人生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场景：“事实上，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坝子，坐茶馆早已成为一部分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茶馆对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民众，构成和体现着生活品质和生活态度，建构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集体记忆’。”在她看来，川西茶馆空间所承载的内涵是其他地方的茶馆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场镇，茶馆不仅具有娱乐身心、传播信息的功能，而且是城市和场镇各色人等经济、文化活动的场所，是传统社会民间知识和民间曲艺生产和传承的重要场所，也是联结地方社会生活网络的一个枢纽。而对于林林立立的茶馆在川西社会的意义，她认为：在传统的人际交往空间逐渐衰退的近代社会，茶馆部分地替代了它们整合人群的作用，并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产生相应变化，以维持川西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茶馆的发展是与川西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相辅相成的，是民众借以重新整合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一种积极力量。”
在李劼人、沙汀等川籍作家笔下，茶馆是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的主要场所。不过长久以来，与老舍、林语堂笔下的北京茶馆相比，四川茶馆大多“形象”不佳，硬件设施简陋，仅竹椅、木桌、土瓷碗而已，软件更差，多以终日打瞌睡的形象示人，茶馆也往往成了袍哥等闲杂人员聚集的是非之地。
安德烈·巴赞曾这样评论摄影艺术：摄影就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它免于自身的腐朽。其实，作为一座千年古城，使成都免于自身腐朽的，不是摄影行为本身，而恰恰是被摄影镜头一次次定格、聚焦的那些真实的物像。这些物像因为沧桑，而使时间停止了流逝；它们因为沉静，而使岁月回到过去。
对老成都而言，茶馆恐怕是除街头外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据清末民初有关资料记载：成都在晚清有454家茶馆，到1931年竟增至620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些老茶馆大多早就荡然无存了，现在露脸的，更多不过只冰冷的楼房与挂满红绿灯的马路，楼舍间，灯红酒绿，广告肆意；街面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这里，城市躯体装载的骨骼、肌肉与器官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华丽，而城市的地图上，只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记忆，余下一些怀旧的伤感与怅惘。但身处顺兴老茶馆，这座城市的历史，至少是它的某一部分，便复活了。在老茶馆内那一条条黑黑窄窄的仿古小巷中，不知陪伴着多少人走过童年，在它每一块普普通通的砖石瓦块上，都刻印着无数人儿时的点滴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沉淀下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浮现出它所有平静的时光与平缓跳动的心律。
在美籍学者王笛的眼中，成都茶馆文化的特征，其一是茶馆竭力择址在商业发达或有自愈风光或文化氛围浓厚之地；其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为娱乐中心，当然对民间艺人来说，茶馆也是他们极好的舞台。”他断言成都早期的剧场都产生于茶馆。茶馆不仅是市民的“社会俱乐部”，更是民间曲艺演出的“天堂”。据吕卓红博士考证，晚清民初，川剧、评书、扬琴、竹琴、清音等民间曲艺，没有专门的演出场所，没有专门的舞台戏院，它们的演出都在茶园。当时以演戏出名的茶馆有悦来茶园、大观茶园、万春茶园、锦江茶园四家，而成都第一个川剧团体“三庆会”就是在悦来茶园成立的。
成都的茶文化，我认为，它首先建立于成都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上，没有了卖唱的、说书的、玩鸟的、修面采耳的，少了弹清音、打道琴、唱川剧，成都的茶文化便少了外延的魂魄；没有了心平气和与无挂无碍的聊天，少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会，成都的茶文化便失了内涵的精气。
这个夜晚，当身着时装束的茶倌茶娘穿梭其间时，各类精美的川菜小吃便摆在了我的眼前，大快朵颐之时，一阵我早已熟悉的川剧锣鼓声响了起来，戏台上，变脸、吐火、扬琴、说唱、蜀宫伎乐舞蹈和茶艺绝技纷纷亮相，戏台下，美食相伴，倾心交谈，舞台装饰的面具与生活真实的人生，此刻便水天一色，合二为一了。
隐约中，我看见这个城市的过客、倾情的男女，在茶馆门口穿进穿出，他们在灯光下彼此倾诉、或者喃喃自语。那些丰盛的美食、清淡的茶水、现代的时装与沧桑的古墙、传统的民乐，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脑海中，我记起电影《SomewhereinTime》的主题曲，这是我极爱听的，中文有个极其好听的名字叫《时光倒流70年》。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我们的人生如水一样的流过，在水的尽头，便是看不到摸到的永远，我们一生也无法知道永远有多远……
最近和朋友们在一起喝茶聊天，谈到成都公园里的茶园，朋友说，如果真的要在成都挑一个茶园规模大，风景好，人又多，文化内涵丰富的地方，那就要算是百花潭公园里的茶园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百花潭公园里十几个茶园，有园林的，有农家院落的，还有邻府南河边的，每天下午你去看看，数十上百张麻将桌依次排开，那阵仗，你就知道什么是闲适的成都生活了。
既然要闲适，那我在行动上也要配合一下成都闲适的氛围，也悠哉一回吧，挑选了一个阳光不错的午后，汽车也不开了，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直奔百花潭公园而去。
百花潭公园位于成都市西郊浣花溪风景区。据《蜀中名胜记》记载：浣花溪之处，一名百花潭，溪上民家之女任氏，家境贫微，为人勤劳善良，一日在潭边为病僧洗涤袈裟，莲花辄应手而出，整个水面漂满百花，故名百花潭。自唐代以来，百花潭就已成为成都人的郊游胜地，诗人杜甫在此留下了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的名句。
百花潭公园1953年原为成都市动物园，1976年之后规划为综合性公园，现在走进百花潭，看到的是极具川西园林风格的面貌，曲径通幽，梅柳夹岸，丹桂飘香，假山飞瀑，鱼游鸟鸣，亭台楼阁，各呈其妙，有点古、文、静、雅的格调。
看了建筑，见过小桥流水，也欣赏了移步换景，自然要去找茶园，在百花潭里，随处都可见到这样的指示牌，提醒游客哪里有喝茶的地方，屈指一数，浣园，磊园，百花园，船舫，十几个茶园。
在这些茶园里，每个茶园的风格是不一样，百花园里氏典型的江南院落的风格，小桥流水，画影雕栋，茶客们在这里10元钱一杯茶，可以坐在亭子里，小桥边，院落里，谈一些奇闻异事，家长里短，由于茶桌离的近，说不准这位茶客说的吐沫横飞的时候，邻座的客人时不时还要插上一嘴。在院落里，还有一些文艺爱好者聚在这里，引吭高歌，一边是琐事杂务，麻将声声，一边是高雅艺术，两者竟然奇妙的统一在一起，也不失为一件趣事。
在河边上，有兰园，船舫等几个茶园，数百个茶桌排在一起，阳光出来的时候，茶客们吹着河风，品着茶打着麻将，就算是一块一盘，混去一下午的时间，也是一种幸福，和茶园里的一位老人聊天，老人问我，你看过范伟的《老大的幸福》吗？我的幸福就是一个星期和朋友们选一天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打打太极，这里有树，有水，还有朋友，这就是我的幸福。
说到最有特质的茶园，就要算是慧园了，慧园来源于文学泰斗巴金老人《文学名着《激流三部曲》中对高家园亭及其建筑的描写为基础设计的，以《家》的主人公觉慧的慧字命名。取名为慧园寓意深刻，其一用《家》的主人公觉慧的慧，其二，启迪后人的智慧，其三，建筑风格聚众家之智慧。慧园于一九八七年破土动工，一九八九年正式建成。慧园占地二十多亩，建筑面积一千二百五十平方米，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初成都民居园林建筑经典。着名书法家启功为慧园题名；着名作家马识途为慧园大门增题楹联：巴山蜀水地灵人杰称觉慧，金相玉质天宝物华造雅园。
在慧园里，有很多巴金老人的珍贵实物，其中有三件是价值连城的珍贵实物，一个是巴金写作《家》、《春》、《秋》时用过的笔，二是当年写作时用过的桌子，三是将吴作人、关山月送他的画。还有不同版本的巴金小说，曾经坐过的沙发，使用的留声机等等。
中国的名着，我认真读过的除了《红楼梦》，还有就是巴金老人的《家》，《春》，《秋》了，同样的一个大家族，同样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一个人承受了这一切，一个人背叛了这一切。在这里还在展览着《世纪巴金展》，老人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一览无余，我看到一位老人，坐在老人的像前，默默地记录，隔着时空与这位百岁老人对话。
现在在慧园里的茶客们是幸福的，在老人记忆当中的成都故园里，说着乡音俚语，了却老人的一份思念，同时把老人对故乡的一份眷恋喝入腹中，通体舒畅。
在百花潭里面，我的心是幽静的，我可以漫无目的的走，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出现一个茶园，茶是最普通的，水也不是矿泉水，品茶问道是谈不上了，但你却可以呼吸着最为安静的空气，取一份静吧！
寻常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中，“茶”排位最末，但这并不表明茶的身份“卑微”。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今人们生活中，茶的概念已远远超乎身体感官的需求，而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含量。甚至可以这样说，茶已成为成都人宣泄情感的载体之一。这是油盐柴米酱醋六位“老哥”所不能匹敌的。
在成都，我可以理直气壮地举出若干事例证明我言之不谬。成都的茶馆不仅历史悠久，且店家如云。民国时期全市就有茶馆400多家，这在当时的各大城市中堪称全国之最。时至今日，成都的茶楼、茶馆已发展到3000多家，从豪华时尚的高档茶楼到街边老树下的露天小茶馆一应俱全，消费少至两三元多到数百元，一年四季生意兴隆，这在全国绝无仅有。为什么成都会有这么多的茶馆呢？从气候来看，成都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终年温暖湿润，温润的气候使成都人养成了喜吃麻辣的习惯。但麻辣食物吃多了会燥火，清淡的茶品正好可以调节，加之四川盛产茶叶，于是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百姓喜爱的饮品。“有行就有市”，铺天盖地的茶馆也就应运而生。蜀人饮茶渊源自古。早在公元前59年，资中人王褒的《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寡妇扬惠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据说这是蜀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也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始于蜀。蜀为中国茶文化的摇篮。清初学者顾炎武考察研究中国古代茶事后得出结论：“自秦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坊与品茗的相映成趣，已构成成都一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恒定不变的传统和恒久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四川先民特殊的生活情趣。难怪有外地人感慨：只要看看成都遍布大街小巷、公园河边的茶馆茶楼，就可以感觉到成都是一个多么消闲的城市。有人把成都人比喻成一杯盖碗茶，不张不扬、不温不火、不疾不徐，喜怒哀乐随袅袅茶香慢慢蒸发。其实不尽然。硝烟刚刚散尽的世界杯赛给成都的茶饮业带来了更大的商机。在激情四射而又热血澎湃的6月，成都许多时尚茶楼里有了些共同的景致：午后的斜阳透过白色窗幔和绿色植物，斑驳的光影撒满茶楼，新添置的大屏幕背投彩电前聚集了无数真假球迷在快活与激动中“喜怒无常”，成都人惯常的温文尔雅的饮茶作派和含蓄内敛的盆地个性，在这期盼了44年的盛大节日里已被疯狂和张扬取代。这就是成都饮食和成都人的迷人之处了：清淡和麻辣共存，含蓄与奔放同在。
李金羽：
“人跟树一样，都有自己的根，这就是故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哪里，说话的口音变了，生活的习惯改了，好像成了外乡人，可是这个根，却很难被撼动。乡情像一条坚韧而绵长的丝线，无论走到哪里，它总是伴着我一同前行。山，隔不断；水，剪不断；一头系着故乡，一头系在我心中……”这是被李金羽写在手机里的一段话。虽然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段话却深深地烙记在大羽的心里。
“东北话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方言”
“异乡生活让我学会了享受寂寞”
"但到了济南之后，我的生活里基本没有什么娱乐，除了偶尔和队友出去喝喝茶，基本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呆着。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总按着你喜欢的方式进行，在你无法改变现状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生活。不过，异乡的生活让我学会了享受寂寞。有时在训练结束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泡上一壶普洱茶，听着旋律舒缓的歌曲，凭借思绪乱飞，那种感觉也挺好的。"
武夷草木蒙茸、峭拔奇巧之地，有无边空翠扑衣寒的妙境，也多方外高士和隐逸茶人，其中，李卷可以算是一位非常标准的知行合一的茶中隐士。
《武夷山志》中有一篇佚名的明人游记，说丁未年间，适有山中人李子来顾，邀请作者前往武夷一游。作者听得武夷风景殊美，很是动心，便践约前行。一行人游到五曲云窝附近，作者想到李子便住在那里，于是造访其庐，而李子也热情迎出，慰劳一番后更是亲自作导游，引他们遍观武夷。且说云窝附近就是武夷名迹之一的茶洞，当日他们也进茶洞看了一看，见地载微土，宜茶。时茶方吐甲，而桃李问花明时，武夷山种的最多的是茶，其次是桃花，红桃绿芽相衬，情形定然十分美丽。那全程作导游的李子极尽地主之宜，在游程歇息时，又带作者坐船去小桃源，其时暮色四合，大家不免问起今夜宿在何处，说住到云窝对岸去，去路又要经过李子家，经过他家时月亮已经出来，皎皎月华映照得山间如真如幻，李子和作者他们闲坐溪石上啜品香茗，玩赏月色，好不畅快
通篇屡屡提到的李子对武夷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又有雅人深致，到底是什么人呢？别的书中极少见到有关他的记载，可见是隐居得十分成功的，却也引人发无限幽思，在此篇末尾，作者才明说了李子的身份，李子者，磊英也。
查《武夷山志》的隐逸传，有一则说到：李卷，字怀之，闽县人。明殉难袁州太守时兴之子，初名钟鼎，字磊英，一字佩士，曾官中书舍人，毁家从军。后隐居五曲茶洞，筑室曰煮霞居，采茗自活，以高蹈终。着有《尚友书》、《姑留草》、《武夷山志》，俱未行世。
两相对照，都字磊英，都居五曲，时间也符合，前述李子磊英无疑就是这个弃官不做而愿隐居山水茶烟之间的李卷了。李卷是属于明朝遗士一类的人物，同时也是人品高洁的真正意义上的茶人，所以连住处也叫煮霞居，并采茗自活，不过，光吃茶估计是不能生存的，可能是以自采茶叶换来一些生活用、食之物吧？！可惜他的那几本书未能行世，不然一定是可以给后人一些别具高见的启发的。
虽无完整着述，李卷却有几篇诗文传世，这也为我们呈现了他作为茶中隐客的真实面貌。他在《茶洞作武夷茶歌》一诗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隐居山中制茶品茗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他精于茶事，深谙品饮之道。李子喝茶讲究，每道工序都不含糊，非但天明即起，带露摘茶，还即摘即制，且严格区分采制时间。饮茶用胡麻涧水，以中间刳空的竹子引水而来，自然甘香别具。不但有实践，还点检茶书，总结经验，这才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真正的茶人所为。
李卷终老于武夷，他是不是有后代呢？清人林霍的游记中说余以康熙庚辰岁七月十四日，同渊上人自南台舟行，溯建溪，以八月朔日入武夷雇筏游九曲，撑篙者为李氏子，稍知书，能颂九曲棹歌，滩声与篙声、人声相喷薄，恍然自失矣。此处令人恍然自失的李氏子是不是就是李子的后人呢？未能确证，但又令人浮想联翩，终于也有点儿恍然自失的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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